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1871）_新浪教育

失败（1871）

http://www.sina.com.cn 2004/11/17 10:58 新浪教育

　　第二十章

　　失败（1871）

　　远在很久以前的儿童时代，在他最深的记忆里，亨利·亚当斯想得起来第一次去哈佛学院的情景。当时，他一定已经有九岁了，是堪布里奇波特一个特别阴沉的冬日下午。他母亲带他一起坐车去看望埃弗莱特姑妈。爱德华·埃弗莱特当时是哈佛学院的院长，就住在哈佛广场古老的院长楼里。这个男孩子记得客厅的样子，就在门厅的左手边，埃弗莱特夫人就在客厅里面接待他们。他记得墙角有只大理石灰狗。那栋房子有殖民时代的自尊气息，就连一个九岁的孩子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亚当斯跟艾略特院长谈完以后，就向财务主任问到了他姑妈原来的客厅，因为房子已经改作其他用途了。那个房间和它旁边已经废弃不用的厨房空着招租。他租下了。楼上是他兄弟布鲁克斯当年住过的房间，当时他是法律系的学生，还有私人用的楼梯。对面是J·R·登莱特，他是一位年轻的讲师，跟亚当斯本人一样爱好文学，而且具备更强烈的反传统精神。询问过后得知，有一张木板餐桌，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据说也是同类中较好的。乔恩西·莱特、弗郎西斯·沃顿、登莱特、约翰·菲斯克和在学问和教学上属于同类的一些人，他们都到过那里，跟布鲁克斯·亚当斯一样的三、四位法律系学生在一起。有了这种基本的安排以后，他们所有人都一定非常满足。这里的标准低于华盛顿的标准，但是，目前还算是最好的。

　　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这位副教授没有时间浪费在舒适生活和娱乐活动上。他把所有精力花在提前一天准备自己的工作上面。他的定额经常会连续不断，结果夜晚和睡眠也不够了。他无法停下来思考自己是否在以正确的方法从事手头的事情。他无法把事情做到让自己满意的程度，不管是对还是错，因为他总是无法让自己满足于手头上进行的事情。

　　他读大学的时候在哈佛学院挑出来的毛病多少算是有些道理的，因为学院正在花极大力气满足这些自我批评的要求，并于1869年挑选艾略特院长来贯彻这样的改革活动。格雷教授是领先的改革者之一，他着手先从自己的历史系开始。两位全职历史学教授——托雷和格雷两个人都是极迷人的两位教授——但显然不能满足所有教学要求。在格雷的传统课程与托雷的现代课程之间，还有很大的一个间隔，时间跨度为一千年，这就是他们指望亚当斯来填补的一个空缺。学生已经选择了编为一号、二号和三号的课程，他们不知道还会教什么课，也不知道会由谁来教。如果他们的新教授问过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他们一定会回答说，他们什么都没有想，因为他们的教授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直到他坐到自己的椅子上，当面看着他自己的学生的那一刻，就他的记忆所及，他才给了中世纪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

　　并不是说他的无知让他烦恼！他有足够多的了解以便做一个无知的人。他的课程让经历了数个无知的海洋，他从一个海洋走到另一个海洋，直到自己学会游泳为止。但是，哪怕对他自己，教育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父母会给予生命，但作为父母，他能够给予的也只有这些。谋杀者夺取生命，但是，他的行为也止于那里。教师影响久远，他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的影响会止于什么地方。教师应该是只讲真实事情的，也可以因为自己只讲历史的真实而让自己觉得很满意，假如他只在字母顺序或乘法表那里结束的话，就如同一位母亲让她的孩子用匙子进食就是告诉孩子真理一样。但是，道德却是完全不同的一类真理，而哲学也是更复杂的东西。老师要么拿历史当一个目录表，一份纪录，一个浪漫故事，要么就作为一种进化理论，不管确认还是否认进化，他都会落入深坑燃烧的柴薪之上。他让学生要么成为牧师，要么成为无神论者，要么成为富豪，要么成为法官或无政府主义者，尽管不能成为自己这一类的人。从本质上说，历史是不连贯和不道德的，也只能以两种方式之一进行教授，要么就撒谎。

