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1861）_新浪教育

外交（1861）

http://www.sina.com.cn 2004/11/17 10:58 新浪教育

　　第八章外交（1861）

　　不到一星期后，报纸宣布，林肯总统选派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为驻英国公使。亨利再次悄悄把布拉克斯通的法学著作塞回了书架上。弗莱尔·贝肯在许多世纪以前曾说过一句警语：时间过去了！民法只看了一天，普通法黑影憧憧的生存维持了一个星期。作为教育的途径，法律已经在1861年4月完全消失，剩下一百万年轻人一头扎入一个没有法律可言的泥淖世界，在完全没有教育的情况下开始新的生活。他们不提问题，但即使提出了上百万的问题也不会有人掌握着答案。没有人帮得上忙。事情过去差不多五十年后，重新思考这个危机时期，人们只能够在说不出话来的恐慌中抖动自己的白须。亚当斯先生再次发出了暗示，表明他自认为有权利得到他的儿子之一的服务，而且他指明，亨利是唯一可以从更重要的职责中解脱出来的人选。亨利再次打好了皮箱，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无法提出什么抗议。他知道自己将要扮演的新角色很是可笑，但是，跟自己的长辈比较起来，他倒不那么可笑。他至少不是什么公职官员，不像数以千计临时凑合起来的秘书和将军，把他们的嫉妒和阴谋诡计全都堆在总统头上。他不是靠吃腐肉过活的秃鹰。他知道，父亲得到任命，是与国务卿苏亚德个人友谊的结果，他当时还不知道，萨姆纳参议员曾提出过反对意见，也不知道萨姆纳觉得此事不合适的理由何在，但是，假如萨姆纳提出要求，他一定可以拿出足够多的证据，在他看来，最有力和最有决定性的一条证据是，亚当斯先生选择的私人秘书，比他的主任差得太远。亚当斯先生不适合的理由，极可能是因为除开萨姆纳本人以外，在可能候选人的名单里面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没有人比这位有经验的参议员更了解，亚当斯的适合程度证据中最差的一条，是他同意放弃在国会非常稳妥的一个席位而去伦敦充任一个安全性差得远的工作，而这里面除了作为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的萨姆纳参议员本人以外，没有人可能给予他更大的支持。在家族历史上，其成员曾冒过极大的风险，但以前从来没有做出过如此决绝的举动。

　　别人合适不合适，这位私人秘书根本懒得去理，他了解的情况太少了，事实上，除开萨姆纳先生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了解更多的情况。总统和国务卿知道的情况最少。国务卿派遣曾申请芝加哥邮政局工作的一家报纸的编辑作为公使馆的秘书。那是个不错的人，大家都管他叫查理·威尔逊。威尔逊本无意留在那个职位上，也没有想到要去帮助外交部长。这位助理秘书是布坎南时代的遗老，工作勤奋，但社交能力不行。亚当斯先生并没有花力气去寻找得力的帮手，也许他提不出可以推荐的人选，也许他对华盛顿了解太多，但是，他不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儿子有希望成为强有力的助手。

　　这位私人秘书比他父亲更被动，因为他不知道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萨姆纳单独一人本可以为他扫平道路的，他可以为亚当斯写一些推荐信，但是，如果说萨姆纳的确写了信，那也不是本着为他铺平道路的想法写的。当时，还没有人参与扫平道路或摆平某人的事情。这位私人秘书并不比其他人差，他只是较早被召唤进入公职。4月13日，风暴爆发了，将类似亨利·亚当斯的数十万年轻人冲刷到了狂暴的海洋浪尖上，所有人都跟他一样孤立无助。在四年的战争狂潮里，他们被推搡得东倒西歪。在四月的夜晚，亚当斯仍然有时间观察大批的军团在波士顿州立大厦的前面排列队形，看到他们向南行进，脸上带着打摇篮里带来的正经八百的神情，那些人默不出声地行进，但没有激动的迹象或声音。他还有时间到海港去看他哥哥查尔斯驻扎在独立堡，然后跟数十万人一起被扔进波托马克河的大军的熔炉，在熊熊烈火中接受战争的洗礼。这位孤独的私人秘书独自一人悄悄来到停泊在波士顿东区的破旧的堪纳德汽轮“尼亚加纳号”上，准备再次前往利物浦，此时，没有任何一件事情的重要性小于此事。这次，教育的水罐端到水泉边的次数又太频繁了，结果破损严重，这位年轻人马上就得在没有防范，也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去面对一个不友好的世界了。

