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1892）_新浪教育

二十年后（1892）

http://www.sina.com.cn 2004/11/17 10:58 新浪教育

　　第二十一章

　　二十年后（1892）

　　这次又是讲教育的故事！而不是传奇故事！这是为了帮助年轻人，或者说是为了帮助有足够智力，知道要去找人帮忙的那些人，而不是逗他们开心的。一个人得到了教育之后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都不会给询问者带来任何麻烦，那是一件私事，只会使他本人困惑不解。也许，亨利·亚当斯根本就不值得接受教育，大多数精明的评定都认为，一百个人当中只有不到一个人有能力对存在于他四周的各种力量产生有目的的反应，而这些当中有一半人会做出错误的反应。对于这些的一批人，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告诉他们如何有效和经济地做出反应。毫无疑问，广义的世界总会远远地落后于思想积极主动的人，这便造就了一层惯性的软垫，供下落之用，比如亨利·亚当斯就是如此。但是，教育应该想办法让障碍物少一些，使摩擦力减少到最小，使能量充满活力，并训练思想使其产生反应能力，不是以危险的方式，而是通过选择来回应吸引世界的力线。在青年时代，一个人知道的东西并不重要，知道如何学习的人才是懂得最多的人。在全部人类历史上，思想的浪费一直是惊人的，本故事想要说明的是，社会一直在想办法使思想的浪费再多一层。毫无疑问，教师是最严重的罪犯，但是，世界也站在他的身后，并使学生脱离正轨。这里面的道理是响亮而清晰的。最有精力最充沛的人，只有最有适应能力的人，只有得到最大帮助的人才会克服阻力或惯性的粘附力，但是，这会使其四分之三的精力浪费于其中。

　　不管适应还是不适应，亨利·亚当斯于1871年中断了自己的教育，并且开始使之投入实际使用中，就跟身边的其他人一样。二十年后，他发现自己已经完成此事，可以总结一下成果了。无论对谁，他都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男男女女都对他不错，他从来都没有遇到恶意的人，脾气坏的人，甚至对他不礼貌的人，他也没有跟谁争吵过。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严重的不诚实行为，也没有领教过以怨报德的行为。他发现年轻人随时准备好接受暗示，而这样的心理准备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考虑到人们对于世界普通的抱怨情绪，他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自己就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

　　在这二十年时间里，他做了很多工作，从数量上来讲是这样的，其他人也希望他如此。他做的很多工作别人当然也没有想到要来驻足观察一番，有些也不是他份内非做不可的事情。在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他觉得那些卷帙浩繁的东西全都是令人好笑的东西。他不知道自己发表的那些东西会有什么实际的用途，他一直在黑暗中工作，但他的很多朋友也是如此，哪怕是一些画家，他们都没有想到要胸怀大志，一定要把社会标准提高到什么程度，对他们那个时代的方法或礼仪也没有深刻的敬意，无论是海外的还是国内的，但他们所有人都有过尝试，都希望能够使标准稍高一些。对于较老的一辈人来说，他们的努力令人精疲力竭，这是大家可以在“猎人”中看出来的。但是，1870年之后的那一代人更是出众，他们并不是大笔增加了公共财富，也没有使人口数量巨幅上升，他们一意孤行的主张更强烈了。出生于三十年代的相当大一批人赢得了名声：菲力普·布鲁克斯、布莱特·哈特、亨利·詹姆斯、H·H理查德逊、约翰·拉法格，有时候的话，这个名单表还可以拉得很长。但是，这批人当中还有另外一些人，比如奥古斯塔·圣高丹、麦吉姆、斯坦福·怀特，还有其他很多出生于四十年代的人，他们在六千万或八千万人的思想惯性里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量。这些人当中有克拉仑斯·金、约翰·海依，而亨利·亚当斯却一直过着没有名声的生活，他只想努力填充一个等级留下的社会缺口。这样的组合并没有光彩夺目的奖品，但是，大家还是为之追求了二十年，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意志力，就好像那会通往名声和权力，直到最后，亨利·亚当斯觉得自己的职责已经完成了，而他与社会也结清了账目。他过了相当不错的生活，如果有别的生活来到他的面前，他也不一定情愿拿现在的生活去交换。他对自己的生活相当满意，或者自以为相当满意，但是，出于跟教育毫无关系的理由，他感到很疲倦，他的精神能量已经下降到很低的水平了，跟一匹跑累了的马儿一样，他离开了赛马场，离开了马厩，直奔离原地越远越好的草场。教育在1871年结束了。生活于1890年完成了，其它的一切几乎没有关系！

