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或敌人（1862）_新浪教育

朋友或敌人（1862）

http://www.sina.com.cn 2004/11/17 10:58 新浪教育

　　第九章朋友或敌人（1862）

　　想起1862年这一年，亨利·亚当斯总会浑身一抖。战争本身并没有使他产生太大的低落情绪，在他短暂的一生里，他已经习惯于见到很多人在血泊里趟过，他还可以在历史中相当清晰地看到，从最开始起，人类就喜欢在流血事件中找到自己最大的乐趣。但是，毁灭发展到极乐的时候，往往需要一个人去杀死自己所恨的人，而小亚当斯既不恨，也不想杀死背叛自己的朋友，尽管他极想把英国从地球上消灭掉。那是一个愚蠢之极的民族，任何好的也拿不出来！他只是颤微微地想拯救自己的生命。英国政府每天都在有意让他朝坟墓多迈进一步。他明白这一点，公使团也明白这一点，没有任何人会产生怀疑，没有人想到要对此产生疑问。特伦托事件表明了帕麦斯顿和鲁塞尔的立场。叛乱船舰从利物浦逃脱了，从一个年轻人的眼里看去，这并不是犹豫的迹象，而是他们希望干预此事的原有意图的证明。鲁塞尔勋爵针对亚当斯先生字条的回答，从其冷漠的态度来看是失礼的，而且，对一位二十四岁的容易生气的年轻的私人秘书来说，那是不顾事实的粗野行为。在公开场合，不管使用了什么样的语句来修正这种无礼行为的粗俗之处，私下里，英国所有的政敌和朋友全都毫不犹豫地抨击约翰·鲁塞尔勋爵，说他在撒谎。这算不得什么严厉的批评，因为所有政治家多少都会有一些撒谎的时候，然而，这位私人秘书之所以愤怒难平，是因为他相信，鲁塞尔的防卫方式包含了致命意图。公使馆连喘一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大家心里都悬着一块石头，悬念让人都吃不消了。

　　毫无疑问，公使忍受了一切，但他有人支持，他有自己的考虑，而他的儿子却没有任何可以思考的内容，他只有几个朋友，这些朋友大部分都在马克勒兰的领导下，陷在蒙德一带的沼泽地里，随时可能死去。他还有一些敌人，这些人正在帕马尔大街上高声欢呼。他一直忍受着，尽量忍受到了夏天，但是，当第二次布尔兰故事传来的时候，他再也忍受不住了，经过一晚上的失眠之后，他在自己房间里走来走去，没有想到自己的父亲就住在楼下，到了早晨，他宣布准备回国参军。他母亲看上去对这个宣告并不在意，反倒对他半夜在楼上走来走去的甚是关心，这个反应与她平常的举止极不相同，因此而使儿子大为吃惊。他父亲也是不出声地听他说出了这样的宣告。他们毫无疑问估计到了这一点，并提前采取了措施。在那些日子里，当父母的经常会听到孩子们发出各种各样的豪言壮语。亚当斯先生以接受布尔兰消息的态度接受了他儿子要叛逃的消息，并没有说多少话，但是，儿子永远也没有找到能够离开的时机。他发现不断有障碍物挡在路上。他哥哥查尔斯经常规劝他，要他当断即断，他哥哥本人就在普托马克河的军队里，他的意见对亨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他自己觉得，如果离开在伦敦的岗位，在弗吉尼亚的卡普安寻找期待中的快乐，而在弗吉尼亚却只有子弹会伤害他，那么，他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留下父母独自在英国，让英国圆形剧场里的野兽吃掉他们。这样的顾虑也许不能够阻止他，但是，他父亲的建议却是决定性的。公使指出，现在让他参与实际的活动已经太晚了，下一个春季到来之前很久，他们极有可能一起回国去了。