　　这样的情形甚至都谈不上什么喜剧感，这个世界对存在其中的众多幽默极其无知，但是，使者亚当斯于1861年5月1日乘船前往英国，他携带的用品不亚于杜庞特海军上将，假如政府让这位海军上将只带一名船上侍者用划艇进攻罗依尔堡的话。对这名船上侍者来说，走运的是，只有他一个人在船上。假如国务卿苏亚德和参议员萨姆纳让亚当斯先生得到大使的级别，并使他的薪水增高四倍，在伦敦再设一处宫殿，配上训练有素的一大班秘书，再写很多给皇族和贵族的私人推荐信，这位私人秘书一定会仍然在船上当侍者，必须侍候众多的主子。他是那一群人当中最幸运的一位，他唯一的主子是他从不大发雷霆，从不颐指气使，从不严厉管束的父亲，他对于美国外交的理解属于十八世纪的风格。公使亚当斯记得他祖父如何在1778年冬季过完一半的时候从沃拉斯顿山出发，当时乘坐的是护卫舰“波士顿号”，身边带着作为秘书的年仅11岁的儿子约翰·昆西，而他从事的外交工作是一种冒险，其成功的水平是任何人都难与匹敌的。他还记得，1809年，约翰·昆西带着他本人从俄国出发，当时自己只是一个两岁的婴儿，独自一人去处理与拿破仑和沙皇亚历山大的事情，那是一次冒险，就跟他前面的约翰·亚当斯经历的事情一样，而且差不多同样成功。他也觉得，政府派他出去，就应该有一定的冒险意义，让他带上一个二十三岁的儿子，这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但是，他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自己并没有在身后留下一个朋友。毫无疑问，他可以依赖苏亚德，但是，苏亚德可以依赖谁呢？显然不能依赖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公使亚当斯在参议院里没有朋友，他不能寄希望于任何人的特别惠顾，他也没有请求得到任何人的惠顾。他觉得，跟自己的父亲和祖父一样，毫无怨言地玩一些冒险游戏是正当的。这是相当高深的见解，而且对他来说，也是符合自己的目的的，但是，对于那位船上侍者来说就难办了，时候一到，等这位年轻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时，他会感觉一切都是一场背信弃义的行为。他倒是很谦逊，觉得自己可能不适合做带有冒险性质的事情，而且认为他父亲比自己更不适合。美国第一次摆出了正当合法与秩序的护卫士角色。美国派出的代表应该明白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他们应该披上戏装，但是，在1861年分派给亚当斯先生的使命中，唯一的合法或秩序的布片就是这位私人秘书，而这位私人秘书的身高不足以在大英帝国的法庭和国会引起敬畏。

　　这一教训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影响，让这名学生成为受害人，并且变成了对其主子极其严厉的裁判。如果他们忽视他，他却不能够忽视他们，因为他们全身的体重全都由他的躯体来承担。他们很快教他成熟，并在同一条船上向俄国派出了新的公使。国务卿苏亚德有机会了解卡西亚斯·克雷在外交服务中的成绩，但是，苏亚德先生的教育比这位私人秘书的教育较少利益，作为一名教师，卡西亚斯·克雷根本没有对手，也许有几个敌人吧。没有人会要求这位拿政府薪金的年轻人从这样的教训中吸取对自我的任何程度的自信，而且，众所皆知，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对政府感觉有信心，或者看出感觉有信心的理由的人少而又少。身处政府内部的人感觉最糟糕。在国内，年轻人最多也就是上前线打仗而已，他们可以发牢骚，大不了不幸战死在战场上。在英国，不管你有没有牢骚，根本都没有人愿意听。

　　总起来说，这位私人秘书不能够在自己的上司面前发牢骚。他知道的情况极少，但是，这方面的情况他还是心中有数的。他还从来没有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学习过这样一门讲授如何闭嘴的语言，而学会的这门语言却让他受益终生。沉默的习惯，不带任何意义地谈话的习惯难以抹去。他必须立即着手。等一行人于1861年5月13日在利物浦登陆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名老手了，大家立即动身前住北边的伦敦了。一群基督教早期受难者就要进入狮子的领地了，就在台比留·帕麦斯顿狂喜的眼皮底下。虽然帕麦斯顿勋爵在描绘台比留的时候能够爆发出台比留式的特别笑声，但是，他会在这群基督教受难者的身上看到明显的相似物，因为是他安排这场仪式的。

