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_新浪教育

华盛顿

http://www.sina.com.cn 2004/11/17 10:58 新浪教育

　　第四章

　　哈佛学院（1854-1858）

　　1854年6月的一天，年轻的亚当斯最后一次走在迪克斯韦尔先生设在波依尔斯顿广场的学校的石级上，他并没有特别激动的感觉，但有一股无可名状的喜悦，因为这样的经历总算结束了。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此前还是以后，从来都没有在结束像这样长达四年的一个时期后，不曾产生过某种失落感的，这是某种习惯性的情绪，但是，在以后的生活中，他常常听到自己的朋友大骂学校，说学校是无聊得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方。他打生下来的时候起就不适合上学，因为上学的年龄太大了。对新英格兰地区的大部分男孩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从心理上讲，他们从来都不是什么小孩子。他们作为男子需要接受的教育，应该从十岁起便开始的。他们比英国或欧洲的男孩子普遍成熟五岁多，因此，小学是为那些孩子开设的。为了将来进一步提升，正如后来出现的情形一样，这头六年的可能教育完全浪费了，因为他们做的事情完全应该是一岁的时候干的，而且，无论怎么说，所做的事情根本没有什么价值。接下来的通常步骤是上哈佛学院。他很高兴能够去哈佛学院。亚当斯和布鲁克斯家族，波依尔斯顿和哥汉姆家族都上哈佛学院，一代接一代，没有停息过，虽然就目前所知，还没有哪一位在那所学校有过多大的造化，几个家族当中也没有哪一位觉得自己更适合在那里读书，但是，习惯、社会关系、便利，最重要的是经济利益，使几代人都保持在同样的轨道上。换上别的任何一种教育方式，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但没有哪一位真正拿哈佛学院当一回事。所有人都去那所学校上学，仅仅因为他们的朋友都去那里上学，而哈佛学院也是他们获取社会自尊的理想之地。

　　哈佛学院是一所轻松和自由的学校，教授什么东西倒是其次。这所学院把学生培养成受人尊敬的公民，为此提供年轻人进入这个受人尊重的世界所需要的一切，也培育这所学校希望将来能够充分利用的东西。学校从来都没有想办法去培育领袖人物。它的理想是完全不同的：一位论派的牧师使哈佛学院带上了讲求温和、平衡、判断力、克制的特征，也就是法国人称为mesure（分寸）的那种品性，是优秀的品质，在这方面，哈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般来说，哈佛学院的学生仅仅凭学校的牌子就可以得到人们的尊重，但是，这种性格类型很少能够写进人物自传里去。事实上，哈佛学院创立了一种人物类型，而不是一种意志力。如果成功的话，哈佛的四年学业会构成自传中的一段空白，导致仅仅能够在上面盖上水印的一个头脑。

　　而这样的水印，按照事物通常的情形，是很好的一个印迹。教育最主要的一个奇迹是，它不会毁掉参与教育的所有人，不管是教师还是接受教育的学生。在以后的生活中，亚当斯时不时会参加辩论，不知道这里的教育事实上是否毁灭了他和大部分同龄人，但是，除开失望不说，哈佛学院也许比当日存在的大部分大学的伤害能力要小一些。哈佛学院教的东西很少，但它让学生的思想保持开放，不受偏见的影响，不了解事实，但很温和。毕业生根本不抱任何激烈的偏见。他了解的东西很少，但他的思想保持开放和有接受性，随时准备接受知识。

