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1870）_新浪教育

混乱（1870）

http://www.sina.com.cn 2004/11/17 10:58 新浪教育

　　第十九章

　　混乱（1870）

　　1870年5月一个晴朗的下午，亚当斯再次坐车沿圣詹姆斯大街向北行进，他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惊奇于人生的奇迹。自1861年5月历史性的进入以来，已经有九年过去了。从外表看，伦敦还是老样子。从外表看，欧洲也没有显示出巨大的变化。帕麦斯顿和鲁塞尔都已经被人遗忘了，但是，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通仍然很活跃。一些朋友比以前更风光了。约翰·布莱特进入了内阁，W.E.福斯特也准备进入内阁了，改革如火如荼。进步的阳光从来都没有如此灿烂过。从低级向高级的进化如同传染病一样发生着。达尔文是世界各地最大进化事件中最伟大的先知。格拉斯通推翻了爱尔兰教会。他还正在推翻爱尔兰的领主。他在想办法通过一部教育法。改良、繁荣、动力在乡间的每一条公路上欢跳。哪怕在美国，尽管出了伊利湖丑闻和阿拉巴马权力主张事件，但并没有出现不和谐音。

　　在公使馆，莫特雷统治着一切。亚当斯长期的统治已经被人遗忘了，叛乱事件已经进入历史。在社会上，没有人再去想威尔士王子以前的年代。聪明的人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亚当斯从1861年到1865年之间经常造访的房子，有一半都关闭了，或者将在1870年关闭。死亡袭击了朋友圈。米尔尼斯·加斯凯尔夫人和她妹妹夏洛特·韦因小姐都去世了，詹姆斯·米尔尼斯·加斯凯尔先生已经不在国会了。那个领域的教育似乎也已经结束了。

　　人发现自己处在奇特的心态下，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有更浓烈的十八世纪气息，差不多是洛可可式的，无论在哪个地方都跟不上进化的嵌齿轮。经验不再起教育作用了。伦敦给人的教诲还不如以前。一种不良的风气导致另一种不良风气，老派的人比年轻人更逗乐，胡夫顿勋爵的早餐桌显示出难以填充的巨大裂缝，人们想见到的人越来越少了。说了这些话，哪怕再说一百多句，也帮不了多大的忙，无法使人参与更快和更有智力的活动。对于英国的改革，亚当斯没有一点点兴趣。这些改革本身都是中世纪式的。他的朋友W.E.福斯特推出的《教育法案》在他看来是专门与他已经习惯的一切教育作对的。他不喜欢变化。他倒宁愿让教皇继续留在梵蒂冈，让女王留在温莎堡，使其成为历史纪念碑。他并不想努力让欧洲美国化。巴士底狱或犹太人居住区如果能够保留下来，也许是价值不菲的珍奇古玩。主教也是如此，拿破仑三世也是如此。旅游者是最大的保守分子，他们不喜欢新奇的东西，他们喜欢古旧的土路。亚当斯回到伦敦，没有想到进化的事情，也没有想到躁动不安或改革的事情。他想要娱乐，想得到安静的生活，想要开心的事物。

　　假如他1838年不是在波士顿州大厦的阴影下出生，也不是在维多利亚初期时代长大，那么，他一定会蜕换原来的皮肤，投靠马尔波罗之家，并与那位美国妇女和犹太银行家结成伙伴关系。常识决定了这一切，但是，亚当斯和他的朋友却因为某种盎格鲁-撒克逊习惯而不受欢迎，那就是英国人天生的思想退化。他猜自己已经成为一名有行为能力的男子，而且已经走上了前台，但不知道如何从头再来，也不知道如何跟上一个新的世界。他看不到自己的前面还有什么。世界从来都没有如此安静过。他希望能跟一些部长谈谈阿拉巴马权利主张的事情，因为他觉得那个主张是他自己特别的创造物，是在政府讨论此事很久以前就在他父亲和他之间讨论过的事情。他希望做一些笔记，准备来年的文章，但是，他没有想到，三个月内，他的世界将被打乱，他也将在这个颠覆的世界之下。有一天，弗兰克·帕尔格雷夫来了，比以前更爱争吵，更瞧不起人，更加矛盾重重，因为拿破仑三世看来发出了向德国宣战的威胁。帕尔格雷夫说：“德国会把法国打得落花流水。”假如发生战争的话。亚当斯却不是这么想的。机会总是不利于灾难发生的。别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想到欧洲会发生重大变化。帕尔格雷夫总是走极端，他的语言是轻率的，总是极端的！