　　谈到等待他们的东西，这位公使并不比他儿子了解更多。他或苏亚德先生，或者是萨姆纳先生想的是什么事情，这是一个历史事件，他们的错误也只跟历史学家有关。一位私人秘书的错误也只跟他本人有关，是他教育中的很大一个部分。5月12日，他在想，他走近的是一个友好的政府和友好的人民，他们会忠诚于反奴隶制原则，因为这个原则是他们家族一直以来最稳定的一项职业。在一百多年时间里，他的家族最主要的目标一直是要让英国政府与美国的目标与利益达成最聪明的合作。他父亲就要拿出新的举措了，而且这次成功的机会大得多。蓄奴州一直都是良好理解中最明显的障碍。至于这位私人秘书本人，他跟所有波士顿人一样，从本能上说都是英国式的。他无法想像一个充满敌意的英国。作为最著名的一个反奴隶制家族的成员，他假定本人会在英伦三岛各处大受欢迎。

　　5月13日，他听到了正式的消息，说英国确认南部邦联的交战国地位。新式教育的开始被连根拔起，撕碎了他在哈佛学院和德国学到的一切东西。他必须学习，迟早都必须明白，他的思想与现实情况不符，到1861年5月，英国差不多没有一个人怀疑，杰佛逊·戴维斯已经或将要创立一个新的国家，差不多所有人都为此而高兴，虽然大家口头上不一定这么说。他们都模仿帕麦斯顿的样子，根据克拉克斯通的说法，此人“盼望南北分离，认为那是使一股危险力量造成的损失降至最低的办法，但他却三缄其口”。反奴隶制的思想已经消失了。约翰·鲁塞尔勋爵作为外交大臣已经接待过反叛方派来的密使，并决定在亚当斯先生到来之前确认其交战国地位，以便提前确定英国政府的立场。确认独立就会成为一项为人所理解的政策，那只是一件等待合适时机的事情了。

　　不管亚当斯公使的感觉如何，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对他儿子造成的影响，只是一种理解力上的钝化而已。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无法抓住飞来之物，也体会不到被击打的痛楚。但是，他意识到，对他父亲来说，这极有可能是致命的一击。一家人在几个星期内便掉转头回国去的可能性极大。在一大片混淆不清和无边无际的浪头里，地平线越来越宽广，一眼望不到头。在后来的生活当中，他一有空就思考这件事情。假如他父亲当时向他说明，萨姆纳觉得他不适合担当那个职位，那他一定当时就心冷了。这位私人秘书不适合担当自己的职责，虽然这一点无关痛痒，但是，后来却为他父亲并不多加考虑的信心所证明。他从来都没有担心过父亲会精神崩溃，也没有担心过父亲会大发雷霆，但是，根据他对接下来的几代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了解，显然找不到一个能够承受那样剧烈的打击而不动身色的人。他度过了这漫长的一天，也度过了开赴伦敦的漫长无聊的旅行，根本都没有想到过自己的父亲有可能会犯下什么样的错误。不管公使在思考什么，而且显然他的想法不可能比亚当斯的更消极，但是，他并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激动。他的态度跟平常一样，他的想法和脾气都处在极端良好的平衡状态里，没有一个字眼流露出什么意思，没有哪一根神经发生了错位。

　　这次考验是最终的，因为别的任何一次冲击都不如这一次狂暴和突然，而且再也不可能发生类似的事情。最糟糕的事情已经全盘展露出来了。这位私人秘书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该干什么，他知道自己应该尽量模仿父亲的态度，而且闭口不言。就这样，他一下子就给扔进了摄政街脚下的莫里基旅馆，在伦敦最繁忙的时刻一个人独处，没有一个朋友，也没有一个熟人。侍者过来送早餐，父亲茫然不知，他倒在一旁大笑，不提问，也不表达什么疑虑。如果认真地分析，他的情形本身都难以面对的。如果他对此有更深的了解，他一定会觉得事情更加可怕。

　　从政治或社交的角度看，情形不容乐观，无法补救，无法抗争。从社交角度看，新到伦敦社会的一个人需要数年时间确立自己的地位，而亚当斯公使连一个星期甚至一个小时的空余时间都没有，他的儿子甚至都没有着手行事的机会。从政治上看，情形更加糟糕，在国务卿苏亚德和萨姆纳议员看来也是如此，但是，对于这位公使来说，等他立即明白了自己所处的情形之后，他立即看出，事情并没有那么紧急。亚当斯先生总是最幸运的人之一，从他成就的事业和逃过的劫难两方面看都是如此。使苏亚德和萨姆纳两人都十分沮丧的打击，对他根本没有造成伤害。约翰·鲁塞尔勋爵在他到来之前采取了行动，但并非没有心慈手软的一面，也许并非无意行为。这样的打击必须要在三个月内生效，此时一定会将他打垮。英国的大臣们仍然心存疑惑，而且对自己的手段还有一丝羞愧，他们肯定愿意等待更长时间，以便让自己接下来的步骤与匆忙形成的第一个步骤保持相当的比例。

