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1858-1859）_新浪教育

柏林（1858-1859）

http://www.sina.com.cn 2004/11/17 10:58 新浪教育

　　第五章

　　柏林（1858-1859）

　　作为第四个孩子，弱点也有弱点的长处。因为没有太大价值，如果他喜欢的话，随时可以将自己扔掉，永远也不会有人想念他。作为父亲，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对欧洲并无好感，他和全世界的人都觉得，欧洲没有美国更适合美国人生活。喜欢吹毛求疵的评论者可能会这么回答说，他或其父亲或其祖父取得的全部成功，主要还是因为欧洲给予他们的一片天地，如果没有欧洲的帮助，他们极有可能停留在地方政客或律师的水平上，就跟他们的邻居一样，一直到最后都是如此。如果严格地按照这条规则行事的话，那他们可能就被迫永远也不会放弃昆西。而事实上，父母对他们的孩子比对他们自己更加胆小怕事一些，假如他们能够依靠波士顿本身具备的道德影响力的话，亚当斯夫妇一定会心满意足地看到孩子们永久留在维隆山大街，永远看不到欧洲的种种诱惑。虽然父母根本都不了解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事情，但是，做母亲的都了解很多情况，足以让他们坐立不安的。也许他们对过去和现在的种种恶行的担心，远不如他们对媳妇和女婿的担心，这些人可能无法适应比较狭小的家庭氛围。风险无处不在。就连在波士顿，每年都有某个年轻人让当父母的心惊肉跳一回，虽然欧洲的诱惑无法阻挡，但是，避开波士顿的诱惑却是紧急的事件。小男孩亨利想去欧洲。他看上去行为规矩，假如有任何人在看他的话；他循规蹈矩，假如他无法不照章行事的话。他从来都不寻衅闹事，尤其是在长者面前；他的道德感明显很好，假如他具备某种道德原则的话，没有人曾发现他的那些道德原则是恶劣的。总起来说，他很胆小，有某种自尊感，如果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的话。他的内心在想些什么，那就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了；他本人更是不清楚。但是，他可能是一个人，而且不一定比别的某些人更坏。因此，当他向过分放任孩子的父亲和母亲提出自己的请求，希望去一家德国大学学习民法的时候，父母尽职尽责地答应了，尽管他们和他本人一样，一点也不知道民法是什么学问，也不知道学习这门科学的理由何在。父母陪他一直到了昆西火车站，为他送别，还流露出他几乎觉得就是一滴眼泪的微笑。

　　这个孩子是否值得给予这样的放任，或者对不对得起这样的信任，他跟他们一样全然不知，也不会超过哈佛学院的某位教授对此的了解。但是，不管对不对得起，1858年11月，他还是开始了自己在教育上的第三或第四次尝试，搭乘了佳德肯斯船长和库纳德莱恩引为自豪的波斯号汽轮，那是当时最新，最大和最快的汽轮。他并不是独自一人出海的。有好几名大学同学与他同行，世界看上去一派喜洋洋的景象。到了第三天，几位年轻人眼中的世界才有了一些变化，才扎进了很大的一场风暴。他因此吸取了一个教训，终生受益，是所有大学课程都不能够与之相比的，那就是大西洋中部十一月狂风的意义。从生理角度来看，这样的一场风暴造成的悲惨心境，完全不是人类能够忍受的。这个话题为他提供的材料，除开严肃认真地加以对待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处理办法。他永远也不能够把晕船看成幽默，风暴本身与众多其他的印象联合起来，使海上航行的头一个月成为他所发现的最快速的学校教育。在知识领域里的长进看起来一日千里，进步巨大。人们终于开始明白，需要数不胜数的印象才能够完成一点点教育，但是，有多少印象能够塞进一天的时间里而不进行任何一种教育，这个问题成为旅行数学中的经典难题。有多少印象后来证明是错误的，或者说到底有没有任何印象后来证明是正确的，这需要终极的智慧。