　　上述两种事情，亚当斯一种也不希望去做。他没有什么进化理论可以教的，也无法让事实去适合哪一种进化论。他不想编些动听的故事逗乐思想懒惰的孩子，也不想事后把这些故事当作教材去印发。他更不能强迫自己的学生去学习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或者背诵什么贝德主教的诵文。在他的学生与中世纪之间，他看不出有任何一种除开教会以外的联系，而就算在教会里，立场也是特别危险的。虽然他不是职业史学家，但他也明白，一个人如果想顺着进化论的线条把过去带入现代，以便解决中世纪的谜团，那么，他一定是比拉马克或林柰伊斯更伟大的人物，但是，历史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曾如此可怜地分解了，也没有在别的任何一个地方如此无望地宣告流产。自吉本以后，这样的情景几乎都成了一个丑闻。历史甚至都失去了羞耻感。历史已经落后于实验科学一百多年了。出于所有严肃的目的，它比沃尔特·斯哥特和大仲马的教育意义小得多。

　　所有这些话都不是想要去冒犯亨利·梅因爵士、泰勒、麦克勒伦、巴克尔、奥古斯丁·孔德和不时刺激这个丑闻，使其臭名远扬的哲学家们。毫无疑问，一位教师可能利用这些作家和他们的学说，但是，亚当斯却无法让这些东西适合他自己的任何一种学说。学院指望他至少将一半的时间用来告诉那些孩子们一些基本的日期和相互关系，不能让他们羞辱学院的名声。这是正式的教育，他能够坦率地告诉孩子们说，只要他们能够通过考试，那就可以去任何地方寻找他们的事实，并且只利用自己的教师来提出问题。一个学生能够从他的宣称中得到的唯一的特权是，他可以跟自己的教授交谈，而这位教授也一定得鼓励这样的谈话。在这方面，他唯一的困难是让他们能够交谈起来。他必须设计一些方案，以便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并诱使他们冒险接受同学的评论。听讲的人太多，学生一般都会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学生人数如果一次超过了半打以上，那谁都教不好他们。教育的全部麻烦就在于金钱意义上的成本。

　　对着上百学生构成的班级讲课，这个讲座办法是十二世纪用过的，完全不适合亚当斯。他阻隔在哲学以外，但又被事实惹得无聊，他希望能够为学生讲些并非完全无用的东西。学生的思想高出平均水平的人数，按照他的经验不超过十分之一，其他的人，教师无论想出什么暗示办法都无法刺激他们的思想。所有学生都是值得尊敬的人，在七年的接触过程中，亚当斯从来都没有理由埋怨任何一位学生，但是，十个学生当中有九个被动接受教育，就跟坚硬的表层一样。只有第十个学生才产生有意义的反应。

　　亚当斯认为，因为好像没有人关心自己所做的事情，他就想努力培养这第十颗大脑，尽管非得要以牺牲另外九个人为代价。他坦率地实践了这个规律：一个对所讲的课题一窍不通的教师，根本就不应该假装去给学生讲自己根本都不清楚的内容，反过来，他应该跟学生一起想办法找到学习这门课的最佳途径。历史方法相当自负的名声有时候就给了这样的教学过程，但是，这个名字却使人想起德国的教学法，而一位即不尊重历史，也不讲求历史学方法，唯一的兴趣目标在于学生头脑的年轻教授，不谈自己的德国教育血统本身都已经有不少麻烦了。

