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特总统（1869）_新浪教育

格兰特总统（1869）

http://www.sina.com.cn 2004/11/17 10:58 新浪教育

　　第十七章

　　格兰特总统（1869）

　　第一次跳入这个未知世界的感受，是这位年轻人的教育中不曾有过的一阵阵低落情绪，这一部分是马里兰的秋天压倒一切的美和可爱造成的。马里兰州给这位年轻人造成的紧张几乎是无法忍受的，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人生曲调调低到北欧十一月的暗灰和棕黄了。生活无法这么过下去，如此美丽，又如此让人忧伤。好在没有别的人感觉或知道这一点。他尽量忍受着，等他缓过劲来的时候，冬天已经来临，他在单身男子住所安定下来，跟政府部门的小职员一样卑微，远在G大街那头，靠近乔治敦，在那里，一位名叫多哈纳，很久以前跟俄国公使斯托依克尔一起来到这里的芬兰人建造或购买了一栋新房子。国会已经开过会了。旧政府还有两三个月的剩余时间，但所有的兴趣都以新政府为中心。这个城市开始挤满了找工作的人，一位年轻的作家就挤在这茫茫人海里。他在这群人中间飘浮着，没有人注意他，他很高兴在这一片混乱的掩护下开始自己的工作。他并没有希望成为一名常规的记者，他明白，在如此雄心勃勃和需要花费很大精力的一门职业里难于成功，但是，他找到了报界的朋友——诺德霍夫、穆拉特·哈尔斯戴得、亨利·沃特森、山姆·勃尔斯——这些人都是改革者，所有人都混在一起，挤成一团，在期望之潮里等待格兰特将军发布命令。看来没有人了解多少情况。哪怕参议员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人们只能记一些笔记，并研究金融。

　　在等待过程中，他尽量娱乐自己。在华盛顿的娱乐活动中，教育不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但是，娱乐的简朴证明了别的一切事情的简单，包括理想、兴趣、思想和知识。华盛顿向以最不适合教育闻名，年轻外交家当然会回避或讨厌它，但是，无一例外，外交人员不喜欢除巴黎以外的所有地方，而这个世界着实也只容得下一个巴黎。他们比抨击华盛顿更猛烈地抨击伦敦，太阳底下的任何一个岗位他们都不会赞扬，而且，他们抱怨没有剧院，没有餐馆，没有社交界，没有由交际花组成的半上流社会，没有驱动力，没有显赫辉煌的事物，而且，如德斯特鲁弗夫人经常说的一样，没有“非常事物”，他们这么说的时候，仅仅只是在描述其四分之三的工作地。这一切都是真的。华盛顿只是一个政治营地，如同为宗教复兴大会而选择的一个临时聚集地，但是，外交人员的抱怨理由应该是最少的，因为他们更多是专门为那里挑选的人，他们不可能去别的任何地方。对年轻人来说，华盛顿从一个方面来说是天堂，因为他们的人数较少，而且处在极大的需求中。亚当斯领略过伦敦社会里年轻外交人员地位卑微、可有可无的苦头，因此发现自己在华盛顿差不多是一位年轻公爵了。他有十年的青春需要补回，还有狼吞虎咽的食欲。华盛顿是他见过的最容易生活的地方，哪怕一个波士顿人，在华盛顿春季柔和的气氛里，也会变成一个简朴、善良，差不多是一位亲切的人。没有房子，没有车辆，没有珠宝，没有浴室，没有人行道，没有商店，没有任何一种非常事物，社会照样向前发展，而且发展得相当不错。市场物价低廉，物品也不错。人不可能在那里生活一个月之后还不喜欢那个破旧寒酸的城市的。哪怕华盛顿的姑娘，她们既不富有，穿着也不是特别艳丽，没有受过很高教育，也不是特别聪明，但她们有独特的魅力，也利用这样的魅力。根据他父亲亚当斯先生的看法，这样的魅力源自门罗政府的时代，而且他本人还有亲身的体会。

