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战斗（1869-1870）_新浪教育

自由战斗（1869-1870）

http://www.sina.com.cn 2004/11/17 10:58 新浪教育

　　第十八章

　　自由战斗（1869-1870）

　　年老的新英格兰人很容易变成孤僻的动物，但年轻的新英格兰人有时候却会有人性。霍尔大法官带着儿子山姆到了华盛顿，而山姆·霍尔也很喜欢华盛顿。他让亚当斯懂得了华盛顿春天的魅力。从纯粹教育的角度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这种快乐相比。波托马克河及其支流上到处都是美景。洛克溪有着洛基山一样的野趣。这里那里一栋孤零零的黑人圆木小屋阻隔了大片山茱萸、杜鹃花和月桂树。郁金香和栗树在多刺的大自然里并不给人以争奇斗艳的感觉。这一大片风景有柔和丰满的轮廓，它的胸脯内并没有隐藏起来的冰川纪的可怕事物。放荡的植被散发出令人抑郁的热气，流水显出凉爽的魅力，荒僻的密林深处惊现六月雷暴雨令人敬畏的壮丽，这一切都那么肉感，那么兽性，那么原始。欧洲任何一个地方的春天都不曾让他看到过同样微细的魅力与热烈的腐化混合在一起的情景，而这就是马里兰五月的标志。他爱这一切，如同这里就是希腊，如同它有一半的人性。他无法离开它，因此一直挨到七月，流入了南方人在拉法耶广场一带住消夏别墅的习惯，作为他这样的人，其继承权是不容置疑的。没有哪一个美国人会卑鄙到怀疑这些权利的程度。

　　尽管在格兰特的政治性格的事情上出现了致命的欺骗或非欺骗，亚当斯在华盛顿的第一个冬天还是给了他极大快乐的，因此，他并没有考虑要采取什么变化措施。他太爱华盛顿了，因此不可能去怀疑它的价值。他对华盛顿的价值了解多少，或者有谁对它有所了解？他父亲比波士顿的任何一个人都更了解华盛顿，他的回忆录一直记到了1820年代的事情。亚当斯很开心地发现，他父亲在华盛顿的事情上，透露出了同样的情感弱点，而且他描述门罗总统时期的社会，跟他儿子对约翰逊总统时期的社会的感觉是一样的。他担心这样的事情对年轻人造成的影响，而且不无道理，因为这事对他的两个兄弟造成过致命的影响。但是，他明白这里面的吸引力，他知道，在昆西或波士顿的生活并不会减少它的影响力。

　　在波士顿的话题上，亨利喜欢开粗野的玩笑。他在每个柜台上都看得见布特韦尔的影子。他在每一颗树上发现了个人的悲伤。十五或二十年之后，克拉伦斯·金经常逗乐他，他哀伤大自然在保持完美的过程中造就的极狭窄的出口。除开有两个错误外，地理一直都还是个成功的杰作。其中的错误之一是黄道的倾斜，另一个是性别的分化，关于后者最悲伤的想法是，它竟然是如此现代的一个现象。亚当斯在脾气坏的时候坚持认为，这两处完全没有必要的不幸在波士顿造成了最坏的影响。气候对社会形成了永久的战争状态，性别是一类犯罪行为。黄道倾斜到了超出拯救范围的程度，直到生活跟榆树一样空洞无趣。当然，他也是有错的。这样的空洞无趣毛病在他自身，而非波士顿，但是，这是一个讲教育的故事，亚当斯在努力挣扎，使自己符合时代的要求。波士顿也在努力做同样的事情。除开华盛顿以外，美国所有地方的人都在为实现同一个目标而努力。人人都抱怨环境太差，除非像在华盛顿一样，人们根本都没有一个环境可以抱怨的。波士顿比邻居的脖子挺直一些，只需要很少时间便能证实，哪怕结果会让亚当斯如坠雾中。