　　由于他无法控制的理由，这个任务注定会完不成。没有任何事情比教授历史方法还容易的，但是，这样的方法学到手之后，却没有一点点用处。历史是一团缠结的乱麻，是人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拿到手上的，如果人花费力气去解开它，它一定会解开的，但是，复杂性出现在进化之前。穿孔贝类从封闭的入口处露出狰狞的笑容。人们不能够从开始处开始，人们只有最松散的相对真理可以去追求。亚当斯发现自己被迫把自己的材料注入某种形式，这样才能够让一种教学方法应用上去。他只能够想到作为一门课程的法律，法律学校作为最后的选择。他把半打看上去愿意努力工作的极聪明的年轻人作为他实验的受害人。这门课程从开始的地方开始，只要书本显示出的是一个原始人类的开始，从撒利族的弗兰克斯到诺曼的英格兰人。因为没有教材存在，教授就拒绝表白，因为他比学生知道的东西不一定多些，学生也只看他们高兴看的书，然后比较他们的结果。作为教学法，没有任何方法比这更有效果的。学生们跟兔子似地努力学习，他们在古代社会的战场上拼命挖洞。没有任何一种困难能够难倒他们，未解的语言在他们的攻击下袒露出来，习惯法成为跟治安法庭一样熟悉的东西，他们不怀疑虑地学习，从一种角度来看他们是在追逐一种思想，就跟兔子似的，哪怕他们遇到的一大堆隐晦的事实就跟他们在公开场合里遇到的东西一样看不清楚。但是，他们的教师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知道，这样奇妙的方法并不会导致任何成果，他们会努力让自己在法律学校远离这样的方法，超过他们在学院里努力让自己掌握这样的方法的程度。他们的科学并没有一个系统，也不可能有一个系统，因为它的主题仅仅是一些古物研究者。他不妨花大力气去研究，但这位教师却无法使其变成实际的东西。

　　培训一颗积极的头脑，教它如何浪费自己的精力，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些实验到时候也许会把亚当斯培育成一位教授，但是，这个结果却更不对他的胃口了。他希望帮助孩子们确立一个职业方向，但是，他采取的许多刺激学生思想智力反应的众多措施，即不能够让他自己满意，也无法让学生满意。对他来说，他很清楚，毛病出在制度中，这个制度只会导向惰性。他所具备的这么一点点知识使他确信，他的思想需要冲突、竞争和否认，甚至比学生更需要。他也需要列一个学习成绩表，把自己的名字也列在里面。他对教育制度的改革，将从他自己的课堂，从他自己的讲桌上开始。他会把敌对的副教授放在他的对面，他的事情将严格局限在表达不同的观点范围内。除开这样，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教授和学生都产生兴趣。但是，在大学所有的反常举动中，一些异常的言行与其说刺激了智力氛围，倒不如说刺激了教师之间的矛盾和竞争。从这个方面来说，十三世纪的大学制度倒是值得现代学校好好学习的了。

　　他想出很多小办法，旨在刺激学生彼此之间产生思想的冲突，但因为教育制度的不足而失败。没有哪一项办法能够满足教学的要求。尽管艾略特院长希望改革，也给予了他稳定、慷慨和让他放手干的支持，但是，教育制度还是透露出成本太高的毛病，行动笨重，一无用处。按照亚当斯的理解，这所大学花费很多钱财和时间产生的结果，都是不值得教给学生的东西。

　　他利用自己在德国教育中损失的两年，并把结果应用在学生身上，出于某种令人开心的偶然，他的方法很受欢迎。德国人正在凡尔赛宫为他们的新皇帝加冕，并在他的头上罩上了佩平与梅尔维基、奥托与巴尔巴罗撒斯的光环。詹姆斯·布莱斯甚至还发现了神圣罗马帝国。德国从来没有如此强大过，这位历史学副教授的营业用具中没有别的任何可选的东西。他勉强把德国强加在学生头上，结果大家很欢迎。但是，有时候他会怀疑，不知道他们是否应该心存感激。整体来说，他不满足自己所教的东西，也不喜欢自己教授的方法。在他看来，在教学上花去的七年是一个浪费。