　　大海、波斯号、佳德肯斯船长，还有最出名的乘客G.詹姆斯先生，这些人都在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消失了，是在梅塞的一场剧烈的狂风中消失的，为的是要给更可怕的利物浦大街的图景腾出地方。在十一月的阴沉天色里，从阿德尔菲咖啡屋向外看去，利物浦的街景就是这样的，之后，紧跟着切斯特令人心醉的种种乐趣，然后是红砂石建筑物的浪漫气息。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都曾体会过类似的一连串情绪的波动。也许，很年轻和天真的旅行者感到那是一动不动的一些东西，但是，在旅行者到来之前的日子里，当那样一种浪漫是现实而非一张画的时候，那可是相当惊人的。这几个男孩子来到伊顿大厦的时候，他们被惊呆了，就如同萨克雷或狄更斯看见某位公爵时产生的感觉一样。仅仅是提到格罗斯文纳尔这个名字，就足以引起人们的崇高感。极高和装饰精美的一长排房间里有精雕细刻的家具，有画像，有地毯，有花园，有风景，那是五十年代的英格兰的优越感，这些东西实际上区分了富有的贵族，使其远在美国人和店主之上。贵族社会是真实的。狄更斯笔下的英国也是如此。奥利佛·推斯特和小纳尔潜伏在每一道墓地阴影里，他们不是影像，而是真实的活人。就连查尔斯一世也不是虚幻的，他就站在塔顶之上，俯视着他的大军节节败退。自从他作战失利及人头落地以来，附近的一切都没有起太大的变化。刚刚从波士顿来的一名属于十八世纪的美国男孩，很自然地把那一切看作是教育，并且因为这一类的教训而十分开心。至少他觉得自己感受到了这一切。

　　之后是向北穿过伯明翰和黑人区到达伦敦的旅行，那是另一堂课，是必须以更正当的理由加以体会的。一头扎入黑暗而看到了熊熊火焰，在这怪异的幽暗中体会到的不可名状的恐怖，当时只能存在于那个地方，而且以前也不曾存在过，只有在火山坑里才看得到。在这稠密、多雾和无法穿透的黑暗与人们轻松滑入的轻柔的绿色美景之间，在人们从中露出头以后，形成惊人的对照。在深渊的不知名的社会里得到的启示，是那个不太舒服的男孩子所体会到的东西，尽管他并不知道，卡尔·马克思就曾站在那里，等待着他的到来。他更不知道，教育的过程迟早会触及卡尔·马克思，而且比花在哈佛学院的博文教授或他那邪恶的自由贸易方面的最高权威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那里的时间长得多。黑人区是一场实际的教育，但是，它在距离上要远得多，到了无穷无尽的程度。那个男孩子远离了它，就如同他从自己不喜欢的任何东西旁边飞速逃走时一样。

　　假如他有足够的知识，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那他一定会看到某种可加以研究的东西，某种比民法重要得多的东西。他坐在死气沉沉的四轮马车上，有气无力地慢慢走过查林柯罗斯，看到泥泞、肮脏、潮湿和点着煤气灯的牛津街。他的确注意到了一件很奇特的、值得记住的事情。伦敦仍然是伦敦。某种风格使伦敦的污秽显出高贵的气息，一切看上去很沉重、笨重、傲慢和有了钱之后的狂妄，但又不是那么低俗。看上去很是偏窄，但实际很宽敞，几乎不能够容忍外部的世界，但绝对是确有自信心的。街上的年轻人随便议论美国人的服饰和体形，弄得路过的旅行者匆匆戴上高高的帽子和长长的外套以免遭人非议。哪怕在斯特兰大街，陌生人也没有权利。十八世纪坚守着自己的立场。在舰队街，历史在亚当斯的耳朵里发出喃喃细语，就跟在约翰逊博士的耳朵里发出的声音一样。《名利场》在皮卡迪利大街上复活了，那里有黄色的两轮车，有戴着假发和穿铁匠服的马车夫。撑着拐杖坐在踏足板上的马夫，满脸皱纹的老妪坐在屋子里面。半数的大房子都被伦敦的烟雾染黑，上面刻有很大的死者菱形纹章。所有人看上去都那么傲慢无礼，而世界上最傲慢无礼的建筑，就是皇家交易所和英格兰银行。在1858年11月，伦敦仍然是很大的一个城市，但是，一个美国人觉得那是十八世纪的伦敦，而且很不喜欢。