　　因此，在政治、金融或报纸培训的过程后面，华盛顿社会性的一面理所当然也要看作生存的四分之三。其细节并没有太大关系。生活不再是那么紧张了，屈服者因此而感谢上帝。政治学和改革成为细节，华尔兹成为正业。并不是只有亚当斯一个人如此。参议员萨姆纳有个私人秘书，是一位叫莫菲尔德·斯托雷的年轻人，他就是举事轻率者的危险例子。新上任的首席检察官E.R.霍尔从康科德带来了一个儿子，叫山姆·霍尔，他比斯托雷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个不知悔悟的人是杜威，是一位海军军官。亚当斯列在这个名单表的后面。他本希望能够排到前面一点的位置的。他本来可以抛弃一个老掉牙的历史、科学或政治世界的，他本可以把华尔兹跳得更好些的。

　　他不知道自己懂得的东西少到了什么程度，尤其是对妇女的了解，而华盛顿又拿不出可供比较的标准。所有人都无知到了深不可及的程度，就如同儿童对教育很冷淡。没有人需要知识。华盛顿在没有风格的情况下更开心。当然，亚当斯在没有知识的情况下更开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开心。比在一个紧张和严酷的世界里挣扎的任何人能够想像的还要开心。对于他已经获得的那一点点教育来说，这必须拿来当作一个背景，但是，那样的生活属于十八世纪，在任何情况下都与二十世纪的教育不相关。

　　在这样的氛围里，人们不用假装艰苦努力的样子。如果包办希望辛苦的工作，世界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如果它不愿意支付代价，那它在干活的人那里就找不到什么毛病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准备为亚当斯已经或者能够做的任何工作支付任何一种报酬，提都没有人提起。如果他工作过，那也是出自社交方面的考虑，而社交的快乐就是他得到的报酬。为此，他愿意继续工作，就如同一位画家在没有人买他的画的时候也继续画下去一样。画家从时间的开始就一直是这么干的，而且还准备一直干到时间过期为止，因为他们情不自禁，他们在自己感觉到的社交优越性和骄傲中获取自己的报酬。社会一般会怂恿他们，鼓励他们采取轻视一切的态度。华盛顿的社会太简单了，而且具有南方的气息，它不可能感觉到什么无政府主义的渴望，它从来没有看过或读过别处的画家创造出来的作品，但是，在它有机会的时候，它总还是好心地怂恿他们，并且因为这样的脆弱而尊敬自身。亚当斯甚至发现政府也在为他服务，人人都愿意回答他的问题。他勉强算是在工作，并不是很辛苦，但是，如果政府一年只付给他九百美元，那他的工作已经足够多了。他的工作还不能称作举止轻率。他从写作中得到更多的快乐，比这个世界从阅读他的作品中得到的快乐多出很多，因为他的作品并不是逗人开心的，他自己也不是供人开心的。人们不能够白费力气去逗乐借贷者或投资人，但这正好就是他准备投其所好的一帮人。他拿出三个月的时间写作一篇论述美国金融的文章，当时，这是一个极需要认真对待的话题。文章写完之后，他寄到了伦敦，给了朋友亨利·里弗，当时是《爱丁堡评论》的一位乏味的编辑。里弗也许觉得那篇文章不错，不管怎么讲，他本人是这么说的，而且他还在四月号上登出来了。当然，该篇文章在美国得到转载，但在英国，这样的文章仍然是无名氏作者写的，作者一直都是大家不熟悉的人。

　　作者当时并没有要求大做广告，也没有要求得到很高赞誉。他的目标是文学。他希望在《爱丁堡评论》的编辑人员的心目中赢得一个地位，哪怕处在马考雷勋爵巨大的阴影笼罩之下。而且，对于1868年的一位美国青年来说，这样的级别看来是相当高的，是文学世界里最高的级别，二十五年前就是这个样子的。从那以后，时过境迁，光阴流转，但是，那个地位仍然能够满足很多人的虚荣心，尽管除开平常的三十英磅报酬外——按时间和劳动来换算的话，可能价值一个月50美元——它再也带不来别的吹捧和报酬了。

