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_新浪教育

华盛顿

http://www.sina.com.cn 2004/11/17 10:58 新浪教育

　　第三章

　　华盛顿（1850-1854）

　　除开政治事务不说，维隆山大街有一个好处，它让一颗童心灵活柔曲，与世界随动，假如说我在这里什么都没有学到的话，那么，的确学到的一点东西也就没有必要彻底忘掉了。一张白纸已经铺好，准备接纳教育能够画上去的任何图形，尽管波士顿由于其独特的远见而拒绝接受任何古旧的图案。别处的人打上什么样的教育烙印，一个波士顿人并不清楚，但是，他会避开其他标准带来的恶果，因为波士顿人根本就没有任何一种标准。学校如此，社会也是一个样子。波士顿从外表是看不出任何名堂的。人人现在都嘲笑维多利亚女王和路易·菲力普的低俗品味，那是四十年代的社会，但是，品味只是一个映衬物，它反映了刚刚过去的潮水与即将到来的潮水之间的一团社会死水。波士顿两者都不靠，甚至都不属于美国。波士顿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既没有贵族气，也没有工业社会的习气，更没有社交能力，他们并不像英国男孩子和女孩子一样未有定型，但他们长大一些以后较少有机会养成礼貌举止。女性很少有堪作楷模的。男孩子从七岁起便跟女孩子频繁恋爱，总是跟多少算是同一种姑娘恋爱，她没有任何可以教他的东西，他也没有什么可以教给她的，仅止一些相当冒失和过时的行为，直到他们结婚生子之后再来重复旧习惯。让自己依附于一位已婚妇女，或者收敛自己的言行以适应某个三十岁妇女的标准，这样的想法几乎不可能进入一个年轻的波士顿人的脑海，而且也一定会使其父母名声扫地，脸上无光。男孩子仅仅能够从妇女那里学到居家过日子的德行，别的就没有了。他甚至都不会想到，妇女还有别的东西可以教的。伊甸园也不可能比这里更原始。

　　为了平衡这样一种德行，这个清教徒的城市总在掩饰其更黑暗的一面。波士顿恶棍太有教育意义了，而且对大部分男孩子来说，也更加有趣。得势的恶棍除开有真正的本领之外，还能够享受很多生理上的优势，而亨利·亚当斯两者都没有，然而，没有哪个男孩子能逃避与某种低级趣味的恶癖的接触。恶棍行径是男孩子们眼里经常见到的，它有强力和自由的引人之处，也优于文化或体面之举。人们可能会担心这样的恶棍行径，但没有人真正讨厌它。它不时以教育的形式自我展现，比学校拿出来的教育方式强而有力。男孩子们在冬季玩的最常见的一种游戏，就是在波士顿公地上进行的战争游戏，是直接从18世纪传下来的。在过去，敌对的双方称为北方终结者和南方终结者。在1850年，北方终结者作为一个传奇仍然存在，但在实践中，已经变成了拉丁族与所有来犯者之间的一场战斗，而拉丁族从打雪战来说，包括了西边所有的男孩子。每当天气放晴，可以让雪松软下来的时候，如果碰上半日休假，公地就变成了一个战场。战斗从天亮时便开始，拉丁族大规模出动，将敌人赶到特雷蒙大街，一般要打到天黑才慢慢结束，因为拉丁族的人会越来越少，最后一个也找不到了。由于拉丁族的人数下降，力量减弱了，小无赖和小恶棍们的力量便强大起来。只要战争武器仅限于雪球，没有人会伤得很厉害，但是，有时候会把石头夹在雪球里打，而到了天黑，男孩子手上的棍棒和弹弓就跟大刀一样厉害了。有天下午，战争打了很久，双方都精疲力竭了。男孩子亨利照习惯跟在他哥哥查理的后面参加了战斗，结果他的勇气大打折扣，因为他发现最信赖的一位领袖亨利·希金森，学校的诨号是“希格老大”，被一块石头砸中了眼睛，一边流血不止，一边带领大家退出了战斗。黑夜来临的时候，拉丁族慢慢撤退到波士顿大街市场那边去，到了这里，除开散伙以外就无处可退了，而到此时，只有很小的一股部队还留下来，由两位英雄人物带领，一是萨维基，一是马尔文。可以看见底下有黑鸦鸦的一群人，他们准备发动最后一轮进攻，而此时有谣传说，来自贫民区的一大群恶棍准备彻底扫平波士顿大街的这群胆小鬼了。领头的是一个极可怕的人，叫金刚丹尼尔，他有一根大棒，名声也很不好。亨利想跟别人一起跑走，但他哥哥个子太大了，不好意思逃走，这样，他们只好站在原地不动，等着当牺牲品。那黑鸦鸦的一群人发出一声怒吼，之后大步冲来。灯塔街的男孩子转身朝台阶上跑，只有萨维基和马尔文以及他们的少数同志不愿跑。极可怕的金刚丹尼尔气势汹汹地跑过来，带着他的保镖在马尔文面前站住发了一通誓言，然后去追赶逃跑者，不敢惹那几个原地不动，坚守立场的人。明显的道理告诉人们，恶棍并不是人们传说的那般可怕，但是，小亨利当时却吓得要死，就好像那个恶棍是杜伦那或亨利四世。十年或十二年之后，当这同一批男孩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战场上作战和倒下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们在波士顿公地上接受的教育是否教会了萨维基和马尔文怎么一个死法。

