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信弃义（1860-1861）_新浪教育

背信弃义（1860-1861）

http://www.sina.com.cn 2004/11/17 10:58 新浪教育

　　第七章背信弃义（1860-1861）

　　四十年后，亨利·亚当斯回顾他为寻求知识而进行的冒险活动时自问，不知道命运或幸运之神是否胡乱地把手中的牌发给了他已知的哪位祖先，因为命运引导他开始了对法学的研究，并在同一天投了亚伯拉罕·林肯一票。

　　他像一大块铅块一样跌回昆西，像橄榄球一样弹回原地，被一股未知的力量抛入空中，而这股不知名的力量操纵着他那一代人，就像一只猫在那里玩弄老鼠一样。这个比喻并不算太过分。美国没有一个人希望看到内战的，也没有预期或指望内战会发生。有一个少数团体希望脱离出来。大多数人希望以和平方式继续他们的占地方式。不管是聪明人还是有学问的人，没有一个人猜出后来发生的事情。南方少数绝望的反独立者做梦的时候也许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此事不是任何人计划出来的。

　　至于亨利·亚当斯，他刚刚从欧洲游历回来，刚刚经历了另一类的混乱事件，结果立即一头扎入了耸人听闻的政治气氛中，没有注意到任何教育的成分或事前的想法。他的过去溶化了。浪子回头，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是，就连他父亲也没有就《法令全书》的事情向他提出过任何一个恶毒的问题。当父亲的最多也只是不出声地请儿子在华盛顿的冬季里当他的私人秘书，从而暗示出他在某种程度上的荒废岁月，就好像任何一位花了两个冬季的宝贵时间去学民法的年轻人，也一定可以再花费一个冬季的时间，在没有导师的情况下阅读英国法学家布拉克斯通的著作。讽刺对这位年轻人不起作用，他只需要一个借口就可以把所有教育扔进东风里。十一月份说得轻些也是令人伤心的，而昆西的十一月，自儿童时代以来就一直是所有季节中最少开心的月份。无论在别的任何地方，无情的秋天都决不会如此残酷地把自己的愤怒喷射在草蜢之夏枯萎的残骸之上，但是，在波士顿一月的寒意面前，哪怕昆西的十一月都显得那么温和。

　　这话说得太过了，因为1860年11月，昆西与丰富得难以描述的其他回忆彼此不搭界。尽管没有人相信内战会爆发，但是，空气里却弥漫着内战的臭气，共和党人组织起了他们的棍棒和游行队伍。亨利及时赶回了家，看到了这些事件最后的几幕。游行队伍在山边上延伸很远，都举着火把，在十一月的夜晚一路向“老房子”进发，他们的国会议员亚当斯先生在那里迎接他们，让他们自称是自己喜欢的任何一种人，他们的态度看上去绝非天真。

　　这名年轻人对此完全无知，内心很是着急，也很好奇，他背起尚且没有时间打开的行李箱，跟家人一起朝华盛顿奔去。上次造访华盛顿已经是十年之前，但这里没有一点点变化。1800年是这个样子，1850年是这个样子，1860年还是这个样子，同样粗糙的群体驻扎在同样的森林里，同样一批未完工的希腊庙宇用作工作间，同样泥泞的大路。政府有一种社会不稳定和不完全的气息，这在理论和事实上都有助于支持脱离者的权利，但是，不管南方独立是对是错，在没有什么东西可资脱离的地方，做起来还真是很容易的事情。联盟是一种情趣，但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情趣，到了1860年12月，国会山周围的情趣已经变成了敌对气息了，到那时为止，人们都是那么看待它的。约翰·亚当斯1776年在费城的时候，比他的曾孙亨利1860年在华盛顿的境况好得多。

