一些大学校长——尤其是公立大学的校长——深信改革的障碍在于大学内部和外部的管理方式。大学有着自身的管理风格，这种管理风格更善于保护传统，而不是为未来做准备。从非专业的董事会到同州和联邦政府的复杂关系，再到行政部门和教师的“共同管理”，大学复杂的管理网络十分笨拙，必然不利于做出决策。

　　1996年，全美大学校长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Academic Presidency)26再次强调，多数学院和大学的管理结构并不适当： “当大学应该是警惕和机敏的时候，它却反应迟钝、太过谨慎，受传统和管理机制的限制，不能及时做出反应与决定。” 委员会继续指出，大学校长们现在并不能有效地领导大学，这是由于他们是被迫在“美国社会各主要机构的最没有活力的权力基础”上进行管理的。

　　兰德公司(RAND)进行的一项研究27也提出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大学之所以不能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提高效率)是由于其过时的管理结构——例如，决策单位、政策和控制资源分配的惯例，自19世纪这一结构建立以来就从没有过多的改变。由于当前的结构是为了适应那个迅速发展的时期而设计的，如今在资源不足的环境下看来就不免显得笨重，甚至会出现机能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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