　　这名年轻人抄写过很多关于叛乱船舰的资料，不可能不明白这话的含义，因此，他再次坐了下来，抄写了更多的资料。利物浦的领事达德雷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料。从正规的手续说，这些资料也许不是私人秘书应该去料理的事情，但是，从实际的角度看，这位私人秘书做了第二个秘书的工作，而且很高兴这么做，因为这样可以省去苏亚德先生的麻烦，以免他再派更多他自己选择的秘书来帮助公使做工作。工作算不得什么，从来也没有人抱怨什么，甚至连查雷·威尔逊离开之后新调来的公使馆书记莫兰也觉得，他不妨整晚上坐着抄写资料。让人精疲力竭的不是工作，而是这场游戏。面对一个敌对社会的压力太大了，但是，面对朋友的压力更大些。经过里奇蒙德和第二次布尔兰事件之前的七天那样可怕的灾难之后，朋友们都需要帮助。吓唬的口吻会造成致命的后果，因为普通人也能够很快明白吓唬人的话。除开直爽以外，什么话也起不了作用。但是，私人秘书从来都感觉不到坦率的时候，不管他们产生的相反感觉有多少，因此，他们必须假装直爽的样子。一个人十分恼火，很生气，心中充满怨气，因为政府时常犯下大错或者无能而噎得说不出话来的时候，这么做并非总是容易的事情。如果非得流眼泪，那也只能流在自己的枕头上。人们最不能干的事情就是让公使背上额外的心理负担，他本身都有挑不完的担子，因此不能在家里再添烦恼了。人只能一边吃松饼一边看每天的《时报》，而且不能大声念出来。“联邦政府又遭遇灾难性的惨败。”甚至都不能发出并不会伤害到任何人的渎神之语。在朋友当中保持自我约束，比在敌人中间保持一张冷脸需要更大的努力。伟人犯起错误来是谁也不能原谅的大错。有一天，这位私人秘书站在皇室的人群中间笑了起来，当时，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在向皇室表达敬意，他听到身后有位内阁大臣高兴地对另一位大臣说：“听说联邦政府又挨了一顿好揍！”这话的意思就是它的本意。就连一位私人秘书也学会了控制自己的音调，管好自己脸上的表情，当着敌人的面听到敌人挨了一顿好揍的消息时不能露出开心的神情。

　　尤其是在一个问题上，伦敦已经到了发狂的地步，它按照自己的意愿制造了一场噩梦，并让这个噩梦披上了阿伯拉罕·林肯的外形。在这个外形的后面，它又投入了另外一个恶魔，如果可能的话，它还让这个恶魔显得更加恶毒，并称其为苏亚德先生。说到这两个人，英国社会似乎特别容易动怒。防卫没有用处，解释是白费功夫，人们只能够让自己大大地发泄一通。一个人最好的朋友也跟敌人一样不讲道理，因为大家都相信，可恶的林肯先生的凶恶和苏亚德的残忍是公众信念中不可否认的教条。萨克雷于1863年圣诞节时突然死亡，亨利·亚当斯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参加一次招待晚会跨入亨利·荷兰德爵士家门的时候。萨克雷正在楼下穿外衣，一边大笑着，因为他跟平常一样走错了家门，直到跟亨利爵士握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盲目行为，因为亨利爵士是他极熟悉的一个人，但那天晚上他要见的主人显然不是亨利爵士。之后，当谈到他和亚当斯的朋友，也就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弗兰克·汉普顿夫人的时候，他的音调变了，他曾爱过作为萨莉·巴克斯德的这位夫人，并以伊莎尔·纽康姆的名义为她画过像。虽然他从来都没有完全原谅她另嫁他人的举动，但是，当他听说她在哥伦比亚死于肺结核，她父母和姐姐想跨界去看看她的时候并没有得到许可，心中不免又燃起一股温情。谈到此事，萨克雷的嗓音颤抖起来，他的眼珠包裹着泪水。林肯及其党羽的残忍行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他从不怀疑，联邦党人故意大伤妇女，尤其是妇女柔弱的感情，目的是要惩罚自己的敌人。根据相当不完全的证据，他爆发出狂暴的责骂。假如亚当斯口袋里面拿着证据，说明这样的责备是不公正的，那么，拿出这些证据来不会让他自己得到任何好处。在那个时刻，萨克雷和支持他的全伦敦社会，都需要一个宣泄情绪和放松神经的出口。如果林肯先生不是他们所说的那种人，那他们是什么人呢？

　　出于同样的理由，公使馆的成员都默不出声，哪怕在私下里也是一样，大家都默默忍受卡利里粗野的苏格兰式嘲笑。如果卡利里是错误的，他的诽谤会给他做出公正的评价，而这样的评价一定是很低的，因为卡利里的一个想法决不会比另一个想法更真诚，也不会更站得住脚。如果有证据证明，一位哲学家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那么，在这样的证据对他自己产生反应之前，一定会先让他的跟随者伤心透顶。破坏一个人心中的偶像是很痛苦的事情，而卡利里一直都是一位偶像。投在他的名望之上的疑云扩散到很远的地方，扩散到了无边无际的周围黑暗里，就如同落日布下的重重暗影。不仅仅这座偶像倒塌了，而且，已经习惯的信念也消失了。如果卡利里也是一个骗子，那他的学生和学校呢？