　　爱国主义结束了，人们把光环扔到了大陆会议，但是，1860-1861年间的第三十六届国会快要结束时，参与这次会议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再扔光环了。那年冬季挤在华盛顿的所有人中，年轻的亚当斯肯定属于最无知和最无助的一位，但是，他明白，自己周围所有的人所具备的知识，没有一个比他的知识还要多的。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从来都没有如此热切地希望吸取如此隐晦的一次教训。奥森斯迪恩谈到了一个希望有智慧的世界，而亚当斯则发现自己在一个看上去没有智慧，也没有知识的世界里寻求教育。南方的分离主义者显然思想上是不平衡的，他们适合进行医学处置，就跟其他的幻想症患者一样，他们的心为怀疑所占据，被固结的想法所环绕，被狂暴和病态的激动所困惑，但是，这还不是一切。他们对世界的无知到了惊人的程度。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种棉花的人在心理上是一边倒的，他们的平衡能力很差，其偏窄闭塞的程度很少有人能够明白。他们是一个封闭的社会，新的力量之泉在上面浇注了财富的溪流，他们是奴隶，其作用如同火上浇油。他们让一个年轻学生上完了第一堂实物教学课，说明过量权利操纵在能力不足者的手中时会是什么样子。

　　要是在1900年，这番话可能属于老生常谈，但在1860年，那就是一个怪论了。南方的政治家被看作是从政术的标准，而这样的标准阻挡了教育。查尔斯·萨姆纳最大的过错，就在于他坚持认为南方人无知，而他本人就是这种无知的活生生的证据。亨利·亚当斯来到这所学校，要获取新的教育，而这所学校却被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所认真和诚心地占据了，包括欧洲在内，这对于其目标来说也是很合适的，尽管苏族印第安人能够教给他的东西较少危害。在聪明人之间的重重矛盾中，一个年轻人应该学习什么东西呢？

　　除开问答游戏之外，他不能够学到任何东西。作为棉花种植者发展起来的古老和典型的南方绅士没有什么可以教授或奉献的，他们只有警告。哪怕作为应该回避的例子，他在背叛理智的时候也显得太张扬了，他不可能帮助一种合理存在物明白什么是教育。除开远离南部联盟的支持者以外，没有任何人从这个派别当中学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因此，普托马克河以南的全部教育领域都关闭了，它为棉花种植主的阴影所遮蔽，除开恶劣的脾气、极差的行为举止和扑克以及背信弃义以外，人们从这些人身上学不到任何东西。

　　必然地，这个学生被扔回北方，接受那里的教训与范例。首先，他必须了解新英格兰的环境。在华盛顿，共和党人的房子不多，亚当斯夫妇有意为新英格兰人创立一个社交中心。他们在第一大街找到一幢房子，面朝宾夕法尼亚大街，还朝着乔治敦的方向，就是那栋马柯依大厦，在那边，这位私人秘书开始学习他的社交职责，因为当时的政界人物局限在国会山的委员会会议室和休息室里。他没有多少事情可以做，也不知道如何正确地行事，但他也不认识有哪个人比他做得更好的。

　　南方的人物类型是应该加以回避的，新英格兰类型的人物就是本人的形象。除开一个人自己的五官面相而外，并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显示的。查尔斯·萨姆纳是这个男孩最老的朋友，他跟别的人都不一样，除开他不说，其他所有新英格兰人都是理智的，言行稳定的人，平衡能力不错的人，受过教育的人和并无卑鄙举止及阴谋诡计的人，是一些人们愿意随之行动的人，不管是不是哈佛学院毕业生，他们都别着这所学院的校徽。安森·伯林盖姆是个例外，也许伊斯雷尔·沃什伯恩也是一个例外，但新英格兰人的强项通常是他的姿态，这样的姿态差不多就成了一种缺陷。与其说他们是众人喜爱的对象，倒不如说他们经常遭人嫉恨。他不排斥别人，也吸引不了多少人，哪怕作为一台机器，他的动作看起来也从来不加速。他们的性格是大家熟悉的，不管是强有力的性格还是软弱无力的性格。人们明白其中的道理，因为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一类人，是按照同样的一批模具铸造出来的。

　　还有中部和西部的一些州，但是，在那些州里，教师的选择范围不是很大，到最后就只能限制在普里斯顿·金、亨利·温特·戴维斯、欧文·洛维乔依和其他几位天生具备社交头脑的人士了。亚当斯与亨利·雷蒙德最合得来，对他也充满感激，他深入这一领域，是为了《纽约时报》，他当时也是一位世界知名人物。普通的国会议员都足够文明，但是，除开政务以外，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问的，而且除开他们那些区以外，对别的地方也一无所知。普通的参议员更为保守，但能够说出来的也不多，除开一两位天性亲切和蔼的人以外，他们一般也仅只关注自身事务。

