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_新浪教育

波士顿

http://www.sina.com.cn 2004/11/17 10:58 新浪教育

　　第二章

　　波士顿（1848-1854）

　　1849年1月1日，另一边的外祖父彼德·查登·布鲁克斯去世，为他七个尚在人世的孩子留下了价值约两百万美元的遗赠品，那是波士顿最大的一处不动产。一共有四个儿子：爱德华、彼德·查登、哥汉姆和西德尼，三个女儿：夏洛蒂，她嫁给了爱德华·艾弗利特；安娜，她嫁给了第一教会牧师内森尼尔·弗罗辛汉姆；还有艾比盖尔·布朗，她出生于1808年4月25日，1829年9月3日嫁给了比她自己大出不到一岁的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1830年出生的，是个女儿，名叫路易莎·卡萨琳，是随她的约翰逊祖母取的名字。第二个孩子是个儿子，叫约翰·昆西，依他当总统的祖父取的名字，第三个孩子随了父亲的名，叫查尔斯·弗朗西斯，第四个孩子不太重要，结果由他母亲取了名，叫亨利·布鲁克斯，是按刚刚失去的一个可爱的兄弟的名字取的。后来还有更多的孩子，但是，这些孩子都很小，因此跟教育这件费力的事情没有太大关系。

　　亚当斯这边在波士顿没有渊源，但是，布鲁克斯的家族却是波士顿的名门望族，几乎全都属于教职阶层的新英格兰人。在更大和较为古老的社会当中，人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够找到比爱德华·艾弗利特、弗罗辛汉姆博士或亚当斯先生更杰出或更有学究气的三位连襟，而要找出七位彼此相差极大的兄弟，人们会花更长的时间。毫无疑问，他们多少都带有波士顿的印迹，至少有很强烈的马萨诸塞州湾的气息，然而，彼此之间的差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艾弗利特先生属于波士顿的程度并不比亚当斯先生属于波士顿的程度高，他是最有雄心的波士顿人之一，他早年就超出了这个界限，离开了一位论派的讲坛而进入政界，在国会谋得一个职位，为约翰·昆西·亚当斯政府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支持，作为一件有社会意义的事情，这样的支持导致了总统的儿子查尔斯·弗朗西斯与艾弗利特先生最小的小姨子艾比盖尔·布鲁克斯的婚姻。标志着安德鲁·杰克逊统治的党派瓦解，妨碍了许多人极有希望的前途，爱德华·艾弗利特是其中之一，但是，他跟辉格党一起重新爬上权力高位，作为公使去了英国，又顶着在欧洲有极高声望的光环和无可争辩的地位回到美国，作为一名演说家及波士顿的代表人物，他的地位仅次于丹尼尔·韦伯斯特。另一位连襟弗罗辛汉姆属于同样的教职人员，但从个人风格来说，却是两个人当中较少牧师气息的人。他们两个人跟亚当斯先生都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亚当斯先生更年轻，受父亲影响很深，也受昆西与马州大街世袭不和的影响。但是，从一个孩子的角度看，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还是友好的，到了冬季，数不清的堂表兄弟姊妹每个星期天都去第一教堂，他们在那里大打瞌睡，一直到布道完毕，从来都没有想一想那些训戒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在两百多年时间里，第一教堂看到了同样的一些孩子，在同样或类似的环境下睡得或深或浅，也隐隐约约感受到了同样的不和，但是，这样的不和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孩子们长大以后总会将这样的不和继续下去。属于1812年那一代人的不和，到1850年便消失了，死亡消弥了伤痕，约翰·亚当斯的争吵，还有约翰·昆西的争吵，已经不再有很深的个人陈见了，比赛算是打成了平局。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当时本可以连续地从自己的尊长韦伯斯特先生和艾弗利特先生手中接过继承来的政治领袖的权利。他与马州大街之间的关系，比爱德华·艾弗利特与马州大街之间的关系更多自然的成分，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超脱出来，并使自1700年以来一直在延续的古老战争重新开始。他无法不这么做。约翰·昆西·亚当斯创下的纪录赫然留存于大众记忆之中，他的儿子和唯一的代言人无法跟贩奴者达成协议，而贩奴者也使波士顿其他的重大利益相形见绌。毫无疑问，亚当斯先生有他自己的原则，也有继承而来的原则，但是，哪怕他自己的那些尚且谈不上什么原则性的孩子们，也根本无法跟上韦伯斯特先生的脚步，甚至都赶不上斯图亚特先生。与其说他们多有襄助，倒不如说会在体察入微上大有所失。他们生而为反蓄奴者，就如同他们的名字是亚当斯，他们的家在昆西一样。不管他们多想进入马州大街，还是感觉马州大街从来都不信任他们，他们也从来没有信任过马州大街。如果马州大街是天堂，他们就必须为了这个天堂而白白挨饿，几乎不需要丹尼尔·韦伯斯特跟天使长一样，拿起饥饿的宝剑命他们远离天堂之门。