　　这一年是所有年份中最特别的一年，亚当斯看不到任何一种教育。事情开始的时候还算顺利，伦敦让人感到熟悉亲切，有很好的晚餐，因此它在发出宜人的光芒。他带着放肆的贪婪嗅着奇普塞德的煤烟，迷恋于牛津大街的建筑。伦敦上流社会投射在亚瑟·彭登尼斯身上的光芒，从来都没有她投射在这位刚刚返回的美国人身上的光芒炽热。乡村闪出柔软的微笑，是一些受过教育和平易近人的女主人发出的微笑，跟他以前极幸运地接到邀请而去乡村别墅时一样。他爱这一切，无所不爱，他一直都是很喜欢这里的！他感觉差不多都离不开皇家交际所了。他觉得自己拥有圣詹姆斯俱乐部。他保护着公使馆。

　　第一次震动来得并不突然，就好像大自然在跟她惯坏的孩子捉迷藏一样，尽管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特意要惯坏他。里弗拒绝了黄金密谋。亚当斯已经习惯于这个想法，认为他不受任何季刊的影响，认为他的写作一定要印出来的，但是，他对退稿的理由感到万分惊讶。里弗说，这篇文章会引起针对他的五六起名誉诉讼案。人们知道，伊利湖的权力机关差不多跟英国和美国一样大，但是，人们很难想像它竟然会控制住季刊。英国的媒体于1870年声称，他们对伊利湖丑闻感到震惊，就如同它在1860年时表示过对奴隶制的震惊一样。然而，当接到邀请，让他们来支持正在努力清除这些丑闻的人时，英国媒体却是自己有些担心。对亚当斯来说，里弗的拒绝看来是奇怪的。他和他的兄弟以及《北美评论》每天都在冒更大的风险，但没有人想到害怕。一个著名的故事，而且是亲自直接从官方文件里选出来的，竟然会吓倒《爱丁堡评论》，使它不敢吱声，因为害怕杰依·高尔德或吉姆·菲斯克，这加深了亚当斯对英国人言行怪异的体验，尽管是非常奇怪的行为。

　　他很高兴地把里弗对黄金密谋案的拒绝看作是对涉案人物的尊重或编辑规定造成的，但是，当他把手稿送到《季报》的时候，季报的编辑也拒绝了。这两份季刊的文学标准并不是很高，不可能表明这篇文章文字不通到了一位积极主动和心甘情愿的编辑无法补救的程度。亚当斯没有选择，只好意识到，到了1870年，他还得对付1860年时的老一派英国人，而且他同样还是无法理解这种性格。跟平时一样，当需要一个盟友的时候，美国人总会被赶到激进者的怀抱里。当一个人准备求助什么人的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尊重总会转过背去。他突然有事必须离开英国，因此在最后一刻将文章寄到了《威斯敏斯特评论》，然后差不多六个月没有文章的消息。

　　到伦敦几个星期后，他突然接到姐夫从巴格尼迪鲁卡发来的一封电报，说他姐姐从出租车上摔了下来，而且受了伤，让他最好去一下。他当天晚上出发，第二天赶到巴格尼迪鲁卡。破伤风已经感染她了。

