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教训（1862）_新浪教育

政治教训（1862）

http://www.sina.com.cn 2004/11/17 10:58 新浪教育

　　第十章政治教训（1862）

　　莫兰提升为公使馆秘书后，苏亚德先生问亚当斯公使，看他是否愿意把助理秘书的职位留给他儿子。这是主动提供给他的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政府公职，假如他接受实际上是提供给他父亲的这份工作的话。在他们两个人来说，这样的变化都是没有用处的。任何一个年轻人都可以担当某种形式的助理秘书，只有一个人，在那样的时刻，才能够担当助理儿子的角色。他有一半多的职责属于家务事，有时候需要人很长时间不在场，但总是要求他独立于政府事务。他的位置是不正常的。英国政府出自礼貌而允许这位儿子作为随从人员进入宫廷，尽管他从来都没有受到邀请，而且经过五六年的忍耐之后，这项决定被宣布为非正式的。在公使馆里，作为私人秘书，他有义务去做秘书的工作。在社会上，在正式的场合，他是依附于公使的。在非正式的场所，他是一位年轻人，没有任何一种地位的年轻人。一年一年过去了，他开始发现完全没有地位而只是一名年轻人的好处。他慢慢希望做一名绅士，只是跟其他人一样的社会成员。他的地位是非正式的，在当时，有很多地位都是非正式的，但是，这样非正式的地位可以给予他很多非正式的教育，看来那就是这名年轻人将要得到的唯一教育了。

　　事情就是这样的了，别的年轻人也很少得到更多东西。1863年的春季和夏季是国务卿苏亚德对外事务管理方法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在危险的刺激下，他也得到了教育。他终于感觉到，他在海外的正式代表都需要支持。从官方的角度看，他不能够给他们任何东西，他只有一些信件可以写给他们，而这些信件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很大价值。说得再好，仅仅靠一个官职是很难对公众产生很大影响的。政府建立起来是要处理别的政府问题的，而不是用来处理私人事务的，也不是用来处理外国社会的意见的。为了影响欧洲人的意见，美国人的意见的份量必须通过私人途径产生效果，并且必须得到美国利益中的份量的支持。苏亚德先生热情高昂地开始工作，派出了他能够加以控制的每一个重要的美国人。所有人都是通过多少有些私密的关系派到公使馆来的，亨利·亚当斯有机会见到所有这些人，不管是银行家还是主教，这些人默不作声地做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且干得很不错，不过，在外界的人看来，那些工作看起来是白费力气，而那些“有影响力的阶层”也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带有更重的偏见。那种浪费很是明显，所有工作都在结局中体现出来，同时，它还有助于教育。

　　有两三位这样的先生派过来协助公使工作，并与公使合作。这几个人当中，最有趣的一位是特罗·韦德，他来做了这位私人秘书本人两年前曾试图去做的事情，当时，他有很重的孩子气，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所在。韦德先生负责媒体的工作，他一开始就犯下了公使馆觉得每一位业余外交人员一定会犯的错误，这让各位秘书又好笑又惊讶。他给《伦敦时报》写信。不管这是不是错误，韦德先生很快就把管理的线头抓在手上了，并且把一切应该做的事情都悄悄地，相当平稳地做完了。这位私人秘书跟韦德先生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有兴趣的是他本人。特罗·韦德先生本人就是一场完整的美国教育。他的思想天生很坚定，而且极其平稳。他的脾气看来总没有被触怒过，他的举止总是完美无缺的，就是那种助人为乐、言简意赅的风格，也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传统。他是政治管理和耐心处置的典范，但是，在一位私人秘书心里唤起热情的那种特征，是他不可阻挡的克服一切困难的信心。在教育花园所有的花朵里，信心正成为最罕见的一朵，但是，在韦德离开之前，小亚当斯不仅仅十分温驯地跟在他后面亦步亦趋——长久以来，温驯已经成为他的一个盲目的本能——而且还带着赞同和喜好跟在他身后，就如同一只小狗。

　　这样的赞同不仅仅因为韦德先生管理的技巧，尽管亚当斯从来都没有遇到类似的一位大师，或者任何一位接近他水平的人，他的信心也不是因为韦德先生展现出的职业精神，不管是道德上的还是社会上的。使犬儒主义态度受到惊骇和挫败的那种特征，是他明显的无私精神。在掌握着如此权利的任何一个人身上，他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类似的东西。权力和知名度对所有人的影响都是自我形象的恶化，那是一枚肿瘤，只有消除受害人的同情心之后才会消失。那是一种病态的胃口，就跟极想狂饮或倒错的胃口一样。人们很少能够利用太强烈的措辞来描述它刺激起来的自我中心思想。特罗·韦德却是例外之一，他是极少数有免疫力的人之一。他明显不考虑自己，而是将与之交谈的人。他很自然地把自己放在后台。他不嫉妒。他攫取权力，但并不觊觎职务。他把很多职务送给别人，自己倒不去占据。他有绝对支配权的本能，他给予，但不接受。这与他控制的政治家比较起来有明显的优越性，是这位私人秘书在政治家本人身上很少看到的禀性，它激发起了亚当斯的好奇感和惊奇，但是，等他绕到后面去，希望能够获取一些教育，学习韦德先生的人生经验的时候，却发现这样的学习过程有趣得多。管理是韦德先生的一项本能，是本身都值得人们去追求一番的一个目标，就如同人们打扑克牌一样。但是，他跟人娱乐的时候，看起来是在把别人当牌玩。他看起来无法感觉自己是玩伴之一。他把大家找来，跟大家一起玩，但仅仅只是为了各自表面的价值。但有一次，他以平时的幽默口吻谈到了自己的政治经历中出现的一些故事，那些经历哪怕对阿尔班尼的院外活动家来说也是够刺激的，此时，这位私人秘书擅自提出一个问题：“那么，韦德先生，您觉得没有哪位政治家是可以信赖的了？”韦德先生犹豫了一会儿，之后，他温和地说：“我不会建议一位刚刚上路的年轻人这么思考问题。”