　　在他回到昆西之前，夏天已经过半，又过了六个星期后，格兰特总统的性格产生的效果就显露出来了。效果十分惊人，非常可怕。1869年9月，杰依·高尔德使出了垄断黄金的杀手锏，这次行动造成了很大影响，围绕它的种种神秘从来都没有解开过，至少是亚当斯本人所不清楚的。因为华盛顿发生的种种变化，高尔德慢慢相信，他可以安全地垄断黄金而不会受到政府的妨碍。他采取了几个谨慎的步骤，这是他本人都承认了的。他花去了相当大一笔钱获取确认，这也是他承认的事实，对于他这样一个狡猾的赌徒来说，只有一点点消息是不够的。但是，他还是冒了险。任何一位刑事诉讼律师都可以开始调查此案，他可以坚持认为，处在这样一个位置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获准进行这样的辩护，说他是在没有足够使他满意的种种保证的前提下敢于采取和继续这样的行动步骤。这样的抗辩从专业上来讲是不可接受的。

　　这意味着，任何一位刑事诉讼律师注定都会这样开始一项调查：他坚持认为，高尔德一定得到过白宫或财政部的确认，因为别的任何地方做出的承诺都不可能满足他的需要。很多年轻人在昆西消夏，因为没有人愿意以每天三美元的价格雇用他们，对他们来说，如此惊人的丑闻是天赐良机。查尔斯和亨利·亚当斯听到此消息时高兴得跳起来了，就如同大麻哈鱼见到了鱼饵。他们表现出来的贪婪比杰依·高尔德及其教唆者吉姆·菲斯克对伊利湖的贪婪毫不逊色，而且跟他们一样不惧后果。他们也冒了一些险，到底是什么险没有人说得出来，但是，围绕在伊利湖办公室周围的人并没有被人看作是温顺的羔羊。

　　伊利湖铁路局是一团乱麻，解开如此缠结不清的乱麻，哪怕效率最高的公诉人，哪怕有全套行政工具可以利用，也需要几个月艰苦的劳动才能完成任务。查尔斯负责铁路史的查阅工作，亨利负责调查所谓的黄金密谋案。他们一起去纽约着手查案。事情的表面很容易看清楚。他们在华尔街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他们去剧院宫拜访著名的吉姆·菲斯克本人，但是，这个故事发生在纽约那边的情况却没有给亨利任何帮助。他需要破解这个政治谜团，为此，他必须等待国会召开会议。一开始，他担心国会会压制这个丑闻，但是，国会调查令颁发了，而且展开了正式的调查。他很快知道了应该了解的内容，政府提供了他的文章所需要的材料。

　　而政府提供的材料很少会使评论家或史学家满足的，因为这样的材料总处在可疑的状态中。这里有一个谜团，跟平常一样，最主要的神秘之处在于确保到底有没有谜团存在的方法。亚当斯最好的朋友——菲什、考克斯、霍尔、伊瓦茨、萨姆纳和他们周围的人——正好就是最受迷惑的那些人。他们知道的情况比亚当斯还少，他们也在寻找信息，他们坦率地承认，他们与白宫和财政部的关系并不是绝密型的。没有人主动提供信息。人们得不到提示，哪怕媒体也是一样，但是，新闻广告员私下里却以他们惯常的、犬儒主义的坦率精神坚信确有犯罪行为存在。国会委员会掌握了为数不少的一些证据，但又不敢深查下去，也拒绝加以分析。尽管政府班底某个地方出了错，也不可能在别的哪个地方出错，但是，如果政府部门当中有任何一个成员露出马脚，蛛丝马迹立即会消退，而且很快找不到踪影了。人人都害怕媒体问询。亚当斯自己也担心找到太多东西。他已经找到太多材料了，他明显已经看出，杰依·高尔德实际上已经在格兰特周围的亲信中布下了天罗地网，布特韦尔的无能就是高尔德算计中的底线。在公共场所，人人都显出传统的，假装有信心的样子，他们告诉别人说，总统本人才是拯救局面的救星，而在私下里，他们彼此安慰，说如果这次没有牵扯出总统的话，下次他一定会被抓住，因为华尔街的行事方式是灰暗的，双重性的。所有这些对亚当斯来说都是极令人激动的。格兰特竟然会在六个月里陷入这样的一个泥坑，或者说，他竟然会让布特韦尔把自己牵扯进去，对于已经收住了马车，按爱默生的话说，已经不再准备向改革之星奔驰而去的一位年轻人来说，这事使接下来的四年，也许八年，也许十二年的外观有了一个神秘的轮廓。说得坦率一些，那是一个看不清楚的未来。这个国家有可能渡过眼前的难关，但他却过不去了。十八世纪最大的一些丑闻，跟这个丑闻摆在一起就算不得什么事情了，因此这一次，事情牵扯到了行政部门、司法机关、银行、公司、职业和普通人员，他们都是社会的积极力量，结果却全都掉进肮脏可鄙的腐败化粪池里。仅仅六个月之前，这位天真的年轻人，这位刚刚脱离了欧洲外交界的犬儒主义圈子的年轻人，曾期盼着进入一门诚实的媒体职业，准备拥护和信任一个新的华盛顿政府。他已经预见到了一种精力过剩的生活，他要彻底清除美国社会中无穷无尽的腐败现象，而这正是他的第二个华盛顿完全有能力建立的一种新生活。