　　逆境的用途奇怪到了无法估量的程度。作为一位教授，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他不想以虚假的谦逊对待自己，他认为自己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他试过许多种实验方法，但全都失败了。他向沉重的教育制度屈服了。想做的事情一项也没有做成。他认为那是教育制度的错。他觉得这样的教育制度对教师的损害超过了对学生的耽误，从头到尾都是不合理的。1877年，他终于离开了学校，内心的失败感是很强烈的，只不过大学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对他显示出从来没有变化过的礼貌与仁义，从院长到受伤害的学生都是如此。

　　这些都是他自己的感觉，但是，看来学院里面的人倒不是这么看的。本着在他自己的大学时代令他极其不安的同样复杂的公平，这所大学坚持表达了自己相反的看法。约翰·菲斯克走得比较远，他在《阿波敦百科全书》中提到了亚当斯家族，说亨利在哈佛学院留下了极好的名声，这是约翰·菲斯克个人看法的一个证明，亚当斯因此给予了发自内心的回报。并用“友好情谊”这个词来表达这样的善意。艾略特院长本人也暗示说，亚当斯的教学服务值得肯定，但他说这话的时候情况有所不同。亚当斯本来会趴在他的肩膀上歇斯底里地大哭一场的，院长竟然做出了如此高的赞扬，那是非常少见的良善意愿，他对此充满感激之情。但是，他不能够允许那所大学认为他确有资格配上这样的称号。他更了解自己，他属于那些本身就有很强的自尊，因此值得尊敬的一批失败者之一。但是，他从头到尾一直都在批评哈佛学院，在谩骂它，在抛弃它，在忽视它，但这个学院竟本着自己的心愿给他一个美元，给他一间办公室，给他一份鼓励或善待，人生的虚荣中不可能有别的任何东西比这更能够羞辱他的了。哈佛学院也许有自己的毛病，但是，至少它赎回了美国，因为它对自己一直都还是真实的。

　　这位教授觉得是一个成功的唯一的一部分教育就是学生。他发现他们都是极好的伙伴。他们多大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模样，没有狂热的情绪，没有过分的情感表达，除开美国习惯的外表以外，他们都完全不了解人类曾经思考或希望过的一切，他们的思想跟花朵一样，稍加暗示的阳光就会突然绽放。他们很快做出反应，可塑性很强，好像从来都不知疲倦。他们对教育的信念充满了感伤，根本都不敢问他们觉得自己，自己得到了这样的教育之后可以对教育做些什么。亚当斯的确问过其中的一名学生，但发现他的答案很是让人惊讶：“哈佛学院的学位等我到芝加哥以后可以值些钱。”这个答复与他的经验不符，因为哈佛学院的学位对波士顿和纽约的一名年轻人来说，一直都是个不利因素。到目前为止，这个答案还算是有效的，而且会解答一个人的疑问。亚当斯不可能知道更多的情况，尽管他曾花费了二十年时间去追求同样的教育目标，但也并不比他们走得更远。他仍然必须相信他们不需要相信的很多东西，他相信他的教学给他们的帮助，远不如他给他们带来的损害多。在他自己看来，他能够为他们做的唯一好事是闭上自己的嘴。他们当时需要很多信念，如果活得长的话，他们将需要更多的信念。

　　他永远也不明白，不知道他的同事是否对他们自己的效用产生过疑虑没有。跟他自己不一样，他们多少明白自己从事的行当。他不能够告诉自己的学生说，历史是跟社会美德一起发出光芒的，不管社会有没有美德，化学教授都不会太关心。亚当斯不能够假装中世纪的社会证明是进化，物理学教授会对进化发笑。亚当斯很高兴自己总能够讲讲教会的美德，还有宗教这门艺术的凯旋故事，政治经济学教授必须拿它们当能量的浪费来对待。他们知道自己必须教什么，他却不知道。他们也许是骗子而不自觉，但是，他对自己的了解也是一样。他不能教会学生任何东西，他只是在以他们的代价给自己以教训。