　　最后的一课，教育的全部内容和条款，就是在那时开始的。他已经三十岁了，体验过不同的人生经历，从来都没有一次感到习俗之壳的破裂。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自然，仅仅见过其外表而已，她只向年轻人显示过她的糖衣外表。命运的打击突然之间迎面砸在他脸上，是偶然性最严酷的残忍打击。从那以后，被打击的恐惧陪伴着他的一生，直到重复使这样的害怕成为意志力无法与之抗争的东西为止，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他姐姐是一位四十岁的妇女，1859年那场因不慎招致的灾难使她的生活变成了破伤风中的恐惧，但她还是跟往常一样开心，一样聪明。他看到姐姐因可悲的出租车事故躺在床上，因为她的脚受了伤。她全身的肌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变硬，虽然意识还是清醒的。她经历了十天可怕的折磨，之后在痉挛中去世。

　　人们听说过，也看过很多关于死亡的故事，甚至还见到过很多人的死亡，也背诵过数千常见的宗教祷词与诗歌，那些东西使人的感官沉重，并掩盖起死亡的可怕。社会是不道德的，可以随意装出永生的样子。亚当斯是一个有生有死的人，他只感觉得到有生必有死的道理。死亡呈现出他以前从来都不知道的新特征，就在那些丰富和感觉得到的环境当中。自然很喜欢它，与它玩耍，恐惧使它的魅力增色，她喜欢折磨，在安抚中闷死她的受害者。人们从来都没有见过自然如此无往而不胜。意大利炎热的夏天在屋外泛滥，在市场和多姿的农夫身上滋生灾害，在图斯堪的空气奇特的色彩里，亚平宁山脉的小山和葡萄园看来正在喷发仲夏的血液。病房本身也因为意大利生活的欢乐而发光，朋友们全在里面，没有严酷的北国之光穿过柔和的阴影。那将死的女人也感受到了意大利之夏的气息，是那柔和美好的气息，她感受到了那里的幽默，那里的勇气，大自然和人类可感的丰富。她面对着死亡，勇敢而且很高兴的样子，妇女们经常是这样的，她慢慢地进入无意识状态，但仅仅屈服于暴力，如同一名军人在战斗中阵亡。数千年来，在这些小山和平原上，自然一直在以这种肉欲的快乐气氛腰斩男男女女。

　　像这样的印象不是推断出来的，也不可在思想里编出目录。它们是感觉到的，是狂暴情绪的一部分。感觉到这些印象的思想，与能够推理的思想是有所不同的。人们认为，这是不同的一股力量，也是不同的一个人。对自然姿态第一次严肃的意识——那是她对人生的态度——当时是以一个幻想曲的形式出现的，是一场噩梦，是力的错乱。感官的舞台布景第一次倒塌了，人的思想感觉它自身被剥除了全部衣物，裸露出来了，在无形的能量构成的虚空中发抖，那是无法抵抗的力量，它们彼此碰撞，彼此挤压，把同样的这些能量创造出来，并花费极大力气使之从永恒走向完美的一切全盘浪费，全盘毁灭。社会发疯了，呈现出有机械运动的哑剧情景，它所谓的思想融入生的单调感觉中，也融入感觉的快乐中。社会医学常用的止痛剂变成了明显的诡计。斯多葛主义也许是最好的一种，宗教是最有人性的，但是，如果认为有任何一个具备人性的神灵能够通过一次事故来折磨一个可怜的妇女并从中取乐或受益，并且表现出只有性情倒错或发了疯的人才知道的那种恶魔一样的残酷性，这样的想法是一分钟也站不住脚的。哪怕是纯粹的渎神，它也会使纯粹的无神论成为一种安慰。如教会所说，上帝也许是一种物质存在，但它不可能是一个人。