　　爱丁堡的文章写完了，他为自己制订了一个计划，准备在《北美评论》上再来一篇。在英国，罗伯特·塞西尔勋爵为《伦敦季刊》发明了一个年度政治评论活动，他本人称其为评论会。亚当斯连主意带名字一同盗窃过来——他觉得自己在罗伯特家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在他与政敌进行斗争的时期，因此足可以解释自己的偷窃行为，然后开始他准备弄成永久性的年度政治评论系列，而这些评论就是由他本人来完成的，而到那个时候，他本人就是一位政治权威了。有了他的信息来源，还有他在华盛顿认识的一些社交名人，他禁不住要说出这个世界一定会认真听一听的内容来。他掌握住了这一片天地，他准备一边继续，一边让自己放手大干一场。不管报纸喜不喜欢它，他们都得认真对付他，因为这样一股力量一旦确立下来，一定会比国会所有的演讲更有效果，也比呈递给总统并塞进政府报纸的所有报告更精彩。

　　第一次评论活动是在四月份开始的，但它不可能压缩到单独一篇文章里，因此只好通过另外一份取名为《文官制改革》的杂志的十月号附刊的形式印出来，最后成为同一个评论的一部分。大量本真历史悄悄塞进了这些报纸里。除开编辑人员以外，到底是否有人看过这些文章，他永远也没有弄清楚，也不是很想知道。对于一个作者的影响来说，不管文章有五百名读者还是五十万读者，差别是很小的；如果他可以挑选那五百个人，他就可以触及那五十万人。1870年这个决定性的一年就快要到来了，它将标志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到时，季刊将让位于月刊。印刷字句将变成插图，卷册将变成页面。这样的爆炸将是惊人的。布莱特·哈特带了头，罗伯特·刘易斯·史迪文森跟上去了。居·莫泊桑和鲁迪亚德·库普林断后，并使整个世界头晕目眩。跟平常一样，亚当斯发现自己落后于时代五十年，但是，有很多迟到的人也跟他在一起，他们在彼此身上产生了公众舆论的错觉或效果。他们彼此分得很开，在队伍里保持越来越大的间隔，但互相还是听得见彼此的声音。从外表上看，当时的主潮仍然是保守的。教会带着明显的权威说话，季刊也订下了明显的一条规则，但没有人可以肯定地说真正的权威或真正的法律在哪里。科学不知道。由因推果的真理保持自己的看法，不接受纯粹的相对真理。根据洛威尔的看法，真理永远都在挂在绞刑架上，而谬误永远都在御座上。大多数人仍然觉得自己是相信真理的。亚当斯不是十八世纪唯一的遗物，他仍然可以依靠几位听众，大多数都是值得尊敬的一些人，还有一些是富有的人。

　　缺乏听众并不使他着急，在这个方面，他有足够多的优越感，如果这是他唯一的危险，那他所有的精打细算全都会成功。他停顿下来的地方，也就是他遇到灾难的地方，也是十有八九的冒险者犯下错误的地方。对于有组织的强力，人们也许不太肯定，人们永远也不能够肯定另外一些人的所作所为。他属于十八世纪，而十八世纪会推翻他的全部计划。目前，美国比他本人更有十八世纪的气息，它已经回复到了石器时代。

　　作为某种程度的教育，这个故事也许还有一点点价值，不过，他本人倒是从来都没有看出来。人们很少能够在马屁股上看到什么教育，在骡子的踢踏中得到的教育更少。它给人的教训莫过于不要挡道，不要挡住动物的道。这是亚当斯在自1860年以来的政治活动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吸取的教训。