　　这次教训在当时自动就翻译到了亚当斯那里，成为一种道德意义，好像韦德先生是说：青年人需要一些幻想！等他年纪稍大一些以后，觉得韦德先生是把这个问题当作游戏来看，就是要看这个游戏如何一个玩法。年轻人最需要经验。如果他们仅仅依靠一般规律，那他们就不能够把游戏玩好。每一张牌都只有相对的价值。原则最好放到一边去，价值就足够了。亚当斯知道，他自己永远也不可能以如此圆熟的技巧从事政治活动，他的教育和他的神经系统都不允许他这么做，尽管他崇拜所有政治大师表现出来的非人性化的能力，因为这些人在游戏过程中抹去了自我，也消除了自己的脾气。他注意到，历史上大部分最伟大的政治家看来都是拿人当计数器来使的。这样的教训更加有趣，因为另一位著名的纽约客同时到来，而此人也在商谈同样的问题。国务卿苏亚德派威廉·伊瓦茨到伦敦当法律顾问，亨利开始与伊瓦茨交熟，两人关系很快亲密起来。伊瓦茨是个具体的人，而韦德却是一个少有个人性格的人，跟大多数人一样，他不太关心游戏的事情，也不太关心游戏怎么一个玩法，更不太关心筹码有多大，而是以轻松豁达的态度泰然处之，就跟丹尼尔·韦伯斯特一样，是“一个了不起的倡导者，为政治所雇用”。伊瓦茨还是一位道德上的经济学家，但是，在他那方面，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人到底能够承担多大的道德责任。“世界只能够吸收少量的真理，”他说，“太多真理会毁灭这个世界。”人们寻找教育，目的是要调节这样的剂量。

　　韦德和伊瓦茨的教训是实用型的，而这位私人秘书的生活却取决于他们的价值。英国吸收真理的能量是很小的。英国人，比如帕麦斯顿、鲁塞尔、贝塞尔，以及《时报》和《晨报》所代表的社会，加上迪斯雷利、罗伯特·塞西尔和《标准报》所代表的托利党，都提供了一项教育研究课题，这个课题让一个年轻学生的内心充满焦虑。跟韦德先生的建议相反，他开始的时候是对他们不良的信仰信以为真的。他错了吗？解决这个关键问题成为他如此辛苦地追寻的外交教育的主要目标，其代价已经是极其惊人，但其前景却一定是毁灭性的。生活改变了朝向，这取决于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在与诚实的人还是在与恶棍打交道了。

　　到目前为止，这位私人秘书正式感觉到自己可以肯定有不诚实的行为了。使他满足的理由并没有完全满足他父亲，而且，他父亲的疑虑当然会严重地动摇他自己的信念，但是，在实践中，哪怕仅仅只是为了安全，公使馆也没有对使馆人员寄予信心，私人秘书的外交教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交战国地位的确认，巴黎宣言的管理，特伦托事件，这一切都强化了一个信念，即，联邦政府已经建立起来了，他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证明了他对同一个思想的坚持是正确的，他从来都没有愿意在确认的道路上布置障碍物，他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介入其中。所有这些观点好像都确定下来了，这是如此不证自明的事情，公使馆里没有哪个人会怀疑甚至讨论它们，除非鲁塞尔勋爵固执地否认全部的指控，并坚持让公使亚当斯放心，相信他的诚实和不带偏见的中立态度。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傲慢和热诚，亨利·亚当斯很快做出结论，认为鲁塞尔伯爵跟其他政治家一样在撒谎，而且，尽管公使觉得事情不一定如此，但是，他必须做出一个样子，好像鲁塞尔在说假话。一个月接一个月地过去了，表现出来的事情符合数学上的演算过程，这是一个年轻人有机会去上的最完美的政治和外交教育课程。世界上最昂贵的导师以公费提供给他了：帕麦斯顿勋爵、鲁塞尔伯爵、韦斯伯里勋爵、塞尔邦勋爵、格拉斯通先生、格兰韦尔勋爵，还有他们的助理人员，都是由英国政府提供的薪金。威廉·苏亚德、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威廉·麦克斯韦尔·伊瓦茨、特罗·韦德，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教授，他们都是美国政府雇用来的。但是，提供如此庞大的一个教师队伍，却只有一名学生能够从中受益。只有这位私人秘书一个人在寻找教育。

　　到了晚年，他经常花很大力气回顾这一时期的教训。从来没有如此复杂的示范。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的形而上教条理解起来也更容易和简单一些。但是，示范的舞台更清晰。他们是1862年6月开始的，当时是因为一艘叛乱军舰逃跑引起的，是由这位公使针对第“290号”逃跑案进行的规劝开始的，当时已经是非出现不可的事情了。鲁塞尔勋爵不想就明显的事情采取行动。每隔几天就有新的证据送来，到了7月24号，证据里面包含了库利埃的司法建议：“看来很难构成更明显的侵犯对外征募法案的例子了，如果这项法案在这次不能够得到捍卫，那就会形同废纸。”这样的语言暗示着差不多是串通叛乱人员的罪名了，意思是要援助邦联政府。鲁塞尔伯爵没有理会这次警告，四天之后，他放那条船逃跑了。