　　时间和经验会改变所有人看待事物的角度，这次，除开其他的事情以外，还改变了此时的情景，教会这个孩子做出更灵活的判断，但是，哪怕还只有十岁的年纪，他的脸容已经固定下来了，对于马州大街来说，他的心坚如磐石。他的教育产生了无法纠正的偏见，直指清教政治的方向。在他与爱国和同年龄的祖辈之间，条件与环境并没有变化太多。1848年那一年跟1776年没有什么两样，两者完全构成平行的比较。就教育的偏见而言，这个平行的比较在约翰·昆西·亚当斯死后的几个月后，反奴隶制代表在巴夫娄召开大会的时候便完成了。这次大会要成立一个新党，并为十一月份举行的大选指明候选人：总统提名人为马丁·凡·布伦，副总统为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

　　对于任何一位美国儿童来说，他的父亲竞选总统的事实一定会盖过其他的任何一件激动人心的大事，但是，哪怕不提个人之间的偏见，1848年这一年对于一个男孩子走过人生的道路而言也是具有决定性的，对于他今后二十年的生活都是如此。从来都不曾有过一条供人逃避的侧路。1848年的烙印几乎是无法抹去的，就跟1776年的烙印一样，但在18世纪，或在更早的任何一个世纪，这样的烙印都不会有太大的关系，因为那是标准的程序，人人都得打上某种烙印。1865和1900年之间出生的那一代人，首先必须消除这一身烙印，然后盖上属于自己时代的烙印。这就是他们的教育。对局外人、移民、冒险家来说，这事很容易做到，但是，守旧的清教本性拒绝任何程度的变化。它拿出来的理由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清教徒认为自己的思想比他的后来者更高尚，他的道德标准也更高。他们的确也是如此。他无法相信道德标准与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也无法相信功利主义的道德崇高到能够为他所接受的程度，因为这样的标准只适合于鲜廉寡耻者。造化使男孩亨利具备了这样的一种性格，在以前的任何一个世纪，这样的性格一定会引导他走向教会。他从时间的开始便继承了教条与以因推果的思想。他很少有需要比如反蓄奴制等的政治主张这样激烈的反应才能回到清教主义，他不需要足以发动一场宗教战争的狂暴情绪。

　　到目前为止，他与这样的情绪没有任何关系，他的教育主要还是继承，在接下来的五到六年，他的父亲一个人便可以提供大部分的教育。如果他必须要担心成功地趟过生活的流沙，那他就必须主要依靠父亲的领航。但是，对他父亲来说，渠道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他本人来说，一个未知的海洋远在不可企及的地方。他父亲在生活中的要务是绕过贩奴者的危险，至少要将它的边境固定下来。这件任务完成以后，他才有可能满足到让儿孙为他的领航工作支付报酬的程度。他们到底是以拿自己的生命到战场上去浪费掉，还是以挥霍的精力与错失的机会来报答他，对他的成功来说就没有太大关系了。从1840年生活到1870年的那一代人可以本着老一套的教育过得上好，1870年到1900年之间有事要干的人，就需要某种相当新颖的东西了。

　　因此，他父亲的性格就是他教育的更大一部分，这是任何单个的一个人都无法企及的影响水平，如果不是别的原因，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儿子总是对他父亲的心态与脾气保持浓厚兴趣的一位批评者。在他作为八十岁的老人去世以后很久，他的儿子还在继续讨论这个人物，他们之间的观点彼此相差还很大。对他的儿子亨利来说，使他的父亲与家族中其他人物不同的本质就在于，照他的观点来看，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是亚当斯家族中唯一具备完美平衡心态的一个人。在一百多年时间里，在报纸上发表三流文章的小文人都以或多或少很明显的借口嘲笑或谩骂老一辈的亚当斯缺少判断力。他们谩骂查尔斯·弗朗西斯，说他缺少判断力。很自然地，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给什么人分派一点什么价值。这是小儿玩的把戏，但是，其特性还是相当真实的。查尔斯·亚当斯因为心智健全而出类拔萃，他从不自作主张，也不会当众怯场，他有能力独处一隅而不自觉孤单，这样平稳的心态与闲适的性情既没有使人为难，也没有逃过别人的注意，更不容优人一等或次人一等的诘问，没有嫉妒可言，没有个人动机可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也无论在多大的压力之下。如此超凡脱俗和平稳的判断力及性情因为年岁渐高而日臻圆融之境，在他的儿子亨利看来到了令人惊悚的程度，因为他自己慢慢学会掂量心智的深浅，在他看来，无论就其深度或其广度而言，都没有什么特别超常之处。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记忆根本都不在平均水平之上，他的思想不如他的祖辈大胆，不如他父亲思想活跃，而且没有想像力，没有演说家的风采，更谈不上数学天赋，但是，他的思想转动起来却达到了完美的程度，有令人嫉羡的自制力，有对于形式直觉的把握。在这方面，他堪称楷模。