　　他的神经第一次绷紧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因此慢慢跟朋友一起向北方旅行，他们在奥奇停留了几天，以便在一个新世界里恢复自己的平衡。偶然性奇怪的神秘造就了这个世界，他觉得那是真实的，它在模仿和复制这种亲身体验到的恐惧中变形扭曲的噩梦。他还不知道，二十年后他会明白的，但是，要让有限的事物回归原位，他需要脚下的湖泊与头上的阿尔卑斯山全部的美丽风景。勃朗峰第一次在他眼里呈现出它本来的样子，那是无秩序和无目标的力量构成的混沌世界，它需要休息好几天才能看到它重新以他的感觉造成的虚幻披上衣装，那就是雪的白色纯净，雪光构成的灿烂景象，还有山上天堂般宁静的无限感。他一辈子只有一次是这么感受勃朗峰的。大自然是仁慈的，日内瓦湖的美丽超过了它自身，阿尔卑斯山披上了跟恐惧一样真实的迷人衣装。但是，人的心却乱了，在自然的幻觉全盘恢复以前，欧洲的幻觉却突然之间消失了，留下一个需要重新了解的新世界。

　　7月4号，全欧洲处在和平中，7月14号，欧洲处在战争的大混乱中。人们感到无助，一无所知，哪怕是国王，人们也不可能在处理这一片混乱的时候显得更加强有力。格拉斯通先生跟亚当斯一样惊讶，拿破仑皇帝跟平常一样束手无策，俾斯麦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作为教育，战争的爆发在一位亲手处理死亡的人那里完全没有意义了，他无法将它扔到一边去，无法隔着莱茵河看到对面的情景。只有到了巴黎，他才开始感觉灾难的来临。上帝并没有贴出悲剧即将上演的广告。人们亲眼看到法国分裂成几大块，在未知的溪流中飘浮，一直飘向更不知边际的海洋。他站在大道的路缘石边，人们可以看到很多场景，就如同站在皇帝身边，就如同统率着一支大军。战争造成的舞台效果是可怕的。公众看来在一旁观看着战争，就如同以前曾旁观过路易十四和弗朗西斯一世的战争，那是一种装饰艺术。法国人就像真正的画家，他们总是把战争看作是绘画艺术之一。路易十四练习过战争艺术，拿破仑一世完美了它，拿破仑三世到当时为止一直都在追求战争，他本着同样的一股精神，而且取得了同样奇特的成功。在巴黎，1870年7月，战争打响了，就如同梅尔贝亚歌剧的上演。人们感觉自己跟临时演员一样，请来就是为了给舞台补白的。在戏院的每一个晚上，喜剧都被秩序打断，人们遵照秩序的命令站起来高唱马赛曲。在差不多二十多年时间里，人们禁止在任何情况下高唱马赛曲，但最终，一个军团接着另一个军团冲上大街，高唱“前进！”这期间，旁观的人并没有关心到想加入进去的程度。爱国主义看来是从政府商店里面购买出来的，并以克数为单位按人头分配。人们曾看见自己的国家极不情愿地被拖进战争，人们曾看见自己的军团在没有任何热情的气氛下走上前线。人们没有看到热情，反过来，他们看到的是一场沉重的危机造成的焦急感与担忧。但在巴黎，大家串通一气，对危机视而不见，但人人都明白危机就在眼前。这是给上百万人的一次教育机会，但这样的教训却是难懂的。从表面上看，拿破仑和他的大臣及将军们在玩一场针对狄亚尔和甘必大的游戏。旁观者不明白这一场游戏，他们也不了解结果会是怎样的。亚当斯如何能够预测出来，在一两年时间里，当他谈起他心目中的巴黎和它的品位时，人们会因为他的年老昏聩而发笑呢？