　　至少有五分之四的美国人团结起来，亚当斯也在其中，他们选举格兰特将军当了总统，他们在格兰特与华盛顿之间感受到了平行的关系，因此在他们的选择中多少受了一些影响。没有比这一点更明显的事情了。格兰特代表了秩序。他是一位伟大的军人，而军人总是代表秩序的。他也许很高兴做一个党派人士，但是，一位在战场上组织和指挥过五十多万或上百万人的将军一定知道如何管理。华盛顿从教育和经验上讲差不多是一个穴居人，但哪怕他也知道如何组织一个政府，而且找到了杰佛逊和汉密尔顿来组织他的各个政府部门。必须把政府拉回正常的程序，必须要在管理部门恢复道德和力量的秩序，这个任务并不难完成，它本身都准备自行矫正的，只需要稍加鼓励便可。毫无疑问，混乱的程度，尤其是在古老的蓄奴州和货币上面是相当高的，但总体的布置还是好的，人人都回应同样的一句话：我们要和平。

　　亚当斯年轻，很容易受骗，尽管他有过外交冒险经历，但是，哪怕把他的年龄翻一番，他也看不出对格兰特的这种依赖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假如格兰特是一位国会议员，人们也许会提高警惕，因为大家都知道国会议员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人们从来不会指望一名国会议员会有超过好意和公共精神以外的东西奉献出来。报人一般来说不会对下院抱很大的希望，并不尊敬他们，而参议员对他们的尊敬就更少了，内阁成员对国会议员的尊敬根本就不存在。的确，有一天，亚当斯询问一名内阁长官，要他告诉自己他是如何在对付国会代表时保持耐心和策略的，那位长官立即大喊起来：“对付国会议员没有策略可言！国会议员是一头猪！你必须抄起棍棒来揍它的猪鼻子！”跟那位长官比较起来，亚当斯所知太少，他不可能提出反对意见，不过，他觉得这句话太刺耳了，哪怕应用在1869年的普通的国会议员身上也是如此。他很少或根本就没有见到过稍晚的国会议员，但他知道一个更简洁的办法可以止住别人的批评。他只需要问：“如果国会议员是一头猪，那参议员是什么？”这是个天真的问题，是本着坦率的精神提出来的，但这个问题会让任何一位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满一个星期的行政长官哑口无言。哪怕亚当斯也承认，参议员都是无法相信的一些人。他们以自我为中心，可笑的一面往往掩盖住它极度自私的一面，但是，内讧已经成为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班子的顽疾，有时候，整个参议院看来都感染上了无来由突然加速的神经病一样的歇斯底里症。伟大的领袖人物，比如萨姆纳和康克林，都不能够加以模仿，他们比嘲讽能够败坏的形象更为可怕，哪怕格兰特，他很少有什么警句拿出来的，但是，在这方面他也变成了一位极富智慧的人。然而，他们的自我主义和内讧习惯都不是笑料，会造成永久性和可怕的危害，加菲尔德、布莱因，甚至麦金利和约翰·海依都感受到了。一位力举改革的总统要完成的最艰难的任务，就是要把参议院拉回到讲求体面的传统上来。

　　因此，没有人感觉到这样的希望，指望哪位根据从政级别而选出来的总统或政治家会提升政府的品位，亨利·亚当斯寄予的希望比大多数人还要小。根据本能，假如不是根据理智的话，全世界都在格兰特将军那里团结起来。参议院明白这个世界在期待什么，并默默地等待着与格兰特的一场斗争，他们知道这场斗争会比与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斗争更为激烈。报人渴望支持总统，以便反对参议院。报人比大多数人更具备双重天性。他们用一种感觉写作，用另一种感觉思考问题，他们的人格在这两种本能得到满足的时候感觉最好。所有报人，不管他们写哪方面的文章，都会对参议院产生同样的感觉。亚当斯随波逐流。他预见到一场战斗迟早会到来，因此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他意思是要支持行政部门攻击参议院，拿走它三分之二的选票和批准权，他并不管事情应该如何完成，因为他觉得，产生1870年式的革命比等到1920年更安全。