　　尽管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教育的希望自行退缩，直到总统选举到来之前，只有两个人可供选择了，一是萨姆纳，一是苏亚德。

　　当时，萨姆纳已经五十岁了。自从1851年当选参议员之后，他已经超出了这位少年朋友能够找到的范围了，而且，在布鲁克斯发生伤病后，他的神经系统再也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是，也许作为参议员的八年或十年的孤独生活，跟他的个人发展关系最大。但是，无论多么强壮的人，谁都不能够当了十年的小学校长、牧师或参议员之后，还能保持适合做别的事情的能力。人生的许多教条主义式的工作岗位会对人产生不良影响，会让人永久性地形成僵化的态度，就如同催眠效果。但是，哪怕在参议员当中，也存在教条主义的程度问题，有的人是南卡罗来纳州式坦率的残酷，有的人是韦伯斯特、本顿、克雷或萨姆纳本人一样的姿态，但在极端的情形中，比如康克林恩，那种教条主义就变成了莎士比亚式的，滑稽喜剧式的，比如马尔瓦里奥。萨姆纳与其他人一样，变得很是教条主义了，但是，他至少还有值得他教条主义一番的资本。他不无道理地觉得，他提供的优秀服务和做出的巨大牺牲，他在教育事业上的崇高地位，他的辩论能力，他的政治经验，他作为整个新英格兰代表团首领的议员声望，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对世界的了解，这些都使他成为参议院最重要的成员，没有哪一名参议员比他浸染更深的参议院精神和脾性。

　　虽然参议院高度赞扬其成员具备的优秀品格，就是外面的人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也不那么明显的优秀品格，但是，参议员本身很少公开承认自己比另外哪一位参议员差一等的，而且更不愿意听到别的哪个人谈起此事来。哪怕最出众的参议员，看来也难于在其他参议员心中唤起个人的良好感受，而且从不提到自己的私人感情。萨姆纳有好几名劲敌，那些人都对他没有很好的评价，其中一位便是参议员苏亚德。这两个人如果生活在不同的星球，那他们一定天生就不喜欢共处。两个人天生就是为了激怒对方的。一个人的长处是另一方的短处，直到双方好像都没有什么好的品质留下来为止。公众利益显然要因此受损，但是，相对于一名年幼的蚊子，对于想在这两个人的耳朵里巴结几句好话的私人秘书来说，公众利益的那点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呢？但这个年轻人根本不知道，这两个人都会因为他属于对方一边而不耐烦地轰他走。他天真，警惕的水平甚至低于托儿所的儿童必有的要求，他就这样巴结这两位议员。

　　私人秘书属于级别相当低的那一类公务员，他们做的事情就是为权利的源泉服务。私人秘书亚当斯到达华盛顿之后，透露给他的第一条职业性质的消息是，当选总统亚伯拉罕·林肯选择苏亚德先生为国务卿，而且苏亚德将成为总统向其追随者传达意旨的媒介。每一位年轻人很自然都认为，林肯总统的意旨就是命令，尤其是因为他们明白，新总统极有可能需要数百万年轻人能够做出的贡献，假如他们真的希望有个总统供自己效力的话。很自然，人们会耐心地等待与新任国务卿的第一次会面。

　　作为州长的苏亚德是亚当斯家的老朋友。他承认自己是约翰·昆西·亚当斯的门徒和跟随者。他自1849年以来就一直是参议员，当时，他作为领导者的责任使他与自由国土派划清界限，因为，按照自由国土派最初的看法，纽约政治的方式和泰罗·韦德的方式都不受人欢迎，但是，使共和党于1856年成为一个整体的炽热气氛化解了许多类似的障碍，而且在亚当斯先生1859年12月进入国会的时候，苏亚德州长立即重续了家族友人的姿态，成为亚当斯家的常客，并不失时机地迫使自己的新盟友走上前台。

