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1859-1860）_新浪教育

罗马（1859-1860）

http://www.sina.com.cn 2004/11/17 10:58 新浪教育

　　第六章

　　罗马（1859-1860）

　　在图林根的远足持续了二十四小时。第一次步行结束的时候，他的三位同伴（约翰·班克罗夫特、詹姆斯·希金森和B.克朗宁希尔德，他们都是波士顿人，跟他一样也是哈佛学院毕业）都满足于已经看到的风景。大家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知道那里曾是哥德写下名句“Warte nur! Balde Ruhest du auch!”的地方，想到这里，一种思想的深沉和名言中的智慧给了他们极大的震撼，竟然让他们想到租用了一辆马车，于当天晚上赶到了魏玛。树叶尚没有展开的早春，透露出第一丝新鲜的空气，在这样的早春气息里，他们都感到极开心，身心无比轻松。这里的啤酒比柏林的也好得多，他们所有人都同样感到困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了德国，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明白，为什么自己留下来了。亚当斯留下来了，因为他并不想回国，他还担心，如果请求去别处浪费时间，他父亲的耐心可能会消耗一空。

　　他们无法想像，他们的教育要求他们重返柏林。在春季的德累斯顿逗留了几天，天气极好，这让他们十分开心，觉得德累斯顿是比柏林好得多的地方，更适合于进行普通的教育，而且对看民法书也一样有利。他们的看法也许是正确的。在德累斯顿，人们没有任何可以研究的东西，也不可能获得什么样的教育，但是，西斯廷的圣母像和葛雷基欧都很出名，戏院与歌剧有时候也是相当优秀的，易北河也比施普雷河漂亮得多。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头去学习语言的。这样一来，他就在一名普通政府小职员的家里租了一个房间，房子里通常还生活着长得很丑的女儿，然后继续进行他的语言学习。也许人们可以通过偶然而学会某些东西，比如偶尔理解贝多芬的某段音乐。在接下来的十八个月时间里，这位年轻人都在寻找偶然教育，因为他再也找不到别的什么形式的教育了，由于运气极好，欧洲和美国都忙着各自的事情，因此没有人来看他在干什么事情。偶然教育得到了一切有利机会，尤其是因为没有别的任何事情插进来。

　　既然已经到了成熟的年龄，也许，这位年轻人的教育中最主要的障碍，现在就在于他的诚实心，在于他对自己的意图彻底的信念了。哪怕柏林的经历成为一场噩梦，但是，他仍然在说服自己，认为他在德国接受的教育是一个成功。他爱这里的人们，或者他觉得自己是热爱这里的人们的，但是，他所爱的德国是十八世纪的德国，正好是德国人民引以为耻的那个德国，也是德国人民正在尽快摧毁的那个旧德国。至于即将到来的德国，他一概不知。穷兵黩武的德国是他所厌恶的。他喜欢的是那种简朴的性格，是天性良好的情操，是音乐与形而上哲学的吸引，是德国民族在实际事务中经常犯错误的那种无能。当时，人人都觉得德国人不能够与法国、英国或美国竞争，无论从哪种有组织的能量来说都是如此。德国人对自己没有信心，也没有产生这种信心的理由。她没有完成统一，也没有需要统一的理由。她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统一。她的宗教与社会历史，她的经济上的利益，她的军事上的地理，以至于她的政治上的便利，总是倾向于偏心而不是同心运动的。直到煤炭动力与铁路都已经开发与兴建起来以后，她仍然处在中世纪，从本质与地理学上来讲都是如此，而这就是亚当斯根据卡利尔和洛威尔的说教而喜欢上的一个德国。

　　他夹在已经过去和即将来临的两个世界之间，因此可能给自己造成持久的伤害，因为这两个世界习惯于压碎长时间处在接触点上的人。突然之间，拿破仑皇帝对奥地利宣战了，并在欧洲人的思想里提出了一个令人混淆不清的道德问题。法兰西是德国的噩梦，哪怕在德累斯顿，人们还在指望拿破仑会返回莱比锡，认为那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而且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一天早晨，亚当斯住在其家中的那位政府文员一下子冲进房间，他要查看一幅地图，以便测量从米兰到德累斯顿之间的距离。拿破仑三世曾到达隆巴迪，而自拿破仑一世从一个意大利基地获得军事成功以来，时间仅仅过去了五六十年。