　　他做了许多无用的努力，想在别的地方安定下来，但是，当回归的问题对他做出裁定的时候，终于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伦敦，而过去经常也是这样的。当时是1892年的一月，他一个人在医院里，正处在隆冬的阴郁情绪中。他已接近五十四岁的生日了，帕莫尔大街已经彻底忘记了他，就如同这条大街以前也忘记过他的先辈。他有十多年没有看到伦敦了，他很开心地看到，仅有一张病床构成他的世界，仅有熟悉的暗雾构成他的地平线。煤火发出熟悉的家乡气息，暗雾有青年时代的果味，无论什么也比扔进威格莫尔大街的垃圾中好些。他活在自己的青年时代，因此能够为自己找到一些乐子，他可以再次坐车去1858年的牛津大街，他可以想象一个乐趣少得多的未来生活，结果真实的生活反倒比当时想象的好得多。

　　未来不再那么吸引他了。他躺在那里，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他在筹划下一步准备干什么。他刚刚跟约翰·拉法格一起从南海归来。拉法格很勉强地回到了纽约，重新做他的画室工作，而对于他这样的年纪来说，生命力已经下降到了很低的水平，因此，那份无聊的麻烦工作一点点磨去了他的锐气。作为一个选择，亚当斯宁愿回到东部去，哪怕只是在南方星空下永久性地躺在信风之下也行，那里有暗紫色的海洋，有孤独和虚空中紫色的感觉，人可以在那里信步徘徊。这并不是说他喜欢那样的刺激，而是说那是他有过的最无尘俗气的生活。当时，他还没有看到鲁迪雅·库普林的《曼德勒》，但在知道这首诗之前，他已经了解库普林的诗歌了。跟数以百万计的周游者一样，只有他们才知道世界真正的样子。重新开始一次新的教育是最不能够吸引他的主意。过去的教育已经够糟糕的了，新的教育只会使原来的教育错上加错。生活已经切成了两半，原来的一半已经扔弃了，连同教育和其他的东西一起扔掉了，没有可以借以嫁接的木本了。

　　他在巴黎和伦敦面对的新世界，在他看来真是奇妙无比。他愿意承认那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意思是说在他自己的思想之外还有某种形式的它物存在，但他不能够承认那是一个理智的世界。在巴黎，在大剧院上演的阴沉的芭蕾舞剧和老皇宫里上演的轻型音乐剧面前，他的心碎成了肉浆，但是，除开这些以外，属于他自己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已经跟拿破仑一世时代的巴黎一样过时了。在画廊和展览会上，他因为艺术创新的努力而痛苦，有一天，经过很长时间思考以后，约翰·拉法格问他说，艺术还有没有更简朴的形式可以去追求的，亚当斯摇摇头。就他看到的世界来说，已经不再是简朴的了，因此也无法简单地表现这个世界。它应该表达自己原本的模样，而这正好就是亚当斯和拉法格都不理解的。

　　炉火经过第一次这么大吹一番之后，火光眼看就要熄灭了。这个世界曾有过很多的许诺，但他感觉跟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准备放弃它了，而最方便的道路就是回到东边去。但是，他不敢一个人去冒险，但是，最罕见的动物就是一位同伴。他必须回到美国去找一个伙伴。也许在等待的途中，他可以编写更多的历史著作，为了这个作为最后办法的机会，他请人把自己能够找到的所有资料都抄写下来，但这只是一个习惯。他回家了，如同马匹回到了马厩，因为他不知道还能够去别的任何地方。

　　家就是华盛顿。格兰特政府于1877年结束，之后不久，伊瓦茨当了国务卿，亚当斯回到华盛顿，一部分是要写自己的历史著作，但主要还是因为他在伦敦七年辛苦的放逐生活让他相信，只要在生活中还有一些作用，对政治家来说，那就是同厩之马，不管他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大约在同时，老乔治·班克罗夫特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而当前，约翰·海依也前往充当伊瓦茨先生的助理国务卿，并留在那里编辑《林肯传》。1884年，亚当斯跟他一起雇用理查德逊为他们在拉法耶广场建了相邻的两栋房子。假如说亚当斯有一个家的话，这就算是他的家了。他必须转向拉法耶广场的那栋房子，因为他没有其他的地方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地方可以停留了。