　　教育跟政治一样，是一种粗糙的东西，每个教师都得闭上自己的眼睛，管住自己的舌头，就好像自己是牧师一样。只有学生才会满足。他们以为自己得到了什么东西。也许他们真的学到了什么东西，因为，哪怕在美国，哪怕在二十世纪，生活也不完全是产业化的。亚当斯热切地希望，他们能够一直保持满足的心态，但是，假定二十年多年过去以后，他们会热切地回头来找他，就像他过去也去找过自己的教师一样，那个时候，他能够拿出什么样的答案来？学院已经表示过有错了，而且已经在尝试改革。他从一开始就表示有错了，而他的改革也在学院的改革之前失败了。

　　课堂已经是极其无用的了，但教研室更糟糕。美国社会担心在政治与公司管理的大混乱中全盘失败，但是，它无法向学院的教师们寻求帮助。从这方面的能力来说，亚当斯了解国会议员，也了解教授，而且他倾向于国会议员。同样的失败也出现在学院社会。受过最良好教育、最受人欢迎，从个人角度来说也是最善于社交的很多美国人都团结在剑桥，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沙漠，足可以饿死一头北极熊。最活跃和最受欢迎的人，詹姆斯·鲁塞尔·洛韦尔、弗朗西斯·柴尔德、路易·阿加西斯、他儿子亚历山大、格雷、约翰·菲斯克、威廉·詹姆斯和其他十多位杰出人士，他们本可以在伦敦或巴黎过很开心的生活的，他们本可以尽最大努力挣脱出来，并跟剑桥和波士顿其他的人一样生活的，但是，社会却称他们为教授，而他们也就只能去当教授了。虽然所有这些聪明的男子都极希望有伙伴，但是，他们所有人都因为没有同伴而受饥饿之苦。社会是没有商业活动的教研会。元素就在那里，但是，社会无法由元素构成，除非有什么观察员评论可以做，否则，人们一般会觉得这些人应该闭嘴。但是，如果要求做一些评论，所有元素都一定会彼此保持分离状态的。

　　结果就成了这个样子，在他所有的教育中，亚当斯觉得小学教师给他的教育最少。但是，他被迫承认，从某种角度说，一位编辑的教育质量更差。编辑根本没有编辑的时间，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写。如果稿件不够，他被迫胡乱写几个书评，论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美德，或者揭露教皇的罪恶，因为他更了解忏悔者爱德华或波尼菲斯八世，远远胜过对格兰特总统的了解。在七年时间里，他什么都没有写。《评论》靠他兄弟查尔斯论述铁路的一些文章撑着。这位编辑可以帮助别人，但不能够为他本人做任何事情。到他成为一位编辑已经十二个月的时候，他作为一个作家已经被人完全遗忘了。作为编辑，他找不到作家替代他来写政论或时事文章。《评论》主要成为一份历史学刊物。鲁塞尔·洛韦尔和弗兰克·帕尔格雷夫帮助他保持了这份刊物的文学水平。这位编辑是一个完全无用的废物，假如说他有过成功的话，那也属于他的作家们，但是，他的失败很容易让他自己一文不名。这样的评论很容易就变成浪费钱财的东西。作为一位编辑，成功的秘密很容易掌握，最高等级的秘密就是要找到广告。十页广告就能使编辑成功，只有五页的话，那他就是个失败。他的文学活动的长处或短处，与他得到的结果没有任何关系，仅仅使他处在逆境而已。

　　作为编辑而接受的一年或两年教育，对于把这份工作当作一门职业的人来说，或以满足他的很多胃口。经过非常短暂的一段体会后，他不再就这个话题说任何话。他感觉宁愿让别的任何人来编辑，只有他本人能够写作就行。说得粗俗一些，如果不能成功，那是一种非人的生活，但就算成功，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生活。教授至少有与学生进行联系的快乐，而一位编辑过的却是猫头鹰的生活。教授一般会变成假装有学问或者喜欢空谈的人，编辑却会成为广告方面的权威。整体来说，亚当斯喜欢自己在华盛顿小阁楼。他受到足够多的教育。无知付出的报酬更高，至少它每月能够挣到五十美元。