　　最让这个男孩子失望的，还是他从同学那里所学甚微，严格地说是什么也学不到，这个结果在教育中司空见惯。但是，1854-1861年的学校名册中，倒是记录了很多当时相当出色的人物。亚历山大·阿加西茨和菲力普·布鲁克斯列在名册的前排，H.H.理查德森和O.W.霍尔姆斯列在最后。跟平常一样，所有师长中，最有希望的人往往早死，从来都没有机会让自己的名字列进《当代名人辞典》，而这样的辞典似乎是当日唯一流行的成功标准。许多人死于战争。亚当斯认识他们所有人，多少算是有所了解吧。他对他们充满敬意，就跟那些人日后赢得显赫声名，并且成为众人尊重的对象时一样。但是，至于在教育方面的帮助，他从他们那里得到的甚少，他们从他那里得到的帮助也没有，直到他们离开学校很久以后。错误可能在他那方面，但是，人们倒想知道，有多少人共有这种体验。事故可以解释友谊中的很多内容，正如在婚姻中一样。人生也许只提供少数一些同伴，他们能够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里相遇，那就是纯粹机遇的事情了，所谓可遇不可求，然而，一些男孩子在类似的环境里长大成人，但彼此没有什么可以互惠的东西，那就不仅仅是机遇的事情了。亨利·亚当斯属于1858届的同学，那一届学生都是典型的新英格兰人，他们在暗地里有很敏锐的思想，但从外表看却相当平庸。他们并不小气，没有嫉妒心，彼此不玩小把戏，但也没有热情，没有狂热的爱好。他们并非特别敏捷，也没有有意的怀疑精神，他们对自我显耀、做作或华丽的表现十分冷漠，但是，如果这些表现能够让他们得到快乐，那他们也不会特别充满敌意。他们信不过自己，但也没有做好信任别人的准备。他们自己没有多少幽默感，但随时准备好听别人说笑话，随时享受别人的幽默。他们总体来说十分被动，但这样的被动从长远的角度看会成长为主动，发展成为得意扬扬的样子。他们的言行举止或判断力并不粗糙，非常自由化和开放，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仍然属于人们害怕不期而遇的那种最为可怕的评论者，而在那个时代，人漫无边际的一生会遇到很多受人批评的情景。他们从不拍马屁，很少赞扬别人，不图虚荣，但也没有到完全不能容忍的程度。然而，他们本身就是客观标准，他们的态度就是自然的法则，他们的判断力超过了能够上诉的程度，这不是知识、情绪或意志力的行为，而是一种趋势。

　　这就是拟人化的哈佛学院，但哪怕对于哈佛学院来说，1858届的同学也属于走极端的一类。这一大批共约一百位年轻人组成的一届学生都没有敏锐的感觉，但他们同样也没有很大的排斥力。跟这些人生活在一起是很愉快的事情，也生活在普通的学生之上，包括德国学生、法国学生和英国学生，但主要还是因为每个人看上去都喜欢独树一帜，自成一体。这看起来是一个力量的象征，然而，在一个人没有特别爱好的时候，独树一帜是相当自然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没有特别难受的事情，自成一体反倒是更容易做到的事情。

　　到了这样一个特别有溶解力的媒质里面以后，机会使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得到无法阻挡的扩充，正好有三位弗吉尼亚学生跟他组成一个团体，这个三人团体不适合他，正如苏族印第安人不适合做单调的工作一样。又因为某种亲和力的缘故，这三位外来者跟波士顿，最后也跟亚当斯本人建立了某种关系，而亚当斯从学童时代起便属于这些波士顿团体，哪怕他和他们都相当清楚，到了1856年，一层薄薄的友情会使他们脱离短暂生活中形成的种种芥蒂。这几位弗吉尼亚人当中，其中一位是美国第二骑兵旅的罗伯特·李上校的儿子，另外两位看上去跟李是天生的同伴，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弗吉尼亚人，来自匹茨堡。第四位外来者是辛辛那提人，有一半肯塔基血统，叫N.安德森，母亲一方是朗沃斯人。亚当斯的教育第一次使他接触到了新的类型，并让他了解新一类人的价值观。他看到，新英格兰人在拿自己跟别的类型的人相比较，而他本人也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