　　一个为媒体写作的人，如果好像自己是一位助理国务卿一样猛地闭上眼睛，他也完全可以忽略伊利湖丑闻，并可以帮助自己在政府部门的朋友和盟友，那些人正在努力让那个丑闻尽量体面一点。但是，几个星期之后，人们发现伊利湖丑闻只是一个事件而已，是华尔街设计的一个可恶的圈套，根据个人的观点不同，有的人认为格兰特被杰依·高尔德拖进了这个圈套，或者说杰依·高尔德受了格兰特的误导。人们根本不用怀疑，这两个人都大吃一惊，并对那个结果表示厌恶。但是，杰依·高尔德和美国别的任何一位狡猾的人——更不用说那些复杂的犹太人了——都不可能习惯于格兰特的智力如此难以置信和无法解释的消失，也许，从整体上说，高尔德是最没有恶意的一个受害者，假如他们两个都是受害者的话。导致高尔德钻进很可能成为州监狱的那个圈套的同样的松弛状态，将美国参议院、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带入了一片混乱，他们彼此矛盾，怒不可遏，就如同变成了女子寄宿学校的丑闻。对于讽刺家或滑稽大师来说，这个研究课题非常丰富，深不见底，他们探究它的各个角落，有了令人开心的一些结果，但是，刚刚从伦敦纯朴的简单生活中出来的一名年轻人惊恐地注意到，对美国的参议员和政治家最深刻的讽刺，从来都没有激起每一位听众的大笑和掌声。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大家一齐对自己派出的代表表达了轻视的态度。社会拿它自己的失败当作闲着没事时用的无意义的笑料。除开跟着一起大笑以外，一个没有地位，也没有权利的年轻人什么也捞不着。

　　但是，对他来说，那个情景可不是一个笑料啊，不管它在公众眼里是什么东西。社会是没有道德，也没有生死的，它有可能犯下任何一种愚蠢的错误，它有可能沉湎于任何一种恶习。社会不能够灭掉，而留存下来的碎片总能够嘲笑死者。但是，一位年轻人只有一次机会和极短的时间来抓住它。任何权利在他之上的人都可以随时将这个机会消除。他完全处在傻瓜和懦夫的怜悯之下，这可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一个不灵活的政府能很快将每一个积极的下属给赶走。在华盛顿，在1869-1870年，政府里面每一个有智慧的人都做好了走人的准备。人们也会乐得走人，因为他们在一片混乱的面前无所适从。有些人大笑，有些人狂吼。所有人都感到厌恶。但是，他们宁愿背过身体，到铁路或铸造厂更努力地工作，并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安慰自己。他们足够坚强，可以忍受政治上的不快。只有绝望的人才会在华盛顿感到陷入困境。

　　所有政客中最狡猾的一个就是布特韦尔先生，他把财政部里任何一个打搅他休息的人都撵出去，自己把自己锁在里面睡大觉，以此显示他对局势的理解。他在里面干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他的同事问过他，但都是白费力气。他们无法从他嘴里撬出一句话来，不管是在内阁里面还是在内阁外面，他不透露，也不说明哪怕有极其重大意义的事情。财政部作为一个积极的影响力不再存在了。布特韦尔先生抱着很大的信心等待着，让社会将他的部门拖出这一团泥沼，如果他等足够长的时间，社会一定会这么做的。