　　有了这样的结果，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在他进入生活之后就停止了，而他的生活却开始了。他必须以最耐心的态度接受这种生活，运气给他什么样的偶然教育就接受什么偶然教育。但是，他认为，这是错误的，而且，如果他想开始的话，就必须用更好的办法。他觉得自己差不多明白应该追求什么样的方法。那个时候，阿列克斯·阿加西斯的头还没有露出水面，因此还不能够称为楷模，过了二、三十年后他才实现这样的目标。但是，《北美评论》的编辑部门有一个好处，它可以让编辑隔着一定的距离与全国差不多所有的人成为熟人关系，他们那些人要么会写，要么能够成为写作的原因。亚当斯极高兴自己能够为这些人所容纳和接受，同意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他们都拿他当作自己人，当作平等的人，这让他很是惊讶，因为他们都是接受过教育的人。但是，在这些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特别出众，特别显眼，是亚当斯自己极想成为的那种类型的人的楷模。那就是他曾希望看到的美国人。

　　由于查尔斯·莱耶尔爵士的文章，亚当斯与一批地质学家交上了朋友，他的知识范围相对于他的友谊来说，在他们看来关系小得多，因为地质学家作为一个特定人群并不比他自己强到哪里去，但朋友却是很少的。他小时候的朋友之一也是他在昆西的邻居，叫弗兰克·艾蒙斯，他当了一名地质学家，并参加了政府组织的第四十次纬度圈测量活动。1869-1870年冬天，在华盛顿，在艾蒙斯曾邀亚当斯跟他一起外出，参加夏天的一次野外聚会。当然，亚当斯带来了《评论》，并提供给测量组使用，他遗罕自己不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当教授和做编辑的第一年终于过去了，他的《北美评论》七月号也出来了，他终于松了一口气，并坐下一趟火车去了西边。对于那一年的工作，他并不是判官。他已经成为很大一台机器上面的一根小弹簧，他的工作只占总量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人人都对他很有礼貌，甚至在波士顿他都感觉不错。他把《北美评论》七月号插在口袋里，里面有J·D·惠特雷教授写的第四十次纬度圈测量活动的通知，然后就去了平原和落基山区。

　　1871年，西部仍然很新鲜，联合太平洋还很是很年轻的一家公司。在密西西比河的对岸，人们感觉到了印第安人与水牛的气氛。人们看到一种老式教育最后的遗迹，如果愿意的话，那是很值得研究的。但是，那不是亚当斯努力以求的一种教育。反过来，他出来是想看看未来的一片国土。测量组有时候会从最近的兵营借调一批部队来，以防敌对的印第安人捣乱，但在当时，地形学家和地质学家们想得更多的是矿物而不是苏族印第安人。他们手拿锤子，准备敲击一千英里有矿物的国土，而那里有无穷尽的谜团等着人们去解开，也许还有很多藏宝之地可以标出来。他们感觉未来就在自己手中。

　　艾蒙斯那一行人远在犹他州难以到达的地方，但是，阿诺尔德·海格的人马已经带着供给品来到了拉拉米，他们照看了亚当斯一阵子。他们的漫游或冒险对于教育的故事来说没有什么关系。他们都是些经验丰富的登山者和测量人员，拿一切事情当真，彼此都抛弃了最烦人的英国和苏格兰式生活，他们讲的故事，都是自己杀掉了多大的猎物。一头熊有时会让人开心，美洲赤鹿却是必须经常有的东西。然而，对于人类很危险的唯一的野生动物就是响尾蛇或臭鼬。人们打死这些东西仅仅是为了娱乐，但人们还有其他事情可以交谈。