　　一位受过教育的美国年轻人，他有十八世纪的品味，还受到过零星的德国教育，并怀有最美好善良的意图，一定会下决心弄清楚这些互相冲突的敌对力量之间的道德价值。法国是道德政治学中的邪恶力量，无论什么东西帮助了法兰西，到目前为止都一定是邪恶的力量。那个时候，奥地利是另一支邪恶力量。意大利是他们争夺的战利品，在至少一千五百年的时间里，意大利一直都是其贪欲的主要对象。同情的问题使那个时期的许多人感到不安。道德问题一直处在多重交叉光线里。应该当教皇党成员还是当皇帝党成员？毫无疑问，一个人总比自己的邻居聪明一些，因为这些邻居还没有找到自从穴居时代以来就已经存在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是，人若无知，他就更有可能抛弃当聪明人的举动，因为智慧一直都受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打压。最好先站好派别，然后把一辈子余下的时间用来找到理由。

　　并不是说，亚当斯为这样一些同情心或愿望产生了什么真正的疑惑。他来到德国的时间还没有长到足以让他的思想蒙上如此厚重阴影的程度，但是，这个时刻对于即将到来的很多事情来说都是决定性的，尤其是对政治道德感来说。他的道德感在那个时期是最强烈的，而且他坚守这样的政治道德感，为的是要保持住自尊。但是，蒸汽与电能已经带来了新的政治与社会思考，或者在他的道德原则的线条上成为新的必要。有自由、教育、经济发展等，这些想法要求与拿破仑三世一样值得可疑的盟友建立联系，还必须与范围相当广泛的暴力抢劫行为建立联系。只要他能够认为对手是邪恶的，他就可以加入抢劫和屠杀行为而不会产生任何愧疚。但是，事情有可能是这样的，即良善之人可能被抢劫。受过教育的人坚持要为抢劫行为找到一个道德基础。他可寄希望于本着其道德水平不会超过猴子的动物品格开始自己的生活，直到能够自我满足，认为抢劫和杀人是一种德行和职责为止。建立在纯粹自我利益上的教育，仅仅是教皇党成员与皇帝党成员问题的翻版，是变成了美国人的马基雅弗利。

　　对他来说很走运的是，他有一个姐姐，任何时候都比他更聪明一些，哪怕他自以为是更高级的人。他姐姐嫁给费城的查尔斯·库恩之后，曾来过意大利，而且跟所有品行端正的美国人和英国人一样，也变成了狂热的意大利爱好者。1859年7月，她到了瑞士的图恩，亨利·亚当斯在那里与他们见面。一般来说，妇女都具有很积极的道德感，她们愿意看到的事情就是正确的事情，她们反对的事情就是错误的事情，而她们的意志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确立了道德标准。库恩夫人有双重的优越性。她不仅仅崇拜意大利，而且还极不喜欢德国，不喜欢德国的任何东西。她看不出，帮助自己的兄弟日耳曼化会有什么收获，她希望他做一个文明礼貌之人。她是他极了解的第一位年轻妇女，她思想敏捷，性情敏感，很固执，或者说非常有意志力，精力充沛，有同情心，而且足够聪明，曾为很多男士提供过不少的主见，因此，他很愿意让她来管束自己，让她按照自己的意愿确定他的前进方向。那是他第一次让一个妇女全盘操纵自己的实验，他对结果也十分满意，并不想收回自己的权利。在后来的生活中，他发现了一条普遍的经验法则，那就是，没有哪位妇女曾驱赶他走入错误的方向，也没有哪位男士引导他走上正确的道路。