　　亚当斯在内阁和财政部的朋友警告说，布特韦尔先生无意请任何人来帮忙，也不想接受任何人的帮助，因此，亚当斯只剩下国务院和内务部可以去服务了。他极想去为他们服务。反对党是他最害怕的，那纯粹是浪费精力，他们跟北方民主党人和南方叛乱分子是同盟关系，跟亚当斯家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除开拼命将他们赶出公共生活以外，从来都没有显示过对他们的兴趣。如果说布特韦尔先生将他赶出了财政部，其冷漠或轻视的态度就连一只甲壳虫也会感到无望的话，那么，菲什先生就是完全免费地打开了国务院的大门，而且看起来体现了一位新闻记者能够想像到的最高水平的开放精神。无论怎么说，亚当斯可以依附这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也许还可以在纽约报界使自己成为菲什先生最知名的拥护者。他再没有考虑自己1861年在苏亚德和萨姆纳之间遇到的那场灾难。那样的一场事故不可能再次发生了。菲什和萨姆纳是不可分割的，他们的政策肯定是安全的，足可以支持的。没有哪一只蚊子的运气会坏到第二次卡在一位国务卿和一位参议员之间的，况且这两个人都还是他的朋友。

　　这是一个有安全保障的梦，但好景不长，这场梦远没有1861年的那场梦时间长。亚当斯明白，萨姆纳控制了国务院，他对此表示同意。他看到萨姆纳为莫特雷争取到了英国使馆的差事，对此他很高兴。但是，1869-1870冬天，当他重续与萨姆纳的友情时，他慢慢开始明白，萨姆纳有自己的一套外交政策，并且希望把这种外交政策贯穿在政府事务中，希望国务院能够接受。不仅如此。国务卿菲什看来已经消失了。他在第十四大街的婴儿院主持着名义上的国务院会议，但除开国务院以外，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对外关系部，参议员萨姆纳在国会山牢牢地控制着这个部。最终，人们又清楚地看出，陆军部还有第三个对外事务局，格兰特总统本人兼任着局长一职。他大力推行向西印度群岛的扩张政策，那是东北部的人一致反对的政策。亚当斯一辈子都没有学会应该把自己安排在这些强者之间的什么位置。从官职上讲，他应该跟在有责任感的国务卿后面，但是，他根本都找不到国务卿本人。菲什看起来对萨姆纳很友好，对格兰特也很温顺，但是，他自己并没有什么政策可以推行的。至于格兰特的政策，亚当斯从来都没有机会详细了解到底是什么政策，假如他知道的话，一定会尽全力给予热烈的支持。只有当他听到萨姆纳的观点时，困难才会出现，他有理由了解萨姆纳的观点。但是，萨姆纳的观点总是一些命令，只有叛徒才敢不照办。

　　萨姆纳慢慢展开了自己的外交政策，亚当斯对其信条中每一个新增的条款都大感惊讶。最让他失望的是，他听说萨姆纳一开始就强调了自己对热带国家范围内的一切扩张政策的否决权，这使美国牺牲了圣托马斯岛，另外还有作为替代品的萨曼纳湾，这就使格兰特的政策流产了。接着，他听说萨姆纳要展开另一项计划，准备集中并强行申明针对英国的每一个可能的美国领土要求，这使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萨姆纳的意思是要将加拿大割让给美国。