　　这次，他必须回到自己的食槽，从前的任何一个决定都没有这个决定做得勉强。他父亲和母亲都死了。其他的家人都过着他们自己的安定生活。除开华盛顿的三两个本身都漂泊不定的朋友以外，没有人关心他的去来，而他本人也是最不在意的。没有什么可以在意的。人人都很忙，差不多所有人看来都很满足。自1871年以来，没有任何事件扰乱美国世界的表面，哪怕欧洲，在它沿着小路进入非欧洲状态的前进过程中，再也不是那么引人注目了。

　　在巴黎过了一个可怕的一月，当再也找不到一个借口可以拖延下去的时候，他跨过了海峡，跟他的老朋友米尔尼斯·盖斯凯尔一起，在约克郡的索恩斯过了一个星期，这期间，猛烈的西风发出了一个警告，打消了他回家的念头。一月的约克郡不是南海中的岛屿。它与塔西提没有一点相似之处。跟菲济或萨摩亚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是，就跟以前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这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一次休息，亚当斯为此充满感激之情。

　　终于，到了2月3号，他勉强出发，乘“条顿号”南下爱尔兰海峡。他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跨过大西洋了，从来没有见过新式的远洋客轮。他已经没有见过很多新东西了，也没有见过法国或英国的很多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东西。铁路使人们旅行更快了，但是，并不见得就比以前更舒服。等级还是一样的。横渡海峡的服务自从1858年以来并没有太大改善，或者改进很小，不足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欧洲看来在过去二十年里原地未动。对于一个像欧洲一样原封未动的人来说，“条顿号”就像是一个奇迹。整个星期都在刮着怒吼的冬季狂风，但他还有晚餐可吃，这不是奇迹是什么呢？他还有一个单间船舱，里面有新鲜的空气，喜欢的话还可以整夜就着电灯看书，这是比生活能够提供的奢侈品更大的惊喜。奇迹甚至有可能翻倍，甚至翻三倍。亚当斯的惊奇感变成了一串串的数字。如同“尼亚加纳号”相对于“条顿号”一样，1860年跟1890年一样，因此，“条顿号”和1890年一定也会成为下次出现的用语。什么时候？很明显，这个问题只关系到美国。西欧并没有这样的谜团。人们不妨在这里把尺度放大一倍，无限加速下去，而不需要挣脱任何束缚。

　　在那趟航行中，命运是仁慈的。鲁迪亚·库普林正好准备去美国结婚，在亨利·詹姆斯的介绍下，他来到客舱，带来了挡不住的快乐与智慧，就如同拿着花园里的皮水管朝着一株干涸褪色的秋海棠喷扫大量的水分一样。库普林从来都不知道他给人带来了多少心灵的安稳，因为他本人从来都不那么需要它。他有开不完的玩笑，他有各种各样的故事，但是，在最开心的时刻，人们会感觉到原来的谜团重新到来。不知为什么，不知在什么地方，库普林和这位美国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也无法粘到一起去。这位美国人感觉到，假如有缺陷的话，这缺陷就在他自己身上。他跟史文朋在一起的时候，就曾有过这样的体验。后来跟罗伯特·史迪文森在一起的时候也是一样，哪怕在瓦利马的棕榈树下。但是，他没有让这样的自谦发展到觉得自己太怪的程度。不管是什么样的缺陷，那也是美国式的缺陷。它属于那种类型的人。它流在血脉中。不管使他远离别人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也是英国式的。它也流在血脉中。人们跟凯尔特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少有这样的感觉，人们跟菲济的食人族在一起的时候，也会产生这样的相互感觉。克拉仑斯·金经常说，那是人类原子不同的波长之间不和谐造成的，但是，这个理论在测量当中会遇到困难。也许，这仅仅是因为天才远在高处，但这个理论也有其死角说不通。在这个人的一生，他曾见过很多美国人向欧洲人屈下文学之膝，再往回追溯两百年历史，看看更多人的生活，人们会看到欧洲人冷落或庇护美国人的情景，并非总是有意如此，但事实上的确如此。事情的本质就是如此。库普林即没有冷落，也没有庇护，他只有开心和温和的性情。但是，他会是第一个感觉到人们是什么意思的人。天才必须要给自己支付那一份不情愿的自尊。