　　小亚当斯与法律没有任何关系，那是比他更强的人要去做的事情。他对法律的看法取决于律师的意见。尽管有特罗·韦德的规劝，但是，人果真能信任政治中的人性吗？历史说不能。罗伯特·库利埃爵士看来认为，法律与历史保持着一致。对于教育来说，这个意见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人们不能够信任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构成女王内阁的十多名私人服务人员，那人们就不能够信任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鲁塞尔伯爵感觉到这个推论很有说服力，因此准备着手反证它。他的努力一直持续到他死的那一天为止。最开始，他把罪名扔到法律界的官员身上，以此来原谅自己。这是政治家的手腕，但律师们驳回了。然后，他否认自己有刑法意义上的过失，他在自己的“回忆”中说：“我完全同意英国首席法官的意见，在我等待法律界的官员拿出意见的那四天时间里，阿拉巴马号是应该予以扣押的。但是，我认为，错误不在海关官员那里，那是我作为外交大臣的错误。”这个让步使所有派别都站在了同一个立场上。那当然是他的错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不是他的错误，而在于他的意图是什么。对于一位接受政治教育的年轻人来说，除非一连串的错误暗示着一连串的动机，否则，历史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对他父亲来说，这个问题就不是那么复杂难解了。这是一件实际的事情，必须要去处理掉，就跟韦德和伊瓦茨要去讨价还价或者处理他们自己的事情一样。亚当斯公使有自己方便的想法，主要意思是，鲁塞尔说的是真话，理论回答了他的目的，回答得非常之好，到死的时候他还坚持这样的看法。他儿子是在寻找教育，他想知道自己能否在政治生活中冒险相信任何一个人。不幸的是，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做出决定，没有人知道事实。公使亚当斯到死都没有能够弄明白这些事情。亨利·亚当斯了解其中一部分事实的时候，他比父亲1862年的时候还老一些。哪怕在当时也算十分好奇的事实是，鲁塞尔相信他自己的看法，亚吉尔也相信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亚吉尔提出了把罪名推到贝塞尔、韦斯伯里勋爵，然后又推到兼任大法官的头上，但是，这次叛逃并没有给亚当斯帮上任何忙。反过来，它使鲁塞尔的情形更加复杂化了。在英国，社会上有一半的人都喜欢往帕麦斯顿身上扔石头，而另外一半人喜欢朝鲁塞尔伯爵头上扔稀泥，但是，各个派别的所有人都会联合起来，把手头上抓得住的任何东西朝韦斯伯里身上砸。这位私人秘书并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承认自己是道德的。他是那场叛乱之争的头和心脏，他对中立立场的看法就跟在道德上的看法一样清晰明白。这位私人秘书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很是遗憾，因为韦斯伯里勋爵的机智和智慧水平非常之高，但是，就他的权威而论，他只是确认了这样一条规律：在政治生活中，没有任何人是可以信任的。

　　只有鲁塞尔一个人坚持他的意图是诚实的，并说服公爵和大使相信他的话。公使馆的所有人都接受他的确认，并把他的话当成他们唯一可以相信的话。他们知道，他指望那些叛逃者最后能够获胜，但是，他们相信他不会积极介入此事以做出一个决定。他们将自己在英国再留一天的微弱希望寄托在这上面，而不是别的任何事情。公使亚当斯又在英国生活了六年，之后回到美国去过他忙碌的生活，直到1886年去世时，他仍然相信鲁塞尔伯爵的话，而鲁塞尔本人已经于1878年去世。1889年，斯宾塞·沃尔普尔发表了鲁塞尔伯爵的正式传记，讲了其中的一部分故事，而这个部分是公使从来都不知道的，也使他的儿子十分吃惊，他极想知道，如果父亲在世，听到这样的消息不知做何感想。

　　故事大概是这样的：阿拉巴马号叛逃了，是鲁塞尔公开承认的渎职造成的，时在1862年7月28日。在美国，联邦军队在里奇蒙之前遇到了巨大的灾难，还有8月29日至30日之间的第二次布尔兰事件，再后是李的军队于9月7日入侵马里兰州，消息于9月14日传到英国，自然让大家觉得危机就要到来了。南部联邦等待着接下来的消息，那就是宣布华盛顿或巴尔的摩失守。9月14日，帕麦斯顿立即写信给鲁塞尔：“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在目前的状态下，英国和法国应该照会争执的双方，在南北分离的基础上推荐某种安排方式？”

　　这封信很符合帕麦斯顿日常的观点，假如传到了公使馆，本来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感到惊讶的。而且，如果李的军队攻占了华盛顿，没有人会责怪帕麦斯顿主动出面干涉。不是帕麦斯顿的信件，而是鲁塞尔的回信才引起一位正在寻找判断政治家的道德标准的年轻人痛苦的注意的：

　　1862年9月17日，哥塔

　　亲爱的帕麦斯顿：

　　不管联邦军队是否已经被毁灭，这支部队很明显已经被赶回华盛顿了，它在压制叛乱州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鉴于目前的情形，我同意您的观点，觉得到了与美利坚政府调停，促其承认南方联邦独立地位的时候。我还同意，假如居中调停失败，我们本身也应该确认南方各州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为采取如此重要的一个步骤之故，我觉得我们应该召集一次内阁会议。23号或30日是适合本人参与会议的日期。

　　届时，如果能够就此步骤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应该首先向法国提出此建议，然后以英国和法国的名义向俄国及其他国家提出建议，作为我们决定的一个步骤。