　　亚当斯很喜欢杀死大型猎物，但他不喜欢给这些找死的动物剥皮的工作。因此，他很少取下那杆小卡宾枪，而按照当时的要求，他本来是应该经常扛在肩上的。另外一方面，他喜欢一个人骑着骡子四处游荡，去山间小溪钓鱼或者在峡谷里乱走消磨掉一天的时光。有一天早晨，小组在艾斯塔斯公园很高的山坡上露营，就在龙斯峰上，他借来了一根鱼竿，骑着骡子顺着一条崎岖的山路到达艾斯塔斯公园，准备去那里钓鳟鱼。天气好极了，上千英里之外有森林大火的浓烟冒出来，天空一片浓雾。公园把它英国式的美景漫延至周围群山的山脚下，构成了天然的景色和远古时代的祥和。小溪里鱼儿肥美，让人沿岸留涟忘返。太阳向西偏去，一个小时跟一个小时不同。鱼儿朝东游去，或者完全消失，直到最后，这位钓鱼人给骡子系上肚带的时候，夕阳已经落到比他想象更近的地方了。在他找到小路之前，黑暗已经笼罩了大地。他不想落入五十英尺深的坑里，因此干脆任自己“迷路，”慢慢朝回走。半个小时后，他走出了深山，到了艾斯塔斯公园的星空下，但是，他看不到能够找到晚餐或睡觉的床的前景。

　　艾斯塔斯公园很大，在夏天的夜晚，它可以为一个军队的教授提供足够大的床，但是，晚餐的问题的确是个困难。公园里只有一个小木屋，就在入口附近，他没有信心能够找到那个小木屋，但他觉得骑在身下的骡子会比自己聪明一些，而且山峰映衬着星空，形成微暗的轮廓，他不可能错得太远。耐心的骡子在地上的微坡上慢慢行走，它也没有别的路好走。一定是过了两个小时后，远处现出了一线灯光。骡子走到小木屋的门前，有两三个人走出来看着这位陌生人。

　　其中一位是克拉伦斯·金，他准备去自己的营中。亚当斯热烈地拥抱他。跟大部分友谊一样，这都不是成长或疑惑的问题。朋友都是在古代的地平线上出生的，他们跟志留纪的穿孔贝类一样成形，他们跟空间的巧合没有关系。金那天是从格里雷来的，坐了一乘四轮轻便马车，那种路连送粮食的骡子都不适合，亚当斯回去的时候就是坐的那辆马车，因此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测。到了小木屋后，一个房间和供客人用的一张床就是豪华的奢侈品了。他们共用了那个房间，共用了那张床，一直谈到快天亮了。

　　金有很多让亚当斯感到兴趣和开心的事情。在艺术和诗歌方面，他比亚当斯懂的还多，他知道美国，尤其知道西经一百度附近的事情，这方面他比任何人懂的还多。他在心里记下了那位教授，他懂得这位教授，但他更懂国会议员。他甚至还懂女人，甚至是美国妇女，甚至是纽约妇女，这可真是说得太多了。他碰巧懂得很多实用的地质学，至少看到比教科书远一代人的未来。他看得正确不正确那是另外一码事。从时间的开始起，没有哪一个人曾看得那么准确而又有别的人知道的。金的迷人之处在于，他看到了别人明白的事物，但他还看到了更多的事物。他的智慧和幽默，他那种让所有人都对他感兴趣的起伏的动力，他年轻的个人魅力和风度，他大量吞吐的能力，不管是在思想上还是在金钱上都是如此，就好像是大自然本身一样，这些都使他在美国人当中格外突出。他身上有某种希腊人的品质，有一种艾西拜亚迪兹将军或亚历山大的气质。这个世界上只能够有一个克拉伦斯·金存在着。