　　心里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就去了国会山，听人宣布一些人的名字，而这些人的名字会透露出格兰特班底中谨守的秘密。一直到生命的末尾，他一直都还在奇怪那场革命的突然性，它实际上是在五分钟内改变了他对未来的打算，使其变成了十分可笑的荒唐之举，让他想起来就觉得可耻。他还会听到很长的一串内阁宣告，不比格兰特本人的宣告更软弱，也不会更无用处，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让他脸红的，同时，格兰特的提名却产生了让听众感到羞耻的奇特效果。与其说是为格兰特感到羞耻，还不如说是为他自己感到羞耻。他对生活的理解又一次发生了偏差，这是另一个不可想象的错误开端。但是，虽然看起来不太可能，他还是非常准确地错过了自己的主题。他的意图原不止于声音的，因为参议员们并没有保守秘密，他们以令人嗔目结舌的坦诚态度说，格兰特的提名透露出他的意图，就如同那些人也透露出他的无能。一位了不起的军人一定是个政治上的婴儿。

　　亚当斯离开了国会山，一头雾水的精神状况使他回忆起1861年3月13日坐火车去伦敦时的心境。他感觉自己是格拉斯通悲叹的那种“无法全面看待事物”的心境。他知道，格兰特使他为自己勾画的未来泡了汤，尽管并没有绝对地说出来。经历了这次计划流产以后，在至少一代人中，再也不会有人谈起有效改革的事情，他对无益的政治活动不存任何幻想。接下来他能够走哪条路呢？他试过那么多条道路，而社会却把所有的路线都堵了起来！一时半会儿，他还看不出什么希望，只会继续沿着原来的路线随波逐流。新内阁从个人角度来看并不是充满敌意的一些人。接下来，格兰特做了一些人事调整，大部分是一个波士顿人很喜欢，或者应该喜欢的调整，尽管对亚当斯来说是致命的。汉密尔顿·菲什是国务卿，他表示要实现严格的保守主义政策，也许要顺从萨姆纳的主张。乔治·布特韦尔这个名字，提出来只会让人想到一个阴郁的玩笑，但他却当了财政部长。布特韦尔先生只能描述为麦库洛奇先生的对立面，而且意味着迟钝，或者用普通平直的话说，他会彻底根除任何像亨利·亚当斯的人。另外一方面，雅可布·柯克斯作为内务部长表明会有帮助，也会给人带来安慰。同时，霍尔大法官作为首席检察长也有交情可供攀附。整体来说，人事上的安排仅仅从文学目的来看还是相当令人鼓舞的，而政治上的未来虽然看上去不甚明朗，但这取决于格兰特本人。没有人怀疑，格兰特的本意是想改革的，但是，他的目标是要让他的政府高于政治斗争，除非他从实际上要赶走自己的支持者，否则，人们还是可以寄希望于支持他的。因此，一个人小小的灯笼还必须照在格兰特的方向。人们似乎很了解他了，但其实所知甚少。

　　纯粹偶然的原因，亚当斯·巴多租了多哈纳家底楼的房间，而且，因为很方便共用一张餐桌，两个人就在一起进餐，并成为密友。巴多特别善于社交活动，但外表看上去并不是那么咄咄逼人。他个子矮胖，面色潮红，一般来说都有不规则的习惯，但是，他是非常聪明的人，是很好的报人，也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史学家。他写的格兰特生平方面的著作可不是普通的著作。跟大部分报人不一样的是，他是格兰特的友好评论人，这是曾在将军班底中工作过的一位军官应该做的事情。一般来说，华盛顿的报纸记者都是不友好的，而在院外游说的人更是值得怀疑。从这一方面，人们听到一些令人惊悚的传闻，而西点军校的陆军军官们也没有更多拍马的意思。所有人都说他是一位恶毒、狭窄、无聊和报复心很重的人。巴多是为谋求领事一职而来华盛顿的，但这项公职迟迟没有来到他的身边，结果多少只能靠威士忌壮胆。他慢慢变得容易生气了，时常喜欢吵闹。他经常谈到格兰特，在人物分析方面有某种艺术家的感觉，这是真正的文学评论家应该具备的天赋。他对格兰特很忠诚，对格兰特夫人更是如此，而格兰特夫人也充当了他的保护人。对这两个人，哪怕在隔开很远的地方，他也从不说任何冒犯人的话，但是，他认为，除开他本人和罗林斯以外，没有人更理解将军了。对他来说，格兰特好像是一种时隐时现的能量，醒过来的时候强大有力，但睡觉的时候却十分被动，可塑性很大。他说，他和其他班底人员都不明白为什么格兰特将军会成功，他们之所以相信他，是因为他的成功。在很长一段时期，他的思想看起来很迟钝。罗林斯和其他人会有系统地谈及自己的思想，一连几个星期不停，不是直接说的，而是在自己那班人中间讨论，而且当着他的面。到最后，他会宣布那个思想是他自己的，根本意识不到曾经有过什么讨论，并且会以他天生的全部力量发布执行命令。他们永远也摸不清楚他的性格，也不能肯定他会在什么时候展开行动。他们永远也跟不上他的思想节奏。他们甚至都搞不清楚他到底思不思考问题。