　　作为一个规律，社会总是文明的，在同样的条件下，一个人并没有比其他外交人员更多的理由大发牢骚，但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少数几个朋友也只是一种装饰品了。公使馆不能够梦想与社会控制力量进行抗争。他们能够做的事情莫过于逃避羞辱，到此时为止，他们保持的社会关系仍然是良好的，足以使公使一家人远离令人厌恶的很多事情。不时有人拒绝与公使会面，或者拒绝接待公使，这样的事实并不是总能够掩盖起来的，但是，从来没有公开的侮辱，也没有任何一种言论是这位公使必须要注意到的。在群情激愤时期，外交可起到缓冲作用，一名外交人员，如果了解自己的职业，他就不会因为每一个外交人员都必须要面对的事情而恼怒，因此，亨利·亚当斯虽然不是外交人员，也没有受到完全的保护，但他心平气和地忙着自己的事情，知道伦敦社会没有兴趣来交结他，但他不明白的是，社会为什么会发现他本人都不曾意识到的种种迷人之处。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他总是受到人们礼貌的接待，总体来说，他受到的待遇比在华盛顿受到的待遇还要好，而且他总是守口如瓶。

　　伦敦最好的外交之家是帕麦斯顿的家，理由可以列出一千条来，而约翰·鲁塞尔的家却是最差的一个外交之家。一个私人秘书不能指望有机会了解两家的详情。他不妨指望有机会了解大喇嘛。从个人角度看，帕麦斯顿勋爵是一位谨慎的私人秘书在伦敦最不想去了解的一个人。也许，还有别的大臣会跟帕麦斯顿一样在外交人员当中引起极大的不信任，但是，在帕麦斯顿的话与鲁塞尔的话之间，人们要做出一个决定时一定会犹豫，经过多年决策教育以后也会犹豫，不知道两个人之间的哪一个是值得信任的，或者能够信任到什么程度。女王本人在1850年8月12日的著名的备忘录中，曾表达过对帕麦斯顿的看法，所用的字眼跟约翰·鲁塞尔勋爵本人使用的字眼没有太大的差别，女王和鲁塞尔都说了从本质上讲是柯布登和布莱特在私下里才说的话。每一个外交人员都同意他们的话，但是，外交上的信任标准看来仅适合于议会风格。职业外交人员都不会担心虚伪陈述。他们的话都是表达形式的需要，人跟人有所不同，但是，虚伪陈述多少都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最差的撒谎者就是那些坦诚的人。外交人员想要了解的是藏在这些表述后面的动机。在帕麦斯顿的例子中，那些话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警告所有新来的同事，要他们做好准备，随时准备接受他因为一时的个人目标而必要的牺牲。圣詹姆斯朝廷的每一位新公使或新大使都接受过这样的预先教训，他必须尽可能远离帕麦斯顿能够触及的范围。这条规则并不是什么秘密，也不纯粹是外交意义上的。女王本人曾在正式的场所特别强调过同样的意思。如果帕麦斯顿有一个目标必须要达到，他会一直赶到下议院，透露或者错误地表述一个外国使节的意思，根本不用考虑自己的受害人会有什么样的看法。没有人能够以同等的严厉方式予以反击，哪怕女王也是一样，正如布兰诺老男爵对他的描述一样：“C'est une peau de rhinocere!（这是一张犀牛皮！--译注）”达到目的之后，他会发出大笑，他的听众会跟他一起大笑，因为英国或美国的公众都喜欢得到逗乐的机会，大家认为，看到这些披着缎带、戴着几颗星的外国人被这头活蹦乱跳、无所顾忌和凶猛的英国公牛逼到死角，被牛角挑起来刺伤的情景是相当好笑的。

　　外交人员没有权利仅仅因为一些谎言而抱怨什么，他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如果这样的一些谎言欺骗了他们，那是他们自己的错。但是，如果中了圈套，那他们就会大发牢骚。帕麦斯顿有经常设圈套的名声。他是英国政府里的捣蛋鬼。另外一方面，帕麦斯顿夫人却是一位善良和忠诚的人。所有外交家和他们的妻子看来都是这么认为的，他们都把自己的问题拿到她那里去，相信她会尽力帮忙的。由于众多理由当中的这一条理由，她家举办的晚会就成为非常出色的时尚晚会，当时称为周末评论会。一个无知的美国年轻人不可能指望能够解释清楚。从娱乐的角度看，牛津之家不比其他十多个地方更吸引人。帕麦斯顿夫人不再年轻，也不漂亮了，她在任何一个年龄也不可能是十分活跃的一个人。人们在那里见到的一些人从来都不是十分精明的，而且很少是年轻的。他们多半都是些外交人员，而一般来说，外交人员都是一些无趣的人。他们多半都是些从政的人，而政客很少会装扮或美化一个晚会。他们的身边经常夹杂着一些文学圈中的人物，而这些人通常都是并不追求时尚的人。那里的妇女当然都是衣装不当的中年妇女，大部分男士看上去也都是无精打采或与场所不谐调的人。但是，毫无疑问，牛津之家是伦敦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政治之家，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帕麦斯顿夫人，除开一种友好的赞赏之外，她并不格外张罗什么事情。作为在社交界接受的一种教育，牛津之家给出了一个供人思考的课题。不管怎么说，人们以后会遇到很多政治家，是比帕麦斯顿勋爵本人更有影响或更容易相处的一些人，会遇到很多比帕麦斯顿夫人更漂亮和更辛苦努力的妇女，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之家比牛津之家更成功的。世界从来都不曾解开这样的一些谜团。那些外国人只是说，帕麦斯顿夫人“很有同情心”。