　　除开宣布休战后立即奔赴战争发生地之外，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满足库恩夫人。这个想法虽然看起来很疯狂，但也没有比这更容易做到的事情了。几个人跨过了圣高特哈德，到达了米兰，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军服和战争留下的每一道痕迹。对于年轻的亚当斯来说，这第一次深入意大利的探险活动，超过了对贝多芬的认识而成为另一次偶然发生的教育。跟音乐一样，它与生存的其他教育不一样，不是追求生活的方法，而是结束已经获得的生活的一种办法。另外，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人们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它只有一个缺陷，那就是获得的缺陷。生活没有更丰富的印象可以给予，它只提供半打类似的印象，而中间的间隔期看起来却很漫长。这样的印象到底给人以什么样的教诲，就连柏林的法理学家也不会弄得很清楚。但是，这些印象看起来倒是有些经济学上的价值，因为大多数人都不肯放弃哪怕已经消退的回忆，除非根据极其夸张的评估。这也是大多数人为之付出最多的东西。但是，如果要把这些形式的教育归结到一个可交换的标准上，人们会感到令人失望的混乱，而且，就跟在政治经济学中一样，不能够以同等的话表达出来的东西，人们最好放弃了事。快乐最恰当的等同物就是痛苦，这也是一种形式的教育。

　　库恩夫人对米兰不甚满意，因此坚持要入侵敌国，马车登记的许可证是经由斯泰尔山口到达因斯布鲁克。马车爬上了法尔泰林纳，战争的场景显现出来。加里波第将军的加西亚托利是唯一可见的居民。没有人能够说那个山口到底是不是开放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还没有哪一种车辆从中经过。到了客栈里，负责那个特遣队的年轻漂亮的军官们很高兴接受了邀请，大家一起进晚餐，跟这些迷人的爱国者谈了一晚上的战事。他们有极大的兴趣，也喜欢逗人开心，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敌人，也就是可怕的“奥地利贼鸥”是否会允许这些旅行者穿过他们的防线。作为一个规律，无论库恩夫人属于哪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就不可能没有快乐，但是，到最终爬上了据称是欧洲最漂亮的山口以后，这辆马车转过了最后的山坡，在那里，奥特拉山脉的冰川将其巨大的石块高悬在公路上面，就连库恩夫人也惊呼起来。马车直冲而上，过了防卫工事，然后在山崖两边铺开的岗哨处被双排卫兵拦住，直到枪管的闪光在雪坡的闪光中消失为止。作为偶然教育，这幅图画有它的教育价值。这些图画当中，最早出现的那一批意义最大，因为第一印象是最重要的，亚当斯后来再没有太关心风景教育方面的事情，也许除开为对照的目的而看到的热带风景。作为教育内容，这一章也看过了，然后放到一边去了。

　　那些漂亮的白脸贼鸥军官，从礼貌上来说，并不会被加西亚托利的橄榄色年轻漂亮军官们胜过。这位妇女忙个不停，跟平常一样，在她年轻、漂亮和参与事务的时候，总会找到她自己的办法的，而这些军营也没有特别阻挡或为难我们。一刻钟之后，马车就开始下山了，朝马尔斯方向奔去，那里有一大批比意大利人差得多的德国士兵和德国跳蚤，还有德国语言、思想和气候，由于已经看到过意大利，亚当斯对这些东西再也没有产生过原来的那种很自信的魅力感。

　　但是，他可以跟马车夫交谈了，还可以认真地跟他看到的教堂、莱茵河和他的同伴建议的任何东西交谈。他坚守自己制定的计划，决心花两个冬季的时间来学习民法，因此回到了德累斯顿，并带着给霍夫那琴·冯·莱申巴赫夫人的一封信，洛威尔和其他一些美国人曾在她家里多少算是比较认真地研究过学术问题。在那些日子，“首字母”是一本新书。聪明的作者辛辛苦苦地编织在慕尼黑上面的迷人之处，同样也给了德累斯顿一些折射出来的光芒。年轻的亚当斯没有什么事情好做的，只好去学习击剑，去画廊和戏院，但是，他在“首字母”这一线的社交失败却让人受不了，他也只好屈服于它。霍夫那琴夫人本人有时候也因为这位年轻美国人在她的那个社交圈子里遇到的难堪局面爆发出大笑。也许，一种教育对于更宽泛的世界经验来说范围更广，内容更丰富。大约是在同时期，拉菲尔·庞佩里和克拉伦斯·金正在以阿帕奇和迪格印第安人的方式丰富他们的教育，他们与印第安人朝夕相处，了解他们色彩斑澜的生活内容。所有经历都是一个圆弧，必须在这样的圆弧上进行其他的建筑。但是，亚当斯承认，他自己也不明白在德国再过一个冬天有什么意义，也不知道这第二个冬天最后会是个什么样子的。在德累斯顿，根本没有事件可言。冬天一过完，他立即就关闭和锁上了那道德国大门，长长地松了口气，直接去了意大利。到那时为止，他已经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追求了十八个月的教育旅程，尽管新的印象层出不穷，让他满脑子都是，但是，出自他的实际目的，再也没有一个印象比他毕业的那天更深刻的。他在一门职业上面并没有迈出新的步伐。他跟学童一样对社会一无了解，天真无知。他不适合在欧洲从事任何一种职业，也不适合美国的任何一门职业，他没有足够多天生的智力，看不出自己到目前为止已经在教育的事情上弄得一团糟了。