　　一个新朋友总是一个奇迹，但是，到了三十三岁的年纪，这只从北美山艾中飞出来的极乐鸟就属于天神下凡了。人一生有一个朋友就很可以了，有两个朋友就算是很多朋友了，三个朋友几乎是不可能的。友谊需要某种生命的对应，是思想的共同体，但也需要目标的竞争。那个时候，金跟亚当斯和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人一样，都处在事业的典盛时期。一个人来自西边，他饱蘸了西艾拉斯山的阳光，遇到了这位从东边游荡过来的人，他的全身因为伦敦的浓雾而濡湿，两个人都有同样的问题要解决，那是同样的一个工具仓库，他们有同一片领域要共同去开发，总起来说，他们有同样的障碍要去克服。

　　作为一个伙伴，金有极大的魅力，但是，这并不是最吸引亚当斯的品质，在这方面，他本人装都装不出来一点点效果。亚当斯永远都讲不好一个故事，主要是因为他总是忘记故事，他也从来不会因为一句妙语而心虚，除非是偶然因素。金和第四十次纬度圈工作组对他产生的影响，其原因比这重要得多。他们的生活轨迹汇合在一处，但是，金的生活方向是根据逻辑推断出来的，是科学地思考出来的，就如同亚当斯觉得美国生活就应该有一个方向一样。他从头到尾想给自己一个完整的教育，但接受的却是很广泛的一种教育。他站在事业的中途，他们的道路最终汇成一股，他可以在一条直线上看看后面，再看看前面，对其基础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亚当斯的生活，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都是一连串突然的中断或者浪头，根本没有什么根基可言。金的异乎寻常的能量已经为他赢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同时代人没有一个人跟他一样独立完成了这么多的事情，也不可能跟他一样留下了如此深厚的辙印。他曾想办法让国会采纳了几乎是立法机关的第一个现代法案。他组织了一个政府测量活动，作为民用而非军事测量工程。他在地质学上做了相当于大陆铁路公司的事情。这是一项壮举，其他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比拟，因为别的政府一般没有可供测量的土地。他在编写本世纪经典的科学著作之一。如果他想放弃政府的服务工作，他就可以放弃这样的工作，扛起锹头就可以去挖金掘银，采铜挖煤，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赚无限多的钱。无论他想要什么样的奖项，这样的奖项就可以摆在他身边，科学的，社会的，文学的，政治的，而且他知道如何逐个地获取这些东西。只需要普通的运气，他就可以在八十岁的时候以最富有的人的资格去世，而且是他那个时代多方面的天才。

　　他根本就没有自我中心主义的样子，他的朋友都不嫉妒他特别出众的优越地位，大家在他面前都表现出足够的敬重，因此，很多女人都嫉妒他对男人的征服能力。但是，女人有无数之多而金只有一个。那些男人崇拜的不是他们的朋友，他们都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这样的人。那些妇女之所以很嫉妒，是因为在内心里，金对美国妇女没有信心，他喜欢更强壮型的人。

　　第四十次纬度圈测量组的年轻男子都有加利福尼亚人的本能，他们是布莱特·哈特的兄弟。他们不喜欢莱耶尔和达尔文那种简单的统一理论。他们看不到渐变的证据。在他们看来，巨变就是变化的法则。他们看不起简单化，他们尊重复杂的事物。但是，那是自然的复杂性，而不是纽约，甚至也不是密西西比峡谷的复杂性。金喜欢矛盾现象，他惊起矛盾现象，使其跟兔子一样逃避，抓到之后就不再理会它们了。但是，它们让亚当斯高兴，因为它们有助于说服他，让它明白历史比科学更有趣味。唯一需要讨论的问题在于其相对的金钱价值。

　　在艾蒙斯的营地里，远在犹他州的深山里，这些谈话还在继续，直到霜冻已经出现在山上。历史与科学在个人的地平线上展开，朝着不再遥远的一个目标奔去。对于这两个人来说，不再可能需要任何一种教育了。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必须站起来迎接这个世界给予每一个人的机会，当亚当斯动身回到剑桥，当他再次承担起学校教师和编辑的谦卑职务时，他已经套在自己的马车上了。无论是系统的教育还是偶然的教育，都已经起到了最坏的作用。他就这么走了下去，很温顺地走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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