　　公使馆的一群小字辈也有机会被接纳进去了，或者被人容忍了，也没有人理会他们在场不在场，但是，他们还是很高兴，因为别的任何地方都不接纳他们，他们至少可以在那里找个角落坐下来，远远地看看某位主教甚或一位公爵。这是小亚当斯的社交转向。没有人知道此事，就连仆人也不知道。上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又去参加晚会，跟平常一样在楼梯口报上了自己的姓名，结果很惊异地听到有人报“汉德鲁·哈当斯先生到！”他想纠正名字，但那个看门人更高声地喊道：“汉特松尼·哈当斯先生到！”他稍微有些生气，重新纠正他的称呼，最后被宣布为“亚历山大·哈当斯先生”，并以这个名字在帕麦斯顿勋爵面前鞠了最后一次躬，而帕麦斯顿本人对他的了解也并不多。

　　在远远的楼下，人们听到帕麦斯顿勋爵在门口迎接客人时发出的大笑声，他也许在跟一定近在身旁的心腹之一说话，是德雷因、波斯威克或海沃德。他的笑声很特别，机械性的，木头一样，看起来大笑的时候脸上的肌肉并不动。“哈！……哈！……哈！……”每一声大笑都是缓慢和有意识的喷发，所有声音都是同一个调子，根据其肯定的程度，就好像他的本意是想说：“好吧！……好吧！……好吧！……”一样。那是1810年的笑声，是维也纳国会的笑声。亚当斯极想有机会中断一小会儿，上去问一问威廉·皮特和威廉顿公爵以前是否也发出过同样的笑声。但是，依附于外国公使的年轻人并不会提问，根本不会问到关于帕麦斯顿的问题，他们的主子也尽量少问关于他的问题。人们照常规点头鞠躬，照常得到普通和雅致的一瞥，然后就被引荐给总是一幅安详态度但从来不多费口舌的帕麦斯顿夫人。之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引荐给约丝琳太太，她的女儿倒总是有一些友好的话可说。之后，他会跟一大批外交界的人士见面，计有布兰诺、马苏拉斯、阿齐格里奥、阿波里依、凡德韦尔、比尔、特里库皮和其他人，最后扔给跟他本人一样奇怪的偶尔到访的文学界人士。这样的仪式很少有变化。并没有人努力逗乐什么人。除开最开始的这两次社交活动中彻底的孤立之外，甚至连秘书们也会发现这样的活动太机械化了，就跟圣詹姆斯大殿里的一次早朝。

　　帕麦斯顿勋爵并不是外交大臣，他是首相，但是，他喜欢外交事务，他希望在外交事务中显露一手的欲望，毫不亚于希望在惠斯特牌局中大获全胜。世界各国的公使们知道他的习惯，因此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为了达到疏远他的目的，他们被迫奉承实际的外交大臣约翰·鲁塞尔勋爵，此人于1861年7月30日召唤至上议院，获得了伯爵的爵位。通过某种个人的联系，亚当斯公使成功说服自己，他可以信任鲁塞尔勋爵，这比信任帕麦斯顿勋爵安全得多。他的儿子很年轻，脾气很大，觉得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选择谁的问题。英国人觉得这两个人没有任何差别，而美国人也一定会按照英国的方式去体验英国人的思想。公使亚当斯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尽管对他和儿子来说，需要学习的岁月跟永世一样长。

　　正如布兰诺所预测的一样，帕麦斯顿勋爵终于做出了匆忙的决定，这跟他平时的举动完全不同，而且比一位二十四岁的秘书所能理解的程度激烈得多。只有在特拉法尔加之战中仍然十分年轻的一个人，才有可能在此时如此冒失和心情轻松，但是，亚当斯公使并非处在可以同情一位心态已经超过八旬老人的年轻人，同时发现自己处在跟以前碰到过的多次危险事件一样关键的地位。那是1862年6月的一个下午，这位私人秘书跟公使一起参加完一次社交活动后回家，他发现父亲从办公桌上拿起了一个字条，不出声地看完了条子。然后简略地说：“帕麦斯顿想要吵架了！”这就是他体会到的一次事件的关键。帕麦斯顿想吵架，他的这个愿望不能得到满足，必须阻止他这么做。争吵的事情是男总管在新奥尔良订购的女仆，此事闹得很是出名。但是，其动机是他们相信林肯总统手段残忍，这样的想法已经深深地植根于英国人的思想中。公使了解帕麦斯顿的喜好，因此坚信他是想在外交事务上插一手，因此写了这么一张条子，而且要在众议院引起注意。如果他立即着手此事，公使就会输掉，争吵就会形成事实，同时又会有一个新人成为帕麦斯顿对于知名度的喜好的牺牲品。