　　如果暴力是完成教育的一部分，波士顿就是不完全的一个城市。暴力的念头对于反奴隶制的领袖是熟知的，对他们的跟随者也是熟悉的。他们大部分人都深受其害。暴徒总是可能存在的。亨利从来没有真正卷进任何一个暴徒的群体，但是，他喜欢其他所有的男孩子，每当有暴徒可能会出现的时候，他一定会赶到场，每当听到加里森或温德尔·菲力普讲话的时候，他都会找一点麻烦。温德尔·菲力普站在高处说话的样子，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危险的模范。西奥多·帕克站在讲台上说话的样子也不会更安全。最糟糕的是，在波士顿实施逃亡奴隶法的时候，看到刺刀闪闪的法警，看到他自己的朋友作为州民团拿起武器站在街头，准备将一个黑人重新变成奴隶的时候，那样的场景在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子脑海里掀起了轩然大波，那毕竟是18世纪，那毕竟是来自昆西的一个小男孩，他根本就不想错过任何合理的淘气机会。

　　人们生活在邮票法、茶叶税和波士顿大屠杀的环境里。在波士顿城内，一个男孩子开始是一个18世纪的政治家，之后就只是一种可能性了。在波士顿之外，第一步仅仅多走一点，导向政治。1848年2月之后，在所有自1776年以来将昆西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的纽带当中，只有极细的一根留存下来。丈夫去世以后，夫人仍然留在华盛顿，轮到她的时候，她也瘫痪了，长久卧床不起。她儿子查尔斯不时去看看她，查尔斯对母亲的爱护和对她经受的苦难的同情是非常明显的，到了1850年5月，他还带着自己12岁的儿子来。那次旅行的意思是要给孩子以教育，而作为教育，它达到了把一个孩子在1850年的想法固定在记忆里的目的。他记不得对铁路旅行有特别的兴趣，也不记得对纽约有特别的兴趣，他对铁路和城市已经相当熟悉了。他的第一印象是跨过纽约海湾时的新奇感，也记得在康姆登和安波铁路上发现了一列英国火车。那是一个新世界，暗示美国生活的简朴习惯行将没落，是朝独占迈出的一步，而在波士顿，他从来都不曾接近过产生这样的想法，但是，那趟旅行还是很好玩的。那个小男孩子很喜欢那次旅行。在特伦顿，火车带着他登上了一艘汽轮，汽轮载着他到了费城，他在费城嗅到了多种多样城市生活的气味。然后他又坐车到了切斯特，再坐火车到了哈佛里德格雷斯，坐船到了巴尔的摩，然后又坐火车到华盛顿。这就是他记得的旅行。实际的旅行也许完全不一样，然而，实际的旅行对教育来说没有什么作用。真正要紧的是回忆，让他记忆最深刻的，在他的脑海里保留一生还很新鲜的，就是进入蓄奴州的时候，世界在突然之间发生的变化。他是从政治的角度看待教育的。仅仅是风景轮廓的变化并不可能完全新鲜，因为哪怕波士顿也有一些错落的风景和轮廓，而昆西镇也远远不是一个可以称为整齐或治理不错的城市。实际上，他从来都没有见过真正完工的风景。但是，马里兰州却是错落有致的一种新风景。铁路跟现代的有轨电车线差不多大小，样式也差不多，在没有栅栏的田野和林中穿行，或者通过村庄的街道，中间偶尔还会看到大群的猪、牛和黑人小孩子。那些小东西可能全都用小棚子当围栏和猪圈，假如南方的猪也需要猪圈的话，但是，那些猪从来都没有显出很在乎的样子。这就是一个男孩子对奴隶制带来的后果的印象，而且，对他来说，那就是旅行给他的一切教育。早晨，他从F大街祖母楼上（到今天仍然称为亚当斯大厦）的卧室里起来，下楼，一个人走到外面去，呼吸混合着梓树的浓厚气息的空气，他发现自己走在土路上，或者走在村庄的大路上。路边有车辙蜿蜒经过，从附近金库的柱廊到邮局和专利局白色的大理石柱子和门面，那两栋大楼在远处彼此相对，就跟希腊的白色庙宇耸立在叙利亚人荒废的城市破旧的碎石坑里一样。这里那里有低矮的木头房子散落在街道两旁，就跟在其他的南方村落里一样，但是，他主要还是受到一处没有完工的方形大理石竖井的吸引，那口竖井在半英里远的下面，早餐之前，他走下去仔细看那个地方。他姨妈干巴巴地说，照这样下去，他很快便会把全部风景看完的，但是，她猜不透——因为她总是生活在华盛顿——华盛顿的风景跟它的兴趣没有任何关系。