　　通过扭曲生活，以适应偶然和迂回的道路，人们也许能够为偶然和迂回的知识找到一些用途，但是，在亚当斯选择最好的裁判都大加推崇的道路时，这一部分却不在他原来的计划之内。1858年11月他开始这趟旅行时，思想上仅仅只是停留在旅游者上面，到1860年4月，他在佛罗伦萨跟姐姐会面时，他也还只是一个旅游者，没有一点点变化。他父亲过去说的话是正确的。这年轻人为此感觉有些痛苦。假如回家的时候，他父亲问他说，带回了什么东西可以跟他为实验而花的时间和金钱相比的时候，唯一的答案可能只有：“先生，我是一个旅行者！”

　　这个答案并不是他先前准备好的，他也不太可能会强词夺理，不会反问父亲，说他在国内的兄弟或表亲或朋友们都在波士顿花同样的时间和金钱干了什么样的有价值的事情。他们把很多东西规定为法则，但最后全都抛弃了，但他们在科学界的人更幸福一些了吗？人们可以从理论上说，只有纯粹和科学的教育本身是正确的，这里面还有一些证据可资证明。但是，他的许多接受了这种教育的朋友说，他们生活其中的，根本就不是一个纯粹和符合科学的世界。

　　这期间，他父亲自身都有很多弄不清楚的事情，因此，他也没有空闲时间去过问儿子，了解他生活中是否有什么过错。昆西选区派他去国会，1860年，他处在一片混乱之中，要为十一月份进行的总统大选提请候选人。他支持苏亚德先生。共和党是一股未知的力量，民主党已经破裂成碎片。没有人能够看到很遥远的未来。当父亲的有可能跟当儿子的一样犯错误。1860年，人人都意识到自己被拖上了很不安全的道路，比欧洲旅游者走的道路风险大得多。在那段时间里，这位年轻人很安全，不会受到任何一种干扰，并怀着轻松的心情继续原来的道路，沿途接受上帝或魔鬼有心情随时扔给他的任何教育片断，因为他再也分不清好与坏，善与恶了。

　　他掌握的知识远远超过了他知道如何加以利用的范围。也许，他给自己设定的最有用的目标就是他自己的笔，因为在接下来的三个月时间里，他写很长的信，给他的哥哥查尔斯，而他的哥哥又把这些信拿去印在《波士顿信使报》上，这样的练习对他益处多多。他没有什么好说的，说出来也不是十分流畅，但是，这没有什么关系。表达的习惯导向了寻找一些可资表达的东西的活动。有些东西保持为老生常谈中的残余物，如果人们在一个表达方式当中找出所有老生常谈的东西的话。年轻人总是在意大利发现极少的东西，在别的地方看到的道理也很肤浅，在后来的生活中也所知甚少，当亚当斯开始学习某些人能够明白的东西时，他就退缩进了感到羞耻的角落里，因为他想到，他可能流露出了自己次人一等的情况，就好像那是他值得引为自豪的东西，是他请自己的邻居来加以衡量和崇拜的。但是，那仍然是他向着聪明之举迈出的最接近的一步。