　　我们必须让自己在加拿大处于安全地位，不是派更多军队去那里，而是在冬季到来之前把我们已经拥有的部队集中在几个防御要塞处……

　　那么，在此，出现了以最强有力形式出现的教育中的实际困难，仅仅一个学生是无法克服的困难。这不是理论上的困难，也不是知识上的困难，甚至也不是经验缺乏所致的困难，而是人性纯粹的混乱。鲁塞尔勋爵上的课从一开始就是前后一贯的，看上去有着非常坚毅的决心，他要确认南部各州的独立国家地位，同时怀着分裂联邦政府的“态度”。他9月17号的信件直接依赖于他对“阿拉巴马号”的鼓励，也取决于他对叛乱海军的保护。这同时，他全部计划的根源在于1861年5月13日的“交战国状态宣言。”他的这项政策有前后一贯的预先考虑的种种迹象，但这项政策同时也对三位著名人士的故意的不诚实信以为真，这三个人是：帕麦斯顿、鲁塞尔和格拉斯通。这样的不诚实行为，就鲁塞尔而言，已经为他本人所否认，亚吉尔、福斯特和在英国的大部分美国朋友也不相信，亚当斯公使本人也不相信。这位公使看到9月17日的这封信时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这是他儿子极想知道的一件事情，但是，他更想知道父亲看到帕麦斯顿9月23日的回信后会作何感想：

　　……很明显，华盛顿的西北部正在发生一场巨大的冲突，而华盛顿的争论一定会对事态产生巨大影响。如果联邦政府继续处在重大失措的状态下，他们可能立即同意我们从中斡旋，一块铁就会在通红的时候给锻造成形。如果在另外一方面，他们获得了最好的结局，我们可能只好等待下去，看看随后会出现何等局面……

　　角色已经发生了转换。鲁塞尔写出了帕麦斯顿应该拿出来的东西，甚至是更为激烈的内容。而同时，帕麦斯顿却写出了鲁塞尔应该拿出来的内容，甚至是更温和一些的内容。这位私人秘书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这本不会使他十分惊讶的，但是，他一定会非常惊讶地发现，这些人当中最可依赖的伙伴之一对其意图的理解，并不比公使馆了解的程度更高。内阁中最可依赖的成员是格兰韦尔勋爵，鲁塞尔接下来的信就是写给他的。格兰韦尔立即回复，坚决反对承认邦联政府，而鲁塞尔也将回函发送给帕麦斯顿，而帕麦斯顿也于10月2日做出回复，建议再等等，看美国还会有什么样的进一步的消息。同时，格兰韦尔也给内阁的另一名成员写信，此人是阿德雷的斯坦雷勋爵，这封信是四十年之后在《格兰韦尔传》中发表的。对这位私人秘书来说，那是政治教育中最奇特和最有教育意义的遗物：

　　……我已致函约翰尼，申明此举时机绝对不成熟的种种理由。但是，本人不敢妄自断定您也下定决心作如是观。帕麦斯顿、约翰尼和格拉斯通都支持这项行动，也许还包括纽卡索尔。我不知道别人的意见如何。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在内阁的十多名成员当中，格兰韦尔是消息最灵通的一位，我们只能够从中挑出三位支持确认南部各州独立地位的成员。就连一名私人秘书也觉得，他了解这么多情况，甚至更多的情况。无知并不局限在年轻人和不重要的人当中，他们也不是盲目性的唯一受害人。格兰韦尔的信件使这一点十分清楚了。他并不知道有什么固定的政策，也不知道存在什么阴谋。如果存在上述任何一种可能，那也只限于帕麦斯顿、鲁塞尔、格拉斯通和也许纽卡索尔那里。实际上，公使馆当时就明白应该知道的一切，而教育中真正的错误就在于怀疑的事情太多。

　　到那个时候，也就是10月3日，安堤坦河的消息和李的军队撤回弗吉尼亚州的消息已经传到伦敦。《黑奴解放宣言》也公布了。如果这位私人秘书得知格兰韦尔和帕麦斯顿知道的所有消息，他肯定会觉得危险已经过去了，至少暂时过去了，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告诉他，不要再为没影的事情操心了。对于实用教育来说，这有利健康的一课一定会有极大的价值，但是，因为有一名新演员突然冲上了舞台，整个场景全都乱了套，他上演了一场喜剧，让鲁塞尔看上去成为一名极有理智的人，而所有的教育都显得纯属多余。

　　这位新演员，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威廉·伊华特·格拉斯通，当时是财政大臣。如果在世界政治局势的范围之内有一个固定点，有一个确定的价值，有一个严肃的因素的话，那就是英国的财政部。如果有这么一个人活在世上，他因为无比巨大的利益而一定会被认为是一位具备理智的人的话，此人就是掌管着英格兰财政大权的那个人。如果教育具备哪怕最小的价值，那它一定会在格拉斯通那里显示出它的份量来。格拉斯通的教育超出了英国教育水平所有的纪录。如果没有别的人，这位可怜的学生一定能够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这里就是他学到的东西！帕麦斯顿于9月24日将提议中的干涉事务通知了格拉斯通：“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您一定倾向于同意此举。”格拉斯通于次日做出回复。“他很高兴地得知内部总理告诉他的消息，尤其是出自两方面的原因，他希望行事过程应该尽快缩短：第一是南方军队正在长驱直入，同时，南方人感觉到的地域面积正在迅速扩大，其次，在兰开郡的产棉区，失去耐心的暴乱风险正在增强，这会使提议中的调停工作的真正价值和公平性质受到人们的误解。”

　　假如这位百思不得其解的学生看到过这封信，他一定会根据这封信得出一个结论：英国出产的受过最好教育的政治家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是全世界都会觉得不可接受的、来自一位私人秘书的假定。但是，这是一件小事。格拉斯通跟帕麦斯顿和鲁塞尔做出了安排，他们准备干涉美国内战，从9月25日到10月7号之间的两个星期内，他就此事进行了思考，因为他将于10月7号在纽卡索尔的一个大型晚餐会上发表演说。他决定以个人和政府权威能够给予他的全部力量宣布政府的政策。这个决定并不是突然之间的冲动，那是一直进行到最后一刻的深刻思考的成果。10月7日早晨，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就兰开郡和美国事务说什么的问题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因为这两件事情都非常关键。”当天晚餐会上，作为长期研究的成熟产品，他不慌不忙地宣布了下面这段著名的话：