　　这是让人紧张的时刻，就这位私人秘书所知，那是美国外交史纪录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时刻，但这个故事属于历史，而不属于教育，任何想知道的人都可以到历史书里面去找到相关的资料。作为亨利·亚当斯的教育的一个部分，此事有着与历史完全不同的价值。他父亲在不引起公众丑闻的前提下成功熄灭了帕麦斯顿的激情，闭上了他的嘴，这对于公使本人来说是极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想去牛津之家的这位私人秘书来说就不够了，而且对于这场矛盾的化解百思不得其解。帕麦斯顿想引起一场争端，这一点毫无疑问，那么，为什么他会如此温驯地让人使自己成为这场争端的受害人？跟在他的字条后面的通信在他这边无力地进行着，他允许美利坚合众国的这位公使中止了这种通信联系，他不再接受来自他那方面通信，除非通过鲁塞尔勋爵那边转来。这个步骤特别强有力，因为它中断了公开的交往，同时也中断了私下的联系，甚至使这位私人秘书再也不能去帕麦斯顿的家了。帕麦斯顿夫人尽了自己最大努力，但是，这两位妇女除开流泪之外，再没有任何办法可想了。他们只能忍受一位困惑到了极端的美国公使。并不是说亚当斯先生发了什么脾气，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责任的重负，而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冷静过。但是，除开迫使鲁塞尔勋爵出面干涉以外，他想不出别的任何办法来保护他的政府，更不用说保护他自己了。他相信，帕麦斯顿的屈服和沉默是鲁塞尔造成的。也许他是对的，当时，他儿子对此毫无疑问，尽管事后他却感觉不是那么肯定了。帕麦斯顿是想发动一场争吵，他的动机看来很明显，但是，当争吵发生以后，他却从中退却了，不知什么原因，他似乎不想引发这场争吵，至少当时不想引发争执。当时和以后，他从来都没有表明针对亚当斯公使的怨恨。他再没有引发任何一场争吵。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是，他的确表现得像一个教育深厚的绅士，感觉自己把事情做错了。也许这样的变化是由于鲁塞尔勋爵的规劝，但是，如果这位私人秘书最终下定决心去查明真相，他的政治教育一定会更加完全。他不知道，帕麦斯顿到底对总管家更生气，还是对自己生气，因为无论是哪种情况，那个行为都是不可原谅的荒唐之举。

　　当时，问题远远没有提出来，因为没有人怀疑帕麦斯顿的态度，也没有人怀疑他的计划。那个季节就快要过去了，牛津之家也很快关闭了。公使馆的麻烦足够多了，根本无暇顾及更多的事情。英国人针对公使馆的情感之潮已经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人们只能够等待，看看马克勒兰将军能否带来一丝慰藉。1862年这一年是亨利·亚当斯一生的一个暗点，这个暗点给他的教育是他最乐于忘记的。就他能够意识到的范围来说，他没有交到新的朋友，他也不能够遇上什么敌人。但是，到这一年的末尾，蒙克顿·米尔尼斯向他发出了邀请，要他去一趟弗里斯顿，这使他受宠若惊，那是针对这位年轻人采取的众多善举之一，使米尔尼斯在他心里有了长生不死的地位。米尔尼斯把与人为善当作一项事业来做。其他人批评他，说他这么做事的方式不对，但是，别人从来都不去模仿他。很自然的，一位心情不快，情绪低落的私人秘书肯定会特别高兴，永远也没有忘记这一份善意，但是，这次乡村之旅主要还是作为一种教育产生意义的。一般来说，乡村之旅大同小异，但是，蒙克顿·米尔尼斯从来都不跟别的人一样，他的乡村聚会办得有声有色，可以满足他将不同的元素混合起来的目的。弗里斯顿是一模一样的房屋格局，没有人会因为它的自然之美而来到这里，约克郡冬季的迷雾因为缺少女主人来解释它们而格外明显，因此，应米尔尼斯之邀来使这里的十二月产生一些活力的客人除开彼此惊讶而外，并没有其他的事情好做，假如还有什么东西能够使这样的一些人产生什么样的惊讶感的话。在这五个人当中，只有亚当斯一个人是平平淡淡的人，只有他一个人没有贡献出一丝智慧或幽默，他只是当了一名听众。但是，他们需要一名听众，他也变成了有用之人。在其余的四个人当中，米尔尼斯是最年长的一位，也许是最清醒的一位，尽管他表面上显得格外奇特，因为约克郡的理智是按自身的标准来评判的，假如它不符合其他郡的习惯的话。但是，哪怕米尔尼斯也使一位美国青年人吃惊，而这位年轻人的华盛顿和波士顿思想仍然是很活跃的。他不会因为约克郡人的狂饮和赛马而惊讶，他在书里面看过很多关于约克郡人的生活，但是，假如人们希望跟上他的步伐，那么，米尔尼斯要求一种社会知识和文学知识，是他本人才具备的那种高水平知识。他想办法跟所有人接触，跟欧洲能够提供的所有东西保持接触。他对事物的了解是从多个角度开始的，但主要还是从幽默的角度。