　　至于其他部分，意大利大部分都是一种情绪，这种情绪自然是以罗马为中心的。美国的父母虽然对巴黎怀有深深的敌意，这很是奇怪，但他们看来随时准备接受罗马，认为那是合乎道理的教育之地，尽管地位不如巴黎高。然而，对于认真寻求教育的年轻人来说，想当然地以为一切都有一个理由，认为大自然往往有一个目的，那么，罗马就是世界上最为邪恶的地方了，而且1870年以前的罗马具备无法抗拒的诱惑力。1860年5月是一个神圣的月份。毫无疑问，别的青年男子，有时候还包括年轻女子，自那以后都在罗马度过了五月，而且觉得那里的迷人之处继续存在着。也许是吧，但是，1860年，光明与黑暗仍然是中世纪的，而中世纪的罗马是有生命力的。阴影在呼吸，在发光，充满了失落的感官感觉到的种种轻柔外形。科学的吹沙喷洗还没有清除掉历史、思想和感情的上皮。图片还没有清理干净，教会还没有恢复，废墟还没有挖掘出来。中世纪的罗马是巫术。罗马是地球上最差的一个地方，不可能教会十九世纪的年轻人应该在二十世纪里做什么事情。人们在罗马的情绪是个人的私事，就跟在皇家广场的晚餐之前喝下了一杯苦艾酒一样，那一定是有害的，否则，酒味不会那么浓，它们也一定是不道德的，因为不管是牧师还是政治家，没有人能够在罗马的废墟里诚实地看出其他的教训，而只能够看到愤怒的上帝针对人类所有的行为做出的公正判决的证据。对于任何一种有用的行为来说，这样的道德并不适合年轻人，它使罗马成为无政府主义和恶劣行径的福音，是太阳底下教育年轻人的最不合适的地方。但是，大家公认的是，罗马是无论什么性别，无论什么种族的年轻人最喜欢的地方，喜欢得热烈，不正常，顽皮。

　　男孩子们从来都看不到什么结论，男人只有到了坟墓的边缘才能够就任何事情做出一个结论。但是，男子得到的第一个刺激，往往会引导或驱动他做出一个又一个的结论，是他做梦都不会想到的一些结论。他以足够闲适的心情看着公用广场，看着圣彼德教堂，但是，他永远都无法忘记那样的容貌，它永远也不能够停止产生反应。对一个刚刚从德国来的波士顿青年来说，罗马看上去是纯粹的情绪，跟经济和实际的价值没有任何关系，从理智或常识的无论哪个角度来看，他都不可能预见到罗马正机械地在他的教育道路上堆起一个接一个的谜，彼此并没有联系，但他必须在其中建立某种联系。那是看起来无法解开的谜语，但他又必须想办法一个个解开。罗马不是一只等待解剖然后扔掉的昆虫，不是一本劣质的法国小说，供人在火车里看过后扔到窗外去，重蹈其他劣等小说的覆辙，这里的寓意永远难以接近罗马历史上的不道德。罗马是实际的，它过去是英国，以后会成为美国。罗马不可能适合一个有秩序的中产阶级的波士顿人，不适合系统的进化方案。没有哪一种进步的法则适合应用到罗马。甚至时间顺序也不行，那是无助的历史学家们找到的最后的避难所，时间秩序对它也不起作用，也没有价值。说公共广场通向梵蒂冈，倒不如说梵蒂冈通向了公共广场。黎思齐、加里波第、台比留、奥莱里恩可以在任何时间关系里混在一起，还有数以千计的人，他们永远也无法构成一个序列。1860年，伟大的字眼进化论还没有开创历史学的新宗教，但是，旧宗教已经在一千多年时间里进行过同样的说教，在罗马全部的历史上，除开纯粹的矛盾以外，还没有发现别的任何东西。