　　亚当斯当时还不知道——事实上，他从来都没有明白，也不可能找到任何人来告诉他——在白宫的大门后面，到底在发生哪些事情。他怀疑，不知道菲什先生或班克罗夫特·戴维斯是否了解比自己更多的事情。对外事务中的问答游戏无法让人明白，就像在黄金密谋中一样。格兰特总统让所有人继续进行下去，只有他自己支持的人不行，亚当斯也不可能猜透。对于一个人，对一个已经不再很年轻的人来说，有一点是十分清晰的，而这个人刚刚在伦敦生活了七年，刚刚从那里回来。他觉得自己跟华盛顿的任何一个人一样了解英国，他以十分复杂的心情听萨姆纳谈话，因为它解开了就萨姆纳的理智而产生的最深重的疑团。如果他想要战争，而加拿大也值得他打一次仗，那萨姆纳的计划就显示出他的天才了，而亚当斯也准备好了认真对待此事。但是，如果他觉得自己可以从英国人手中夺取加拿大，作为阿拉巴马权利主张的陪衬物，那他就是在说胡话了。在这点事实上，亚当斯的态度是决定性的，就如同萨姆纳在政府上的态度，但是，他只能够奇怪，不知道菲什先生敢不敢说出来。当菲什先生于一年之后终于说出来的时候，萨姆纳已经公开中断了与他的熟人关系。

　　亚当斯对此的困惑更大，因为他无法相信萨姆纳竟然会疯狂到同时与菲什和格兰特争吵的程度。与苏亚德和安德鲁·约翰逊的争吵已经够麻烦的了，谁都没有从中得到好处，但是，与格兰特将军的争吵却是发疯的行为。就道德、脾气或智力而言，格兰特可能是人们喜欢称呼的任何一种人，但是，他决非一个轻量级选手也想去试一试身手的人。而萨姆纳却是共和党里的一位级别很轻的人物，假如跟他的对外关系委员会脱离开来的话，不管他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作为一个党派的管理人，他并不具备五六个他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的重量。

　　在这些强手之间，管理权到底在哪里？人们又应该如何支持它呢？人们首先必须找到它，哪怕在当时，找起来也不是很容易。格兰特头脑简单，这让人深感不安，远远超出人们对一位十分复杂的塔利兰德的担忧。菲什先生后来用他常用的那种冷酷的幽默口气告诉亚当斯说，格兰特不喜欢莫特雷，因为他的头发在中间分开。亚当斯向哥德肯复述了这个故事，而哥德肯又在《民族报》上就此大做了一番文章，直到彻底否认此事为止。亚当斯看不出否定这个故事的理由。格兰特可以不喜欢他的头，也可以不喜欢他的头发，假如头发在他看来是头的一个部分的话。非常精明的人曾根据少于头发的材料做出过非常可靠的判断：比如，根据卡利尔先生的意见，可以就衣服做一个判断，或者根据里茨的红衣主教的说法，也可以根据一个人的文风，而十个人当中有八九个人都可以根据别人的头发来表达自己的喜好与否，这其中的道理人人都说得通。实际上，格兰特一见面就不喜欢莫特雷，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出自同样的原因，他也不喜欢萨姆纳。如果亚当斯给他一个机会，他也极可能出自同样的原因而不喜欢他。哪怕菲什，他对格兰特也不是十分肯定，但他确信财富对格兰特的想像力会产生影响，或者看上去会产生影响。

　　在国务院发生的争吵直到1870年7月才演变成一场风暴，当时亚当斯已经消失了，但另一场争吵却使亚当斯更加揪心，它对亚当斯造成的致命影响毫不亚于菲什与萨姆纳之间的争吵。在内阁所有成员中，他最希望引起个人兴趣的一个人就是总检察长霍尔。就法定货币做出的决定曾是亚当斯在华盛顿遇到的第一块绊脚石，但此事引起的兴趣越来越大，到最后变成了比绊脚石严重得多的东西。它像抹灰天花板一样落在人的头上，根本都无法逃避。菲什与萨姆纳之间随时可能爆发的斗争，霍尔与首席大法官蔡斯之间的斗争根本都无法相比。亚当斯到华盛顿来的时候，本想支持行政部门分解参议院的政策的，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到最后竟然必须帮助分解最高法院。他跟所有人一样，一步一步被迫承认美国社会比它的大部分机构寿命更长，尽管如此，他仍然依靠最高法院，正如教职人员总是依附于主教一样，因为他们是他唯一的统一符号，是他最后的一块权利布片。在行政部门和立法机关之间，公民并没有什么权利，他们处在强权的控制下。他们创造了法庭，以保护他们不受无限制强权的支配，但是，这样的法庭在最好的时刻也不能够为他们提供保护。亚当斯希望法庭保持独立，至少在他的有生之年能够做到如此，因此，他无法想像行政机关竟然希望推翻它。