　　李这个人，他一辈子都以“龙里”这个名为人所知，属于十八世纪的弗吉尼亚人，就跟亨利·亚当斯也属于同时代的波士顿人一样。龙里·李跟他的祖父“快马哈里”比较起来没有一点点变化。他个子很高，身材魁梧，长得很漂亮，性情温和，对自己喜欢的所有东西都抱着自由主义气息的弗吉尼亚式开放精神。他还有弗吉尼亚人的命令习惯，认为居人之首为自己的天性。没有人真想跟他竞争一番。新英格兰人谁都不想出人头地，谁也不想当指挥者。在至少有一年的时间里，李是他班上最受人欢迎和出众的年轻人，但之后，他似乎慢慢隐入背景中了。命令的习惯远远不够，而这位弗吉尼亚人又没有别的特别长处。他是个头脑简单到了无法分析的人，说到他的简陋，就连最简陋的新英格兰学生也无法认出他来。没有人掌握了足够多的知识来了解他的头脑到底有多么简单，到底有多少孩子气，在一个相对较复杂的学校里，他到底感觉多么无助。作为一种动物来说，这位南方人看来具备了一切的优势，但哪怕作为动物，他也是在一步一步地失去守地。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教育的教训是至关重要的，十年之内，他们会在学院的结业考试中通过分数彼此残杀。严格地说，这位南方人并没有头脑，他只有一种禀性。他不是做学问的人，没有接受过智力培训。他无法分析思想，他甚至都不会设想超过二以上的东西，但在生活中，人们完全可以在没有思想的前提下过得很好。假如人具备必要的社会本能的话。数以几十计的出名政治家都属于李这一类型的人，并在立法机构里混得很开心，但是，哈佛学院属于更严峻的一种考验。这位弗吉尼亚人干起坏事来并无特别的本领，尽管波士顿学生也不是什么犯罪高手。这两种人的习惯都不好，两种人都喜欢狂饮，都喜欢过低级的生活，但是，这位波士顿学生比那位弗吉尼亚学生受的罪少一些。一般来说，这位波士顿的学生多少都有能力照顾自己，哪怕在自己的运气最糟糕的时候，而弗吉尼亚的学生却会在这样的时候寻衅闹事，大打出手。当弗吉尼亚的学生就一个想像出来的痛苦沉思几日，并且大饮狂饮之后，他的北方朋友谁都不能够肯定，他会不会手拿砍刀或手枪躲在哪个角落里埋伏着，随时准备趁着震颤性淡忘的余光报复某人，一泄为人欺侮的闷气，如果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李会把自己的两个同伴找来撒气。李属于旧学校里面的绅士，而且，人人都明白，旧学校里的绅士跟新学校里的绅士喝同样多的酒。但是，这并算不得他的什么麻烦。他是一位清醒的人，哪怕在那些年接连不断的狂乱政治情绪中也是一样。他使自己的脾气和朋友同时处在自己的控制之下。

　　亚当斯喜欢弗吉尼亚人。不管是名字还是偏见，没有人比他更让弗吉尼亚人憎恶的，但他们的友谊从未间断，有时甚至是热烈的。有一阵子，在近在眼前的未来并不会给对于南北双方的相对精力和耐心极其重要的教育带来任何问题时，与南方人性格的临时接触本身都是一种教育，但这还不是全部。毫无疑问，北方佬的自尊往往倾向于对自我的不信任，但是，这样的自尊有时候却会得到奉迎，因为他们慢慢确信，这位南方人有身为奴隶的传统造成的种种局限，因此而不适合在现代生活的斗争当中取得成功，就好像他仍然是一名石斧制作者，生活在山洞中，还在那里捕杀原生野牛，而正是他的这一强项使他更弱小的。但是，亚当斯已经开始担心，哪怕在这个方面，一位十八世纪类型的人也不会跟另一类型的人有太大差别。龙里·李跟一个世纪以前的弗吉尼亚人相比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亚当斯本人却离他曾祖父类型的人距离近多了，远远超出他与一位铁路监工类型的人的距离。比起这位弗吉尼亚学生来说，他也并不特别适合应付未来的美国，因为这样的一个美国对过去并无特别的嗜好。北方社会早已经丢弃了更喜欢经济学家而不喜欢外交使者或士兵的传统了，人们仍然可以称此为一种嫉妒，在这样的情形中，两个十八世纪类型的人没有存活的机会，这正好是两个人都感到忧心忡忡的事情。

　　如果没有这种奇怪的同情心理，那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这两个年轻人结成彼此仇视的密切联系，但是，两人之间作为大学生最主要的差别还是在学业上：李的学习成绩一团糟，而亚当斯的学习是部分糟糕。两个人都是失败者，但是，李更有理由感觉自己的真切失败，因此，他乐于抓住逃避的机会，接受了温菲尔德·斯哥特将军安排给他的一个军职，那支部队是为对付莫尔人而专门成立起来的。他请亚当斯为他写接受任职书，这让亚当斯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超过了北方的任何一个人给他的赞美，因为，在那些政治抱怨满天飞的日子里，此举显示出相当大的宽容。这位外交人员感觉到了职业上的快乐。