　　他以最快速度逃到了英国，再次在温洛克修道院深不见底的平静中找到了避难所。只有几位留下来的僧人，他们没有受到亨利八世残忍行为的影响，还有三四位年轻英国人在那里活下来了，米尔尼斯·加斯凯尔是那里的院长。八月的太阳还是温暖的，修道院的安宁时光长出十倍之多，没有一点不和谐音发出来，除开日落时分有一些古老的破旧住房传来鸦叫声以外，其他没有任何一点声音打破这里的宁静。而且，经过上个月的激动之后，人们感觉到，在艾奇和威尔士边境地区有明显的一道和平的薄雾笼罩着。自从鳍甲鱼属统治地球以来，这里没有任何一处发生过重大的变化，除开一些僧人以外，一点变化也不曾有过。躺在草坪上，躺在四处都是报纸的地上，那些僧人在研究战争通讯。从一个方面来说，亚当斯成功地教育了自己，他学会了跟上一种宣传活动。

　　在温洛克期间，他接到艾略特校长寄来的一封信，请他去当历史学副教授，因为哈佛大学很快将设立这个职位。人们等待了十多年才发现有人还意识到他的存在，就连一只穿孔贝也会高兴起来，也会充满感激的，因为这样的赞美意味着哈佛大学的新校长需要他的帮助。但是，亚当斯根本不懂历史学，更不懂如何教学，虽然他对哈佛的了解还是很深刻的。他立即写信感谢艾略特校长，并且表示遗罕，说这项荣誉完全超出自己的才能。他的思想在考虑别的很多事情。那年夏天，他本来只打算找一点娱乐，跟一些新人建立社会关系的，最后竟然以最隐晦的个人悲剧和最可怕的政治震撼结束。他本次旅行希望达到的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季刊拒绝了他最好的文章。他没有认识一个熟人，也没有交到新朋友。他从利物浦坐船来，是9月1号，本想再次开始自己于两年前就开始进行的事情，但是，因为再也没有希望依附于一位校长或一个党派和媒体了。他是一位自由撰稿人，眼前和脑子里都没有其他的职业可以选择。教育只把他带到了这个境地。

　　但他发现，回国之后，他所做的事情并没有他担心的那么糟糕。他七月份登在《北美评论》上论述国会会议的那篇文章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虽然他看不出这篇文章服务于哪个党派目标，但是，他带着欣慰的心情听说，民主党全国大会转载了这篇文章，并作为宣传文件散发了几十万份。他现在形成反对党了，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是一位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可以随便说话了。虽然他从这从党派服务中得到的唯一回报或报酬，也就是得到了威斯康辛州的参议员迪马西·豪威尔在一份共和党宣传材料中正式的回答，听说也是免费传看的。在回答中，这位参议员除开驳斥了他的观点外，还对他表示了尊敬，这是参议员的修辞中最不常见和极引人注意的做法——将他比作一朵秋海棠。

　　当时，秋海棠这种植物具备参议员的品位，从而使这样的比喻极富吹捧味道，从意图上是这样的。秋海棠并不是什么精美的迷人植物，主要是因为其引人好奇和喜爱招展的枝叶而出名的。它很容易惹人注意，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有用的地方。它坚持总处在最显眼的位置。亚当斯本来极喜欢在华盛顿当一朵秋海棠的，因为这就是他理想中的成功政治家形象。之后，十月份，《威斯敏斯特评论》又登载了他论述黄金密谋案的那篇文章，而且被人大肆盗版，因此他又想起秋海棠的事情。从今以后，他本人也被迫进行剽窃活动，因为他肯定是不会得到什么报酬的，但是，剽窃的荣誉跟秋海棠的颜色是一样的。它们都会引人注意，但都没有什么用处。这就是他本人做梦都没有想到能够完成的杰作：两篇冗长枯燥的季刊文章，共三十或四十页，前后相继地登载出来，然后通过剽窃的形式让数以几十万计的人免费传看，但是，无论男女，没有一个人哪怕向他表示一下祝贺，人们只是称他为一朵秋海棠而已。