　　……我们相当清楚，北方各州的人民还没有喝到喜庆之酒，他们仍然把杯子举在嘴唇够不着的地方，全世界各国人民都明白他们最终必将喝到自己的喜酒。我们对奴隶制也许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也许支持或反对南方，但是，毫无疑问，杰佛逊·达维斯和南方的其他领袖已经组建了一支军队，看起来他们还在创建一支海军，比上述两种情况更明显的是，他们已经创建了一个国家……

　　四十年之后回头再看此事，回忆这个时期，人们不仅痛苦地自问，为了教育的目的，一位年轻人应该从这位了不起大师的世界著名的教导中获取什么样的一次教训。在当时如火如荼的气氛里，人们得出了一些严酷的道德结论：这些结论不正确吗？作为行为准则坦率地提出来，这些结论会导致可能出现的最坏的行为。作为道德原则，人们在格拉斯通和拿破仑之间看不到任何一点差别，只是当时的情形比较有利于拿破仑而已。这位私人秘书什么差别也看不到，他在这个意义上接受了这位大师的意见，他吸取了这位大师在政治道德上的深刻教诲，他的退学通知按时执行了，也假定自己的教育过程完成了。

　　人人都是这么看的，整个城市处在一片混乱之中。任何一种智力教育都应该在完成的时候结束。到这个时候，人们应该有较少的犹豫，他要对付的是一个不存在什么不确定因素的世界。老派的逻辑戏剧要求统一与感知能力，实际的戏剧是一个无意义的谜团，甚至都没有一处错综复杂的剧情。格拉斯通的演讲完毕，帘幕放下了，任何一位学生都一定会确信，到了该开始的时候了，一个人痛苦的教训应该扔弃一边了。

　　哪怕经过了四十年，大部分人还是会拒绝相信此事。他们坚持认为，格拉斯通、鲁塞尔和帕麦斯顿都是那场通俗剧中真正的反面角色。尤其不利于格拉斯通的证据看来是相当惊人的。“一定”这个词永远不能被一个政府负责任的大臣用来针对另一个政府，但格拉斯通却这么用了。没有人跟他一样明白，他和他自己的官员以及在利物浦的朋友是自己在那里“创建”一只叛乱的海军，也不知道杰佛逊·达维斯与此差不多没有任何关系。作为财政大臣，他是最有兴趣知道帕麦斯顿、鲁塞尔和他本人都因为双向的保障而团结在一起，一定要使南方邦联在下个星期就成为一个国家的大臣，他有兴趣确保南方领袖认为，除开寄希望于他们，否则，他们不可能“创建一个国家”。这样的想法是当时所有人都会考虑到的，时间越长，这样的想法越是站得住脚。在可耻政治行径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一群现代文明意义上的匪盗拿出过更恶劣的例子。证据在于，此举就连帕麦斯顿也得罪了，帕麦斯顿立即推出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让他对抗财政大臣，并在同期利用媒体对他施压。帕麦斯顿无意让自己被格拉斯通牵着鼻子走。

　　鲁塞尔没有做类似的事情，如果他同意帕麦斯顿的意见，那是因为他附和了格拉斯通的意见。虽然他刚刚为意大利起草了一份不干预的福音书，并像最初的传道者一样大加宣扬，但是，他却极力推广干预美国的福音，就好像他是维也纳国会的代言人。10月13号，他发出了在10月23日召开内阁会议的要求，讨论“欧洲各国的责任，要求交战双方以最友好和尽可能宽松的条件暂停交火。”这期间，亚当斯公使内心十分慌乱，也十分焦急，但他没有流露出一丝惊慌的迹象，而且有意延误要求解释的行动。针对格拉斯通的愤怒之声与日俱增，因为人人都明白，内阁将在10月23号开会，并肯定会在会上制订关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政策。莱昂勋爵将出国奔赴美国的日期推后到10月25号，明显是希望分享将于10月23日做出的结论。亚当斯公使终于要求照会，鲁塞尔确定会面时间为10月23日。一直到最后一刻，鲁塞尔的每一个表现都还在表明，在他的脑海里，干涉的事情仍然处在疑虑中。

　　在照会过程中，亚当斯公使提出，应该向他做出解释，他以自然的兴趣观察鲁塞尔，并得到如下报告：

　　……勋爵立即明白了我的暗示，虽然并非没有流露出一丝尴尬。他说，格拉斯通先生明显受到人们很多误解。我一定在报纸上看到过那些信件，那些信件里面包含他后来做的解释。说他在美国发生的冲突的性质上有某些看法，就如同他对所有公众问题都有很多看法一样，正如其他的英国人都有某些看法，这是相当自然的事情。在英国，公众人士在公众言论中表达自己对一些事物的看法，这是流行的一种行为方式。当然，他本人不能够代表格拉斯通否认他说过的什么话，但是，他并不觉得，因为刚刚说过前面的一些话，就一定会有一个严肃的意图，要证明从这番话中得出来的任何推论，以为政府现在有采纳什么新政策的倾向……