　　如果这位学生从同学那里所得甚少，他从自己的老师那里得到的东西也不多。他在哈佛学院学习了四年，对他的就学目的来说，这四年可谓是极大的浪费。哈佛学院是一所好学校，但是，说到底，学生最不喜欢的东西就是学校，无论哪一所学校都是一样。他不想成为百人当中的一个，不想做任何教育中的百分之一。他认为自己是教育具备某种价值时唯一的一个人，他希望得到其中的全部。他得到的不到平均数的一半。很久之后，当人生迂回曲折的道路引导他回头来讲没有任何一位学生真正关心或需要知道的东西时，他把开教学会时的很多无聊时光用在查看自己的学习成绩的事情上面，他发现自己的学习成绩正好处在中等水平上。他最需要的一个学科，也就是数学成绩，除开少数几位尖子以外，失败几乎是所有学生的特点，任何评分办法都无济于事，不管他是第四十名还是第九十名，都没有任何价值，要么是一次偶然事件，要么是对老师的偏好所致。在这里，他的教育遇到了可悲的失败。说得最好，他不可能成为一名好的数学家，说得差些，他从没有想到要去当一位数学家。但是，他需要看数学书，就跟其他任何一种通用语言一样，但是，他在这门语言中的水平，从来都不曾到达完成字母拼读的阶段。

　　除开两、三部希腊戏剧以外，这名学生没有从古代语言当中学到任何东西。除开某些彼此不连贯的自由贸易及贸易保护理论以外，他从政治经济学当中也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他后来想不起来自己听到过某人提起卡尔·马克思的名字，也没有听到《资本论》这个书名。他同样也不了解有奥古斯特·孔德这个名字。这两位是他那个时代的两位作家，对那个时代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他后来带着极大好奇心回顾起来的少量实用教育就是化学课，化学让他知道了少数一些让他的思想终生困惑的理论。对他的想像力造成影响力的唯一教训，是路易·阿加西兹做的一系列演讲，这对他的好奇心造成了很大影响，远远超出其他的大学课程对他的影响。全部四年的工作，完全可以放在他后来生活的任何四个月里做完。

　　哈佛学院是一种负面影响，而负面影响是有价值的。它慢慢地弱化了儿童时代强烈的政治偏见，不是以别的什么兴趣替代了这样的政治偏见，而是通过思维习惯的影响造成的，因为思维习惯没有任何偏见。假如亚当斯有能力找到其他娱乐的话，这股消极力量还能够削弱文学偏见，但是，气候让他时断时续地进行了大量阅读，直到他读破万卷，到后来连书名页都记不起来了。由于本能而非学校指导，他转向了写作，任课教师和导师偶尔还犹犹豫豫地给他的英语作文打了及格的分数。但在这门学科，就如同在其他课程中一样，哪怕他为受到别人的尊重而进行过长期的努力，但还是从来没有说服自己的老师，没有能够让他们觉得他的能力处在最佳状态的时候，可保证他的学习成绩处在班级头三分之一的范围之内。教师一般能够准确判断学生的学习能力。亨利·亚当斯本人觉得，他的教师差不多是相当正确的，后来轮到他自己当教授，并在给学生打分时犯下严重错误的时候，他仍然固执地坚持认为，整体来说，他错得并不太远。不管是学生还是教授，他都接受消极影响的标准，因为那是学校的标准。

　　他从来都不知道别的学生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也不知道他们自己觉得从学校里学到了什么东西，更不知道他们的思想是否对自己的思想产生过什么影响。从第一天开始，他就想彻底了断此事，并站在那里模糊地寻找一条路径和方向。外面的世界看起来大得多，但通往校外生活的道路并不多，而且大部分都要经过波士顿，而波士顿却又不是他想去的地方。结果，因为纯粹偶然的因素，第一道看起来能够带来某些希望的逃避之门通向了德国，开门人是詹姆斯·鲁塞尔·洛威尔。