　　教育在倒退。亚当斯当时还是个孩子，他猜不透，伦敦的这个污秽样子在他成年以后，会成为多么私密的一种个人印象，但是，他更无法想像的是，他本人竟然在此后五十年重返伦敦，并且注意到，伦敦的规模每扩大一倍，在他的眼里就越是渺小，在它的财富增长四倍之后，他倒是更觉得伦敦格外俗气，在帝国的版图扩大之后，反倒觉得它较少帝国的气派，当它试图多一些文明礼貌的时候，反倒觉得它较少尊严了。他最仇恨伦敦的时候，反倒最喜欢它。教育在最后开始，或许是在开始的时候结束的。到目前为止，它一直停留在十八世纪，而接下来的一步会使它倒退到十六世纪。他去了安特卫普。当“奥西男爵号”在晨雾中冒着蒸汽沿舍尔德特河北上的时候，一个旅行乐队开始在甲板上演奏起来，在田间耕种的一群农夫放下农具，加入了跳舞的行列。奥斯塔德和登尼亚斯跟当日一样鲜活，富有生命力，甚至连艾尔瓦公爵大厦也就在原地。这座十三世纪的天主教堂高高矗立在一大排十六世纪的瓦屋之上，突然之间在墙壁和从来都不曾有过变化的风景之间消失。这座城镇的气息是浓厚、富裕、老熟，如同一种葡萄酒。它呈现出中世纪的特色，因此，鲁本斯看上去倒是很现代的，那是触动过这位年轻人的味蕾的最强烈和最丰满的滋味之一，但是，他不妨在浓烈的老莫尔姆舍葡萄酒中为从中得到的全部教育而淹没自己的激动。哪怕在艺术中，人们也很少能够从“安特卫普大教堂”和“十字架的堕落”着手的。他纯粹是陶醉在自己的情绪中了，然后尽力恢复了清醒状态。半个世纪之后，当他再次看到安特卫普时，他清醒到了极端的程度。他感觉到了自己的中世纪和十六世纪仍然充满活力。他是足够年轻的，而这些城市却肮脏到了极端的程度，一点也没有变化，一点也没有得到恢复，一点也没有游客到访的痕迹，让他找不到一点现实感。作为一种品味或一个味道，那是一种教育，尤其是因为它持续的时间还不到十年。但这只是感官的教育。他从来都没有想到要在“十字架的堕落”上进行自我教育。他太高兴了，无法感觉自己跪在十字架的脚下。他仅仅知道，自己最终还得站起来，还得去忙自己的一件件愚蠢的琐事。

　　这还只是欧洲可以预见到的危险之一，但是，危险以足够快的速度消失了，让很担心的父母放宽了心。有天早晨，这位寻找教育的年轻人在没有向导，也没有方向感的情况下进了柏林，结果在一大堆误解当中迷失了方向。他始终都没有想起来自己当时到底想要找什么，但是，不管他想找到的东西是什么，都与最终找到的东西没有任何联系。一个二十岁的学生很容易相信任何事情，甚至会喜欢上柏林，他也有可能全盘接受十三世纪，因为他的向导向他保证说，他走的路是正确的。然而，一个星期的体会让他晃悠悠地摸不着边了。信念归信念，路却越走越暗，越走越窄了。柏林让他惊讶，但他并不缺少朋友带他体会柏林能够奉献的全部娱乐。有一两天，他跟别人一起东奔西跑，去了啤酒屋，去了音乐会，去了舞厅，抽了很多劣等烟草，喝了很差劲的啤酒，吃了很多泡洋白菜丝和香肠，就好像完全不懂那些东西一样。这很容易做到。人们总可以从社会阶梯上走下来的。等他希望得到自己想要的教育时，问题才会慢慢出现。他的朋友带他去那所大学进行入学登记，他们帮他选教授和课程，他们带他到可以买到《卡依乌斯法学概要》和多种成套的德国民法学著作的地方。他们带他去听第一堂课。