　　第二位也是一个上了年岁的人，是文学界的人士，不太出声，举止文雅，平易近人。米尔尼斯带亚当斯到他的房间换衣服准备晚餐的时候，他停留了一会儿，就他的这位客人说了几句话，他称这位客人为凯亚的斯特林。他简要的几句话结束的时候有这么一种暗示，说斯特林只在一件事情上态度恶劣，那就是对拿破仑三世的仇恨。在这一点上，亚当斯本人也相应敏感，这使他奇怪，不知道那位苏格兰绅士会恶劣到什么程度。第三位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人，亚当斯在帕麦斯顿夫人家里早已经见过，当时他的胳膊还吊着绑带。他的身材和步态让人觉得满意，甚至有点病态的样子，具有某种严肃和温和的魅力，他有一脸迷人的微笑，还有极有趣的故事。他叫罗伦斯·奥利芬特，刚从日本回国，在日本的时候，他在针对英国公使馆的狂乱分子袭击中受了伤。他看上去头脑特别清醒，看上去极适合生活在乡村房舍里，在这里，令人奇怪的是，人人都很喜欢有他做伴，妇女都很喜欢他。当时他还没有发表“皮卡迪利，”也许他正在写作吧。但是，跟当时围绕在外交部周围的所有年轻人一样，他也向“猫头鹰”投稿。

　　第四位是个小男孩，或者看上去像个小男孩，不过事实上，他比亚当斯还大一岁。他的动作很像一种热带鸟，高冠毛，长喙，移动速度快，说起话来也快，会发出幽默的尖叫，跟英国任何一种云雀或夜莺都不太像。在这方面，隔开一代人之后，有一位著名的年轻人就跟他一样，此人就是罗伯特·路易斯·史迪文森。人们不能够称他为猫头鹰中的红色金刚鹦鹉，但是，两者之间也找不到普通的对照。米尔尼斯介绍他的时候称他为阿尔格隆·史文朋先生。这个名字并不会让人想起任何事情。米尔尼斯总在挖掘新硬币，并努力给他们一些货币。他挖掘出了亨利·亚当斯，但亚当斯知道自己没有价值，也不能够流通。米尔尼斯在亚当斯的房间里逗留了一会儿，说史文朋刚刚写了一些诗，还没有发表，说这些诗有极高的价值。亚当斯不知道米尔尼斯还能够发现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否能够碰巧发现一位私人秘书身上也会有某些价值。他是有能力做到的。

　　时候一到，这五位男士组成的小团体便在餐桌前坐了下来，是没有女士的餐桌风格，大家按通常的俱乐部方式行事，既随便，又正规。谈话首先到了奥利芬特那里，他简单地讲述了自己戏剧性的故事，之后，谈话从他那里进入了别的渠道，直到米尔尼斯觉得应该将史文朋捧出来了。之后，终于到了这样的时刻，亚当斯获得了教育。他长久以来一直都在寻找的东西，他在这里找到了。但是，他并没有变得更聪明些，他只是更加惊讶。他又一次感到很自在了，因为其他人也没有比自己更少一些惊讶，而且他们的惊讶还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在晚会其余的部分，史文朋独挡一面，晚餐的末日，气氛越来越宽松了，他的独白越来越轻松，因为在1862年，哪怕女士不在场，抽烟也是禁止的，而客人们一般会去马房或厨房抽烟。但是，蒙克顿·米尔尼斯是一位拿有执照的自由思想者，他让客人在亚当斯的卧室里随便抽烟，因为亚当斯是一位美国和德国式的野蛮人，根本不懂得什么礼仪的事情。大家晚餐之后都坐在那里，或者躺在那里，一直到深夜，大家都在听史文朋喋喋不休的长谈。在很长一段时期，不管是此前还是此后，他都没有见过任何人接近他的水平，但是，人们听说过当时最优秀的谈话，看过当时最优秀的谈话者的报道，那人就是伏尔泰，他看来最接近史文朋的谈话水平。