　　到了1892年2月中旬，亚当斯发现自己重新回到了华盛顿。在巴黎和伦敦，他没有明白返回那里的生活有什么价值，在华盛顿，他看到了隐姓埋名的很多理由。那里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时间长了——经过很长时间以后，这个城市也许会符合流行的居住标准。但是，一个人的很多朋友都已经故去了，或者多次失踪，让人感觉好像成为在波士顿或伦敦一样的陌生人。慢慢地，围绕着政府形成了某种小社会，一些人家的大门也打开了，有很多饭局等着。有很多人来招呼，有很多人留下卡片，但是，一个孤独的人比起1868年来还是差得太远了。社会看来比他自身更不舒服。行政部门和国会都显出清高的样子。政府里面没有人觉得有必要去参考社会上的什么人的意见。世界不再完全是政治意义上的世界，但是，政治已经变得较少有社会性了。内战幸存者，比如乔治·班克罗夫特或约翰·海依，他们努力想站稳脚跟，但是，几个人都不是很成功。他们可以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也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没有人拿他们说的话或做的事情当真。

　　十一月份要举行总统选举了，没有人对结果有很大兴趣。两位总统候选人都是很奇怪的人。大家说，其中一个没有朋友，另一个只有敌人。凯尔文·布里斯当时是参议院最有智慧和最聪明的人，他经常用灼热的话来描述克利夫兰先生，而且总是长篇大论，说他是从古至今最清高和最高贵的人，“但是，”他说，“以后，我情愿在隔壁山头较为安全的顶峰上查看他的行事记录。”同样的话也可以用在哈里森先生身上。从这个方面来看，他们都是最了不起的总统，因为无论他们对自己的政敌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手段，相对于他们对自己的朋友所施加的伤害来说，都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些人远离他们，就好像他们有邪恶之眼。对美国人民来说，这两位候选人和两个政党都是十分稳重的，因而使得人看不出什么很大的差别。哈里森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总统，是一位能人，是一位强者，也许是林肯总统之后共和党选举出来的最好的一位总统，但是，从整体上说，亚当斯感觉到自己还是偏向于克利夫兰总统，这可并不是因为个人好恶，哪怕民主党人在他看来代表着十八世纪最后的遗迹。那是霍西亚·比格罗的《康瓦里斯岛》里的幸存者，那是反对银行家天堂的唯一的一批抗议者，而这个天堂在过去的一百年内已经在伊索的青蛙王国里越来越专横了。除开为圆木国王投票，或者为格罗瓦·克利夫兰投票之外，人们不再发出哇哇叫声了。就算这个时候，人们也不能够肯定银行家国王会躲藏在身后的什么地方。政治学中代价昂贵的教育导致了政治麻木。并不是人人都分享了这样的结果。克拉伦斯·金和约翰·海依都是忠实的共和党人，他们从来没有一刻钟想过，在别的理想中会有什么样的益处。在金那方面，这样的感觉主要来自对古民族的热爱，是对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同情以及对其敌人相应的仇恨；但是，在海依那方面，党派忠诚成为生存的一个阶段，有点像受过高级培训的牧师对教会的忠诚。他看到了那个党所有的失误，更意识到了党人的失误，但他无法在党以外的任何地方生存下去。对亚当斯来说，西部的民主党或西部的共和党，城市的民主党或城市的共和党，不管是W·C·惠特雷还是J·G·布莱恩，他们实际都是同一种人，他们对金、海依或亚当斯的目标来说都是同样有用。他们把自己分别为朋友或敌人，而不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对海依来说，差别在于是否值得尊敬。

　　自1879年开始，金、海依和亚当斯一直都是彼此不可分离的。他们一步一步进入越来越密切的同情关系，大家都尽量避免公开这样的私人关系，而不是故意引人来注意的，一直到1892年，他们几个都还没有占据任何公职。海依当政的时候，经过很大努力，金所有的朋友，包括阿伯拉罕·休韦特和卡尔·切茨在内，一直都在资助勘测组的组织工作，并让金当那个勘测局的负责人。但是，金只等到那个机构组织起来后就退职了，为的是要到西部去为自己挣钱去。海依在国务卿依瓦茨的手下当过一阵子助手，然后也坚持要出去，他要跟尼哥雷一起去写《林肯传》。亚当斯没有任过公职，朋友们问他原因的时候，他并不能拿出很长的解释，他只喜欢拿一个简单的答案，说不曾有哪位总统请他去补哪一个公职的缺。这个理由不错，也真实得让人信服，但不禁让人对他的斗志或能力产生怀疑。为什么从来没有总统请他去补缺呢？这个问题需要一卷书的篇幅才说得明白。他从来都没有想到，哪一天政府强行要他完成什么任务而他又不想去完成的，但是，美国政府从来都没有强行让什么人完成一项工作。问题从来都不是出在他这里，也不在别的任何人身上。政府要求候选人主动承担职责，行政部门的事情是从接受或拒绝某事开始和结束的。社会公式把这种被动的姿态推到了更远的地方。任何一个人，当他被提升到有任命权的职位，因此而可以多年利用别人的房子，那这样的公众人士一般会觉得自己被迫要直接或间接地询问自己的朋友是否需要什么东西，这等同于离开的民事法案，因为他感觉自己在原来的关系中很别扭。在不偏不倚的选择中，最漂亮的公式，往往就是拉玛尔的那句极礼貌的南方话：“当然，亚当斯先生知道，我的权力范围之内的一切都可供他使用。”这个说法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双方都感到很悦耳。他是对的。亚当斯先生的确知道这一切，鞠一个躬，按传统方式微笑一下，然后，这个话题就永久性地终止了。人人都感觉自己很有面子。