　　他的第一堂课也是他最后的一堂课。这位年轻人学得不是很好，他对自己的向导和咨询人员充满了差不多可以称为宗教情怀式的敬意。但是，他只需要一两个小时便可以让自己满意地确认，他又在教育上失败了一次，而且，这次是致命的失败。这门语言需要至少三个月的艰苦努力才能够让他听懂一点点法律方面的授课内容，这个发现让他觉得很讨厌，但是，让他十分不安的震撼，倒是发现了这所大学本身。以前，他以为哈佛学院是一所呆板的大学，但是，跟他在柏林大学看到的一切比较起来，哈佛学院倒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力的地方。那些德国学生是一群奇怪的动物，但他们的教授却是无价之宝。柏林大学的精神状态并非美国社会的精神状态。亚当斯没有资格去了解其他学科流行的教学方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在民法教学方面，他看到的是曾在十三世纪流行的最要命的授课方式。教授在那里喃喃自语，不知道说的是些什么东西，学生在下面记笔记，或者假装在记笔记。学生花一个月时间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在书籍或讨论中仅仅需要一天便可以完成，但是，学生如果想拿到这位老师发的学位，就必须要为此交学费，必须一节节地上他的课，必须当他的学生。对一个美国学生来说，这样的结果是毫无价值的。他无法在没有事先掌握普通法的基础上利用民法，但是，在美国，十分熟悉共同法，因此也明白自己需要什么的学生，他只需要轻松地看完《法令全书》或集注就可以了，完全可以自己给自己当老师。柏林大学的教育方法、教学内容和教育姿态都无法胜过美国教育。

　　这次发现却没有让任何一位同学感到惊讶。他们去听课，做笔记，看课文，但从来都没有假装拿自己的教师当一回事。他们读海涅著作时认真得多。自己到底能够得到什么，他们了解的不比海涅多，只知道一点柏林口音，而这个口音学得也不太像；还有啤酒，而啤酒跟慕尼黑又不堪一比。再有就是舞会，而舞会在维也纳要好得多。他们喜欢啤酒和音乐，但这些东西又不想为教育承担责任。不管怎么说，他们一边为自己辩护，一边在那里学习语言。

　　这么一来，这位年轻人又回到了语言上，因为语言学得很慢，他发现自己落在朋友后面，这使他的情绪十分低落，因为柏林冬天和柏林建筑造成的阴郁，在他看来是一种特别的阴沉感，是别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的。有一天，在林登，他看到查尔斯·萨姆纳在一辆出租车里，因此跟在他身后跑。萨姆纳当时正在从南卡罗莱纳遭受的打击中恢复士气，在遥远的普鲁士荒野里看到这么一位年轻的崇拜者真是让他大为开心。他们一起进餐，然后去歌剧院听威廉·泰尔的歌剧。萨姆纳尽力鼓励这位朋友，让他下定决心克服语言上的困难。“刚刚来柏林的时候，”或者罗马，或者无论什么地方，他总是以那种圆熟的口气说话的。“我一句德语也讲不出来。三个月之后，我要离开时，已经开始跟出租车司机攀谈起来。”亚当斯发现自己很难在如此短的一段时间里获取这样的社交本领，因此，有一天，他对波士顿的罗伯特·阿普索普先生大吐苦水。罗伯特到柏林来过冬，为的是要听听柏林的音乐。他谈到了自己类似的挣扎，说他曾去一所小学，跟一批十岁的孩子坐在一起学了好几个月，背诵他们的课文，学习他们的短语。这个想法正好符合亚当斯绝望的时候想出的办法。至少，这可以让他将柏林大学、民法和啤酒屋的熟人扔到一边去。阿普索普先生劳神费力地跟弗里德里奇—威尔汉姆—沃德奇中学的校长谈话，求他允许亨利·亚当斯作为奥伯特西亚班的一员进中学学习。这个班是十二、三岁的中学生，在那里，亚当斯上了三个月的学，就好像他从来都没有抱着厌恶之情回忆中学的学习生活一样。他从来都没有做过如此愚蠢的事情，但得到了一种教育，而这一次的教育却为他的一生提供了有益的教诲。

　　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尽管以这种方式度过三个月的时间，足以让一只狮子狗也学会跟出租车司机交谈起来，而且这也是外国学生能够做指望的最高水平了，因为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机会跟自己完全不了解的德国社交界进行接触，假如德国社交界的确存在的话。亚当斯从来都没有学到能够跟德国人自由交谈的水平，但是，他的英语也是一样，假如他能够相信英国人的话。他明白不能因为这一点而讨厌自己。他在语言上面的困难慢慢会消失的。1859年，他觉得自己已经相当德国化了。他甚至觉得自己看德文的时候就跟看英语一样了，这证明他对德文的了解实在太少，但是，不管他在自己的实验中获得过什么样的成功，都不如他跟德国教育的接触更让他产生兴趣。