　　这不是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外交冒险活动中的故事，而是他儿子亨利的冒险故事，因为这个儿子是在寻找一种教育，如果不是看得很认真的话，这个教育冒险的历程意在幽默。父亲在伦敦的地位并非糟糕到了那种程度，儿子的地位却荒唐可笑。由于某些家族联系，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很自然地把所有英国大臣看作敌人，在至少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亚当斯家族所有的人唯一的公众职业，一直都是与唐宁街的争执，虽然他们时不时也跟州大街有过不和。英国政府虽然已经习惯于无宽容忍耐力的海外名声，但是，哪怕在表面上很粗鲁的时候，也希望表现出针对个人的友好态度。所有外交人员都有可能被逼进所谓的死角，但仍然只能守在死角里。公使亚当斯并没有特别值得抱怨的，他的地位存在一天就算一天，他要担心的只有战争。儿子却得不到这样的补偿。他到英国来是要帮助他父亲的，他想不出任何能够帮助父亲的办法，但是，他很清楚，他父亲必须要帮助他。对他来说，公使团是一种社交上的放逐，比他知道的任何事情还要可怕。在繁华的伦敦社会里处在完全的孤独之中，这是更让人绝望的事情，因为他作为私人秘书的职责要求他认识所有人，并在其父母需要陪护的任何时刻到他们必须去的任何地方。他没有朋友，甚至都没有敌人来告诉他保持耐心。假如有人来做这件事情，他一定会大声抱怨说，耐心是愚蠢者最后的武器，对圣人也是一样。如果他必须要帮助父亲，那他就必须立即予以帮助，因为他父亲以后再也不需要帮助了。事实上，他从来都没有给他父亲最小的帮助，除非这样的帮助是指一种仆役、一个文员，或者作为最小的孩子所起的陪伴作用。

　　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急于充当有用之人的情形当中。更仔细地分析自己的情形之后，他开始怀疑秘书到底是不是有用之人了。在外交活动当中，战争是太常见的事情，不足以扰乱外交人员的习惯。大多数秘书都不喜欢自己的主子，都宁愿充当除有用之人以外的任何一种人。圣詹姆斯俱乐部是这位公使的儿子仅仅作为受邀佳宾才能够去的地方，在这里，他在跟他差不多年纪而且同样一无用处的年轻人当中听到的最有教益的谈话，就是他们在餐桌旁的那几句，“我的天，今天你看起来真漂亮！”没有人愿意讨论时局，更没有人愿意说出或听取消息。那是他们的主子才去关心的事情，而那些主子也不是特别关心，除非那是朝廷专门布置下来的事情。如果说这位美国公使今天有什么麻烦，那么，俄国大使昨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而法国人明天也会遇到麻烦。这一切都是白天才去干的事情。并不存在任何职业上的紧急事件。帝国到最后总是分崩离析的，而外交人员到最后总是前来一砖一瓦地收拾残局。

　　这是他接受的全部外交教育，但是，他还发现，在每个主子与其服务人员之间，总奔流着粗大的嫉妒血管。他的社会教育有更多的空白，他的努力更多是为了满足虚荣心。他在礼仪或致词水平方面所犯的小小的错误让他坐立不安。他永远也忘不了头两三次参加社交活动的教训，一次是在斯特拉顿广场参加伯戴特·库特女士举办的下午茶会，当时，他躲在窗户边上，希望不会有任何人注意自己，另一次是参加切斯韦克的萨特兰公爵夫人举办的游园会的时候，在那次游园会上，年老的公爵夫人一直陪着亚当斯公使夫妇谈话，直到所有人都离开为止，只有小公爵和他的表兄妹们在草坪上玩跳背游戏。在后来的三十年里，亨利·亚当斯经常碰到那位公爵，而这位公爵却还在玩跳背的游戏，这可真是让人奇怪万分的事情。还有另外一场噩梦，是在萨莫塞特公爵夫人举办的一次舞会上。在那次舞会上，公爵夫人逼着他当着众多贵族和士绅的面跳高地舞，旁边还有土耳其大使的女儿作陪衬，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场景啊。对某些人来说，那本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但是，对他来说，世界一下子变成了灰尘。

　　春季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位私人秘书仍然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属于私人的熟人，所以，布尔兰之战的故事在《时代》杂志上登出来的时候，他只有独自一人抱着自己的肩膀解嘲。他只是感觉到需要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还多的私人空间，因为布尔兰是一场糟糕的外交灾难而不是军事惨败。这已经都成为历史了，如果想知道的话，公立学校可以拿出这一段历史来认真学习，但是，奇怪和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在使团里，因为布尔兰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差不多总在强化。他们不再有什么疑虑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们只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安排工作，随时准备立即离开英国，而且假定的期限从来都不超过三个月。欧洲在等着看他们何时离开。结局是非常明确的，大家都无心着急做什么。