　　弗兰克·沃克跟他的这个感觉一样，他帮助法庭，并为《北美评论》许诺亚当斯说，要登一篇论述法定货币法案历史的文章，那个法案是在刚刚由斯波尔定出版的一卷书里面找到的，而他就是1861年法定货币法案条款公认的缔造者。国务卿雅可布·考克斯是唯一同情改革的人，他从布特韦尔下达的驱逐令中救出了他能够找到位置的许多人，有一阵子，他还救过沃克，让他去进行1870年的人口统计工作。为了让自己全心全意完成好人口普查工作，沃克被迫放弃了他在《北美评论》上的文章。他把自己的笔记给了亚当斯，而亚当斯也写完了文章。

　　他对英国银行限制法的研究工作并没有白费。他了解法定货币法的足够内容，因此可以先放到一边去。如果银行和银行家需要法定的货币，则法定货币对一位报人来说也是足够好的东西。如果他们谋求变化，想要其“本来的”价值，黄金和白银对于一位作家来说也是足够好的东西，因为这样一位作家领取的薪水只有普通机械工的一半。他并不想攻击或捍卫法定货币，他的目的是要捍卫首席大法官和最高法院。沃克认为，不管以后对于法定货币有什么样的需求，目前在这个法案获准通过的时候是绝对是没有必要的。在首席大法官的回忆录的帮助下，亚当斯完成了那篇文章，并刊登在《北美评论》四月号上。文章气势极凶，但属于沃克的想法，因为亚当斯从来都不想放弃刀子而去换上一把斧头，但是，沃克身上散发出军队和《春田共和党人》的气息，尽管有亚当斯的约束，他的能量还是爆发出来了。不幸的斯波尔定大声抱怨这种处理办法，而且他的抱怨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文章本身具有严肃的历史学价值，因为沃克彻底粉碎了斯波尔定的论点，认为当时并不需要什么法定货币。这位首席大法官抱着坚定的信念讲述了这个故事中属于他的那部分。他似乎很高兴。首席检察长不管高兴还是不高兴，并没有流露出自己的表情。文章有很大的历史意义，使亚当斯在二十年后的一卷散记中收录了这篇文章。但是，其历史价值并不是教育中的一个关键。关键在于，尽管有最好的意图，有最明白无误的自私利益，有避免进一步的麻烦的最强烈的愿望，文章还是让亚当斯走入了对立面。法官霍尔跟布特韦尔一样，变成了再也无法求得和解的人。

　　霍尔继续粉碎首席大法官的论点，这期间，亨利·亚当斯也在继续，他离当届政府越来越远了。整个世界都是如此，包括霍尔本人在内。全国很少有哪张报纸恪守行为准则的。《纽约论坛报》是犯法最多的报纸之一。各个方向上的联系的解散标志着脾气的消退，参议院的会议厅再次成为怒不可遏的自我主义表现场景，根本无法嘲笑。参议员们彼此争吵，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他们也会找行政部门的麻烦，并使每一个政府部门都处在一片混乱之中。除开别人不说，他们还跟霍尔争吵，并将他从职位上哄了下去。

　　萨姆纳和霍尔是处在权利高位的两位新英格兰人，他们碰巧是他在华盛顿取得成功最需要的两个人，但是，他们却成了格兰特放任不管政策的第一批牺牲品，这对于亚当斯的教育来说一定具有某些意义，假如亚当斯能够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的话。他研究过，但失败了。他们同情他，这并不是他们的软弱。说得直接一些，从帮助的形式来看，他知道自己能够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希望是很小的，就如同不能寄希望于布特韦尔。他们根本没有让一个人来依附自己，反而跟新英格兰人一样，因为拥有一个朋友而脸红。整个代表团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自愿帮助亚当斯或其他任何一位不主动祈求帮忙的年轻人，但是，他们愿意接受任何并不需要支付报酬的服务。为教育而吸取的教训不在这里。政治中的自私行为是所有政治教育内容当中最简单的一种，而亚当斯从研究这些内容当中并不会有任何收获。然而，当时的情景让他觉得好奇，竟然让他花了好多年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他的四位最有权力的朋友彼此竞赛，两个两个地斗争，一直斗争到最后一刻。萨姆纳对菲什，蔡斯对霍尔。对外事务和司法程序就是他们的奖品！这样的斗争在教育中有什么价值呢？