　　假如只有这么几件事情，生活原来也可以相当愉快地过下去的，就跟以前一样，但是，美国人对待有文学和政治品味的年轻人的态度是这样的，所谓的文明人的进化此前并没有进化出来。亚当斯刚刚在华盛顿取得了他谦虚地觉得是一次足够大的成功，他全家人便全都扑上来，要求将他拖开。自从1861年以来，他父亲第一次介入进来，他母亲他向发出了乞求，他兄弟查尔斯坚持认为他应该去哈佛大学，并反复催他动身。查尔斯有意在新的领域继续进行合作活动。他说，亨利已经在华盛顿做完了能够做到的所有事情，他在那里的地位需要巩固下来，毕竟他还是个冒险者。说在牛津呆上几年应该会使他有很大的个人份量感了，说他主要的目标不是要当一位教师，而是要编辑《北美评论》，这样就必须配上教授的职称，这也会导致他走进日报。简短地说，他需要大学，胜于大学对他的需要。

　　亨利非常了解哈佛大学，知道历史系被世界上最精明和最理想的管理人之一控制着，他就是格雷教授。他还知道，正是格雷教授开设了这个新的教职，并将罗网抛撒到了亚当斯的头上，请他来承担双重的负担，一是中世纪史，一是评论。他在自己与这个教职之间看不到任何一种联系。他在寻找教育，但他没有销售教育。他并不懂历史，他只认识几位历史学家，他的无知是很有很大害处的，因为那是真实的无知，是意外的，是冷漠的。另外一方面，他了解格雷，感觉受到他的建议的很大影响。在这样的事情上，一个人不能拿自己太当回事了。无论一个人是继续在华盛顿跟姑娘们跳舞，还是在牛津大学开始跟一些男孩子谈话，都不会极大地影响太阳系的能量总和。觉得此事的确有所影响的人，是有指导别人的权利的。人们不能够拒绝他们的建议。更不用说不能够拿他们的愿望不当回事。

　　这件事情总起来说是，亨利去了牛津大学，跟艾略特校长说了几句话，这些话在他看来很有美国味，就如同十年以前跟他父亲谈起外交时一样。“可是，校长先生，”亚当斯催促他说，“我根本都不懂中世纪历史。”艾略特先生显出很有礼貌的样子，还有温和的微笑，是接下来的一代美国人非常熟悉的那种微笑。他耐心但十分坚决地答道：“如果您能够告诉我有谁懂得更多，亚当斯先生，我一定会雇用此人。”这个答案即不是逻辑的，也不是很说服人，但是，亚当斯不可能在不超出其特权的情况下面对此事。他不能够说，根据这样的情况，根本都没有必要指任任何一名教授。

　　因此，接到通知二十四小时之内，他就再次将自己的生活打破成两半了，为的是要开始一次新的教育，这是他没有选择的生活道路，而且是去教他根本都没有什么兴趣的课程。他必须要去一个他不喜欢的地方，而且要去面对一个他很厌恶的未来。成千上万的人必须要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他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他并没有非得这么做的必要。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最好和最聪明的朋友催促他这么做，而且他总也不能够下定决心认为此事到底是好是坏。在他看来，这种教育总是错误的。对他来说，他并没有疑虑。他认为那是一个错误，但是，他的意见并不能够证明那的确就是一个错误，因为，无论从哪种可能性来看，无论他做什么，多少都会是一个错误。他走到了教育的十字路口，而所有的路线都通往错误的方向。他能够在哈佛学院得到什么，他自己并不知道，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不是他想要的那种结果。他在华盛顿失去的东西，他能够部分明白，但在任何情况下，那都不是运气。格兰特的政府糟蹋了数以千计的人，但是，从中受益的人却非常之少。也许菲什先生是一个极少见的例外。人们不妨查阅整个国会的资料，查阅从1870年到1895年之间的二十五年时间内的司法和行政部门的资料，但除开受到损害的名誉以外，人们根本都不会发现有别的任何东西。那个时期缺乏目标，更少有成果。