　　波士顿的标准是高的，它深受给予唯一神教派牧师极大社会魅力的老派牧师式自尊的影响。詹宁博士、艾弗利特先生、弗罗辛汉姆博士、帕尔弗雷博士、沃克曼总统、R.W.爱默生和波士顿属于同一教派的其他牧师，他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称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亚当斯家族与道坛没有或很少有瓜葛，与其怪诞的枝脉则更少联系，如西奥多·帕克或布鲁克·法姆，或者康科德的哲学。除开牧师团体之外，波士顿还有一个文学团体，领头人有迪克诺尔、普里斯科特、朗费罗、莫特雷、O.W.霍尔姆斯，但是，亚当斯先生不是其中之一，跟平常一样，他们这些人都太有韦伯斯特的气息了。哪怕在科学界，波士顿也有特别出众的地方，尤其是在医学上，但是，亚当斯先生对科学的事情过问极少。他特立独行，自成一体。他不是大师——哪怕他的父亲也称不上什么大师。他没有学者的成分，他的儿孙也很少有。

　　在波士顿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是一个孤独的人，他在感情和情调上都不是英国人。也许，对英国一百多年的深深的敌意跟这个家族的特性有某种联系，但是，在他的例子中，事情走得更远，因此对社会地位不闻不问。在四十多年朝夕相处的生活当中，他的儿子一次也没有在他身上发现势利的举动。他属于美国人当中极少有的一批人，在他们的眼里，英国的一位公爵或公爵夫人看来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皇室本身也不过是使用起来不太顺手的摆设。这在他那个时代的英国社会来说，的确也是社会的基调，但是，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对这样的变迁负责，而亚当斯先生也有足够的理由摆出朝臣的风范，哪怕他自己并无苛求之意。他的儿子也没有在他身上找到谄媚或诋毁的痕迹，也没有看到嫉妒或羡慕的意思，从来没有流露虚荣或自满的样子。没有傲慢的姿态！从来没有摆出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

　　对约翰·昆西·亚当斯也许能说同样的话，但是，他的同事断言，在他的身上还伴随着精神躁动不安，经常还会出现令人惋惜的判断力缺乏。从来没有人对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说过这样的话。评论的人多半以相反的缺陷诟病于他。他们说他冷漠无情。毫无疑问，如此完美的镇定，如此天成的自我调节能力，不可能在不牺牲极可能破除的这种天性的情况下保持下去。当然，毫无疑问，哪怕最了解他的几个心绪不宁、喜欢内省和每每怯场的孩子，也因为对这个世界和人性了解太少而不足以怀疑就在他们眼前的这位楷模是多么的少有和完美。更粗俗的一个人也许能够让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普通的人性是相当粗鄙的，常人的理想也一定是普普通通的。这个世界从来都没有喜欢过完美的镇定。这个世界喜爱的是看不到一个人的镇定，因为这个世界需要有人来逗乐。拿破仑和安德鲁·杰克逊逗乐了世界，但不是因为完美的平衡而逗乐的。假如亚当斯先生天性冷漠，他一定跟从了韦伯斯特先生、艾弗利特先生、斯图亚特先生和温斯洛普先生，靠到了党规和自私一线。如果他不像真实的情况那样稳重持一，那他一定相继跟从了加里森先生、温德尔·菲力普斯先生、艾德蒙·昆西先生和西奥多·帕克。在这两条道路之间，他找到了中间的一条路，明显不同和极富特色的一条路，他建立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党派。