　　他反叛过美国的小学和大学，他立即又反抗德国的大学，作为他最后的一次教育实验，他正在试验德国的中学。这样的实验是危险的。1858年的柏林还是一个贫穷可怜的乡间城镇，非常简朴、肮脏、没有教化过的样子，从很多方面来说令人恶心。生活的原始是一个美国男孩无法想像的。普鲁士背着沉重的军事负担和贵族的琐碎气，当时还刚刚开始从国内债务中解脱出来。除开军训以外，几乎就没有什么活动。威尔汉姆一世是其发疯的兄弟弗里德里奇·威尔汉姆四世的摄政王，这位未来的皇帝看来很喜欢躲在林登窄小的宫殿里打量窗外的行人，并以此消磨时光。德国人的礼仪，哪怕在宫殿里，有时候也是十分粗鄙的，而德国人在学校里表现出来的彻底精神，却时常会流于形式。俾斯麦本人当时正在努力开始一段对抗德国制度的惯性影响的政治生涯。德国的状态对于每一位认真的德国人来说，都是一场丑闻或讨厌之事，对于费尽全力从上到下改造德国的所有人来说，也是一样的。亚当斯进入很大的一所公立中学去接受教育，正好是在德国人最希望摆脱他们被迫接受的教育的时候。作为寻找教育的一个阶段，这次冒险带有极强的海涅色彩。

　　中学教育制度无疑发生了变化，而且，无论从哪种可能性来说，那些校长全都差不多死掉了。那个故事不再有什么实际的价值，就连在当时都谈不上什么价值，人们至少可以为当时的德国学校辩护说，那不是残酷的教育方式，也不是非人道的教育方式。小学校长按照普鲁士的标准来看是相当不错的，其他一些教员，这个学校的比那个学校的也差不多，是其学校的教学方法让这个不讲教学方法的美国人大感惊讶的。对记忆进行的随意训练令人惊讶，记忆承受的压力是一种形式的折磨，孩子们在毫无怨言的情况下完成的种种技艺表演是让人怜惜的。除开记忆而外，看来并没有别的什么才能为人确认。利用得最少的还是推理能力，不管是分析推理、综合推理还是教理推论。德国政府并不鼓励人们进行推理活动。

　　所有国立教育，都是一种形式的动力机器，用于让普通人的思想发生偏转，用于使力线转向，并保持在假定对国家目标最为有效的方向上。德国机器的效率高得惊人。它对儿童的影响是病态的。弗里德里奇-威尔汉姆-沃德奇中学是柏林市中学的一所老房子，是为当地小贸易主或布尔乔亚阶级的子弟提供教育服务的机构。那里的学生都是柏林人，他们的家庭都会受到1848年社会问题的困扰。没有哪一个家庭是贵族，也没有哪一个家庭与上流社会保持着联系。他们本人都是一些很逗人喜欢的人，但是，作为教育的对象，他们都是一种恶劣的教育制度能够产生的最坏结果的证据。很明显，在顽固地进行非逻辑的追求时，亚当斯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那就是找到一个从邪恶意义上符合逻辑的教育制度。首先，学生的体质表明了这一点，但是，他们的体质并不能全部怪罪于学校。德国食品，最客气也只能说很差，而泡洋白菜丝、香肠和啤酒构成的食谱，永远也不可能是好的食谱。然而，让德国学生看上去面容苍白、肌肉无力的还不仅仅是食物本身。他们从来都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操场。在柏林各地，冬季的时候，没有一立方英寸的氧气能够透入住人的大楼；在学校里，每一间教室都关闭得严严实实的，没有加上通风设备，空气难闻到了稍有一点点体面感的人都无法忍受的程度，但是，如果课间这名美国人打开窗户五分钟，那他就违反了学校的规定，并且一定会受到训斥。只要天气很冷，窗户就一直关着。如果孩子们遇到假日，他们一般会被带到迪尔加登或别的地方，而且是长途步行到达的，最后总是累得精疲力竭，然后是烟草味、香肠味和啤酒。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一般要求准备好每天的课程，就连有良好健康习惯和身体强壮的人也很快会吃不消，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学下去，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心态有问题。德国大学看起来是一塌糊涂，但是，德国的中学却是某种差不多可以起诉的虐待。