　　洛威尔在朗费罗之后接任了纯文学课的教授，他当然去过德国，并把他能够找到的所有东西带回了美国。当时的文学世界都认为，真理仅仅在德国存留下来了，而卡利尔、马修·阿诺尔德、雷南、爱默生和其他几十位大受欢迎的跟随者，也都在教授德国人的信仰。文学世界针对即将来临的资本主义发出了挑战，向借贷者、银行经理和铁路大亨发出了反叛之声。萨克雷和狄更斯跟在巴尔扎克之后，以生猛的暴躁之气撕咬和抓挠不幸的中产阶级，正如中产阶段级在一百年前狂乱地撕咬和抓挠教会和朝廷一样。中产阶级掌握了权力，并牢牢地控制住了国家的煤矿和铁矿，但讽刺家和理想主义者掌握了媒体，他们一直同意，第二帝国是法国的耻辱，也是对英国的威胁，因此转向了德国，因为当时德国既不是经济大国，也不是军事强国，而且在其标准的简陋上也落后西欧一百年。德国人的思想、方法、诚实精神，甚至品格，都成为了学术界的标准。哥德被拔高到了莎士比亚的境界，康德处在了比柏拉图更高的地位，成为一位法律制定者。所有严肃的学者都被迫成为德国气的学者，因为德国思想在使批评界发生革命。洛威尔跟在其他人的后面上去了，虽说没有极高的热情，但也有了足够的信念，并号召他的学生跟他站在一边。亚当斯很高兴接受这个邀请，主要是为了培育洛威尔而不是信仰德国，但仍然带有较为强烈的信念。这是他第一次认真地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向，他肯定从中受到了一些教益，也许不是他自己所希望得到的教益，但至少那是一条路吧。

　　结果证明，这条路特别迂回曲折，特别浪费精力，但是，这位学生永远也不会明白，还有别的什么道路等着他去走。就算他能够预见到未来生活中的每一个阶段，那他也不会做得更好，他也许还会做得更差。最初的一步是纯粹的收获。詹姆斯·鲁塞尔·洛威尔从德国带回了那所大学唯一新鲜和有价值的部分，这个部分就是允许学生私下里在他的书房里看书的习惯。亚当斯请求得到这项权利，并在那里看一些书，还进行过很多次谈话，与这位大师的私人接触使他开心，也让他深感荣幸，因为长者应该能够让年轻人感到荣幸，也能使年轻人开心，哪怕他们完全夸大了其中的价值。洛威尔是这个男孩子生活当中的新鲜因素。他跟新英格兰的任何一个人一样实际，紧靠住康科德人的信仰而不是波士顿的思想，而他本人的所属本来更适合波士顿的。在1856年的黑暗日子里，康科德发出纯粹的光芒。亚当斯靠近了一道光芒，就跟进入了一座哥特式教堂一样，因为他十分清楚，牧师只不过拿他当条虫看待而已。对于康科德的教堂来说，所有叫亚当斯的人，都是只有尘土与空虚的思想，他们没有感情，没有诗歌，也没有想像力，他们仅仅比州大街普通的渣滓稍高等一点而已。他们是其诚实性可疑的一批政客，都有思想范围狭窄的天性。因此，还在十八岁的年龄，亨利就已经开始对很多事情感觉不确定了，这些事情比亚当斯的名字重要得多，他感觉自己的思想并没有违背任何个人定下的规条，他乐于承认自己毫无价值，假定他能够穿越那一片圣地的话。哈佛学院的影响开始产生效果了。他从固定的原则中滑走了，从维隆山大街滑远了，从昆西市滑远了，从十八世纪走远了，他的第一步导向了康科德。

　　他从来都没有到达过康科德，而对于康科德教堂来说，他就跟其他任何一个人一样，只能够接受一个物质的宇宙，因此，他总是跟平常一样保持为一只昆虫，或者是更低级的某种东西，比如人。宇宙在他看起来是真实的，这可并不是他的错误，也许是吧，爱默生就说得很好，事情的确如此。尽管他曾花费过大量精力，但假定有任何天下一致的宇宙是不真实的，那他还是会回到原来的邪说中，那是他自己，而不是任何表像。是诗人，而不是银行家，是他自己的思想，而不是改变它的事物。他并不缺乏体验超验主义的冲动。曾几何时，康科德在他看来似乎是比昆西更有现实意义的一个地方。但实际上，鲁塞尔·洛威尔比起灯塔大街来并没有更多的超验主义。从鲁塞尔那里，这位学生没有得到任何一个种类的革命思想，不管是人们常说的客观思想还是主观思想，但是，他得到了善意的鼓励，去做任何使自己开心的事情，这件开心之事就是在牛津四年的学习之后去欧洲的两年生活。