　　就一名私人秘书所能明白的来看，这就是拯救了他父亲的一切。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他一直觉得自己迷失了方向，或者作为私人秘书已经是玩完了，也感觉自己在不想进行进一步的实验的前提下，要开始在波托马克河的陆军里接受教育了，因为在那里，他会发现自己的大部分朋友过着比他自己愉快得多的生活。他的脑袋里想着这些事情，别的都记不住了，就这样度过了夏天和秋天，之后开始了冬季的生活。伦敦的任何一个冬季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而第一次在伦敦过冬就更难受了。但是，1861年12月，在曼斯菲尔德大街的波特兰广场上，就连最阴郁的人恐怕也会闷死。

　　一天下午，亚当斯公使及其夫人去乡间旅行，他一个人在曼斯菲尔德大街孤独地与彻底的精神压抑做斗争，此时，路透社的电报消息送到了办公室，说是扣压了一艘英国邮船。三名公办和私人秘书都在那里，他们跟历经长久忍耐的野兽一样紧张起来，他们知道，这不仅仅是向他们发出的离开命令，也不仅仅是一场外交破裂，而是宣战行为，因此，三个人高兴得狂喊起来。他们很高兴面对结局。他们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因此很高兴听到消息。因为英国一直只是在等待有利于自己的出击时机，而他们却希望先出手为强。

　　他们用电报把消息发给公使，此时，他正在约克郡的弗里斯顿跟蒙克顿·米尔尼斯在一起。亚当斯先生看到消息时是什么样的感受，故事在《胡夫顿勋爵及威廉·福斯特勋爵生平》一书里有所叙述，后者当时就在场。那一刻对他的外交生涯来说是一个危机，而对于秘书们来说，那只不过是另一场不可忍耐的延迟的开始，就好像他们是一个军事前哨阵地，等待着放弃一处废弃阵地的命令。在最让人产生悬念的时刻，康索特王子病倒并去世了。圣诞节的时候，包裹在黑雾中的波特兰广场从来都不是一处玫瑰色的风景，但是，1861年，最有铁石心肠的伦敦人也失去了面容上的红色。这位私人秘书有一个令人宽心的消息是别人没有的：他不得长期充任私人秘书。

　　当然，他错了！在他的教育中，每到关键的时刻总会犯一个错误，而这一次，他把同样的错误坚持了七年之久，总被一种错觉所左右，以为结局很快便会出来。在他看来，特伦托事件只不过是他必须以细致圆熟的方法小心处理，以便记录在册的众多事件之一，但是，此事却与他有个人的关系，其结果也并没有记录在使团的档案里。其中一件，也是对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要永久放弃做“有用之人”的想法。迄今为止，他是一个独立和自由的公民，不为政府所雇用，所以，他一直与美国媒体保持着联系。他与亨利·雷蒙德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而雷蒙德也在《纽约时报》上采用他的信件。他与伦敦的两三家报纸也保持着私密的关系，有《每日新闻》，有《星报》，有《旁观者》周刊。他曾想办法为它们提供消息与观点，这些观点应该具备相当普通的特点，避免彼此发生矛盾。他甚至还去过曼彻斯特，研究那里出现的棉荒，并发表了长篇叙述文章，他哥哥查尔斯将文章发表在《波士顿信使报》上。不幸的是，文章发表时用了他的名字，结果以最可能糟糕的形式对他造成了影响：《伦敦时报》头版登载了一篇很长的讽刺文章。所幸，《伦敦时报》并不知道牺牲者是使团的一部分，尽管不是正式的一部分，也失去了使其讽刺产生致命后果的机会。但是，他立即得知，天下太小了，要从专管政治闲事的老帕克斯那里逃脱出来真不容易。此人自1830年起便出没于伦敦，他赶到《时报》办公室，把他们不了解的有关亨利·亚当斯的一切告诉他们，之后又赶到使团，把亚当斯所不了解、也根本不想了解的有关《时报》的一切告诉给了亚当斯。有一阵子，亚当斯觉得他的“有用性”在别处而非媒体里面结束了，但是，又过了一两天之后，他便懂得了隐姓埋名的价值所在。他是完全无名无姓的一个普通人，他甚至都没有一个俱乐部，伦敦是一个空处，没有人会就《时报》的内容多想一次，除开老帕克斯而外，没有人会谈起它来，而且世界上还有别的人，比如林肯总统，比如国务卿苏亚德和海军准将威尔克斯，这些人永远都是可资嘲讽的对象。亨利·亚当斯是逃避过去了，但他再也没有努力去做有用之人。特伦托事件使个人的努力不值一提。他的教育至少到达了明白其自身尺寸的时候。热诚是太危险的一个职业素质，不适合一名公使的儿子去追求，作为一个自愿的操纵者也好，在特伦托事件当中也好，作为叛军的巡逻者也好。他不再写信，再不与任何报纸保持联系，但他还很年轻，对《伦敦时报》的编辑也产生了不友好的情绪。