　　那个男孩子不可能告诉她，他本人都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他接受的教育越是多，能够理解的就越是少。奴隶制朝他的脸上来了一记重拳。那是一场噩梦。一场恐怖。一种犯罪。是所有邪恶的总和！接触只会使它更叫人恶心。他想逃避，就跟黑人一样，逃到自由的土壤去。蓄奴州很脏，粗野，贫穷，无知，邪恶！除开恶心以外，他对那样的地方没有别的任何感觉。但是，那幅画还有另外的一面。五月的阳光和阴影跟它有关，植物的浓郁和很重的气味拥有更多的内容，那里的氛围感差不多是新鲜的，那也许有很大的关系。温暖的气候营造出的倦怠，还有大气中悬浮着的黑人气息，比梓树的气味还要浓厚。那样的印象不是简单的印象，但是，那个男孩子很喜欢，它深深地烙刻在他的脑海里，是一种吸引力，差不多都要盖过昆西本身了。那里没有障碍，没有人行道，没有规则的外形，那里无拘无束，有懒惰的气息，有一动不动的南方的拖拉，街上有猪在行走，有黑人小孩子和他们的母亲，有自由，有开放，有大摇大摆的样子，人如此，自然也是如此，那一切都使他的约翰逊血流稍有减缓。大部分男孩子一定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但是，在他那里，这样的感觉触动了一种遗传。他温和的老祖母躺在病床上跟他闲谈，透露出万千的柔和气息，但那不是从波士顿得来的。他的姨妈一点也没有波士顿人的样子。他本人也不是完全从波士顿出来的。虽然华盛顿属于不同的一个世界，但是，这两个世界并不能够彼此协调，他不能肯定他最喜欢波士顿的那个世界。哪怕还在十二岁的时候，他就能够看清楚自己的天性了，就算他碰巧活到1200岁也不可能看得比那个时候更清楚。