　　亚当斯对所有这些事情都很有兴趣，虽然他跟巴多不一样，不能够等待格兰特夫人发出暗示，可以代表这位将军的思想采取行动，以便在一个领事馆或公使馆获得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但是，如果能够描绘出这位自拿破仑以来全世界最伟大的将军地地道道的形象，那一定会是使他十分开心的事情。巴多的分析十分宝贵，比山姆·沃德或查尔斯·诺德霍夫的分析不知道精细多少。

　　有天晚上，巴多带亚当斯去了白宫，并介绍他认识了格兰特总统夫妇。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白宫里见到了十多位总统的肖像，最著名的总统并非总是受欢迎的总统，但是，他发现格兰特总统是最奇特的研究对象。公众舆论对任何一位总统的看法都不如对他的看法分歧大。亚当斯没有什么看法，或者说没有表达看法的机会。跟格兰特说一句话就让他满足了，因为，出于自己的利益，他冒险说出的话越是少，对自己就越是好。在到当时为止的生活中，他只遇到过一位属于同样的智力或非智力类型的人，那就是加里波第。在这两个人当中，加里波第在他看来只是多一点点智慧，但是，在两个人身上，智力都不能够说明任何问题。只有精力能够有所解释。这一类型的人是老知识型的人，是已经废弃的知识，哪怕在穴居人面前，看起来可能也是一样。根据传奇，亚当斯就是这一类的人。

　　时间一长，人们慢慢在别的一些人身上也发现了这种类型，只是有一些属于正常范围内的差别和变化。这些人的精力特别旺盛，他们花在思想上的精力相对较少。这些人从地面直冲权力宝座。他们很容易不相信自己，也不太容易相信别人，他们胆小，嫉妒，有时候还有极强的报复心，外表看上去多半属于无趣的一类人，总是需要刺激物，但对他们来说，行动就是最大的刺激物，那就是作战的本能。这样的人是天生的强者，最旺盛的精力，就跟鳍甲类动物一样，但他们一般都缺少学者的气质。他们指挥千军万马，看到自己身上的东西比看到别人身上的东西多得多。事实是肯定的，不容争辩，事实使论点和智力同时粉碎。