　　德雷因先生不失时机地使其更加难受，他感觉很少有希望能够回报别人对他的注意，但是，特伦托事件就像一场暴风雪一样过去了，使团仍然保持在原地，这使整个公使团十分吃惊。这位私人秘书认为这次延迟是苏亚德先生极强判断力的结果，但他在这样的延迟中看不到改变自己对英国政府看法的理由，他别无选择，只好再次坐下来，抄写文件，编排信件，阅读大量报纸，全都是关于林肯总统举事不力或苏亚德先生手段凶狠的评论，或者是相反的意见的。沉重的岁月一天天过去，冬季慢慢变成了春天，他自己的地位或情绪却没有明显的变化。从社会角度看，他只有一件值得宽心的事情，一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天，他都不能够忘记自己因为欠下这件宽心事情的情而产生的深重的感激。在这个无聊的冬季以及之后的许多个月里，他经常作为鲁塞尔·斯特吉斯夫妇的客人去菲力克斯山，在泰晤士河上的沃克顿之家消磨时光，在那些日子里，那是阳光可以照到的唯一地方。

　　不幸的是，他的教育与银行家没有任何关系，尽管老乔治·皮波迪和他的合伙人朱尼亚斯·摩根是很好的盟友。约舒亚·贝茨是很专心的一个人，托马斯·巴林也是一个少有堪与比拟的善心人，他在上格罗斯文纳大街上开设的小小的餐宴，显然是伦敦最好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供的避难所堪与菲力克斯山相比拟的。而且，这个避难所第一次提供了关于自由的教育。鲁塞尔·斯特吉斯夫人也是一个聪明的男孩子可以随意尽量靠近的妇女之一。亨利·亚当斯并不是一个聪明的男孩子，他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太少了，但他明白，新入道的人是需要引导的。他最需要的教育是一位迷人的妇人能够给予的教育，而比他自己大出十多岁的鲁塞尔·斯特吉斯夫人完全可以和蔼和毫不费力地训练出一大批诸如此类的男孩子，而且对他们有说不完的益处。在她的身旁，他差不多可以忘记波特兰广场一半的烦心事。在两年可怜的孤独生活当中，她就处在这个社交意义上的北极冬季里，是唯一的温暖与光芒的来源。

　　当然，公使馆本身也是一个家，在如此之大的压力之下，生活也只能是扎成一把过了。生活在里面的人都做同样的事情，但这并不是教育。人们活着，但也只是被活着剥皮而已。然而，虽然对公使馆的年轻人来说，事情的确是如此，但对于亚当斯公使夫妇来说倒不一定了。他们慢慢地，但十分稳定地站稳了脚跟。由于一部分跟美国渊源相关的原因，英国社会过去对林肯、苏亚德和除开萨姆纳以外的所有共和党领导人抱有极大的社会偏见。亚当斯家族作为一个整体的部族，共有三代人非常熟悉英国思想无法穿透的愚昧之处，亚当斯家族的第四代人已经倦于让英国社会明白自己的利益所在的努力，因此仍然无法让自己相信，这种新生的英国偏见是完全正常的事情。这位私人秘书怀疑，纽约和波士顿的美国人与此有某种关系。铜斑蛇（南北战争时同情南方的北方人）在帕马尔大街比比皆是。很自然的，英国人是一种粗野的动物，也喜欢粗俗的生活。如果林肯和苏亚德就是所谓的恶棍，普通的英国人本来会更喜欢他们的。公使亚当斯特别沉静的态度和无懈可击的社会地位怎么也不能够调解其中的矛盾。他们选择置他于不顾，因为他们无法嘲笑他。约翰·鲁塞尔勋爵树立了榜样。从私人的角度说，这位公使应该得到善待。从政治上讲，他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他到那个地方就是供人搁置一边的。伦敦和巴黎照着约翰勋爵的样子做。人人都等待着，看林肯和他的门徒如何在一次大崩溃中完蛋。所有人都在想，华盛顿政府很快会倒台，而亚当斯公使也会跟其他人一起消失。