　　他父亲带他去了国会山，到了参议院的一楼，在那个时候，以及之后很久，直到旅行时代来临，国会山一直是向访问者开放的。老的参议院很像一处可爱的政治俱乐部。那个男孩子站在副总统椅子的后面，现在那把椅子属于首席检察官了，有人将他介绍给了当时赫赫有名的一些人物，他们当日出尽风头，在他那个时代也是一样。克雷和韦伯斯特以及卡尔汉恩当时都在那里，但是，自由国土的副总统候选人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当日引起一些人注意的是他们的类型。参议员是一个种类。他们都有一股气势，他们都穿蓝色外套，上面有铜制的扣子。他们都是罗马人。1850年代的参议员风光的时候极有吸引力，脾气如果很好的话，参议院是一个和蔼可亲的群体，当时只有约60人，他们都有礼貌端庄的气派。参议院的毛病不是礼节或脾气上的毛病，而是态度上的毛病。所有时期的政治家都容易显出气势不凡的样子，但是，装腔作势本身与其说惹人生气，倒不如说司空见惯。这在讲坛上或者在布道台上都是一样的，如果不显出傲慢的样子，南方的装腔作势和举止浮华是友善的，令人同情的，从其头脑简单的角度来看，更有离奇之趣和孩子气，这与北方的韦伯斯特或康克利安式的浮华不可同日而语。那个男孩子在那里感到宽心，比他在波士顿的州政府大厦里更自在一些，不过，他对波士顿参议院里面的鳕鱼的熟悉程度，可以一直追溯到难以准确回忆出来的时代。参议员们跟他说话都很客气，而且感觉起来也是如此，因为他们都认识他家的人，尽管当时有奴隶制，甚至当约翰·昆西·亚当斯到了晚年之后，在他不再挡在对手的路上的时候，他都没有属于个人的敌人。肯定地，虽然参议院属于亲奴隶制的团体，但看起来仍然是一个友善的世界。

　　在全国性政治舞台上迈出的这第一步，有点像他在早餐前进行的散步。这是向一个新鲜和有趣的世界迈出的一大步，很安逸，很轻松，很友善，能增长见识的一大步。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一切都没有完成，但是，在这里，哪怕杂草也会疯长。第二步有点像第一步，只是这第二步迈向了白宫。当时，他被带去见泰勒总统。在外面，他们进门的时候，在正门的一个围场上，总统的坐骑“老白驹”正在啃草。在里面，总统正在接见来访的人，就如同他也在围场里面一样。总统很友善，那个男孩子并没有觉得陌生，至少他一点也想不起来有过什么陌生的感觉了。事实上，他能够感觉到什么样的陌生呢？两家人过从甚密，他们两家的友谊保持了数代人，经历了内战，还有各个时期的混乱。泰勒总统的当选归功于马丁·凡布伦和自由国土党。对他来说，亚当斯一家仍然有用处。至于白宫，那个男孩子所有的家人都曾在那里生活过，而且，除开安德鲁·杰克逊在位的八年以外，自从白宫建起来以后，他们一直都在那里感觉很自在。这个男孩子时常感觉到自己拥有这个地方，并且想当然地觉得，有朝一日，他也会入主白宫。当着总统的面，他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刺激的地方。在每一个受人尊敬的家庭里面，总统都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他自己的家族里面就有过两位总统，如果把内森尼尔·哥汉姆也算在内，那就有三位了，而哥汉姆家族是最老的第一个名门望族。革命时期的爱国者，也许殖民时期的一位州长都值得人们谈一谈，但是，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总统，而且某些令人怀疑的人物也有可能当上总统。总统、参议员、众议员和这一类的东西，满街上全都是。

　　在自己的祖上是否为名门望族的事情上，人人的想法都差不多。没有哪一种荣耀会躲闪总统，而且，在全国范围内，除开乔治·华盛顿而外，很难遇到真正承认尊敬某位官员或望族的人。也就是说，从表到里真正诚心的尊敬。人们朝拜维隆山，甚至还准备为华盛顿建一座纪念碑。虽然纪念碑后来没有建成，但是，人们还是去维隆山，哪怕一路走得辛辛苦苦的。亚当斯先生套着双马车带孩子去了那里，在路上给了他一个完整的弗吉尼亚式教育，供他十年之后加以利用。在新英格兰的人看来，公路、学校、衣服和清洁的脸，作为秩序或神灵系统法则的一部分，彼此是相互关联着的。大路修不好，品行也不会高。这条弗吉尼亚的公路留下的教训是明白无误的，这个小男孩完全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奴隶制是邪恶的，奴隶制是道路修不好的原因，因为道路不好，因此发展成了社会性的犯罪，而且，在这条道路的末端，也作为这一犯罪的产品，耸立着维隆山和乔治·华盛顿。

