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纵观历史，不论面临多少挑战，美国高等教育还是满足了能够认识到的社会需求，并把握住了机遇。19世纪，我们的大学发展了专业学院，然后很快转变成以联邦赠地法支持的应用领域如工程、农业和医药为重点的学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它们又重新塑造自己，不断扩大规模，以满足一个发展的社会教育需求的膨胀。它们不断开发在基础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方面的超常潜能以响应联邦的动议。

　　今天，大学正快速发展以再次回应社会需求。知识时代，社会知识密集型的本质正在创建一个知识驱动的经济社会，大学的各项活动——创造知识、整合知识、传播知识和应用知识——已变得比以往更有价值。各种新型的组织正不断介入教育活动，在全球市场中与大学的竞争更加激烈。事实上，我们正在目睹着新生的国际知识与学习产业将要挑战传统大学。一些最负盛名的选择性私立大学可能在变革中不会有太大压力，能够成功地对抗这些新兴势力的竞争。然而，由于大量的传统教育服务，大多数学院与大学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它们将不得不重新阐释与再一次证明给世人——是它们最有资格来定义高等教育的实质、标准和过程。

　　当我们为大学新千年做准备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既然世界继续需要大学能够提供的传统服务，将来它的需要也会从我们这里获得更多的满足，如果我们不积极满足这些新需求，其他的机构肯定会逐步承担起这些职责。

　　毫无疑问，在大学中，肯定会有抵制变革的，他们会为现状辩护，支持大学传统的使命和价值观，反对他们认为可能把大学转变成不恰当形式的一切举动。这些大学根本没有预见到，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维持现状的危险系数要远远大于冒险革新。维持现状正处在被别人超过的危险之中，它会使我们的大学在枯竭与教育停滞中腐朽，从而彰显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大学。

　　我们的选择是清晰的，要么我们接受挑战去冒险——把我们的大学转变成更加适应知识时代的新形式；要么我们接受最近的事实——随着传统大学适应变化的能力的衰减，大学逐步停滞与堕落。

　　只要我们肯积极地、创造性地应对挑战、机遇和摆在面前的责任，今后几年又是高等教育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周期。我们一定要坚定决心，采取必要的措施，努力服务于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从而为大学赢得更广泛的支持者，承担更多新的责任与义务。这些责任与义务是来自包括学生、家长、州以及联邦政府、商界和普通公众等所有支持者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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