　　1860年12月，他们到华盛顿后不久，大家经常称呼州长的这位苏亚德便独自一人到家里来进晚餐了，就好像是这个家族的一员一样，这样，这位私人秘书便有机会仔细地观察他，就如同打量另一个掌握着自己命运的人一样。他个子细长，很懒散的样子，头长得像一只聪明的金刚鹦鹉，鼻子很尖，浓而粗的眉毛，头发蓬乱，衣着不整。声音粗砺，举止随便，谈话没有约束，一根接一根地抽雪茄。他是新一类的人，纽约西部的样子，需要认真研究的一类人。这类人一方面看起来很简单，因为这种人只不过有两重身份，一是政治的，一是个人的。但是，这样的人也很复杂，因为政治的人成为天性，没有谁看得出来哪是面罩，哪是真正的面部特征。在餐桌上，坐在朋友中间，他丢掉面罩，或者做出揭开面罩，彻底放松的样子，是真正的放松，而在外面的世界里，他做出放松的样子只是为了做秀。在两种情况下，他都选择自由谈话者的姿态，不用华丽辞藻而喜欢开玩笑。但是，有多少属于天性，有多少是披上的面罩，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他的天性属于比较简单的那一种。表层之下，他属于传统型的人，按照纽约西部和阿尔班尼的传统行事。政治家觉得这是非传统的言行。波士顿人觉得这是外省行为。亨利·亚当斯觉得这是迷人的举止。从第一眼看到这位州长起，他就比较喜欢他了，虽然已经有六十岁的年龄，但其感应能力中包含着对年轻人的理解力。他注意到，苏亚德先生从来没有小家子气，从不从个人角度看问题。他谈的话题都是很大的事情，他喜欢概括，他看来从不摆政客的架子。他并不需要做出祈求的样子。更不常见的事情，差不多到了独一无二和甚至是有些怪诞的事情是，他有一些方法，别的参议员都不太明白的方法，经常会产生毫无私见的客观效果。

　　从表面上看，苏亚德先生和亚当斯先生是互为对照的两个人，但从根本上讲，他们彼此十分相像。亚当斯先生在别人看来举止生硬，但是，这位清教徒所有形式的性格特征表现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有顺从灵活的一面。在马萨诸塞州，亚当斯家族的所有人都接二连三地受到攻击，认为他们与政治雇佣兵没有差别。希尔德雷斯先生甚至走得更远，他带着同意的口气回应别人的攻击，说背信弃义行为是这个家族的遗传特征。亚当斯家族的人都必须至少当一个厚脸皮的人，担当得起任何一个互相矛盾的、人的德行能够提供出来的各种称号，而且，从总体上看，这个家族的人也有了足够的武装，完全能够回应这样的注意力。但是，所有人都一定会承认，他们总是无一例外地使地方利益从属于国家利益，而且会继续这么做，不管是被迫的还是主动选择的。C.F.亚当斯肯定会做他父亲曾经做过的事情，正如他的父亲曾经踏着约翰·亚当斯的步伐前进，而且无疑也得到了他的称号一样。

　　不可避免的事情随后而来，刚刚从幼儿园出来的小孩子都具备预见此事的本能，但是，处在生活边缘上的这位年轻人竟然从来都没有梦想到。是什么动机或情绪驱动他的主人们走上各自不同的道路，他从来都不假装猜得出来的样子，哪怕在那样一个年纪，他还是喜欢承认自己对猜测别人动机的厌恶之情，他只知道自己有孩子气的无知，对此他自己大感奇怪，而他天真的善意总会成为头脑简单引起的惊讶的对象。明白终极道理的评论者，他们会对历史做出公开的评判，亨利·亚当斯在人类身上看到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的无知的反应，而且他觉得自己在1860-1861年冬季看到的这种无知反应是最多的时候。人人都知道那个故事，人人都会做出适合其脾性的结论，而那个结论现在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不过在当时，事情关系到伊甸园中的亚当与夏娃的功过问题。然而，在1861年，那个结论是人生最严厉的一次教训，那个教训凝聚了，浓缩成为教育。