　　一个想努力了解自由政府政治过程的学生，他不可能不长久思考，从鲁塞尔伯爵对格拉斯通先生的“解释”中能够得出什么样的教训。作为政治生活第一条件拿来研究的要点是，有没有哪位政治家是可以相信或信赖的。这位私人秘书在抄写1862年10月24日的这份急件时，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他父亲是否相信，或者应该相信鲁塞尔勋爵的“尴尬”中的一个词。“真实的情况”在三十年时间里无人知道，但是，公开之后，事实真相看来与鲁塞尔伯爵所说的话正好相反。格拉斯通先生的演讲是从鲁塞尔自己的干预政策中抽取出来的，除开宣布“政府现在采纳什么新政策”的倾向以外，那个演讲并没有特别的意义。鲁塞尔伯爵从来都没有否认格拉斯通的意思，尽管帕麦斯顿勋爵和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立即这么做了。就一名好奇的学生能够揭开这道神秘面纱的范围而言，格拉斯通实际上准确解释了鲁塞尔伯爵的意图。

　　作为政治教育，这一课是相当关键的，它将确定人生的法则。所有这些绅士们都过分值得尊敬了，假如人们不能够相信这样的人，那么，政治中的真相就可以作为一个错觉而加以忽略。因此，这位学生感觉非得达成某种结论，这个结论应该能够起到将这个案子带到某种普通法范围之内的作用。公使亚当斯感觉到同样的压力。他冒失地对鲁塞尔说，虽然他很“愿意开脱”格拉斯通的罪责，可以认为他“没有招致最坏结果的故意”，但是，他一定要说，格拉斯通的所作所为好像他当真有这么一个意图。这个罪名对鲁塞尔秘密策略的打击甚于对格拉斯通在公开场所为它的辩护，对此，鲁塞尔的回答可谓尽善尽美：

　　……勋爵尽量谨慎地暗示说，帕麦斯顿和其他内阁人员都为此演讲而感到遗憾，格拉斯通本人并非无意尽自己所能纠正人们因为他的演讲而造成的误解。内阁成员都有意坚持他们要在这场争斗中保持绝对中立的原则，并在不加最低程度的直接或间接干预的前提下任其自然发展。但是，随着未来一个月一个月的情况变化，他不能够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观察到，他提及的政策对我们来说是令人满意的，因此问道，我是否可以理解他是在说，目前还没有提及要对这一政策进行任何变更。对此，他表示首肯……

　　公使亚当斯再也不知道更多的情况。他保留了自己的想法，认为鲁塞尔是可以相信的，但是，帕麦斯顿却不值得信任。这是外交传统，尤其是俄国外交人员坚持的一个传统。也许这个想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它却无益于一位私人秘书的教育。这种被人利用的猫爪理论与卑鄙可恶的坦率和老式诚实理论比较起来，并不会提供更安全可靠的线索。这种或那种理论都不是很合理的。

　　没有人告诉公使，就在几小时前，鲁塞尔伯爵已经要求内阁进行干预，也没有告诉他，内阁已经拒绝了他的请求。公使受到误导，以为内阁会议并没有举行，以为内阁的决定是非正式的。鲁塞尔的传记作者说，“有了（鲁塞尔10月13日的）这份备忘录之后，内阁成员从全国各地赶到，于10月23日召开了会议，但是……内阁成员怀疑付诸行动，或者当时就付诸行动的政策。”纽卡索尔公爵和乔治·格雷加入了格兰韦尔的反对派。就人们所知的情况看，鲁塞尔和格拉斯通处于孤立状态。“诸如此类的考虑使此事无法再进行下去了。”

　　到此时为止，仍然没有人明确地表明，这个决定是正式的，也许，内阁的一致反对使正式的内阁决定成为不必要的行为，但是，可以肯定，一两个小时之前或之后，“这位勋爵（对美国公使）说，政府的政策是要严守中立地位，并让这场争斗自行发展下去。”亚当斯先生哪怕对这种相当肯定的确证也不甚满意，当他要求得到明确答复时：“我问他是否可以理解为政策尚且没有发生变更，他说：可以！”

　　约翰·莫雷在四十年后编写了格拉斯通的传记，他对此事的评论一定会使公使产生极大兴趣，也会使这位私人秘书兴趣培增。“如果这样的关系是准确的，”莫雷谈到了当时已经公开的一种正式的关系，而且从来都没有产生过怀疑，“那么，这位外交大臣并没有解释严格的中立行为，因此没有排除外交人员所谓的正当奉职行为。”作为政治活动中的一次重要教训，鲁塞尔伯爵所谓的中立对于这位学生来说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只是关心鲁塞尔的意图，也只想知道他的编造除开欺骗这位公使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意图。

　　在坟墓中，人是有本钱可以慷慨给予慈善之举的，也许，鲁塞尔伯爵本可以非常诚实和高兴地让自己的私人朋友亚当斯先生宽心的，但是，对于一位仍然活在世界上，虽然不在其中的人来说，怀疑还是跟未来的日子一样多的。鲁塞尔伯爵彻底欺骗了这位私人秘书，不管他对公使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弃权的政策并不是10月23号确定的。仅仅在第二天，也就是10月24日，格拉斯通就将一份答复送到了G.C.刘易斯那里，他坚持英国、法国和俄国有介入其中的职责，应该以“道德权威和强力表达文明世界对目前状态的意见”。任何决定都没有做出。由于某种并非偶然的原因，法国皇帝受到诱导，以为他的影响力也许会使天平发生倾斜，仅仅在鲁塞尔绝对的“可以！”说出来的十天之后，拿破仑就正式邀请他说“不可以！”他早就做好了这么做的准备。11月11号，又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这一次，格拉斯通本人报告了辩论的情况：

　　“11月11号。我们今天召开了内阁会议，明天还将继续开会。我担心我们应该尽量少，甚至根本不要插手美洲事务。但是，我将把确定的情报送给您。帕麦斯顿和鲁塞尔勋爵都是正确的。”

　　“11月12号。美国事务已经结束了，但没有处理好。鲁塞尔勋爵倒是逃跑了。他没有奋力搏斗就退出战斗了。虽然我们决定此刻先不插手，但是，答案还是要根据背景和条件做出，这就使得这件事情在将来还有很大活动余地。”