　　跟他做出的努力相比，结果看来微不足道，但是，那是他可以追溯到哈佛学院的少数影响中唯一积极的成果，而且，就连这是否为哈佛的影响结果，他都抱有极深的怀疑态度。他可以找出许许多多的消极影响，但他往往把消极的影响归咎于自我，这是新英格兰人时常做的事情，但哪怕在这里，他也永远无法确信，哈佛学院做过除开反映出一个弱项以外的事情。在他看来，哈佛学院的教育并不是严肃认真的，但说真话，波士顿的学生也都没有拿它当回事，而且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确信，就连沃克院长或在他之后的弗尔顿院长本人也不一定比学生更认真。对他们所有人来说，哈佛学院主要是提供可以模糊地称为社会价值而非思想价值的东西。

　　对于这位特别的学生来说特别不幸的是，社交上的优势是他一生唯一的资本。他没有多少钱，思想也多不到哪里去，但他可以相当肯定地说，除开自己的缺点以外，他的社会地位不容置疑。他需要的是一门职业，是他的社会地位具备某种价值的那种职业。在自己的一生中，他将永远也不需要解释自己是谁，他永远也不需要任何熟人来强化自己的社会地位，但他极需要有人来介绍他，让他明白如何利用自己已经结识的熟人。他在哈佛学院没有一个在以后的生活中派上哪怕最小用场的熟人。所有的波士顿朋友都是他以前就认识的，或者无论怎么说都是已经认识的，而波士顿人与波士顿人的接触，是这些年轻人最不需要的教育。他们在大学的相互关系是热烈的，私密的，但毕业拿到学位之后，各自奔向了不同的目的地。哈佛学院仅仅是一条联系用的纽带，但是，这根纽带比灯塔大街结成的纽带略为结实一些，但远没有在州大街时结成的纽带牢固。陌生人也许会从这所大学获得一点什么东西，假如他们受到极大的社会联系方面的压力的话。像H.理查德森这样的学生，他来自很远的新奥尔良，摆在他前面的职业是要他去追求，而不是引导，这样的学生也许能够在大学里形成有价值的友谊。显然，亚当斯没有在大学里结成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十分珍视的熟人关系，至少没有理查德森结成的那些关系有价值，但是，更为确定的是，这所大学的关系与后来的友谊没有任何联系。生活是条狭小的通道，所有的道路都摆在一处延伸。亚当斯本可以与理查德森结成什么关系的，就如同他跟约翰·拉法格或奥古斯塔·圣高丹的关系一样，或者与克拉伦斯·金以及约翰·海依一样的关系，但他们没有任何一位是在哈佛学院结识的。生活的谷地一年一年更狭窄了，显然，任何有相同兴趣的人都注定会走到一起的。亚当斯只知道，假如他不是那么无知的话，假如他没有把早期的十年时间，浪费在获取本可以在一年里获得的东西上的话，他本可以感觉自己处在跟他们一样的更为平等的地位上的。

　　不管是从社交角度还是从知识角度上讲，大学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消极因素，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是有害的因素。世界上最有宽容心的人也不会在学生的更低级的习惯中看到任何益处，但这里的邪恶比较起美德来说害处较小。饮酒的习惯在后来的生活中看起来那么美妙，虽然哪怕想起此事都让他怀疑自己的诚实，这个习惯也许并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或者说没有造成永久性的伤害。但是，把生活看作一种社会关系的习惯，看作是一种社会事务的习惯，却一点好处也没有。它培育成了一种软弱性，而这样的软弱性是根本不应该培养的。如果这个习惯有助于造就喜欢玩乐的人，或者让任何一门职业带上了自己的风格与本能，比如良好的脾性、耐心、礼貌或通过对手的社交缺陷来谋利的能力，那它也可以算作是一种比数学或语言更有价值的教育。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习惯无助于任何一种东西的形成，而仅仅是使大学的标准在生活当中持续下去。在哈佛学院接受教育的波士顿学生保持为一名大学生，假如他坚守那所学院给予他的东西的话。如果父母继续下去，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哈佛学院，仅仅是为了其社交上的优势的话，那他们会使低等的社会类型永久发展下去，就跟牛津类型的人物不适合下一代人的成功一样。