　　这个政党成为1848-1854年间少儿亨利的教育中最主要的影响力，并在他的性格极富可塑性的时刻深深地影响了他。亚当斯先生过从甚密的一些人，他们的社交中心以维隆山大街为中心的那个团体，总共才只有三个人：约翰.G.帕尔弗雷、理查德.H.丹纳，还有查尔斯·萨姆纳。帕尔弗雷博士是最年长的一位，尽管他接受过牧师教育，但他在一个男孩子的眼里看起来却是最受欢迎的一个，因为他的谈话更轻松一些，他的范围更广泛一些，远远超出其他几个人。他有智慧，他有幽默的时候，他有在餐桌谈话中彼此交换意见时的妥协精神。他生而成就一个游刃有余的入世者，逼迫自己当了牧师，成为一个教授或政治家，同时，跟真正的波士顿人一样，他还渴望帕尔摩尔大街的文艺俱乐部或三一学院组合室里的清闲。丹纳最开始的时候让人想起相反的一个人。他假装还是一个普通水手，一个直率坦白和充满激情的水手，只有等大家更多了解他之后，才会明白这个人是一位相当有涵养，但却成功地扮演了引车卖浆之流角色的人，他磨砺筋骨，刻意劳形伤神，就跟他在蒙特瑞还披着兽皮一样。他毫无疑问是成功了，因为他的心智和意志都是坚强的，但他本可能说出他终生的朋友威廉·伊瓦茨常说的一句话的：“我成功地做了不是自己喜欢，而是自己不喜欢去做的事情，并以此自豪。”丹纳的人生理想是当一位了不起的英国人，能够在下院的前排谋取一个座位，直到他可以被提升到羊毛袋（议长的座位）为止，这是很多人都无法企及的一个位置，这样的社会地位会使他超脱于偏狭和非专业性的烦心之事的侵扰。但是，他强迫自己在生活当中逆来顺受，以严格的律己精神窒息了自己的渴望，一切都系乎一己的意志力。在这四个人当中，丹纳是最有特色的一个人。他没有教条主义，也没有自以为是的习惯，看来他总是洞察一切，是一位总是恰如其分地处在自己应有的位置上的人。他也是健谈之人，他的思想与自己的话题丝丝入扣，就跟一位律师应该有的做法一样，但是，他掩盖它，使其不显露出来，就好像他喜欢它一样，这是历经数代而不曾辍失的贵族精神。

　　从这个方面来看，而且也只有从这个方面看，查尔斯·萨姆纳是跟他一样的人，但是，在其他差不多所有的方面，萨姆纳都是跟这三位同事完全不同的人——完全超乎他人之外。他也崇尚英国标准，但他的理想引导他走到了艾德蒙·伯克的对面，使后者的职业受到挑战。他那个时代的波士顿年轻人不会有如此幸运的一个开始，但是，与其说是踏着丹尼尔·韦伯斯特的足迹，倒不是说是踏着爱德华·艾弗利特的足迹。作为一名演说家，他因为反战演说而名躁一时，但是，波士顿人主要还是因为他在英国社会和欧洲大陆的成功而崇拜他。对于喜欢类似成功的波士顿人来说，这样的成功所带来的荣光，不是任何一种国内的尊严所能企及的。兴趣和直觉两方面都使萨姆纳先生感觉到他与英国的联系的价值，当他因为政治上的偏好而成为波士顿社会的社会流放者以后，他就更加悉心地呵护这样的价值观了。他的口袋里总是装满了来自公爵夫人或英国贵族的信札。他让自己在美国社会的政治地位牺牲于自己的原则当中，因此更加紧抱着与国外的联系。“无奴隶社会”党在灯塔街遭遇不利。波士顿的社会公断人——乔治·迪克诺尔和其他人——无论多么不情愿也必须承认，无奴隶社会党的领袖不能够跟韦伯斯特先生的朋友或跟随者混为一谈。萨姆纳受到了社会流放，从这方面来说，帕尔弗雷、丹纳、鲁塞尔、亚当斯和其他所有宣称反对奴隶制的领袖都是如此，但是，对他们来说，事情不太要紧，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家人。但是，萨姆纳没有妻子，亦无宅院，虽然是他们当中最有社会理想的人，也是最渴望过去称为教育社会的一个人，但他在波士顿能够造访的人家也就是那么几处。坎布里奇有朗费罗站在他一边，甚至在灯塔街，他有时候也可以在洛奇先生家里找到避难所，但是，他居留时间最长的还是在维隆山大街，隔三差五就来了。哪怕如此，他独处时仍然是不露感情的，而且反映在他的性格当中。除开自己以外，他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他的超然物外的确是真实和无可企及的。他是反奴隶党派经典的装饰物，他们为他而自豪，自豪的程度无可名状，他们的崇拜触及内心，坦诚无隐。