　　“11月13号。我觉得法国人可能会把我们就美国事务做出的答案公诸于众。至少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希望他们不会把这个答案当作肯定的拒绝，不管怎么说，他们自身也许会插手此事的。事情将会明显，我们与他们的意见是一样，战争必须终止。帕麦斯顿对鲁塞尔的提议只是给予了无力和半心半意的支持。”

　　这位私人秘书在一旁看着事情发生，四十年之后，当时在场的人全都去世了，只有他一个人还在世，1862年的这位私人秘书以一颗麻木的心看着这样的文字，因此赶着去跟约翰·海依讨论此事，而海依本人比他还要震惊。当时，人人都有着不同的前进方向，人人都误解了自身和当时的情形，人人都走了错误的道路，人人都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人人都不了解真正的事实。如果当时不做任何一个结论，可能效果还会好些。人的外交教育是很长时间的一个错误。

　　1862年，这位学外交的学生碰到的那个奇特问题的内容如下所示：9月14日，印象当中，总统将被赶出华盛顿，波托马克河的军队将被解散，因此，帕麦斯顿向鲁塞尔建议说，鉴于这种情形，干预也许是可行的。鲁塞尔立即回答说，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希望加以干预，并应该为此目的召开一次内阁会议。帕麦斯顿有些犹豫。鲁塞尔坚持要继续下去。格兰韦尔提出抗议。这期间，9月17号，叛军在安堤坦河被击溃，并被赶出马里兰州。接着，10月7日，格拉斯通试图迫使帕麦斯顿接受已经干预的既成事实，以此作为控制他的理由。鲁塞尔表示同意，但是，帕麦斯顿推出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让他与格拉斯通形成抗衡力量，并在媒体中使其全线崩退。此时正是鲁塞尔试图召集内阁会议以便实现格拉斯通所说的话的时候。10月23号，鲁塞尔向亚当斯保证，现在还没有提出改变政策的问题。同一天，他刚刚提出了改变政策的动议，但被否决了。拿破仑三世立即以鲁塞尔和格拉斯通的同盟者的身份出现，他的提议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给帕麦斯顿的一个贿赂，让他使美国从南到北掉一个个儿，让它跟过去一样依赖欧洲，或者替代英国，使它放弃对海洋的控制权，假如帕麦斯顿能够在墨西哥支持法国的话。这位学外交的年轻学生认识帕麦斯顿，他一定信以为真，以为帕麦斯顿激励这一动议，并予以支持。他也认识鲁塞尔，了解他的辉格党过去的一些经历，他会觉得，鲁塞尔一定会反对此事。他认识格拉斯通，了解他高尚的原则，他不会怀疑，格拉斯通会强烈反对这个方案。如果教育的价值抵得上一根草，这就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学生实际上可以想像出来的唯一的人事安排，而在历史上，这是由十个人当中的九个人做出的实际的安排。事实上，每一种评估都是错误的。帕麦斯顿从来没有表示过对此事的支持，而且给了它“无力和半心半意的支持”。鲁塞尔没有坚决斗争下去就半途退出了。唯一坚毅、狂热和奋力斗争的人，而且能够代表鲁塞尔、拿破仑和杰佛逊·达维斯的人就是格拉斯通。

　　别的人可以嘲笑一个年轻人犯下的大错，但是，对他来说，如果他吸取了一个错误的教训，那他的一生最美好的一个部分就给荒废了。亨利·詹姆斯还没有教会全世界的人阅读一册书，好去体验看到他燃烧的玻璃在同一个人物的不同面上发出来的光芒的快乐。心理学研究仍然是简单的，不管是最糟糕还是最好的时候，英国的性格从来都不是十分精细的。当然没有人会相信，复杂性就是使一位研究帕麦斯顿、鲁塞尔和格拉斯通的学生感到困惑的特征。在非常强烈的光线下，人类的本性看起来总是十分复杂的，而且充满矛盾，但是，英国的政治家总体来说会出现在人类最不复杂的那一批人当中。

　　这些绅士并不复杂。对照而言，迪斯雷利一个人也许算是复杂的人，但是，帕麦斯顿、鲁塞尔和格拉斯通仅仅是通过其简朴来欺骗人的。鲁塞尔是让一位年轻人最感兴趣的人，因为他的行为看来是最像政治家的。鲁塞尔的每一个行为，从1861年4月到1862年11月，都显示出分裂美国联邦政府的明显的决心。在鲁塞尔的性格当中，这位学生唯一不会产生怀疑，觉得有可能存在的一个关键，就是他的诚信的缺失。这一点是完全彻底的不诚实，但十分强烈。鲁塞尔习惯性地说一套做一套，他看起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矛盾，哪怕在他的敌人指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而这些人也习惯于指出他的这个毛病，而且使用了最强烈的语气。当这位学生观察他处理美国内战的时候，鲁塞尔一个人显示出了决心，甚至是一种顽固，一定要做到他想做的事情，他利用常用和确定的虚假陈述来支持自己的顽固性。这位年轻人并不抱怨这样的虚假陈述，相反，他自己是看不出这样的虚假陈述的。但是，想到鲁塞尔本人觉得自己的言论是真实的，他会感到极不舒服。

　　小亚当斯觉得，鲁塞尔伯爵是老派的政客，他熟知自己的目的，但在自己的方法上肆无忌惮，不诚实，但态度坚决。鲁塞尔坚称自己没有目标，他觉得，虽然自己也许是软弱无力的，但他一定是诚实的。公使亚当斯个人依靠鲁塞尔，觉得他是一位讲求诚信的人，但是，从正规的场所，在实践中，他却拿他当一个虚假的人来对待。1862年以前，庞奇一般会拿鲁塞尔当作一个喜欢讲假话的学童，之后又拿他当作永久性的老年人，当时他已经七十岁了。教育就在这里停下来了。在英国内外，没有人理智地解释过鲁塞尔伯爵。

