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高等教育的理解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民意调查表明，普通公众强烈支持学院和大学的优质教育。22经调查，公立和私人部门的领导都认为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他们坚信这对国家的未来尤为重要。23 他们强调，高等教育最基本的职责是要为每一名有资格又想上大学的学生敞开大门；这些领导确信，只要愿意，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到大学教育。但是，当我们更深入地调查公众态度的时候，我们发现，人们对大学费用、学生不当行为(酗酒、吸毒、政治激进主义)和校际运动会怀有种种忧虑。当看到太多的、在学术上没有充分准备的学生进入大学学习，不能充分在大学教育中受益时，他们对此有着越来越多的担心。

　　更重要的是，相对于其他社会需要，公众赋予高等教育的优势地位受到了削弱。尤其表现在那些选举出来的官员，他们往往把基金优先给了医疗卫生、福利、基础教育，甚至是监狱系统，而不是高等教育。外界对高等教育支持减少，嘲讽却与日俱增，而高等教育本身又不得不努力追求卓越以获取支持。

　　很明显，大学要对众多选民负责。人们想知道大学在做什么，又将去向何方。虽然前方有众多挑战，但我们也不得不坦然面对。首先，我们必须坦白地承认，在与公众交流时不是自然地谈及学术，通过新闻媒体交流时尤其如此，每当我们争取更多听众时总是感到不自在，我们自己使用高度专业化和更“精确的”语言，却很难得到别人的理解。但是，我们需要同公众积极地交流，向他们解释我们的职责，传播我们的研究成果或是分享我们的知识。

　　其次，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公众对现代大学的本质和作用的理解与现实不吻合。的确，我们是拥有一个场所，家长把孩子们送到那里接受高等教育。公众关心教育费用、学生行为、运动会和政治正确性是不假，而这也正是我们所关心的。但是，现代大学的使命与特征问题太复杂了，远远不是通过媒体所能描绘清楚的。

　　另一组调查24 揭示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在一系列的采访中，人们发现，那些没有经历过大学教育、对大学本质只有一个粗略了解的人对高等教育都持肯定态度，相反，一些商业、出版业和政府的领导熟知高等教育，却表现出对当代大学的不满与嘲讽。很少有人会知道“研究型”大学或者“学术医疗”(academic medical)的含义，他们都把学术视为理所当然。

　　这一现实给我们带来了第三个挑战：对高等教育纷至沓来的批评正是来自于那些过去为我们辩护的人——商业领导、公共官员以及新闻媒体，但是，现在这些人却成为我们最尖锐的批评者。过去的提倡者，现在或是成为了旁观者，或是为我们的对手欢呼。我们很难解释清楚，尽管高等教育有它的缺点，但仍不失为美国极少数一流产业之一。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逃避批评，我们确实应该经常受到批评以鞭策自己。进一步讲，我们有义务承担责任，毕竟，是公众通过税款或者免税、收取学费或者私人赠与来支撑着我们的大学。但是，公众对我们劈头盖脸的批评很多都是愚昧无知的，过于简单化的。出于好意，媒体、公众领导甚至是商业领导都向大学建议简单的补救措施：如果教授多从事教学就好了，我们应该像商业界那样集中“核心才能”和“调整管理”，我们应该增加“生产量”，也就是说学生以更快的速度毕业——啊，如果事情真这么简单就好了！

　　美国公众所咒骂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试图用最简单的办法解决最复杂的问题。高等教育就是一个例子。虽然我们的高等教育仍受世人青睐，但人们却急于相信，我们的大学是浪费的、不充足的，而且是低效的，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些大学领导也只关心和维护他们的津贴与特权。

　　公立大学的校长们认为遵守一个简单的规则便可以赢得公众的支持，它们是：

　　1. 稳定学费与教职工的薪水。

　　2. 支持平民主义者的规章，如阳光法。

　　3. 限制州外学生入学。

　　4. 维持所有支出的现状。

　　5. 在橄榄球比赛中取胜。

　　但是，多数大学领导人也把这看成是浮士德式的交易(Faustian bargain)，为达目的而出卖灵魂。因为，为博取公众的好感简单地使用以上规则，对大学学术质量、多样性和服务社会的能力来说是极大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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