　　走运的是，沃克院长或詹姆斯·鲁塞尔·洛威尔仍然在显示大学的老一套社会标准是可敬的，如果说它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或者说没有对学生集体的个人影响，至少它为喜欢这个标准的人保存了一个传统。哈佛毕业生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欧洲人，甚至也不是整体意义上的北方佬，崇拜他的人很少，而批评他的人却很多。也许，他最大的弱点在于他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意识，但是，他的雄心，不管是社会意义上的还是智力上的雄心，都不一定是廉价的，哪怕可能是消极的。他害怕很大的风险，更担心遭受个人的嘲笑，很少在生活中犯下大错，几乎总是导向一种多少算是有价值的生存方式。因此，亨利·亚当斯很清楚：他不可能作为一名学者获得成功，同时发现自己的社会地位无法改善，也不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了，他致力于一项宏大的事业，而这项宏大的事业几乎不太可能是这所学院真正的成果，不过，它是旧的一位论派至高无上思想的最后残存物。他拿起了笔。他写作。

　　《学院杂志》发表了他的作品，“学院社团”听他的演讲。读者并没有给予他很高的赞赏，听众也默不出声地听他演讲，但那是一名哈佛大学生能够合理期待的最大鼓励了。声息全无的沉默是一种形式的耐心，意味着将来有可能被接受，而亨利·亚当斯也继续写作下去。没有人真正关心到了做出评论的地步，但他本人倒是很快就开始体会到，看到自己的作品瑕疵甚多，那可是一件苦差事。他发现自己不可能是这样一种人，那样一种人，或者是自己希望成为的任何一种人。他的作品体现不出智慧，也没有广度，更没有力量。裁判总是将他列在不够形成一名对手的地位上，假如他能够找到什么对手的话。他相信裁判是正确的。他的作品看来很单薄，很一般，软弱无力。有时候，他觉得自己的软弱到了致命的程度，使得他无法继续下去。当他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时候，他也说不出来，他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事情。当时他写下的很多东西现在还有印刷本留下来，或者以手稿的形式保留着，但他从来都不想再去看一看，因为无疑地，他觉得，那实际上就是他心里所想的样子。那最多也只是显示出一种形式上的感觉，是一种排斥的本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振聋发聩，哪怕其中的弱点。

　　一种努力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个雄心，会创造一份雄心，也就是那位学文学的学生的雄心，这在当时几乎就替代了常见的学术奖项。当时，他的雄心是要被选为班级的代表，就是雄辩班的课代表，那个时候，那门课就快要结束了。这是文学上的成功，也是政治活动中的成功，而且正好是使一位十八世纪的学生着迷的十八世纪的合并类型。那个主意在他的思想里翻来覆去，一开始是一个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不太可能实现的梦想，在为他远远处在被宣布为受欢迎者的名单之外。一年接着一年，这个地位看来都需要改善，也许他的敌人会消失，直到最后，让他自己万分吃惊的是，他发现自己成了候选人之一。哈佛学院的习惯不允许有主动的候选人，他和他的对手不能够支持，也不能够反对自己，甚至都不曾有人问过他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开会的时候，他总不能够到场，事情进展到底如何，他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但是，事情发生了，就是从波士顿回校的一天晚上，他接到了自己已经当选的通知，而且是在经过了一轮比较激烈的竞争之后。他当上了雄辩班的课代表，远在头等生的名字之上，而且无疑是更好的一名雄辩家和更受欢迎的人。在政治生活当中，更糟糕的候选人的成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亨利·亚当斯也是一位受过相当训练的政治家，但是，他永远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想办法战胜了一个敌手的，因为这个敌手能力更强，人缘更好。