　　帕麦斯顿简单一些，他简单到了让这位学生完全失去方向的程度，但他并不是从头到尾一直坚持下去的人。全世界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积极，有决心和鲁莽的人。纪录证明他是一位谨慎、小心、犹豫不决的人。亚当斯公使觉得他是个好斗和喜欢吵架的人。《鲁塞尔、格拉斯通和格兰韦尔传》显示，他以前是位性情温和，愿意调解，尽量避免争吵的人。他拒绝继续在总管家的事情上攻击下去，这使公使十分惊讶。他努力遏制鲁塞尔。他嘲讽格拉斯通。他打消拿破仑的念头。谈及美国事务的时候，除开迪斯雷利以外，英国政治家当中没有一个人跟他一样谨小慎微。帕麦斯顿从不做虚假陈述。他从来不公开表白什么东西。他从来也不隐瞒什么意见，从来没有人发现他有什么伪善之举。在亨利·亚当斯漫长的教育过程当中，最大的一次失误是，经过四十年确证的对帕麦斯顿的厌恶、不信任和贬低之后，他终于被迫承认自己是错误的，而且在精神上很愿意乞求他的原谅，可惜他早已经跟当时在场的大部分人一样作古了。

　　格拉斯通却是相当不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位学生在他那里遇到的困难要少得多，因为这样的困难是全世界所有人都会遇到的，包括格拉斯通本人在内。他是种种矛盾的集合。在这次分析当中，最高的教育也只能够触及归谬法，但是，一位年轻人在1862年能够触及的任何谬误，也不可能接近格拉斯通先生在他于1896年的忏悔中承认、声明和公布的，它使所有的理智和所有教育的希望都停顿下来了：

　　“我还必须纪录下一个不容置疑的错误，是最奇特，最明显，我也许还可以补充说是所有错误中最不可原谅的一个错误，尤其是因为犯下这个错误的时候，我已经活过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是在1862年那么晚的时候……我在美国人的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刻宣布，杰佛逊·达维斯已经创立了一个国家……说起来奇怪，这个宣言是一位皇室大臣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原本没有权利做出的，它并非出自对南方的任何一种党派感情，也非出自对北方的任何一种敌意……虽然很是奇怪，但我真的相信，那是对所有美国人的一种友好行为，我认为战争差不多就快要结束了……我自己的意见建立在对事实的错误估计上，这一点是我所犯错误中最轻的一个部分。我没有感觉到，这样一种言论里面有极严重的用语不当之处，因为我是一名内阁成员，而我的政府与所涉及的国家有亲情和语言上的联系，而且一定会保持一种皇家风范的中立立场的。这件事情之所以更加严重化了，是因为事实上我们已经处在世界舆论控诉之下，因为我们没有按许诺的一样在船只事件上严格执行中立的法则。我的过失的确只是一个错误，但属于严重到难以相信程度的一个错误，而且因为冒犯了很多人，引起很大的惊慌，因此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由于本人没有能够公正地感受局势，因而使自己处在各种严厉的批评之下。这生动地说明，我的思想一直以来都处在不灵敏的状态中，也许目前仍然处在无法全面考虑问题的状态中……”

　　四十年之后，在学生生活透露出来的微光中，这位私人秘书花很长时间耐心地思考，不止耐心，他是在带着替人分忧的心情一再反复阅读和思考这份忏悔书。之后，看起来，他当时所理解的事物没有一样是自己明白了的。他的全部阴谋理论，全部政策理论，全部逻辑和人事中的相互联系，都自动演变成了“无法相信的严重状态”。他的心中并没有生出敌意和深仇大恨，因为他赢了那场游戏。他原谅别人，因为他必须承认“无法全面考虑问题”，而这种能力的缺乏当初差不多要了他的命，差不多毁掉了他的未来。他甚至愿意相信此人说的话。他注意到，格拉斯通先生在他长长的忏悔书中并没有提及鲁塞尔、帕麦斯顿和他本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这也没有引起他的愤怒。他甚至也没有提及他自己“难以相信的”行为，就是他曾狂热地支持拿破仑的政策，这项政策是甚至连帕麦斯通和鲁塞尔都没有大力支持的，他们只是半心半意地支持过拿破仑。所有这些都是不太重要的。尽管有很多证明相反的情况，但是，我们假定格拉斯通并没有制定分裂联邦政府的计划，我们假定他并非任何一个阴谋集团的成员，我们假定他并没有看到自己的行为造成的人人都能看见的后果，简短地说，我们假定英国人自己看来最后都下了定论的东西：格拉斯通当时并不是十分理智；我们假定鲁塞尔当时处在老迈的边缘上，我们假定帕麦斯通当时太慌乱了，那么，其结果会产生什么样的教育意义呢？它会如何影响一个人未来的看法与行为？

　　政治不可能停下来转头去研究心理学。它的方法是粗略的。它的判断更为粗糙。所有这方面的知识都不会在1862年影响到公使和他的儿子。所有这些人加起来的结果，在这位年轻人来看，不外乎一个人想做的事情，只有一个意愿，只有一个意图，那就是分裂联邦政府的国家，“使一股危险的力量减少到最低水平。”这位公使可能仍然会觉得，鲁塞尔是一位友好人士，而帕麦斯顿却是一个充满敌意的人。这单个的人仍然会与一大批人等同起来。问题还是一样的，答案仍然是不清楚的。跟这位私人秘书一样，每个学生都只有自己为自己找一个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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