　　当然，牧师和进化论者都否认这样的邪说，但是，他们在1860年确认或否认的东西，对于1960年来说没有任何重要意义可言。无政府主义在这个期间并没有失去阵地。这个问题就变得更有趣了。也许，1860年5月，这个问题变得更重要一些了，比它在1764年10月重要得多，当时，写作这个城市的《兴亡》史的念头第一次在吉本的脑海里产生了，“到了晚上，我坐在索柯兰迪教堂或圣芳济会教堂里沉思默想，他们在唱‘朱庇特庙堂的薄暮’，就在主神殿的废墟里。”默雷的手册费心从吉本的《自传》里录下了这一个段落，这使亚当斯不止一次在日落时分坐在圣塔玛丽亚教堂的石级上充满好奇心地思考，不知道吉本或后来的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是否收回了失地，找到了解释罗马灭亡事件的原因。这个神秘仍然没有得到解释，迷人之处原封未动。西方文明的两场重大实验在那里留下了失败的主要纪念碑，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这个城市不再有能力复活，以表明第三座纪念碑倒塌的原因。

　　这个年轻人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为吉本一样的某位历史学家摆好姿势，这个念头从来都没有进入他的脑海。他是一位旅游者，哪怕在他的下意识深处都是如此，他不应该成为别的任何一种人，这对他有利，因为哪怕最了不起的人物，除非他有极具创意的话要说，否则，他也不能够“到了晚上”，带着尊严坐在“主神殿的废墟里”。泰西塔斯可以做到，米开朗基罗也可以做到，到必要的时候，吉本也可以做到，虽然他的样子并非那么具备英雄气。然而，总体来说，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一个旅游者说得更多，这位旅游者总在自我重复同样一个没完没了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正如他的邻居，那位瞎眼的乞丐可能做的一样，他就坐在他的旁边，坐在教堂的石级上。从来没有一个人拿出让另外一个人满意的答案，但是，任何有思想或感情的人都感觉到，迟早有一天，他必须下定决心，告诉自己要接受哪一种解释。如果用美国这个词来替代罗马，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个人问题。

　　也许亨利在罗马明白了什么事情，尽管他自己永远也弄不清楚，也没有去寻找这个东西。罗马让很多教师不知所措。一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很少有敢于面对这样的考验，敢于拿罗马当背景来摆一个姿势的。也许加里波第，甚至可能包括加富尔伯爵，敢于“到了晚上”坐在“主神殿的废墟里”，但是，人们很少看到拿破仑三世坐在那里的，也没有看到帕尔马斯顿、丁尼生或朗费罗坐在那里。有一个早晨，亚当斯碰巧在汉密尔顿·怀尔德的工作室里闲谈，突然有位中年英国人进来了，他明显很激动，谈到了驾车经过马克西马斯竞技场的时候突然看到了断头台，说一两个小时前，刚刚有一名罪犯在那里被砍头，因此十分震惊。这突如其来的震惊让他目瞪口呆。亚当斯一向要在时间使事情钝化之后才明白一个故事的要点所在，他带着同情认真听讲，明白了什么样的新恐怖一时间能够擦抹掉罗马二千年血腥历史的回忆，他还从历史与统计学中得到了巨大的安慰，因为看来罗马的大部分居民更适合断头台的处置。他慢慢明白，最后确信，这种震惊的受害人是罗伯特·勃朗宁，而且，拿马克西马斯竞技场当背景的话，还有基督教的殉教者，他们跟火炬一样燃烧起来，还有那个早晨在断头台上的杀人者。勃朗宁看来恰在其位，就如同一位很有绅士风度的、英国式的中年皮帕·帕萨。后来，在伦敦上流区贝尔格拉维亚餐桌的灯光下，他从来都没有构成背景的一部分，他只有擦除自身的份儿。勃朗宁也许跟吉本坐在一处，坐在废墟里，但没有罗马人发出微笑。

　　但是，勃朗宁从来都没有透露出圣弗朗西斯诗意的深层，威廉·斯托里不可能触及米开朗基罗的秘密，蒙森也没有说出人们通过直觉就能在西塞罗和凯撒的生活中感受到的一切。通常，他们会说一些不需要说的话，是一些缺乏想像力的教训和廉价的政治学。罗马是一个令人摸不着边的复杂建筑体，里面有各种思想、实验、雄心、能量，没有罗马，西方世界就毫无意义，就是支离破碎的。她使西方文明有了心脏和统一性。但是，吉本原本可以继续写完整整一个世纪的，他本可以继续坐在主神殿的废墟里，他身边也不会走过一个能够告诉他那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的人。也许，那里面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可言吧。