　　这样的密友，一旦提拔到权力高位，总是会失去。他的职责和关心的事情会吸引他，并且会影响他思想的平衡。除非这个朋友能够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否则，友谊就是需要费力保持的东西。从来不为报纸写文章，也不做宣传性演讲的人，他们很少向这样的宣传基金捐款，他们会尽量少地进入白宫，他们把自己放在有用者的圈子之外，而且在完全明白自己在干什么的前提下这么做的。他们从来不会指望总统会邀请他们出任什么职务，也看不出总统为什么要这么做。至于亨利·亚当斯，在他了解华盛顿的五十年时间里，没有人比他自己更惊讶于哪位总统请他去做一件哪怕一起跨过广场的事情。只有德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才会想象，总统需要他们去一个遥远的使馆服务，但他们必须让他劳神好几个月才能找到一个这样的人。

　　在华盛顿，这个法则或习惯是人人都明白的，没有哪个人的性格会因此受影响，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得到任何公职。除非他自己希望得到，否则没有人会进入公职。反过来，圈外的人永远也不会得工作邀请，当然也不会得到捐款请求。亚当斯看不出有哪个公职是他想要的，他认真地想过，从他的角度看去，长期来看，假如没有公职在身，他极有可能成为更有用的一个公民。他至少可以当一名听众，而且，在那些日子里，华盛顿的听众很少占据哪怕很小的一个剧院。能够当一个旁观者，他已经很满足了，他不时觉得自己不妨冒险做一番评论，对一些操作者做一些评头品足的工作。但是，尽管他发现自己的位置很平常，却从来都不是很明白依翰·海依的地位。共和党领袖是以对待内部人的准确度对待海依的，他们请求得到他的服务，而且取走他的钱，那种随便的态度就连一个饱经风霜的观察者也会惊讶得摇摆起来。但是，他们从来不需要他做相应的工作。在华盛顿，海依是党内做外交工作唯一称职的人。在他有益的权力范围内，他与伦敦的格兰韦尔勋爵有过通信联系，而格兰韦尔勋爵在四十年时间里也一直都是每一届自由政府的挽救者。假如是否对公共服务有益是一个问题的话，海依就应该在哈依茨的手下从事一流的工作，他本来应该由加菲尔德放在内阁里使用的，而且应该由哈里森直接恢复那份公职的。这些先生们总在利用他，总在请求得到他的服务，但总在取走他的钱。

　　亚当斯对政治和政治家的看法，如他坦率地承认的一样，都缺乏热情，尽管他从来都没有用他们彼此之间经常使用的那种用语来评述他们，脾气最坏的时候也不这样用。他根据原来解释格兰特的性格的老办法来解释一切，认为那多少只是一个人物类型的事情。但是，在他的头脑里面引起很大叛乱活动的，就是那份耐心和善良的本意，也就是海依允许自己被人利用的那种耐心和本意。这样的性格并不局限于政治。海依看来喜欢被人利用，这也就是他十分逗人喜欢的原因之一，但是，在政治活动当中，这种善良的本意要求有超自然的耐心。无论政治家流露出多么惊人的社会传统的缺少，海依总是以同样开怀的大笑对待，并以同样的娱乐口气讲述那些故事，而且是以自己为代价的。跟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喜欢玩造就总统的游戏，但是，他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是，他不仅仅嘲笑自己帮着选上来的总统，而且还因为自己嘲笑总统而嘲笑自己。