　　这样的情形使得亚当斯公使成为外交人员当中的一个例外。欧洲统治者大部分都是以一个家族的不同成员的名义进行斗争和交涉的，很少有把完全根除的可能性展露出来的时候。但是，欧洲政府和社会在至少一年的时间里认为，华盛顿政府已经死亡了，它的各个部长也是无效的摆设。亚当斯公使之所以比大部分无效的摆设得到更好一些的待遇，是因为他并不吵吵闹闹。社会私下里一步一步接受了他，与其说是以一个外交人员的身份，倒不如说是以一个敌对方成员的名义，或者是一个外国政府留住的高参。这样的人根据其出生和行事方式应该属于自己人，应该得到善待，应该友好相处。这种奇特的回避愚蠢的英国方式，使得这位公使占尽利益，胜过欧洲的任何一位外交人员。种族、语言、出生、习惯的障碍不复存在。外交行为使外交人员彼此远离，各为其主，但是，鲁塞尔伯爵不可使亚当斯先生心生芥蒂。他跟普通的伦敦人没有什么两样。在社会上，少有伦敦人感觉自己这样如鱼得水的。没有人具备这样的双重性格同时还能保持双重的份量的。

　　运气使他到了弗里斯顿才接受特伦托事件造成的震撼，而且是在蒙克顿·米尔尼斯和威廉·福斯特同情的眼光下接受的，这样的运气以后也从来没有远离他。米尔尼斯和福斯特都需要支持，得到支持后都深感松了一口气。他们明白了这位私人秘书在五月份就预见到的事情，明白了如果这位公使犯一个错误，他们将会陷入多么无望的境地，而且，由于他的长处也是他们的长处，他们就抓住时间立即向全世界表明了对这位公使性格的评估。在他们中间，这位公使差不多是安全的。

　　当时，米尔尼斯或福斯特是不是更有价值的盟友，人们不妨对此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因为他们有不同种类的社会影响。蒙克顿·米尔尼斯是伦敦的社会力量，也许比伦敦本地人所了解的力量还要强大，因为在伦敦社交界，就如同在别的很多地方一样，木讷和无知的人总是据多数的，而蠢笨的人总是嘲笑蒙克顿·米尔尼斯。很多讨厌的人都放肆地谈到“迪基·米尔尼斯”，谈到“晚间的凉爽”，当然，他本人在社交界也故作放浪形骸状，对很多人的嘲笑抱以冷漠的态度，就是认定自己是伦敦第一智者和有本事造就众多能人的人常有的冷漠。他说的话不胫而走。能够受邀到他家进早餐的消息传得更远。他有近乎福斯塔夫的假面具，有塞林纳斯神一样的大笑，在这些外表的下面，他还有精细、广博和很高的智力，这是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的禀性。年轻的时候，他写过一些韵文，有些读者觉得是诗歌，但显然并非完全是散文。后来，他在国会做过很多演讲，一般来说，对这些演讲的评论是，对国会这个地方来说太好，而对听众来说太阳春白雪。从社交角度看，他属于去过任何地方，认识所有人，无所不能谈，熟悉各位大臣的两三个人之一。但是，跟大部分智者不一样的是，他自有独特的社会地位，最终可追溯至贵族地位，在上布鲁克大街有自己的私宅，众多聪明之士都极乐意进入其内。他的早餐很是有名，没有任何人愿意拒绝他的邀请，这是因为显露胆怯比冒险打一架更危险。他是个无所不读的人，是极严厉的批评家，是某些方向上的艺术鉴赏家，也是藏书人，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是职业上的乐天之士，极喜欢保持与社会的接触或冲突。就连亨利·布鲁汉姆也不敢做他做过的许多事情，但是，布鲁汉姆却是一个不容拒绝的人。米尔尼斯是伦敦的良好性情，是极度放大型的伦敦人优秀品质和粗俗处的代表，是梅菲尔无人不知的名人。

　　与他比较起来，海沃德、德雷因、凡纳波尔斯或亨利·里弗一类的人物就相对次要了，但是，威廉·福斯特却属于不同类别的人士。福斯特跟梅菲尔没有任何一点关系。除开都是约克郡的人士之外，他跟米尔尼斯完全相反。当时，他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也没有政治地位，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一丝智者或类似之人的痕迹。他个子很高，长得粗壮，模样很难看，总显出约克郡人和兰开郡人看来十分珍视的自卫架势——外表的粗俗假定能够掩盖内在的、情绪化的、几乎是伤感的本性。他一定属于良善之辈，仅仅从他教友派祖先的遗产就能保证这一点，但他属于间隔一代的公谊会教友。他一定是个多愁善感之人和情绪化的人，不然的话，他一定不会去说服阿诺尔德医生的一位女儿嫁给自己。他是一块纯金，没有一丝贱金属的痕迹，诚实，无私，讲求实际。他投入工党事业，并让自己成为工党的代言人，这才是真正的约克郡人一定会去干的事情，一部分因为他有教友派反奴隶制的信念，还有一部分因为这在国会为他打开了一个实用的缺口。他为新成员，他需要一块场地。