　　孩提时代的亨利崇拜他，如果他曾视某位长者为私人的朋友，这个人一定就是萨姆纳了。萨姆纳先生在这个家里与他的关系，比他与任何一位血亲的关系还要亲近。没有哪一位叔辈的人到达过如此私密的程度。萨姆纳是这个孩子心目当中崇高的理想，是自然与艺术最高端的产品。这样一位模范人物唯一的缺陷，便是它优秀到了难以模仿的程度。对于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子来说，他的父亲、帕尔弗雷博士、丹纳先生都是男人，多少跟他自己将来也会变成的一种男子一样，但是，萨姆纳先生却是不同的一种人，他属于英雄人物。

　　等这个孩子长到十岁或十二岁以后，他父亲在波士顿书房的一个空处为他安排了一张写字桌，就在那里，亨利一个冬天接一个冬天在那里学习拉丁语法，听这四位先生讨论反奴隶制政治活动未来的走向。那些讨论总是进行得极其严肃，无奴隶社会党进行非常认真的工作，这样的讨论已经变成了一个习惯，因为亚当斯先生已经着手编辑一份报纸，作为这几位先生的喉舌，他们可以在这里讨论无奴隶社会党的政策与主张。同时，亚当斯先生还在编辑他祖父约翰·亚当斯的《著作选》，并请这个孩子进行一些校对工作。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他父亲时常会发出一些抱怨，说从《诺凡古拉斯》与《马萨诸塞登西斯》两书作者的角度看，亨利对标点符号的意义没有给予足够的认识，但是，这个孩子却认为这一部分的学习生活只是一个警告，假如他以后长大了必须在报纸上谈论这一类无聊话题的话，他一定要以跟他曾祖父不同的方式写无聊的文章。但是，波士顿辉格党进行的讨论，跟约翰·亚当斯及其对手们进行的讨论在风格上差不多是一样的，他们针对的是同一个社会群体，也有着同样的思维习惯。这个孩子得到的教育很少，他根据一个人或另一个人来调整自己，使自己符合自己的时代，他接近的这几位绅士本身都属于过去时代的人物类型，因此，他与这些绅士的接触也没有让他学到什么特别的东西。

　　一直到1850年甚至以后，新英格兰的社会仍然为职业阶层所左右。律师、医生、教授、商人都形成了各自的社会阶层，他们不是作为单个的人活动，而是像牧师一样，他们的职业就如同是一门宗教。在政治事务当中，这样的系统要求得到足够强的表达能力，这是西塞罗式的老一套精英政治理想，这些精英在新英格兰构成了一长串的政客名单。他们选择一些人来代表自己，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够得到最好的表达，因此他们就选出最好的。因此，波士顿人选择了丹尼尔·韦伯斯特，韦伯斯特也为此收取支票，不是作为报酬，而是作为谢礼，这些支票是彼德·哈维从爱波顿、伯金斯、阿莫里、西尔斯、布鲁克斯、洛伦斯等家族为他收取的，因为这些家族都恳求他来代表他们的意志。爱德华·艾弗利特也按照正常的程序接替了韦伯斯特。罗伯特·温斯洛普也接替了艾弗利特。查尔斯·萨姆纳渴望打破这样的因循接替程序，但他不想破坏这个制度。亚当斯家族的人从来没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这样的州际更替程序的一部分，他们喜欢全国性的国务活动，并且都是在州际范围以外获得自己的声名的，但是，他们也得到过州政府的支持，一般也接受了这样的支持。维隆山大街的那个小小的男人团体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滋生品，他们是国务人员，而不是政客，他们引导公众舆论，而不是为公众舆论所引导。

　　很自然，这个男孩子因为饱蘸这样的政治浸染而吸取了唯一的教训。他想当然地认为，这样的一个世界是波士顿和马萨诸塞湾一直以来都以多少有些类似的方式存在着的，这就是他将要去适应的一个世界。假如他了解欧洲，那他学到的东西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路易·菲力普、吉佐和德托克维尔时代的巴黎，以及罗伯特·皮尔、马考雷与约翰·斯图亚特·米尔时代的伦敦，都只不过是同样一个布尔乔亚上流社会的变种，它与迪克诺尔、普莱斯考特和莫特雷时代的波士顿并无二致，有很近的亲缘关系。就连经常对这个中产阶级的能力产生怀疑，不时会觉得自己也有些怪诞的典型的牢骚分子卡利尔，他也觉得自己与波士顿有很深的友谊与联盟关系，而在康科德，这样的渊源就更深了。这个制度证明是成功的，每一个德国人都想来尝试一番，而意大利人也跃跃欲试，羡慕得不行的样子。英国的中产阶级政府就是人类进步的理想。