　　亨利·亚当斯就生活在它的附近，跟任何一位政治家一样，而且他多少算是认识任何在华盛顿有些名望的人物，了解他们的一些情况。在他看来，所有那些当中，最有准备，思想最活跃，也最勤奋的一个人是阿布拉姆·休韦特。休韦特于1874至1886年间在国会主持了十二年的工作，有时候领导着议会，但所有时候都在发挥重大的作用。亚当斯与休韦特先生保持着很密切的长期关系，超过了与任何人的联系，他认为休韦特是华盛顿最有用处的公众人物。作为立法者，休韦特勤奋地工作了一辈子，到最后，他说，除开确立了人口普查的法案以外，他的身后并没有留下任何永久性的成果，听到这样的话，亚当斯甚是震惊。他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位有他这样显著的成果，只有谢尔曼先生的立法工作被认为是成功的例子。休韦特最接近的对手也许是参议员彭德尔顿，彭德尔顿领导了1882年的文官服务改革，他从事的那项工作是要消除一种本来都不应该允许存在的邪恶。这些就是取得了成功的一些人。

　　媒体的情况大致也差不多。没有哪位编辑，没有哪位政治评论员，没有哪位公众管理人获得了足够好的名声能够让他记住二十年的。其中一些人获得了坏名声，或者损害了自己在内战时期获得的好名声。整体来说，哪怕对于参议员、外交人员和内阁官员们来说，那个时期都是令人厌烦和疲倦的。

　　在亚当斯那一代人中，没有一个人通过公众活动受益，只有威廉·惠特雷是个例外，而哪怕他，也不可能受到什么诱惑而希望重返那个时代。像这样一些雄心勃勃的人，他根本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假定一个人曾为可行的理想做出过努力，并使自己依附于加菲尔德、亚瑟斯、弗莱林盖塞斯、布莱恩、贝亚茨或惠特雷这样一些碰巧处在权利高位的人，也假定一个人请求得到前往比利时或葡萄牙的许可证，而且获得了这样的许可证，假定人们当了一任助理秘书，或者当了某个部门的局长，或者，最后，假定一个人去《纽约论坛报》或《纽约时报》当了一任助理编辑，那么，一个人能够得到比去哈佛学院多得多的教育吗？这些问题看起来更值得回答，比哈佛学院或内务部的大多数问题或试卷有价值得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从来都没有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当时和后来都没有找到，而且因为在他看来，美国社会的价值与华盛顿的价值全部混淆起来了。

　　一开始，头脑简单的开始者为原则而努力，他希望卸下堆在美国人民头上的责任，因为这些人光秃秃和成天做重活的肩膀必须要承担每一种社会或政治的愚蠢行为带来的重负，但是，美国人民与此无关，就跟他们跟北京的习惯没有关系一样。美国人的性格也许要为此负责，但是，什么东西应该对美国人的性格负责呢？全波士顿，全新英格兰，全部值得尊敬的纽约，包括作为父亲的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和作为儿子的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在内都同意，华盛顿并不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年轻人应该呆下去的地方。所有华盛顿，包括总统、内阁官员、司法人员、参议员、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都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们串通起来，要把碰巧在那里，或者想去那里的每一个年轻人都赶走。没有任何一位有希望的年轻人留在政府部门内。所有人都走到了对立面。政府并不希望他们留在华盛顿。亚当斯的例子也许是最特殊的一个，因为他并不认识任何一位敢于大胆鼓励一位年轻人走上文学道路，甚或走上政坛的人。社会不容，也不允许他在一个政治首都待下去。但是，哈佛学院一定有他的某些机会，因为它可以在违背他的意愿的情况下让他去当一名教授。哪怕《北美评论》的出版人或编辑也许对他产生过某些程度的信心，因为他们将评论供他自由处置。毕竟，《评论》是美国的第一重要的文学力量，哪怕它跟美国财政部一样，从来都不用黄金支付欠款。哈佛学院的学位一定带有某种价值，就如同美国总统的委任一样短暂。但是，学院的统治仅仅根据钱或赞助来衡量，它的重要性超过某种国家服务机关的重要性。在社会地位方面，学院比它们所有部门加起来的地位还要高。在知识方面，她不能够说有什么样的优越性，因为政府并不宣称拥有什么，而且因为自己的无知而自豪。哈佛学院的服务明显更令人尊敬一些。也许是美国最受人尊敬的。如果哈佛学院觉得亨利·亚当斯值得花每天四美元的代价加以雇用，华盛顿为什么要在他不要求得到任何报酬的时候拒绝他的服务呢？为什么人们要将他从一个他喜欢的工作上拖走，硬要他去从事并不喜欢的一份工作呢？他不喜欢那个地方，但人们却强行要他去那里。说所有美国人都应该称华盛顿为一个荒芜和危险的地方，这足以满足他的心理要求吗？是什么使华盛顿成为比纽约更危险的一个地方的？