　　不管正确还是错误，新总统和他在华盛顿的幕僚决定，管理政府之前，他们必须确保有一个可资掌握的政府，而这个机会取决于弗吉尼亚的行动。冬季的全部优势，在一些产棉州将弗吉尼亚州拖出来的努力，与新总统要将弗吉尼亚州保留在内的斗争之间摇晃。在参议院代表管理层的苏亚德州长领导着这项斗争。亚当斯先生在众议院起着带头作用。就一名私人秘书所知的范围来说，这个党派在其策略上达成了统一。他们向边缘州做出让步的时候要冒一定的风险，那就是使他们自己的团体产生分裂的可能，但他们睁着眼睛冒了这样的风险。至于苏亚德本人，在晚餐会上，等亚当斯先生和他本人都说完之后，他板着面孔说：“如果现在不做出让步，你我都会完蛋。”

　　他们的游戏玩成功了，这是他们的事情，也是讲他们两个人的故事的那些历史学家的事情。他们的私人秘书除开遵照执行以外，与自己本身并无任何关系。在这一方面，一个私人秘书无法了解任何事情，也没有什么好去了解的。林肯先生于2月23日突然到达华盛顿，还有他在就职演说中所用的语言，都是那个冬天的那场策略中决定性的一步，并永久性地终结了这位私人秘书对此事的兴趣。也许，哪怕在当时，他还为另一名私人秘书的出现而感到很大兴趣，此人年龄跟他差不多，是一位名叫约翰·海依的年轻人，当时刚刚到达拉法耶特广场。朋友是天生的，而不是交成的，除非处在权利高位，否则，亨利从来都不会误会一个朋友。1861年2月和3月，两人第一次有过短暂的会面，当时，他把海依看作一个朋友，在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交错时，他从来都没有失去过关于他的消息。但是，在当时，海依的任务开始的时候，他自己的任务正好在3月4号结束。那个冬季的焦虑转嫁到了新的肩膀上，亨利很开心地回到了布拉克斯通的著作上。他一直努力让自己成为有用之人，而且下了在他本人看来极大的力气，秘密地当了一名新闻记者，悄悄地结识许多熟人，甚至还去参加了很多舞会，因为那里简朴和老式的南方口音更让人愉快，哪怕在密谋与背信弃义的气氛之中。对于教育来说，那些东西都不值一提，因为没有人能够教会他什么东西，所有人都跟他一样无知，没有一个人知道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如何做。所有人都在努力学习，更多人关心如何提问而没有人在乎如何回答问题。华盛顿的无知大众是哪一道知识之光都无法照亮的。社会从上到下都在瓦解。

　　这个规律并无例外，也许要除开温菲尔德·斯哥特将军，他碰巧是看起来唯一能够处理那场危机的军界人物。别的任何人看上去都没有，不能够，也不可能化解那样的危机，无论是天性还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假如有人告诉年轻的亚当斯，说他的生活将指靠对这位新总统的正确估计的话，那他一定会输。他只见过林肯本人一次，就在称为就职舞会的那次忧郁的聚会上。当然，他很焦急地寻找性格的迹象。他看到一个身材颀长和动作粗笨者的形象。一张难看和沟坎密布的脸，一部分心神不定，一部分可以从过分讲究的举止中看出来的紧张神态。他的面部特征既没有自我满足的意思，也看不出有任何让人熟知的美国人的神态，而是在接受教育和需要进行教育的那种痛苦的感觉，跟折磨着一位私人秘书的那种痛苦差不多，尤其是明显缺乏力量的表情。任何一名哪怕最不适合从事自己工作的私人秘书，都会跟亚当斯一样想，没有任何一位活着的男子比这位新总统更需要如此之多的教育，而且，接受再多教育对他来说也不够。

　　如这位性急的年轻人看出来的一样，华盛顿没有人适合做他正在做的事情，或者说，三月份的事情没有哪一件适合放在四月份去做。少数以为自己明白一些事情的人，比什么都不明白的人犯的错误更多。教育是生与死的大事，但是，世界上所有的教育一点忙也帮不上。在亚当斯能够求助的人当中，只有一位在他看来最适合当他的顾问和朋友，无论从知识层面还是从人生经验上来说。这个人就是萨姆纳参议员，事实上，这个年轻人的教育就是从那里开始的，也是在他身上结束的。