　　1848年之后出现了激烈的历史反动，欧洲所有国家都退回到了穷兵黩武的状态，尽管如此，这样真诚的信仰都没有一丝一刻的动摇过。除开卡尔·马克思以外，没有人预料到会发生剧烈的变革。是什么宣布这样一个变革时代到来的？那个世界已经在生产六到七千万吨煤炭，也许在消耗近一百万蒸汽马力，已经开始在表现自己的存在了。自人类诞生以来所有的经验、所有神圣的启示或人类的科学，都在合谋欺骗和背叛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因为他想当然地以为，只有自己的思想是值得尊敬的，因此也只有自己的思想才会受到人们的尊敬。

　　从维隆山大街的角度看，生存的问题很简单，也同样古老。政治并没有造成什么困难，因为那里有道德法则充当足可以信赖的向导。社会革新与完善也是确信无疑的，因为人性向善，人性只提出了得到三件工具的要求：选举权、公立学校和出版自由。在这些关键问题上，丝毫不能存在半点疑惑。教育是神圣的，人类只需要对事实的正确把握便可以到达完美境地：

　　“设若有令三界浸淫怖畏的一半蛮力，

　　设若有投入军营与法庭的一半钱财，

　　用以弘化人心，解脱尘众的迷执，

　　则武库与堡垒的摆布立刻形同虚设。”

　　唯一神教派的神职人员心如止水，波澜不惊，令一切的疑惑消弥于无形之中，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堪与匹敌。在生活方式的整齐划一与性情的超脱修炼方面，在道德修行的圆融与智识精进的德行上，控制着社会风气与哈佛学院的唯一神派神职人员创下的成绩，非任何一个社会阶层所能僣越。他们宣布且居为功德的是，他们并不坚持进行任何一种说教，但要教人或试图教人过上有德行、有益和不自私的生活，他们认为有了这些德行便足以得到拯救了。对他们来说，困难是可以视而不见的，疑惑是浪费思想，没有任何东西急需要一个答案。波士顿解开了整个宇宙的谜团，或者已经拿出并实践了已经尝试过的最好的解决办法。问题已经解决了。

　　他的青年时期出现了这么多的社会变化，其中一些变化是他成年后经常感到困惑的，其中，宗教的消失是最令他困惑不解的。这个孩子每个星期天去两次教堂，人们教他读《圣经》，他也背诵了不少的宗教诗文，他信奉一种缓和的自然神论，他祈祷，他按所有的例行形式办事，但是，对他本人，对他的兄弟姐妹来说，宗教都不是真实的。哪怕唯一神派并不严谨的约束与戒律也令他们十分厌烦，能早早地弃置一边便早早地弃置一边，之后再也不去任何一处教堂了。宗教的本能已经消失了，再也无法得到恢复，哪怕一个人在以后的生活中会极尽努力加以恢复。人类仅次于性欲冲动的最大情感力量竟然会消失，竟然会成为他自己的个人缺陷，然而，由最聪明的神职人员领导的最聪明的一个社会团体，在他所了解的最有道德力量的条件下，竟然会如此彻底地解决掉这个宇宙里所有的问题，以至于使其自身再也不必为过去和未来而着急，并说服自己，认为自有时间纪录以来一直困扰着人类思想的所有问题都不值得再去讨论了，这在他看来是最为奇怪的社会现象，需要他后来花很长时间去解释清楚。人类面临意见分歧的时候，扭头闭眼不看的能力并非怪事，而波士顿在韦伯斯特先生的引导下也显示出，在政治事务当中也可以成功地照做不误。但是，在政治事务当中，某些人至少还会发出抗议。在宗教与哲学当中，没有人会发出抗议。已经发出的一些抗议所采纳的形式比沉默还要简单，就跟西奥多·帕克的自然神论一样，也跟这个孩子自己的表兄弟奥克塔维亚斯·弗罗辛汉姆一样。奥克塔维亚斯公然声明自己的怀疑主义思想，而怀疑论不仅仅不能够解决旧有的任何问题，反而还会提出一系列新问题，这就使得他父亲十分苦恼，也使灯塔街蒙受恶名。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发出了比较不那么有攻击性的抗议，但从旧世界的眼光看，他的那些抗议也不那么认真。只能说它是孩子气的天真。