　　走运的话，孩子们会跟长辈一样乐于接受矛盾现象，否则，这个男孩子可能会变得老成持重，过早成熟。他只需要重复人们告诉他做的事情就可以了，比如乔治·华盛顿是独一无二的。否则，他的华盛顿教育当中迈出的这第三步，就一定已经是他最后的一步了。在这条线上，进步的问题是找不到解决办法的，不管乐观主义者和演说家说些什么，也不管他们会想些什么。乔治·华盛顿不可能沿着波士顿的路线到达。乔治·华盛顿是一条干道，或者，按照弗吉尼亚人喜欢的说法，他是最高层次上的亲戚关系，就如同北极星，在太空其他所有可见点无休止的躁动当中，只有他才是稳定的，亨利·亚当斯一直都是这么想的。其他所有的点都会改变自己的活动方式，约翰·亚当斯、杰佛逊、麦迪逊、富兰克林，甚至约翰·马歇尔，他们都曾执起不同亮度的灯烛，也保持过各种各样的关系，但是，维隆山也还是在原来的地方，并没有实际可行的路通往那里。可是，在他到达那里的时候，维隆山只是有着南方背景的昆西市而已。毫无疑问，这里更迷人，但还是同一个18世纪，同样的旧家具，同样的老爱国者，同样的老总统。

　　小男孩本能地接纳了这一切。宽宽的普托麦克河和树上的浣熊，香蕉和箱形树篱，楼上的卧室和楼下的门廊，甚至就连记忆中的玛莎·华盛顿本人，都跟潮水和五月的阳光一样自然。他只是把自己的地平线稍稍铺展开了一些，但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要问自己或父亲，应该如何处理从一切的邪恶之中推导出乔治·华盛顿的道德问题。在实践当中，这类原则上的矛盾细节很容易放到一边去，对这些矛盾视而不见的才能，使一个人成为讲求实际的人，任何一个企图拿它当作教育事项予以认真对待的努力，都一定会造成致命的后果。走运的是，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从来不做说教的工作，也从来不发伪善之言。他也许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会让自己的儿子亨利拿最基本的简单事实去满足自己，这个事实是，乔治·华盛顿的确是独一无二的。

　　生活到此时还不算十分复杂。每一个问题都会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哪怕是黑人问题。小男孩回到波士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出一份政治头脑，而他的政治概念不再带有十八世纪的现代性，而是具有强烈的十七世纪的味道。奴隶制使清教徒社会回到了清教主义。这个男孩子的思想有浓重的教条主义色彩，就跟自己的祖先一样。奴隶党取代了斯图亚特王朝和罗马教皇。教育不可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了，最后变成了情感上的事情。但是，这个男孩子一边慢慢发现周围的环境在变化，一边感觉自己不再是敌对的宇宙里的一个孤独的原子，而是有鱼群游动的沙洲里的鲱鱼苗，因此吸取了实用政治学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容易理解的教训。到目前为止，他所看到的只不过是十八世纪的政治才能。他和美国都同时看到一种新的力量出现在党派机器无辜的表层之下。哪怕在较早的这么一个时期，一个相对痴愚的孩子也模糊地感觉到，如果想把十六世纪的原则和十八世纪的政治才能，与十九世纪末期的党派组织折中起来，他自己还会感觉到许许多多的困难。第一次模糊地预知黑暗中有一个未知的、正在活动中的障碍物的感觉，是到1851年才产生的。