　　在所有那些演员都已经谢世之后温故知新，他勉强能够明白自己到底在哪里犯下了大错。为了交结熟人，他失去了朋友，但是，他倒是很想知道，到底当时能否摆脱那样的困境。他不得已跟随了苏亚德和他父亲，他想当然地觉得，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服从，就是克制自己，就是多做少说。他假定那个党派就要求他这么做，他假定那场危机会排除所有人际的疑虑。但他惊讶万分地发现，参议员萨姆纳私下里在谴责那个事业，认为亚当斯先生是在背叛他的生活原则，之后便中断了与他家族之间的联系。

　　亚当斯在接近政治与政治家的一段生活中，有很长时间会遇到极大的震惊，但是，最深刻的教训不是理智方面的教训。他吸取的主要教训是使思想受到永久性禁锢的突然的扭曲。对于讨论中的要点，他根本不太关心，他甚至愿意承认，萨姆纳也许是对的，尽管在所有紧急情况下，他总是发现所有人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是有那方面的问题。他喜欢高尚和符合道德的原则，根本不关心政治斗争的事情。他对萨姆纳本人充满个人的深刻敬仰，但是，那次震惊在他的生活中形成了永远也无法修复的伤痕与裂口，在他活着的每一天，他都发现自己无一例外地相信这么一条规律：处在权力位上的朋友就是即将失去的一位朋友，这是他的政治直觉，根本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实验，正如他相信砒霜一定有毒。

　　从他自己这方面来说，他从来都不承认发生过这样的破裂事件，也从来都没有与萨姆纳先生就此事交换过意见，当时和后来都没有，但是，他的教育却有了长足的进步，不管是往好的方向还是往坏的方向。人们都得处理各种不曾料到的生活原则问题，在当时，他看着数以百计的南方绅士，那些人相信他们自己是完全诚实的人，但是，在他看来，他们都参与了最明白无误的背信弃义活动和最恶劣的阴谋活动，但是，他们并没有干扰他的教育。历史能够讲述的很少是别的教训，也没有哪一次背叛行为对年轻的亚当斯本人造成过什么样的伤害，甚至是包括罗伯特·李的背叛行为，但是，萨姆纳的行为却击中了要害。

　　在当时，这是在教育方面进行新的尝试的后果，一直到1861年3月4号为止。这也就是一切了，而且，坦率地说，事情在他看起来完全不是他本人希望看到的样子。1861年3月的华盛顿的样子能够提供教育意义，但是，不是导向好的方向上的那种教育。马修·阿诺尔德描述过在两个世界之间游荡的过程，一个是已经死亡的世界，另一个是软弱无力得无法出生的世界，但是，这个描述什么忙也帮不上。华盛顿是一所阴沉的学校。在那些背信者还没有逃走之前，秃鹰就已经成群飞来，令大地无光，并将政治主顾的腐肉撕成了碎片和小团的脂肪及瘦肉，就扔在白宫的石级上。那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任务将是什么，也没有一个人知道他适合做什么，不管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人人都得牺牲公众利益来学会自己那一行，没有一个例外。林肯、苏亚德、萨姆纳和别的人都无法帮助这位寻求教育的年轻人。他们知道的比他还少。在六个星期时间内，他们都会因为类似他这样的人发动的起义而明白自己的职责是什么，而他们的教育将花费美国南北数以百万计的生命以及上亿的美元，之后，全国才会恢复平衡及运动状态。亨利是一个无助的受害人，而且，跟其他人一样，他只能够等待不可知的未来将他送到不可知的地方。

　　会期结束之后，他的职责也结束了。他不再是私人秘书了，因此不知道还能够干别的什么事情，只好跟父亲和母亲一起于三月中旬回到了波士顿，并带着孩子气的温顺坐在科特大街的霍拉斯格雷法律事务室的书桌前，再次开始“我主及各位先生”。下午两点的午餐之后打一会儿瞌睡，或者在醒来之后跟未来的法官讨论政治事务。一般情况下，由于在关于背信叛逆方面的教育尝试，跟在其他方面的教育尝试一样遇到了灾难性的失败，否则，他本会在那里逗留一辈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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