　　要满足如此昂贵的品味，一个人必须很富有，必须来自俄亥俄或纽约。另外一些人，无论是政治上的左派还是右派，都会做同样的事情，而且也干得不错，他们更多是出自私人的目的，而不是为游戏本身。但是，海依一个人生活在华盛顿，也处在俄亥俄州的影响中心，而这个中心在三十年时间内一直都统治着共和党。整体来说，这些影响者都是可敬的人，尽管亚当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对俄亥俄的政治家有价值，甚至是经济上的价值，但海依却对他们有很大的价值，正如他显示出来的一样，假如他们有足够的理解力，能够欣赏他的能力的话。美国政治家有时候是一种有趣的东西，海依大笑，而且，因为没有其他来源，亚当斯也笑，但是，也许那一部分是因为生气的原故，他看到了哈里森总统是如何发牌的，结果使亚当斯欢迎克利夫兰总统回到白宫。

　　无论怎么说，1892年重新选择哈里森先生之后，海依、金或亚当斯都没有什么可以获取的，但打败他也不会有什么好处，至少就他本人而言是如此。至于克利夫兰先生，他们看来有较少的个人考虑。整个国家从外表看起来都处在同样的心态下。到处都是一潭死水。海依本人跟亚当斯一样疲倦无力，心情冷漠。两个人都没有职业。两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文学工作。《林肯传》是跟《杰佛逊和麦迪逊史传》一起开始、完成和出版的，因此，在这两本书之间，他们差不多写过美国历史上所有能够书写的东西。中间的一段时期需要有过渡性的处理，詹姆斯·麦迪逊和阿伯拉罕·林肯之间的空白不可能由他们两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位以决定性的方式予以填补。两个人都对自己处理的课题感到发自内心的疲倦，而美国看来也跟他们两个人一样感到疲倦。更糟糕的是，美国人有一股弥补的力量，过去一直用作不然就会出现空缺的思想资源，新力量的创造，越来越大的力量的应用，这些都显示出抑制的迹象。哪怕在头一年，也就是1891年，远在太平洋上，人们就已经在东边感受过某种呆钝的迹象，那是看不出来的一种瘫痪，是运输和生产者发出的抱怨，这样的迹象遍布在整个南半球地区。交换和银矿生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信用动摇了，政党政治的变化在华盛顿也许都会动摇人们的信心。这事并不关亚当斯的事情，因为他没有信用记录，当富人很穷的时候，他总是最富有的人。但是，这样的事情会使社会的震动停顿下来。

　　无论他们如何研究它，在过去的二十年时间里，利润和损失的平衡对金、海依和亚当斯这三位朋友来说都是极不清楚的，尤其是在1892年。他们损失了二十年，但他们得到了什么呢？他们经常讨论这个问题。海依有非常奇特的能力，他能记住很多人的面孔，他会突然中断谈话的线索，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拉法耶广场，注意到一位老司令长官，或者是内战时期的一位海军上将，正朝某个俱乐部走过去，准备打牌或者赴鸡尾酒会。“老戴什曾在布兰克堡打断了叛军的防线！想想吧，这人曾是战争的闪电！”还有更让亚当斯注意的一些话。“那你老布特韦尔，还那么蹦蹦跳跳的，跟小伙子似的！”就是这些人，他们曾让帝国的走向发生过偏转，也曾让海依、金和亚当斯的人生道路发生过变化，这些人比他们身后更短暂一些的国会议员较少有价值，他们不可能说清楚到底将军就是布特韦尔，而是布特韦尔就是一位将军。那是已知的最大成功，人们不禁要问，对他们来说，那样的成功意味着什么。除开个人的虚荣以外，他们能够用这些东西换来什么？从总统一直到他下面的所有人，有没有一个人拒绝一年一万美元的收入，转而去接受因为他的成功而得到的全世界的关注？

　　但是，关注是有价值的，而且在那个时候，亚当斯很喜欢在心情压抑的时候讲解奥古斯塔斯·圣高丹，论述那个时期的经济学。“诚实地说，大家必须承认，就算不支付自己的费用，大家还是能够从做最好的工作中得到很大益处。一些极成功的美国人极有可能愿意你有时候来吃晚餐，如果你不是来得太频繁的话，但是，对于海依，他们会重新考虑此事，而对于我，他们一刻都不能够忍受。”已经为人遗忘的政治家没有一点价值，将军和海军上将没有多少价值，历史学家也只有一点点价值，整体来说，艺术家所处的位置最好，当然，财富处在这个问题之外，因为它在扮演着裁判的角色。但是，作为最后的办法，法官也许会承认，这样的考虑作为一种资产还是有某种价值的，尽管一年还不到一万或五千美元。