　　事情就这么结束了，生活给了他五月，而那个五月是他最快乐的一个，但是，五月消褪了，落在了现在之后，也许远在过去以外的地方，是进入抽象时间的某处，跟柏林方案或波士顿未来完全不相合，到了怪诞的程度。亚当斯自我解释说，他在吸取知识。假如他说是知识在吸取他，那可能表达得更好一些。他处在被动状态里。尽管脑海里面翻涌着无穷无尽的印象，但是，离开罗马和进入罗马时一样，他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并没有增多。作为一个可资交换的对象，他的价值更少了。他接下来的一步大大有助于说服他，偶然教育，不管其经济上的回报会是什么样子的，本身都会有很大的成功可能。一切都在密谋中，要摧毁他可靠的人生计划，而且要让他成为一个贫儿和流浪汉。他继续下去，到了那不勒斯，是炎热的六月，结果听到谣言，说加里波第和他上千的人马准备攻打巴勒摩。他找到了美国大使，就是宾夕法尼亚州的钱德勒，得到了不错的招待，不是因为他本人，而是因为他的姓氏。钱德勒先生很友好地同意送他到战争发生地去看一看，让他送信给帕尔默上尉。年轻的亚当斯抓住这个机会，搭乘满是跳蚤的政府交通车去了巴勒摩，车辆由一位迷人的卡拉齐奥罗王子所控制。

　　他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波士顿信使报》，那些文章可能到今天都还找得到，除非《信使报》的全部文档都已经销毁了。但是，至于其在教育上的意义，《信使报》并没有谈及。他本人倒会十分乐意地谈一谈它是否有什么教育意义，也乐于谈一谈它作为一项研究生课程的价值。除开作为获取、实现和利用过的生活价值以外，它还具备作为某些方面的一次教训的价值，尽管亚当斯永远也无法对这一学科进行分类。粗略地说，这位旅游者称其为关于人的知识，但是，事情正好相反，说明一个人认识到自己对人类一无所用。帕尔默上尉是这位年轻人的舅舅西德尼·布鲁克斯的朋友，上尉带他跟船上其他军官一起去见了加里波第，是日落时分在参议院大楼里找到这位将军的。大家一起共进晚餐，他身边有各色人等，还有海盗一般的侍从人员，全场呈现出巴勒摩革命的喧闹与色彩。作为一个场景，它属于罗西尼和意大利歌剧，也属于最差质量的大仲马小说，但是，那个场景并没有多大的教育意义。加里波第离开了餐桌，坐到窗户边上，跟帕尔默上尉及年轻的亚当斯谈了一会儿话。那个时候，也就是1860年的夏天，加里波第当然是世界上最值得怀疑的一股强劲力量，是必须正确衡量的人物。哪怕在那个时候，社会也在银行家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产生分裂。要么这边，要么那边，加里波第必须服务于一边。他本人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肯定会使欧洲蒙上阴影，而且会警告比那不勒斯更大的帝国，他的成功取决于他的思想，他的能力是不容怀疑的。

　　亚当斯有机会直视这位谜一样的人物的眼睛，而且，在五分钟时间里，他看着这个人，就如同审视一头野兽一样，打量这个处在最高成就和最有作为时期的人。人们看到一个不动声色，说话慢条斯理的人，穿一件红色的法兰绒衬衣，绝对不可理解的一个人，是亚当斯完全不了解的一类人。这一类人固然逗人喜欢，但人们会感觉头脑简单，人们甚至还怀疑这样的人是否孩子气，但是，绝对不可藉此武断其智力水平。在他自己的眼睛看去，加里波第也许是拿破仑或斯巴达克斯，而在加富尔伯爵的手中，他极可能成为一个雇佣兵队长，在历史的眼中，他也可能跟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仅仅只是自己也不明白的一场游戏中的热情的参与者。这个学生也不是更聪明的那一类人。