　　羞怯并非福斯特的弱点之一。他的实际感和他的个人能量很快确立了他的领导地位，并使他成为强有力的代言人，与其说是装饰使然，倒不如说是工作的结果。有了这样的一位管理人，英国工党的朋友们就开始振作起来了。亚当斯公使只需要做出真正拥护的样子，重量级的人物就投入战斗了，就连这位私人秘书也不时捕捉到一丝鼓励的眼光，他看到拳台清理干净了，这些粗壮的约克郡人即将开始一场职业拳击赛，极有可能是英国历史上从来都不曾见过的惨烈之状。米尔尼斯和福斯特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轻量级拳手，但是，布莱特和柯布登却是英国历史上最厉害的击打者，有了这两位做冠军，这位公使甚至可以对付帕麦斯顿勋爵了，根本都不用担心犯规的事情。

　　约翰·布莱特和理查德·柯布登很少能够在社交场所见到，甚至在国会里，他们身后也没有多少跟随者。他们被分类为秩序的敌人，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如果仇恨所谓的既定秩序使他们成为无政府主义者，那他们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没有一丝政治胆怯。他们坚定地跟工党站在一边，反对帕麦斯顿，因为他们仇恨他。他们是伦敦社交界的陌生人，在美国公使馆倒是常客，是令人愉快的餐桌良友，总是以无所顾忌的豪放态度说话。柯布登是两人当中态度较温和更有说服力的一位，布莱特是接近起来更危险的一个人。但是，这位私人秘书两者都喜欢，慢慢在内心里养成了盼望他们在国会的入口处跟约翰·鲁塞尔勋爵用同一种语言说话的习惯。

　　有了这样四位盟友，亚当斯公使再也不是孤立无援的一个人了。英国内阁在特伦托事件之后第二次为自己感到一些羞耻，并准备在进一步的动作之前先等等看。朋友们一步步围拢在美国公使馆的周围，而这些朋友并非不可患难与共的。反奴隶制的老问题、艾克西特大厦、沙佛兹伯里派系结果证明是相当恼火和麻烦的敌人，但是，亚吉尔公爵却是这位公使能够找到的最有价值的朋友之一，从政治和社交两方面来看都是如此，而且公爵夫人也跟她母亲一样是可靠的人。就连这位私人秘书也隐隐感觉到了从这种关系里面分享到的社会利益，他永远也不能够忘记有一天晚上在洛奇的那次晚餐，他发现自己在晚餐桌上参与指点约翰·斯图亚特·米尔，让他明白美国式保护制度的奇特益处。尽管存在各式各样的可能性，他还是说服自己相信，引导他进入这种特别形式的多嘴状态的不是公爵的红葡萄酒，他坚持认为，那是米尔先生本人的错误，因为他同意自己的观点，所以引导他进入了那种状态。米尔先生在争论中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愉快，从这方面来说，公爵也许做得更好，但是，这位秘书必须承认，虽然在人生的其他时期他经常受到英国人极大的冷落，但是，在这极尽磨难的一年，他永远也想不起任何一个自己必须要抱怨别人太粗鲁的时候。

　　他在这里那里找到一点点友情，但是，最多时候还是在自己的长辈里找到友好之情的。不是时髦和有极强社会地位的人，无论男女，尽管这一点也不是完全的事实，因为弗里德里克·卡文迪什的善良和私密关系也使德冯郡议会成为一个十分熟悉亲切的地方，而利乌尔普·斯坦利狂热的美国爱好也与阿尔德雷的斯坦利们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诚挚关系，因为阿尔德雷的家是伦敦造访最频繁的人家之一。洛恩后来也成为亚吉尔一样的人，他是终生的朋友。但是，社会的正常发展引导人们进入更多文学意义上的亲密关系。查尔斯·特里维利安先生的家是小亚当斯最早受到邀请的人家之一，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与这家人的友谊从未间断过，只有死亡才中断了联系。查尔斯先生和利耶尔夫人都是熟人。汤姆·休斯也进入了很好的盟友关系。康索特王子死后，社会开始重开大门了，到此时，这位私人秘书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两张他认识的面孔，不过他并不做出进一步的动作，只是悄悄地等待结果。不管社会关系对他父母有什么样的益处，在他看来，外交和社交这整个事情全都是无益的。他想回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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