　　在他看来，这次当选是一个神奇的事件。这可不是什么假谦虚。他的大脑跟平时一样清醒，他了解自己的对手和追随者，就跟他了解自己一样。他所不了解的是哈佛学院，哪怕是在四年的大学教育结束之后。他永远也无法测试出来的就是那些人让人困惑的非人格化。那些人才只是二十几岁的年龄，看起来按照自己或官方的标准都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观。在这里，共有一百来位年轻人，他们在四年印象最深刻的大学生活中亲密地生活在一处，他们选择了最没有资格代表自己的人，而且不止一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有意地，认真地，毫无冲动地用不同方式从自己的同伴中选择不当的人。如果从大学意义上来说，辩论者或班干部有任何一种立场可言的话，那就是对学院的冷漠。亨利·亚当斯从来都没有对任何一类大学表达过半点信仰，不管是在小时候还是在成人生活当中，他对大学毕业生也没有哪怕最微弱的敬意，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作为大学生，他本人也只是因为远离同学，一个人站在大学之外而为人所知。但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件事实，这一大群普普通通的年轻人选择他来表达他自己和他们的普通观点。当然，私下里，这位成功的候选人还是有些自鸣得意的，而且还在拍那些人的马屁，希望他们也许并不会发展到他们自己认为的那种普通境界。但是，这只是另外一项证明，说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他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位代表人形象，是他们想要的一位代表，而且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最可怕的一种判官形象，就像他看到过自己的那么多可怕的面容一样，就像他看到自己的缺点多不胜数时一样。

　　尽管如此，他们的选择还是让人颇感惬意，惬意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此事惊动了他的虚荣心，假如当时他知道那是他以后能够接受的唯一的奉承，那他一定更为震惊。班级日活动在十分之九的学生眼里看来都是学院里最为重要的活动，而辩论人的角色也是这个活动中最显眼的人物。跟普通的毕业典礼上的发言人不一样，班级日辩论人这个角色是一个人站在那里的，或者只有诗人堪与匹敌。大家一齐拥入大教堂，所有学生、他们的家人、朋友、姨妈、叔叔和女伴全都到场，还有十六岁或二十岁的姑娘们也来参加，她们希望显示自己的夏装或新鲜的脸容。就这样，在极可能熔化青铜的炽热气氛里，大家要站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听身着牧师长袍的辩论者和诗人发表演讲，或者背诵比如他们的经历之类的陈词滥调，以及他们十分温和的检察官允许他们说出来的随便什么话。亨利·亚当斯在1858届毕业演说会上说了些什么样的话，他本人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对于教育来说，那些话也一无用处。他尤其记得他最出名的几位叔辈或其他亲戚之一说过这样的话，作为这么年轻的一个人的作品，这次演讲缺乏足够的热情。这年轻人总在寻找教育，因此就问自己，把修辞艺术放到一边不说，这种热情的缺乏到底是一个缺陷还是一项长处，因为，无论是哪种情况，那都是哈佛学院所教，也是他试图予以代表的那一百名年轻人所要表达的。另一项评论使人们对那种大学教育的效果传达出更详细的理解。有位年长的绅士注意到这位辩论人“彻底的沉着冷静”。的确算作是冷静！如果哈佛学院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那它就可以拿出冷静。在四年时间里，每位学生每天都被迫在彼此十分了解的几十位年轻人面前出现。有人没有做任何事情，但为社团念了报纸，或者在《性急的布丁》里扮演喜剧角色，更不用说还进行了日常的各种操练，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没有哪一种听众跟眼前这批听众一样熟悉和专心致志。四分之三的毕业生宁愿去特伦特议会或英国国会作报告，而不愿在《性急的布丁》那一批毕业典礼听众面前表演安松尼·阿布索路特或柯拉波德先生的角色。冷静沉着是哈佛学院的强项，它当然会教会人们独立自主，这样，在哈佛学院毕业生看来，就没有任何东西比当着听众的面突发恐怖心理更奇怪的事情了，而欧洲的许多大学生就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管这是不是教育，亨利·亚当斯永远也无法弄清楚。他做好了准备，随时能够在美国或欧洲的任何一群听众面前站起来讲话，一激动就有了无边的神勇。至于他有没有什么话可以说出来，那倒是一件值得探讨的事情。到目前为止，他还一点也没有弄清楚。教育尚且没有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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