　　如前所述，维隆山大街的自由国土秘密会议属于政治家阶层，而且，跟丹尼尔·韦伯斯特一样，与机械并没有任何关系。韦伯斯特或苏亚德依赖别人才能使机器转动，才能挣到钱，比如依赖彼德·哈维斯和特罗·韦茨，这些人把自己的一生花在机器上面，背负了大部分的骂名，而且不要任何回报。他们的下属在几乎不知情的情况下，赶走了雇员，制造出了只有他们自己才会开动的一种机器。1850年，事情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开动着自由国土这台小机器的那些人，仍然是一些谦逊的人，哪怕他们本身的名气已经足够大了。亨利·威尔逊、约翰·B.艾利、安森·伯林盖姆和其他一些管理人，他们跟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达成了一项协议，让民主党人掌握全国政权，但必须让自由国土党在参议院获得一个席位。有了这个协定之后，亚当斯先生和他的政治人马就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因为这样一种暂时联合在他们眼里看起来，就如同骑师卖掉一场赛马比赛。他们并不想接受职位，作为给予销售给亲奴隶制民主党的选票的回报。他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不用说也是高尚的，但事实上，他们却获取了这次交易的益处，因为这场联合选择查尔斯·萨姆纳充当参议员候选人，而乔治·布特韦尔也成了民主党人的州长。这是这个小男孩子第一堂实用政治课，也是非常生动的一堂课。并不是说他自己因此产生了多少道德上的疑虑，而是说他明白了公然和腐败的政治商谈的本质，他本人品性太高，不可能参与其中，但又没有高到想不到从中渔利的程度。查尔斯·萨姆纳碰巧伙同接收了这批窃取的赃物，但是，在他的朋友与他父亲之间，这位小男孩子感觉并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对他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差别存在。他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采用决疑法。他的朋友是正确的，因为那是他的朋友，而这个孩子分享了其中的荣誉感。教育的问题，在这份冲突持续期间并没有出现。但在当时，就跟在后来一样清晰的是，人们都明白，一定吸取了某种教训，或者明白了某一个道理，终生难忘的一种教训。作为纯粹历史的一个疑团，这个男孩子有可能会忽略如何从所有邪恶之举的总和中演绎出乔治·华盛顿的问题，但是，他请人帮他从政治腐败的总和中推导出了查尔斯·萨姆勒。同样，教育也不可能沿着这条线走到哪里。街景的尽头是塔曼尼礼堂。

　　阿雷先生是最严格的道德学家之一，他认为，他在达成那笔交易的时候，目的是要将民主党转变到反奴隶制的原则上来，而且他也是这么做的。亨利·亚当斯不可能上升到如此高的道德水准上来。他只是一个小孩子，他支持那次联合的目的，是要让他的朋友成为一名参议员。这是相当个人化的一个目标，就如同他想帮助自己的朋友成为百万富翁一样。他不可能找到一条逃避不道德结论的办法，只有承认他和自己的父亲以及萨姆纳都是错误的，而这又是他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因为如果承认此事，结果比另外的办法更糟糕。因此，他还不到15岁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一场道德混乱的状态，而且一直陷在里面难以自拔。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已经是腐败的，他也看不出任何一名实用主义的政治家能够比他本人更不腐败一些。

　　道歉在他本人理解起来就等同于伪善或怯懦。当时，他甚至都没有想到过需要进行任何形式的道歉，哪怕当时的媒体从各个角度对他展开攻击，虽然维隆山大街的那个社团也跟媒体保持一致意见，但是，他不可能承认自己对此无知，哪怕在冲突最严重期间，他也没有想到要为那次联合申辩。虽然还是个孩子，但他已经了解足够多的内容，知道肯定有哪个地方出了毛病，然后，他唯一的兴趣就在于选举。一天接着一天，将军大院都在搞投票活动，这个孩子经常去到里面，听着点名的仪式，也不知道卡莱伯·卡辛称萨姆纳先生为“独眼废奴主义者”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的确，“独眼废奴主义者”这个词组意思上的差别并不是很大，那只不过是卡辛先生用的原话，但是，这两种说法看来都不足以为这个孩子描述萨姆纳先生，而这个男孩子从来都没有可能犯下把加里森和萨姆纳混为一谈的错误，也不会弄错卡莱伯·卡辛与其中任何一位的关系。当时，人们情绪高涨，但萨姆纳的当选总是差那么一两张选票。最后，到1851年4月24日，亨利站在画廊里不出声的一群人中间，听到有人宣布选举结果：萨姆纳得到了所需要的选票数。他从旁观者的胳膊底下挤出去，一路奋力跑步回家，冲到了客厅里。萨姆纳就在客厅里，跟一家人坐在一起。他很自豪地告诉萨姆纳说，他已经当选了，那可能是两个人一生中最自豪的一刻。