　　海依和亚当斯都处在优势地位，可以从窗户看到拉法耶广场上的古物店，心里的感觉是，自己拥有了任何人能够拥有的一切，拥有了这个世界能够给予的一切。他们感觉拥有了他们希望从生活中得到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名字印在几十本书的版权页上，还出现在几本传记字典中。但是，这与关注没有任何关心，是否能够称其为成功，他们并不比布特韦尔或圣高丹懂得多。海依为写《林肯传》已经花费了十年时间，也许林肯总统更适合此事，但是，海依从中得到的东西并不太容易看出来，他只有一项特权，那就是看着一些流行书的出版商从他的书中偷走一些内容，然后通过窜改作者的手段掩盖这种盗窃行为。亚当斯在杰佛逊和麦迪逊身上花费了十多年时间，他的费用，无论按照任何一种商业企业的标准都不可能低于十万美元，合一年五千美元的工资。当他问自己从这样的支出中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时，他看不到任何一种回报。这样的工作从来都没有变成钱。哪怕弗兰克·帕克曼，他的著作相对便宜，也比较受人欢迎，但他印过的第一版也没有超过七百本，到快要死的时候才有所变化。任何一位作家，能够指望零售价达到二十美元或更多的书印到一千册就相当可以了，两千册属于幻想型估数，除非订购的时候加了帆布包装。就亚当斯所知，他只有三位认真的读者：阿伯拉姆·休韦特、怀恩·麦克菲格和海依本人。他对这几位给予的关注非常满足，根本不用其他的所有人了。但是，他和海依在别的方面都不很富裕，他们值得人们关注的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有权利打开自己的门窗，随便打量一些伟大的人物，无论是死人还是活人，而且就在拉法耶广场上。这样的特权与他们的写作没有任何关系。

　　世界总是本着善意的，文明的，很喜欢被逗乐的，对任何娱乐世界的人都伸出欢迎的双臂。这个世界耐心对待任何不坚持挡在路上的人，或者不给世界带来金钱损失的人，但这并不是关注，更不是任何具体形式的力量，应用在一位喜剧演员身上时，效果同样好，甚至更好。当然，一种罕见的女高音或男高音一定会赢得很多的掌声，因为他们给人的快乐也大得多，比如在美国。但是，一个人总是要尽自己所能，计算过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后，人们会把自己的资本做出合理的回报预期。海依和亚当斯都没有冒太大的险，从来没有参与过豪赌。金一直走的是一条雄心勃勃的道路。他曾为数百万的钱财搏斗过。他已经有好多次接近了巨大成功，但结果总还是令人怀疑，同时，他一生最好的时光都是在地底下度过的。要想找他做伴的话，多半会找不着他的人。

　　后来，1892年，海依、金和亚当斯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获得了成功，也不知道如何评估是否成功，更不知道如何称呼它。美国人看来都不比他们更清楚。的确，美国人根本都没有思想，他们在沙漠上行走，比希伯莱人在西奈周围走过的沙漠更荒，更多沙。他们没有蛇，也没有金牛可以崇拜。他们推动了崇拜的感觉，而说他们崇拜钱的话，听起来又太像是一个错觉。金钱崇拜是旧世界的特征，这是一种健康的渴望，跟对上帝的崇拜是相似的。跟崇拜以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的力量也是一样的。但是，美国人比以前任何一个民族都更无节制地浪费金钱，跟任何一个奢侈的朝廷贵族比较起来，他们花得更多，但目的更小。美国人没有相对价值的感觉，他们不知道得到钱之后拿这笔钱干什么，除非拿它去挣更多的钱，或者干脆扔掉。也许自从人类社会开始以来，从来还没有出现过诺布山上的圣弗兰西斯科百万富翁豪宅的奇观。除开铁路系统之后，自1840年以来从地下挖掘出来的巨大的财富已经消失了。在阿莱更尼斯山以西，整个国土也许可以一扫而光，并在一两年时间内以更好的形式予以替代。美国人的思想比欧洲人或亚洲人对钱有较少的尊敬，也更容易承受金钱的损失。但是，它已经因为其追求产生了偏差，直到它不能够转向其他方向。它退缩了，不喜欢，不信任理想的危险吸引力，它独立于历史之中，仅仅因为它对过去一无所知。