　　四月份到来之前，德国教育的实验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候：除开民法的鬼影关在衣橱的黑暗中以外，没有任何东西留下来了，再也没有必要在有可能重复这个故事的任何人面前胡扯了。海涅作品里犹太人的嘲笑声在大学里响起，回荡在柏林的各个角落。当然，当人们活到二十岁的年纪时，生活一定会是圆满的，哪怕是充满了柏林啤酒也好，尽管德国的学生生活整体来说，是一个美国人看起来最清淡的一种啤酒。可是，除开少数一些片断以外，这种曾经极有希望的教育没有什么东西残留下来，尽管如此，人生发生最多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到最后，副产品往往比主产更有价值。德国大学和德国法律都是失败之物，德国社会，从美国人的感觉上来说，也根本都不存在，或者说，假如它存在的话，也从来都没有在这个美国人面前显示出来。另外一方面，德国戏院却是一流的，德国歌剧以及芭蕾舞几乎值得人们专程前往柏林。但是，德国教育总体的失败，及其古怪和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结果却在于，这位学生唯一明确的收获——他向更高层生活迈出的一步——却来自于他所浪费掉的时间。学习被耽搁了，他沉溺于种种的恶习，教育倒转了方向。这一切来自可恶的啤酒屋和音乐厅，这一切是偶尔发生的，并非有意而为的，事先无法预料的。

　　同伴要求，每星期要有两三个下午去听听音乐，他们可以一边听乐队演奏沉闷无趣的音乐，一边喝些啤酒，抽些德国烟草，看肥胖的德国妇女织毛衣。亚当斯跟他们一起去，仅仅是为了做伴，从来都不装出十分感兴趣的样子。阿普索普轻声抱怨，说他夸大了自己的冷漠，因为他无疑一定会喜欢贝多芬音乐的，但是，亚当斯却简单地回答说，他并不喜欢贝多芬。而且，当阿普索普先生和其他一些人以为那是一种幽默而开心大笑的时候，他却会感到些许惊讶。他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幽默。他推定，除开音乐家以外，任何人都认为贝多芬的音乐是无聊之作，就如同除开数学家以外，任何人都会觉得数学是无趣的学科一样。他就这样坐在啤酒桌子旁边，脑袋里面一片空白。有一天，他惊讶地注意到，他的思想竟然跟着一部交响乐的乐章在活动。如果突然之间，他能够看懂另一门语言写的文章，也不会如此惊讶的。在教育带来的种种奇迹之中，这是最让人惊奇的事情了。在人生很大的一面阻拦了他的感觉的监狱之墙突然之间倒塌了，完全出自它自己的原因，甚至连他本人都不曾意识到事情已经发生。在粗糙的烟草与质量极差的啤酒冒出的烟雾与泡沫当中，围在最普通的德国家庭妇女中间，一种新感觉突然爆发出来，就如同他的生活中突然开出了一朵花，它比过去的老感觉高级得多，让人困惑，它的存在本身都让人惊讶，竟至于让他无法确认。他看着它，好像是别的什么东西，是某种偶发事件，完全无法确认。他慢慢想到，贝多芬的音乐已经有一部分为他所了解，但他更愿意认为，贝多芬作为一位音乐家多半为人所夸张了，他的音乐其实是很容易被人听明白的。这不可能称为教育，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认真地听过那种音乐。他一直都在思考其他的一些事情。仅仅是机械地重复某些声音就触发了他无意识的思想。贝多芬一定具备这样一种能力，但瓦格纳没有，至少是成熟以前的瓦格纳所不具备的能力。过了四十年，他才真正听到《众神的黄昏》。

　　人们也许会谈起萎缩感的复活，这是指沉睡意识的机械反应，但是，没有别的感觉苏醒过来。他的线条与颜色感跟以前一样迟钝，而且跟以前一样远在艺术家的水平之下。他的抽象思维感并没有突然之间绽放生命，好让他的思想跨越德国表现主义的樊篱而与康德及黑格尔的理想主义产生共鸣。尽管他坚持认为，他对德国思想与文学的信仰是极坚定的，但却没有能够接近德国思想，读哥德和席勒的作品时，也没有能够在字里行间滴下一星半点的眼泪。他父亲时不时轻率地写来一两封老生常谈的信，但是，这位年轻人根本都不想听任何一种感伤之谈，他坚持认为，柏林是德国人眼里最好的教育之地，但是，等四月最终到来，正好有位天才提出应该去图林根进行一次远足时，他的心如同鸟儿一样歌唱起来。他意识到自己经历了多么可怕的一场噩梦，因此下定决心，无论以后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寻找教育，决不能再来柏林，别的任何地方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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