　　这是海盗与爱国者的综合体，这样的天性照亮了最开始以来的意大利历史，这样的天性对于其自身来说也不易了解，何况不懂双重天性的一名美国青年。到最后，如果自传讲的是真话，加里波第明白，也说过他并不了解自己的行为，他一直都是一件工具，他服务于自己最不想去帮助的那个社会阶层。但是，1860年，他自己都觉得那场革命是无政府主义的，拿破仑主义的，而他的雄心也是不受限制的。一个波士顿的年轻人应该在这样的一个人物身上看出什么东西来呢？他的内心活跃着孩子气的幻想，他的外表显得沉着冷静，质朴和差不多天真的样子，他说话的时候带有明显的确切口气，是当日流行的政治术语中最常见的老生常谈，所有政客都用那些话作为与公众对话中极少的一些变化，但是，那些话从来都不会透露出任何一种想法。

　　正好是这一类思想才会成为亚当斯的实际生活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然而，他并没有能够从中得出任何教训。加里波第的教训，作为一种教育，看来是要进行极端简朴中的极端复杂性方面的说教，但是，人们从萤火虫那里也能获取这样的教训。人们并不需要鲜明地回忆起嗓门低沉、举止简单、总在海上航行的热那亚冒险家和西西里盗贼，并不需要大口吞进七月的溽热和西西里的尘土，不需要在发生叛乱的巴勒摩重重的街垒之间浸染革命的喧哗，才好记住简朴就是复杂的道理。

　　亚当斯一发现这个问题就扔到一边去了，他向北行进，去寻找别的一些问题，北边的风景不像南方丰富多彩，但离碰到问题的机会更近。他在巴黎漂泊了两三个月。从一开始他就在回避巴黎，而且不想在自己的教育里看到法国的影响。他完全不赞同法国。人们必须掌握一定的语言知识，必须有足以供点菜和购买戏票之用的水平，但是，他并不希望得到更多的语言知识。他不喜欢法兰西帝国，尤其是不喜欢法国皇帝，但是，这还是小事。他最不喜欢法国人的思想。为了省去让他列出一长串所不喜欢的东西的麻烦，他一次性地否决了所有属于法国的东西，用比喻的说法，他让一切法国的东西关在自己的生活之外了。法国不是很严肃，他也并不是非去法国不可。

　　他抱着坚定的信念做到了这件事情，他遵照自己的教师给他的教导行事，但是，奇怪的结果却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他觉得自己不应该为法国负任何形式上的责任，而且他是真心反对法国的一切的，因此感觉自己完全有权利去欣赏自己不喜欢的一切。如果这么粗糙地说出来，这个念头听起来就很是让人嘲笑了，但是，作为一项事实，有好几千美国人根据这样的思路在法国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想办法分担了能够实现的一切聚会，比如购买去歌剧院的戏票，因为他们并不是法国的一部分。亚当斯的确喜欢其余的部分。所有严肃教育的想法很早以前就消失了。他希望获取一些法国的俚语和习惯用语，根本都没有想到要去掌握什么虚拟语气，但是，他更成功地掌握了对于波尔多和伯艮第酒的谦逊的品味，还掌握了一两种调味品的用法。他对法国诸如英式咖啡馆等的许多酒廊茶肆，对皇宫剧院，对时装店，对众多速食店都有很不错的理解，对这个舞台上众多的其他灯具也有理解。他的朋友待他都不错。生活真是让人开心。巴黎很快成为让人熟悉的一个地方。在一个月或六个星期的时间里，他甚至都忘记了反对巴黎，但他也没有研究这里的什么东西，他没有进入任何一个社会，也没有交结任何一个熟人。在巴黎，偶然的教育十分便利，人们随时碰到以后极可能派上用场的知识。也许，在这里度过三个月，毕竟比在别的地方度过二十一个月更有价值，更能够符合上述的目的，然而，他原本不是这个意思的，他没有那么想，他觉得那只是一次临时和微不足道的假期，之后他准备回国，让自己去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因此，他在巴黎逗留了尽量长的时间，直到敢花出去的钱都花完为止，然后带着万般纠结的情绪而不是教育的成果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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