　　史文朋对在他面前的三种乐天派人士来说是一个完全彻底的陌生人，他在他们看来是极有创意的一个人，他很怪，天赋高得惊人，逗趣的水平可让人笑断肠，这是亚当斯都可以看出来的。但是，他还是别的什么人，这一点就连米尔尼斯恐怕也说不好。他们无法相信他难以置信的记忆力，还有文学知识，不管是古典的，中世纪的还是现代的。他有本领背诵出索福克勒斯的一部戏剧，也能背诵莎士比亚的整部戏，不管是从头到尾还是从尾到头。他还懂但丁，熟知维雍，也了解维克多·雨果。他们不知道应该怎样看待他自己尚未发表的歌谣集中包含的符合修辞学的诵诗，有《浮士德》，有《四块棺材板》，有《重负谣》。他朗读这些诗句，就好像那是《伊利亚特》里面的诗卷。奇怪的是，最欣赏他的听众竟然是只写漂亮诗句的作者，比如写“我们在小溪边漫步，”“她看来是众人所见者，”而且这样的作者从来都没有想到要用别的任何一种口吻写作。但是，米尔尼斯能够理解这一切，包括像小亚当斯这样的一些美国人，他们的标准属于最严厉的那一种，这同时，史文朋虽然离他们的距离不下十万八千里，也能够通过他的幽默而非诗歌加以统一。这位年轻人可以跟写作英国四行诗一样轻松地写出《希腊颂》，也可以写出《普罗旺斯歌谣》，在他的心中，史文朋作为斯塔布教授家中的成员之一所过的第一天发生的故事，从职业角度看属于聪明的闹剧，假如不属于高雅喜剧的话。

　　到了晚上，座谈会要散场了，凯亚的斯特林想把一本《罗萨曼德女王》带回到自己的卧室去，那是史文朋已经发表的唯一诗集。那本书就放在资料室的桌上，亚当斯主动要求为他掌灯，点着随时可能熄灭的卧室用蜡烛送他回去。一路上，斯特林都在大发惊奇之感，直到楼梯尽头，直到他的想像力快要枯竭的时候，他停了下来，突然说：“他是恶魔与亚吉尔公爵之间的一个十字架！”

　　为了充分理解这个描述里面的全部意义，一个贤明的评判者应该两个人都熟悉，而亨利·亚当斯只认识其中的一个人，至少是见过面的一个人，但是，他明白，对于一位苏格兰人说，这样的比喻意味着某种相当惊奇的东西，是英国人的经验中没有的东西，属于超自然的，法国人称为moyenageux，或者是有极奇特意义的中世纪概念的东西。斯特林和米尔尼斯竟然会把史文朋看作是一个天才，这使亚当斯得到相当大的安慰。初次见面的时候，亚当斯差不多就失去了思想的平衡，他无法想像史文朋是牛津大学的天然产品，也想不到他会成为伦敦的松饼和猪肉馅饼，既是消化不良的起因，同时也是消化不良的结果。一个波士顿人慢慢接受了自己实际上遇到了一位真正天才的概念，虽然过程很慢，但还是接受了。

　　然后就是可悲的反应，不是源自其天才从来不容置疑的史文朋，而是源自这位波士顿人的思想，在他的思想深处，因为这个思想从来都不是moyenageux式的。在史文朋谈话的沃尔波吉斯之夜里，人们感觉到了朗费罗和爱默生的可怕、洛威尔的疑虑和霍尔姆斯的幽默。一位年轻和害羞的私人秘书，对此他能够怎么办呢？也许，按照他的天性，米尔尼斯觉得，史文朋也许会在斯特林或奥利芬特那里找到做朋友的理由，但是，他不可能想像亨利·亚当斯会在他心里引起哪怕一点点兴趣。亚当斯不可能让阿尔格隆·史文朋产生兴趣，就如同他不可能让恩克彗星对他产生兴趣一样。对史文朋而言，他的意义不可能比一条蠕虫还要大。天才的品格是几乎终极的教育，因为人们在这里触及人类思维的终极局限，但是，人们只能够接受，人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出来的，甚至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奉献出来。

　　史文朋在那里给了他一个考验，是他最喜欢的一种测试，那就是维克多·雨果。对他来说，维克多·雨果的考验是最确切和最快的标准。法国诗歌是给外国人的最好不过的一个严肃要求，它要求人们具备特别丰富的语言知识，就连朗诵法国诗歌也需要有极少见的听力鉴赏才能，但是，除非一名诗人具备这两方面的才能，否则，他就缺乏诗歌里面的某种东西。亚当斯两种才能都没有。一直到他生命结束，他从来都没有能够带着一种愉快的心情听人朗诵法国诗歌，也没有在法国诗文里感觉到什么庄严的意思。然而，他并不特别希望宣布自己在这方面的弱点，他希望躲过史文朋激烈的抵制行为，因此说自己对阿尔弗雷德·德穆塞有很大的兴趣。史文朋对此人没有一点兴趣，德穆塞是没有才能的一个人，他的才能配不上他的名声。