　　亚当斯感到很是困惑，而且也不是唯一困惑的旁观者。舞台人物型的政客很能逗人笑，不管是罗斯柯·康克林型还是麦尔伯里·塞勒斯型，但他的价值何在？老派的政治家，不管是萨姆纳、康克林，还是拉玛斯、霍尔，他们从个人角度看都是一些诚实的人，有自然能够赋予人的全部诚实性。他们抱着傲慢的轻视态度践踏别人的工作，尤其是当这些工作里面有什么利益的时候。但是，公众以为，萨姆纳和康克林给国家带来的损失，远在他们践踏的全部工作的成百倍的价值之上。拉玛尔和老派的南方政客在金钱问题上也足够诚实，他们给国家带来了内战的损失。这样痛苦的道德疑虑困扰着亚当斯，但不如这样的疑虑困扰他的朋友和公众的程度高。但是，它在二十年时间里一直影响着整个政治斗争的战场。报纸讨论的仅仅是格兰特、加菲尔德和布莱恩所谓的道德松懈。如果人们认真对待媒体，政治依赖于工作，而且亚当斯最好的一批朋友，比如哥德肯，却因为坚持道德立场而毁掉了自己的影响力。社会犹豫了，动摇了，在严厉与松懈之间徘徊，可怜地牺牲弱者而又恭顺地跟从强者。尽管有这么多批评之声，公众仍然提名格兰特、加菲尔德和布莱恩作为总统候选人，之后还投票支持他们，看起来根本都不关心这样的问题。直到一些年轻人被迫看到，要么某种新的道德标准要建立起来，要么就不可能保持任何一种标准。道德法则已经过时了，就跟宪法一样。

　　格兰特的政府违反了差不多每一条最普通的文雅行为的标准，但是，数十位有希望的人说出这些话以后却被毁掉了，这个国家不能饶恕这些人。世界根本不关心什么文雅不文雅的事情。它希望什么，自己并不知道。也许是一个能够运转起来的系统，也许是可以为它而工作的一些人，但它两者都没有找到。亚当斯自己曾在上面小试身手，但失败了。他的朋友都被赶出了华盛顿，或者彼此互殴。他本人也罢了手，茫然无望地看着未来。

　　结果是《北美评论》七月号上的一篇评论国会会议的文章，他把自己觉得已经观察到和听到的一切都塞了进去，或者浓缩进去了。当时他认为，那是很好的历史评论文章，二十年后，他觉得那是更好的作品，他甚至觉得那篇文章好到了足可以重印的程度。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在他这种迂回的教育过程中，1869-1870年间的“国会”证明是他对时事政治最后的一次研究，也是他作为新闻界的一员不起眼的人物留下的最后遗赠。既然是这样，他就坚持这样的观点。就算让他继续评论那个世纪其他所有的国会会议，他也不可能说出更多的话来。政治上的两难境地是十分清楚的，1870年时跟1970年时同样清晰。1789年的制度已经崩溃了，随它一起崩溃的还有由因推果或道德原则的十八世纪的结构。政治家已经策略地放弃了。格兰特政府兑现了所做的声明。人们有十分之九的政治动力因此而浪费在种种权宜之计上，比如修补经常出毛病的政治机器。这样的一个系统，或者如此缺乏系统的现状，如果时不时有一场革命或内战加以调养，则有可能延续几个世纪。但是，作为一台机器，它是世界上最差的一种，或者将成为最差的一种，是最笨重的，效率最低的一种。