　　孩子们在不懂宗教的环境中进入成年，他们肯定教条、纯粹哲学和抽象的哲学都不值得去了解。这样一种一边倒的教育，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能存在，但是，它还是几乎跟一种必然一样，成为更具文学性和政治意义的东西。孩子们长大的过程中，夸大了文学与政治方面的兴趣。他们参与餐桌上的谈话，从儿童时代起便习惯于差不多每天都听餐桌上的讨论，一有机会便去听。最大的孩子路易莎，她是她弟弟在很长时间跟各种各样的聪明女性接触当中见到过的最有才华的一位。最大的儿子约翰，后来被认为是波士顿社交圈子里极健谈的一位，也许是马州最为人熟知的男子，尽管时常成为不那么受人欢迎的典型人物。帕尔弗雷和丹纳想逗乐某人就能逗乐某人，虽然查尔斯·萨姆纳不太能够随时逗乐，但是，他是一位极耐心的听众，听到智巧的玩笑也会笑到噎住为止。

　　亚当斯先生希望能够教育和逗乐孩子们，因此时常高声念诵，肯定也会宣读一些政治读物，尤其是当这样的读物属于讽刺文章的时候，比如霍拉斯·曼恩的讲演词与何西阿·比格罗的书信集，这使年轻人极感愉快。朗费罗和丁尼生的诗歌出现以后他也拿来这么念诵，但是，孩子们自己也都有狄更斯和萨克雷的作品。对于建立在蒲柏与约翰逊博士基础上的品味来说，这两个人的作品都属于太现代的东西了。少年亨利很快成为一名散漫的读者，任何能够看进去的书他都拿来一阅，但是，那些书主要还都是十八世纪的一些史学家的著作，因为他父亲的书架里全都是这样的书。因为缺少主动积极的直觉，他滑入了历史的精神怠惰中。他也读了一书架的十八世纪诗歌，但是，当他父亲把自己的一套华兹华斯诗集当礼物送给他，条件是他必须读完的时候，他却回绝了那个好意。蒲柏和格雷的书并不需要花太多的精力，读起来轻松一些，但是，当这个孩子的教育到达可以读华兹华斯的诗歌的时候，他已经都三十岁了。

　　这就是一种教育的故事，故事里面出现的人物只能够从教育者或被教育者的角度看有各自的价值观。环境与此种教育的相关程度，仅在这些环境影响到教育的范围之内。萨姆纳、丹纳、帕尔弗雷都有各自的价值观，就跟休谟、蒲柏和华兹华斯一样，任何一个研究他们作品的人都可以看出他们的价值观。在这里，所有价值观仅仅是作为对一个孩子心智的影响力而出现的，而这个孩子在生理与心理的结构上跟普通的孩子并没有很大差别。这样的影响属于政治层面的，文学上的。他父亲并没有强行影响他的思想，而是让他自由发挥，而这也可能是最佳的方式。只在一个方面，他父亲为他做了一件极了不起的事情，那就是试图教他一些法语，并让他多少熟悉了一些法语口音。否则，家庭就只是一种气氛而不是影响力了。这个孩子有很大的一群不得不让人折服的兄弟姐妹，他们大多属于一个模型的人，一个模板倒出来的复制品一样，他们受到同样的教育，与同样的一些问题斗争，解决同样的问题，或者以差不多相同的方式将问题搁置一边。他们到底需要什么，为此应该做什么，这方面的了解他们并不比他强，但是，他们全都知道自己希望控制某种形式的权力，这跟蚂蚁或大象也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某种形式就是指政治或文学。他们最后成为有五六个不同面孔的个人，他们的气质彼此反应，使每一个孩子都更像另一个孩子。这也是教育，是模式的教育，而波士顿和新英格兰的模式是广为人知的。没有一个人知道的是，自以为是这种模式的代表的那个人是否适合应对生活。