　　假如自己拥有一个世界，能够使自己跟德穆塞或甚至像雨果一样站在自己的翅膀上，那他一定会奉献出一两个世界来，但是，他的教育以及他的耳朵都出了问题，因此他只好屈服。史文朋又拿沃尔特·萨瓦基·兰道尔来测试他。从真实的角度看，这样的测试是差不多的，因为史文朋喜欢兰道尔英语中的特别品质，正好就是他在雨果的法语中喜欢的东西。而亚当斯的失败同样惊人，当他被逼进绝望的死角时，他必须要承认，雨果和兰道尔两个人都让他觉得讨厌。再不需要别的什么东西。一个既感觉不到雨果的魅力，也感觉不到兰道尔魅力的人，他一定是没救了。

　　这样的判决是公正的，亚当斯从来都没有因此而上诉过。他明白自己品味的低下，正如他极可能根据其味道就能略知一二。他的感官和直觉都因为这种无聊而毁坏，他知道自己并不是史文朋的良友。也许他只会成为一个令人生厌的家伙。花几个世纪的时间也许也不足以将他训练到史文朋的水平，哪怕在技术上的欣赏层面。但是，他经常会感到奇怪，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没有任何值得让这位诗人接受的东西拿出来。这位昆虫一样的美国人一定会非常高兴地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尊敬之情，假如他明白如何才能够表达尊敬的话，但这样的尊敬之情根本不会值得任何人接受。只有在法国，祈求的态度才有可能被人接受。在英国，这会成为十分荒唐的事情。哪怕蒙克顿·米尔尼斯，他也体会到了雨果和兰道尔的非凡才能，但他也跟这位美国私人秘书一样无助，不知道如何跟他们发生个人的接触。十年之后，亚当斯在日内瓦大会上见到了他，他刚刚从巴黎赶到，他刚刚接到雨果的邀请，因此十分兴奋：“有人带我进了一个大房间，”他说，“里面有一些妇女和男士坐在靠墙的椅子上，雨果坐在一头的座椅上。没有人说话。最后，雨果庄严地提高嗓音，说出了下面这句话：‘Quant a moi, je crois en dieu!’（至于我，我信上帝！--译注）之后就不出声了。然后，一位妇女做了回答，就好像在深沉的默想中一样：‘chose sublime! un Dieu qui croit en Dieu!’（多少惊人的事情啊！连神也信上帝！--译注）”

　　人有再大的愿望也不可能在伦敦做这样的事情。演员们没有戏剧的直觉，但是，哪怕一位私人秘书也不是完全没有直觉的。一到城里，他就直奔皮克林书店，找到了一本《罗萨曼德女王》，而且，在那个时候，如果史文朋不是在开玩笑，皮克林书店仅销售出去七册。当“诗歌与歌谣”推出，且得到巨大成功并引起丑闻时，他从莫松那里拿到了最初的版本之一。如果他犯过罪，而且产生过怀疑，那他就做过彻底的忏悔，而且是在“卡里顿捷足善走的美女”面前做的忏悔，他一定愿意向史文朋表达崇高的敬意，就如同米尔尼斯的妇女向雨果表达的敬意一样，假如这样能够使这位诗人高兴的话。不幸的是，这样的敬意毫无价值。

　　三位年轻人回到了伦敦，各自去了自己该去的地方。亚当斯在交朋友方面的兴趣发展到了近乎绝望的地步，但是，米尔尼斯经常说：“伦敦的社交季节就是认识一些熟人和失去一些朋友的季节。”并不存在私密的生活。在史文朋那里，他并没有明白什么事情，直到蒙克顿·米尔尼斯召集起全部的弗里顿人来支持他，让他主持一场作者基金晚餐会，当时，亚当斯发现自己就坐在史文朋的旁边，当时他很出名，但彼此的距离并没有更近一步。他们再没有见过面了。奥利芬特他倒是经常见到。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他，也都喜欢他。但是，他也消失了，以全世界都明白的一种方式消失了。凯亚的斯特林经过一两次努力之后，也从亚当斯的视线中消失掉了，他变成了威廉·斯特林·麦克斯韦尔。他去弗里顿进行过精彩访问的唯一纪录，也许还保存在圣詹姆斯俱乐部的登记表里面，因为不久之后，米尔尼斯就提议亨利·亚当斯申请会员资格，除非他的记忆力出了问题，那项提名还得到了特里库皮的支持，而且有罗伦斯·奥利芬特和伊芙琳·阿什雷的支持。这个名单列起来有些怪，五花八门的人都有，但从整体上说，它表明这位私人秘书正在取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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