　　个人间的接触使这种美国特征引起了亚当斯的注意。回到华盛顿之后，他的第一步就跨入了以洛克里克闻名的一座公墓，要看看圣高丹在自己不在华盛顿期间为他修的那座青铜像。很自然，每一个细节都引起他注意，每一根线条，这位艺术家的每一个笔触都让他产生很大的兴趣。光与阴影的每一次变化，每一个关系点，对高丹品位和感觉的正确性产生的每一点可能的疑虑。这样一来，当春天临近的时候，他就经常往那个地方去，看看那个人像有什么新鲜的思想告诉他。但是，在它能够说出来的所有话里面，他从来都没有一次想到会怀疑它所说的话。他假定其意义是最普通的一种，是人类思想已知的最古老的一个话题。他知道，如果他去问一个亚洲人，看看它有什么意义，来自从开罗到卡姆斯查特卡的任何一个男子、女子或小孩子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出来。从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到镰仓的大佛像，从普罗米修士到基督，从米开朗基罗到雪莱，艺术一直都是围绕这个永恒的形状锻造的，几乎好像没有别的话题好说一样。这个人物引起的兴趣不在其意义，而在于观察者对它的反应。亚当斯坐在那里，有很多人会走过来，因为那个人物看起来已经成为一种旅游观赏物，所有人都希望了解其意义。大多数人认为那是一个人物半身像，其他人脑袋里面会出现空白，因为他们身边没有一个向导。没有任何一个人明白一个印度小孩或一个日本黄包车车夫都能凭本能猜出的意思。唯一的例外就是那些牧师，他们所说的教训更深刻。一个接一个的人带着同伴前来这里，他们明显受到其自我思考的影响和吸引，他们在这个绝望、无神论者和否认的人像所表达的意义中爆发出了热切的情绪。跟其他人一样，牧师只看到了他自己带来的思想。跟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一样，圣高丹高举起一面镜子，仅此而已。美国的俗人已经看不到理想了，美国的牧师已经看不到信念了。两种人都比那些上了年纪的、愚蠢的军人更具美国人特征，因为这些军人一直在谴责在一处坟墓上的金钱浪费，而这笔钱本可以拿去喝酒的。

　　亚当斯踏上了这一片自满自足的广袤平原的中心，他迷路了，被人遗忘了，他只看到了一个有积极意义的益处，其他所有益处都从属于它，这个益处吸引了约六千万人的能量，把其他一切力量都排斥在外了，无论是真实的力量还是想象中的力量。铁路系统的运力自1870年以来已经有了巨幅的增涨。一亿六千万吨的煤产量已经接近英帝国的一亿八千万吨产量了，人们屏住呼吸地看到从来都没有料想到的某个方面的水平接近，那就是道路的交叉，还有美国能量的引导作用。对于一位历史学家来说，这样的时刻是有深沉的激动意义的，但是，铁路系统本身对一个人的兴趣的激发，远比1868年的时候为小，因为它为未来的利润提供了较少的机会。亚当斯出生的年代与铁路系统同步，他跟铁路一起成长，他睁着好奇的眼睛看着它的差不多每一英寸的增涨，对铁路的了解就如同对自己的邻居的了解一样详细，但是，他不能够从铁路里面得到新的教育。虽然铁路系统还很不完善，但是，铁路系统从整体上来看还是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的，远远超过其他社会机器的作用，而社会也满足于铁路的创造，也满足于自己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系统。在那里，没有任何新的工作可以做或者可以学会，世界立即奔赴电话、自行车和电车的新战场。亚当斯过了五十岁才认真和费力地学会了骑自行车。

　　没有别的任何东西作为新生活的途径出现在他身边。无论他多么认真地寻找，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展现出来了。他并不想找出什么变化来。他一直在华盛顿逗留到快七月份，一直也没有注意到任何新思想。然后，他回到了英国，准备在迪赛德过夜。10月份，他回到了华盛顿，并在那里等待克利夫兰先生再次当选总统。此事只让他记了一些笔记，把刚巧出现的一些显眼的事情记录下来，除外就没有其他更深刻的思考了。他已经看到过足够广大的世界，不可能再当一名懦夫了，最重要的是，他对银行家已经产生了很不舒服的不信任感。哪怕死人也会允许自己保留几分偏见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新闻查询
关键词一关键词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