　　仅就外表来看，这是个有一大屋子吵吵闹闹的孩子的家庭，都是父母任其发展，或者无心加以约束的结果，因此多少也会遇到失败。显然没有哪个人有足够强的力量来控制他们，力量最小的就是他们的母亲，也就是这一窝蜜蜂里面的蜂王。十分之九的负担全落在她的肩上，他们都依靠她的力量来支撑，但是，这些孩子都太容易自作主张，太自信，根本不接受她的指导，也不接受别的任何一个人的指导，除非这样的指导所指的方向正好就是他们所想像的。父亲和母亲同样无能为力。在那些日子里，差不多所有大家庭都会出至少一个败家子，而亚当斯的这一代人也有幸逃过了一劫，这让亚当斯家族的人吃惊，也让邻里百思不得其解。不知哪一辈子修来的福分，他们全都长成守法公民，但是，亨利·亚当斯就如同一块有幸脱逃，因此而没有刻上烙印的牌子一样，总是带着极大的惊异神情回头思考他们的运气。事实好像在证明，就跟鸟儿一样，他们生而具备了一种平衡能力。家庭的影响力本身从来都不足以拯救一个新英格兰的孩子于毁灭之中，有时候，这样的影响力反倒会促成一个孩子走向毁灭。而且，家庭外面的影响倒是消极的。如果学校有什么影响力，那就是反动造成的。对学校的厌恶到了如此恶劣的程度，以至于使这样的厌恶成了一种好的收获。对学校的教学方法极端的厌恶，本身都成为一种教学方法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走读学校是值得人羡慕的，在这方面，这个男孩子无可抱怨。事实上，他从来都没有抱怨过。他不喜欢这样的学校，因为他跟别的一群孩子一样被赶到学校去，被迫背诵大量并不能让他开心的东西。他的记性很差，背起课文来极其痛苦难受。对他来说，如果让他想像跟两三倍于自身力量的机器去争夺学校的奖项，那无异于自我证明不仅仅记忆力不行，而且连头脑清楚与否都得大打问号了。如果有表现的时间，他觉得自己的大脑就是一台足够好的机器，但是，一旦赶起忙来，他的大脑机器便会产生错误的反应。学校的校长从来都不给人以足够长的时间。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这个男孩子都对自己的学校厌恶已极，年龄越大，这样的偏见也越深。他一向都觉得自己从十岁到十六岁之间的学校生活全都给浪费了。也许他的需求是与众不同的，但是，他的存在也是与众不同的。1850至1900年之间，差不多每一个人的生存都是与众不同的。要想在强加于他的生活当中获取成功，就跟后来证明的一样，他只需要灵巧地利用四件工具便足矣：数学、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有了这几样工具，他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掌握任何一门特别的学问，而且可以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游刃有余。借助现代语言的帮助，他可以在六个星期聪明的学习，而不是他在学校里花的六年时间里更完整地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这四件工具是他生活成功之必需，但是，他却从来都没有掌握其中任何一件。

　　因此，从一开始起，他就在等待着他的生活被打入了多少算是完全彻底的失败深谷，但是，他比自己的同伴也差不到哪里去。的确，如果他的父亲让这个孩子留在家里，并每天给他半个小时的辅导时间，则父亲为他做的事情一定会超过学校教给他的所有东西。当然，学校教出来的男子和孩子都瞧不起在家里辅导出来的孩子，而且他们还为自己的无知而自豪，但是，一个六十岁的男子一般会明白他在生活当中需要什么，在亨利·亚当斯看来，所需要的东西绝非学校。

　　学校的大部分经历都是坏的。这个孩子在十五岁时联想到的东西比什么都糟糕。当时的波士顿为男孩子或男子提供的健身场所很少。酒吧和弹子房跟父辈了解的情况差不多。男孩子一般会去滑冰和游泳，还会被送到舞蹈学校去。他们进行最基本的垒球比赛、橄榄球赛和曲棍球赛。少数人可以玩帆船，更少的人可以带着枪去打黄足鹞或迷途的野鸭。如果是在康科德一带，有几个人还可以学到一些自然历史知识，但是，没有人能够横跨乡间，也不知道带着猎狗打猎是什么意思。体育作为一种休闲方式还不为人所知。划船比赛是1850年以后才有的。至于赛马，当时只有小跑道。在所有的娱乐活动中，冬季滑雪仍然是最让人开心和流行的。这个孩子从这些活动当中学不到任何对他在这个世界的生存来说有用的东西。书籍跟在十八世纪一样仍然是生活的来源，书不断地出，也就不断地被吞下去了，有萨克雷的，狄更斯的，布尔瓦的，丁尼生的，马考雷的，卡利尔的，还有其他一些人的书。但是，就幸福而言，这个孩子的教育过程当中最快乐的时刻，还是夏天躺在昆西老农舍里那些发霉的国会文件堆里看《昆廷·杜沃德》、《艾文豪》和《护身符》，其间不时偷袭园子里的桃子和梨子。从整体上看，他那个时候学到的东西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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