　　美国人的性格显露出奇特的局限性，有时候会使研究文明人的一位学生感到绝望。他被自己的无知压垮——在他自己的摸索中迷失在黑暗里——这位学生发现自己突然之间被一群人推搡着，在他看来，这些人根本无知到了不知道世上还有无知这个东西存在着。他们忘记了如何让自己开心一些。他们甚至都不明白自己已经活得厌烦了。这样的美国人觉得自己是一个躁动不安、强加于人、精力充沛、很聪明的人，总是清醒的，总在努力超过他的邻居。也许这种民国性格的想法对于纽约或芝加哥来说是对的，但对于华盛顿来说却不然。在这里，美国人要显示自我，五次有四次是这样的，他们要装出安详、平和、害羞的样子，就是亚伯拉罕·林肯的那种样子，多少有些伤感，有时候是病态的，另外一些时候是悲剧性的。或者像格兰特，不善言谈，不能肯定，对自己也不信任，对别人更是信不过，因为金钱而产生敬畏感。说美国人天性就喜欢做得过度，这是正确的，工作和威士忌是他的刺激因素。工作是一种恶癖，但是，等他挣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以后，他们再也不关心金钱或权利了。这种追求的可笑之处，就是他从中得到的一切乐趣。他拿财富派不上什么用场。看来只有吉姆·菲斯克一个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杰依·高尔德从来都没有弄明白。在华盛顿，一个人遇到的大部分是真正的美国人，但是，如果人们希望更好地了解他们，那就要到欧洲去研究他们。他们感到无聊，但很耐心，没有办法的样子，他们病态地依靠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们过度沉醉，大部分是都是一种谦和、讲求体面、优秀和有价值感的公民。可以在欧洲的每一个火车站遇到美国人，他们在向每一位听众解释说，人生最幸福的日子，就是他们踏上纽约港的时候。他为别人觉得自己好笑而害羞。他的思想不再对各种各样的刺激产生反应。他不能够面对一种新思想。他全部的巨大力量，他强烈的精神能量，他最敏锐的感觉能力，都只朝着一个方向，而且从来都不加以改变。国会里到处都是这样的一些人。在参议院里，萨姆纳差不多是唯一的例外，在行政部门，格兰特和布特韦尔是这种类型的人当中的变种，是一些政治标本，他们呈现出一种病态，无法以强有力的手段完成来到手头上的任何事情。他们不知道如何逗乐自己，他们无法感受到别的人是如何逗乐的。工作、威士忌和扑克就是生活。政治意义上的华盛顿的气氛就是他们的气氛，或者在外面的人看起来，那就是他们控制的生活气氛，就是这个原因，外部世界就做出判断，说华盛顿对于三十二岁的一位年轻人来说也是致命的，哪怕他在欧洲的每一个首都经历过各式各样的诱惑，哪怕他从来都不打牌，哪怕他极厌恶威士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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