　　亚当斯并不觉得格兰特是一股敌对的力量，跟巴多一样，他只是看到了一位无法肯定的人。在行动中，他是一位很优秀的人，跟在他后面会有安全感。只有在迟钝的时候，他才是一个危险的人物。与这样的人打交道，人们必须站得很近，跟罗林斯一样，而且多少要抱同情的习惯性态度。他的头脑很简单，超过华尔街或州大街的人所能体验到的程度，他只好跟同等智力水平的大多数人一样，在不知道说什么话的时候诉诸陈词滥调，讲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我们要和平！”或“对待一项不好的法律的最佳办法是执行这项法律。”还有其他诸如此类可说可撤回的话，这些话只能根据其说教水平加以衡量。但有时候，他会坚信一个原来疑惑不定的东西。比如，他曾十分认真地对一位极聪明的年轻妇女说，假如淹在水里，威尼斯会是一座极不错的城市。这话如果是马克·吐温说出来的，那一定会列入他最优秀的幽默语录，而在格兰特那里，这话是一句头脑简单的庸语而不是思路奇妙的话。罗伯特·李也流露出同样的智力上的缺陷，是弗吉尼亚的摇摆式，程度不一，但对于了解美国人的人来说是非常明显的。使亚当斯担心的不是他的陈腐，跟平常一样，事情出在他的教育上。格兰特让他烦恼，让他生气，就像穿孔贝类，这是对基本原则的冒犯。他没有存在的权利。他应该灭绝多个世纪。说社会可以变老，说社会有可能一边倒，这个想法会使进化产生偏离，让一种诈骗行为也成为教育。亚历山大大帝和朱利亚斯·凯撒之后两千年，像格兰特这样的一个人应该称为——人们实际上也是这么称呼他的——最先进的进化中的最高端产品，使进化成为好笑的事情。要保持如此一种荒唐可笑的状态，人们必须变得跟格兰特本人一样陈腐才行。从华盛顿总统到格兰特总统的进化过程，本身都是足以推翻达尔文学说的证据。

　　在每一个阶段，教育都变得更复杂起来。没有哪一种学说值得人们拿起笔来。美国没有亚当斯的用武之地，因为他是十八世纪的人，但是，美国崇拜格兰特，因为他是过时的人，应该生活在洞穴里，应该穿上兽皮。达尔文主义者应该做出结论，说美国正在恢复自己的石器时代，但是，返祖学说比进化学说更荒唐。格兰特政府无祖可返。人们不能够抓住过去的特征，更抓不住未来的特征。这根本都谈不上是一个美国政府。在这届政府中，没有任何一个官员让人想到美国人的主张。也许除开在九月份就去世的罗林斯，而亚当斯又从来都没有见到过他。

　　这届政府搅乱了亚当斯的全部生活，但是，它也不是完全不友好的。这届政府大都是朋友们组成的。国务卿菲什差不多是一位好心的人，他保持了纽约社会价值的传统，他很有人情味，并不会在让人痛苦的过程中得到快乐。亚当斯感受不到有任何有利于自己的偏见，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个人角度看，他都不是一位引人注意的人。他的社交天赋并不是特别出众，他是最没有吸引力的那种人。他已经不算年轻了，但他从开始就赢得了信心，而且到最后都一直是个朋友。就菲什先生而言，人们乐得适应，在内务部的J.D.考克斯那里，人们感觉更快乐一些。的确，如果考克斯在财务部而布特韦尔在内务部，就个人关系来说，人们一定会开心得多，但是，在首席检察长的办公室里，霍尔大法官看来能够满足差不多所有的理想，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的角度。

　　困难不在于缺少朋友，就算整个政府里都是朋友，如果没有格兰特总统或财务部，那也无济于事。格兰特从一开始就声明要采取观望政策，而观望政策只会产生藤壶一样形影不离的人。人到了三十岁，对于当藤壶就失去了兴趣，但是，哪怕就是当这样一种依附别人的东西，他也会被人错待。他的朋友都是一些改革家、评论家，在党派依附关系上值得怀疑，而他本人也是一种怀疑的对象。格兰特没有目标，也不需要帮助，他并不需要拥护者。行政部门只需要没有人来干扰就行。他说“我们需要和平！”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没有人想走到他的对立面去。至于亚当斯，他一切的人生成功希望都寄托在找到能够支持的一个政府上。他非常了解私利规则。他是供出售的。他希望有人来购买。他的价格过度低廉，因为他连一间办公室都不需要，他的目标不在政府，而在纽约。他希望得到的一切，只不过是找个能够去支持一下的东西，就是允许有人来支持自己的东西。但他的运气坏到了极点。他又一次比自己的时代先进了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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