　　第二天，当这个男孩子上学的时候，他注意到街上有很多男孩子和男人的胳膊上都戴着黑纱。他并不认识波士顿的自由国土派人士。他的熟人都是他称为亲奴隶制派的人。因此，他觉得也许自己应该戴上一只白袖章，显示自己的朋友萨姆纳并非彻底的孤独者。这小小的勇敢之举并没有人注意到，没有人上前扇他的耳刮子，但在后来的生活中，他还是颇感困惑，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戴上哪一种颜色的袖章。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预想到一场长达四年的战争，但是，人人都想到了南部11州会脱离联邦。因此，两种象征符号也许都值得怀疑。

　　维隆山大街社团的胜利，可谓是当时的政治斗争的高潮。这个小男孩子跟当时数以百万计的其他美国男孩子一样，也是一个政治人物，而且更糟糕的是，他当时还干不了别的任何事情。他应该跟自己的祖父一样成为乔治·华盛顿的党羽，成为命中注定的政客，除开抬头向前，接受命令和一往无前以外，他不应该去做任何一件别的事情。反过来，他甚至连一个波士顿人都不是，他感觉自己被排斥在波士顿之外，就跟流放者一样。他从不拿自己当波士顿人看，他从来都没有为自己在波士顿的事情着想，但不管在什么地方，男孩子们都会替自己思考一些问题，比如选择住在哪一条大街上，住什么样的房子，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他总感觉自己属于别的什么地方，也许在华盛顿吧，那里的社交生活轻松自在，也许在欧洲。他怀着一颗模模糊糊有些不安的心情站在昆西的山顶，看着堪纳德的汽船每隔一个星期六，或者在任何一个日子来到这里，冒出的长烟拖着长长的尾巴延伸到天际，之后又消失，就好象那些汽船是来接他走的，而那些汽船的确是在源源不断地接走许多人。

　　如果这些想法不合理，会有足够多的影响力随时来纠正的，但是，当亨利·亚当斯回头思考这段故事时，全部的关键看来都在于：那些想法远不止是合理的，而且是跟历史一样古老和跟命运一样不可更改的条件合乎逻辑、必要和数理的结果。这是人的经验中不可更改的前后顺序。有可能相当不合理的唯一的一个念头，从来都没有进入过他的脑海。这个想法就是：到西部去，跟这个国家一同成长。他根本不适合朝西边去，这不会造成任何异议，因为他比已经朝西边去的大多数人更为适合。留在东边的令人信服的理由是，他在东边有很多的优势，比在西边多得多。他不能犯下这样的错误。西边无可避免会大大地赞美波士顿和纽约。一个人在东边的地位，对于能够提供到西边去的一个目的的任何一个目标来说，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如果在历史上，曾有人能够预先推算出一辈子的必然性，伟大的东部海港的公民就一定可以在1850年做到，因为在当时，他们的铁路系统已经铺开。对政客、商人和任何一位有学问的人来说都是一样，西部并没有任何确切的益处，而它能够出现的不确定性却是多不胜数。

　　在人类历史其他的任何一个时刻，这样的教育，包括其政治和文学上的偏见在内，都不仅仅一定是好的，而且还是最好的。有如此天赋的人，社会总是大加欢迎，奉承有加的。亨利·亚当斯有足够的理由为此深感幸运，对他自己也不会产生其他的想法。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别人比自己的所得还多。他跟学校的关系完结了，虽然不是结束得很机智，但也没有去跟他的知识总和闹别扭。也许他比自己的父亲，甚至祖父和曾祖父在十六岁的时候了解更多。只有在五十年之后回头思考和顾盼自己在1854年的身影，并且思考二十世纪的需求的时候，他才在整体上感到怀疑，不知道1854年时的那个男孩是否站在离1904年的想法更近的地方，或者是站在离公元元年的思想更近的地方。他发现自己不能够拿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他这样的思考因为二十世纪的想法中含有的不确定的价值观而蒙上阴云，但是，这个故事会显示他这么思考的原因所在，因为在比如宗教、伦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所有科学的概念等的基本内容上面（数学也许除外），1854年的那位美国男孩离公元元年更近，而不是1900年。他已经接受的教育跟他需要的教育毫无关系。从1900年的一个美国人的角度来说，他尚且没有接受到任何一种教育。他甚至都不知道从哪里以及如何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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