　　这里又是一场教育，但是，这样的教育有什么样的价值，他一点也猜不出来。的确，当他抬眼看着政治斗争中最傲慢和最得意的成果，比如看着布特韦尔先生、康克林先生，甚至萨姆纳先生的时候，他不能够诚实地说，这样一种教育，哪怕是在它带领一个人进入这些无法企及的高度时，会有任何一点价值。有很多人，他们虽然处在较低的位置，就是跟加菲尔德和布莱恩一样聪明而且逗人开心的那些人，他们拿参议院的这些半人半神大开玩笑，因此而获得莫大的快乐，他们在关于格兰特本人的话里面，使用了连《北美评论》也不敢采用的语言。人们会充满疑虑地问，轮到这些人上台的时候，他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从这种毁灭性的政治教育当中，会得出什么样的政治野心的结果？

　　但是，政治生活的总和就是，或者应该是保持一个能够运转下去的政治制度。社会需要找到这样的制度。如果道德标准崩溃了，机械设备也停止了工作，新的道德标准和某种类型的机械就得发明创造出来。格兰特，或者甚至加菲尔德，甚至康克林，甚至杰依·高尔德永恒存在的可能性是不可能的。讲求实际的美国人大笑，然后照原样生活下去。因为他们讲求实际，因此社会奖励他们。每当社会有意支付报酬给亚当斯的时候，他也愿意当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也愿意接受自己的报酬，也愿意三缄其口。但同时，他被迫与民主党的国会议员保持联系，并教育他们。他为戴维·韦尔斯服务，作为税收改革事务的副教授，并使他的房间变成了一所大学。政府在驱赶他，也在驱赶数以千计的其他年轻人，使他们不仅仅憎恨格兰特，而且憎恨那个制度或制度的缺乏，而总统就是为这个制度所把持着的。使亚当斯来到华盛顿的一切希望和念头都证明是荒唐的。没有人需要他，没有人需要他的任何一个朋友进行改革。只有敲竹杠者才是政界或商界最正常的产品。

　　所有这些都是极逗人开心的。亚当斯从来都没有这么忙过，有这么高的兴趣，如此投身于人群之中。他认识几十位国会议员和十多位报人。他为不同的报刊写过各种各样的攻击文章和辩护文章。他极喜欢那样的生活，发现自己跟山姆·沃德或桑塞特·考克斯一样开心，比他的朋友菲什或J.D.考克斯开心得多，也比首席检察长霍尔或首席大法官蔡斯或查尔斯·萨姆纳开心得多。春天到来，他到林间去，那是所有森林中最美的一座，因为四月一日之后，莫里斯·德盖林称为大自然的“无边的母性”的东西会显出无尽的魅力来，比美国参议院无边的父性丰满得多。参议员比起树木来逊色得多，一般来说，他们都不是宜于相处的人。亚当斯看到这一片林木尽量远离了国会山，透过数英里远的林间树叶，他看到了那里的穹顶，发现那么多纯净的魅力，自己都吃了一惊。在这样的时刻，他会思考圣彼德教堂和阿拉凯利的石级遥远的美。

　　但是，他让自己的春天缩短了，因为他需要回到伦敦去。他已经完成了纽约黄金密谋案，这篇文章原本是为他的朋友亨利·里弗和《爱丁堡评论》而写的。那是他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但是，这个季节并不是在英国发表它的时机。伊利湖丑闻在值得尊敬的纽约人中间引起了某种厌恶感，也引起不值得尊敬的一些人的反感，针对伊利湖的抨击已经开始显出成功的迹象了。对伊利湖的管理者来说，伦敦是一个敏感的地方，一般认为在那里攻击他们比较好，因为他们在那边是暴露在社会和金融界之下的。这个策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很适合他，因为关于美国的任何评论，在《英国评论》中吸引的人比在美国当地吸引的人数多出十倍，这是《北美评论》所不能比拟的。美国的日报习惯性地全文照登这样的评论文章。亚当斯希望逃避版权方面的可恶杂事，他最大的愿望是有人来盗版，而且免费广告，因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他的收入都不值一提。因为索稿紧急，他自己有时也是个剽窃者，也乐得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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