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学说（1867-1868）_新浪教育

达尔文学说（1867-1868）

http://www.sina.com.cn 2004/11/17 10:58 新浪教育

　　第十五章达尔文学说（1867-1868）

　　政治、外交、法律、艺术和历史都没有为未来的能量或努力打开出口，但是，人总得做点什么事情，哪怕在波特兰广场。在这里，冬季是昏暗的，夜晚特别长。就在那个时候，达尔文正在震撼社会。达尔文的地质学拥护者是查尔斯·莱耶尔爵士，而莱耶尔爵士一家跟美国公使团过从甚密。查尔斯爵士经常谈起达尔文，就跟帕尔格雷夫经常谈起丁尼生一样。达尔文若是进城，亚当斯一定会接到通知去会见他，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进城，也没有人想到要去见一个年轻的美国人，而亚当斯又不能去见他们，因为据说这两个人都不喜欢别人随便造访。不得随便造访他们的唯一的一批人，正好就是公使团里的那五六个人。能够看达尔文的著作，尤其是《物种起源》和《比格尔号旅行记》，亚当斯感到很满足。在那封信发表之前，他就已经是一名达尔文主义者了，他是这股潮流前生注定的追随者。但是，他所接受的教育不足以探究达尔文的证据。英国人的思想也许是片断式的，但是，在那些日子里，英国人正在以非英国方式从事很多工作，他们在极其狭窄的基础上建立起数量如此庞大的学说和理论，从而使保守者受到极大震动，并使浅薄者极其高兴。原子理论、能量相关性与能量守恒律、宇宙的机械学说、气体动力学说，还有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律，都是一个年轻人必须不加考察地全盘接受的例子。他和别的任何人都没有掌握足够多的知识去检验这些理论。他不懂数学，因此尤其感到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这样的困难从来都没有阻挡住他的道路。那些思想都是新思想，看起来好像会通往什么地方，看样子能够形成某种概论，从而打消一个人接受教育的强烈要求。没有人会指望一个刚刚起步的人理解一切，或者相信这一切学说，更不用说他们不可能准确地理解了。亨利·亚当斯是一位达尔文主义者，因为这么做很容易，因为他的无知超过了信仰的水平，而且，如果一个人想要去反驳诸如丁道尔或赫胥黎等小人物的理论，他就必须有一些学问。

　　按理说，他也应该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但是，新英格兰人的品性当中，天生有一股狭窄之气，看起来会损害社会主义，因此，他白费了一通力气，想让自己转变成一位社会主义者。他做了退而求其次的事情。他成为一名康德主义者，在进化论的局限以内。只要不让他闭嘴，他准备相信任何一个理论。就好像他那个时代的世界还没有彻底搅乱一样，他急于看到这个世界更乱一些。他的这个愿望实现了，但是，在他试图理解一切变化的时候，变化的结果却不在他的掌握之中。

　　他从来都没有尝试着理解达尔文，但是，他仍然想像自己有可能得到达尔文学说中的精华部分，因为从地质学入手相对容易一些，当时，地质学也很适合一班无所事事的人，就好像它是一门历史学。伦敦的每一个牧师都在涉猎地质学，都在寻找创世的遗迹。达尔文只寻找自然选择的遗迹，亚当斯跟在他的身后，尽管他并不关心自然选择，也许除开让牧师们心烦而得到的间接的娱乐。他跟大部分人一样，对进化论感觉有一种本能的信仰，但是，他对自然选择的关心并不会超过对非自然选择的关心程度，然而，他贪婪地找来了查尔斯·莱耶尔爵士于1863年出版的最新版的《人类古物》，这本书是为支持达尔文学说而写作的，它把伊甸园之说毁灭掉了。查尔斯爵士接着于1866年又出版了最新的《原理》，当时是地质学最高的权威教材。但是，在这里，达尔文学说的重要性得到了强调。自然选择往回导出了自然进化，最终会导向自然划一。这是跨出的极大一步。在划一的条件下发生的不间断进化过程会使所有人高兴——除牧师和主教以外——这是替代宗教的最好选择，它安全，保守，实用，是完全符合共同法的神灵。为宇宙找到的如此行之有效的一个系统适合一位年轻人的需求，他刚刚帮着浪费了五百亿或一千亿美元，还有一百万人的生命，以便在反对统一的人身上强制执行一种统一与一致。这个观点太完美了，太有诱惑力了，它有艺术的魅力在里面。统一与一致，那是哲学的全部动机，如果达尔文跟真正的英国人一样喜欢退回到这个地方，到达凭经验认识的上帝那里，而不是像斯宾诺莎一样从这里开始，那么，这种方法上的差别只会告诉人们这一点：达成一致的最佳办法是统一。能够到达目的地的任何一条路都是好路。

　　生命取决于它。从一开始起，人们就被拖到这里那里，好像牵在绳子上的一条法国狮子狗，永远只听从最强有力的扯动，不是一种形式的统一就是另一个形式的集中化。证明一个人因为遵循了自然最原始的习惯而做出了聪明的举动的证据，会使人的自尊得到满足。从较低级向更高级的稳定、统一和不间断的进化看起来很容易。因此，有一天，查尔斯爵士来到公使馆，询问让他的《原理》得到美国公众恰当的注意的事项，此时，小亚当斯只能暗示，假如查尔斯爵士能告诉他应该说些什么样的话，他本人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除此以外，他找不到更简单的办法。年轻人在屈服于宇宙之前冒险与之打一次交道，但是，就连他本人也十分惊讶地发现，查尔斯爵士早已经做好了同意的准备。更让他惊讶的是，经过半个小时的谈话后，他本人已经坐下来，开始清理美国地质学家的思想中关于那个职业中的原则问题了。事情进展太快了，亚瑟·彭登尼斯从来都没有走到这么远的地方。

　　地质学家属于铁石心肠的一批人，不太容易被亚当斯的学识所伤害，他也不会完全不顾忌他们操心的事情。他着手这件事情，主要是要教育自己，而不是要教育他们，如果伊萨克·牛顿爵士曾跟查尔斯·莱耶尔爵士一样请他向美国人解释他的《原理》的最后一版，亚当斯一定也会很兴奋地抓住这样的机会。不幸的是，仅仅为了娱乐而看这些著作，与为了批评而读这些作品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情。无知一定是从最开始处开始的。亚当斯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开始问伊萨克爵士，看看苹果落到地上到底有没有什么智慧的道理在里面。他掌握的知识还没有多到仅仅看到事实便知满足的程度。万有引力法则是如此这般，但万有引力是什么？如果伊萨克爵士回答说，他也不知道，那人们一定会感觉受到了冷不防的打击。

　　从最开始起，亚当斯就打击了查尔斯爵士的冰川学说或理论。他无知到了极端的程度，认为冰川时代看起来就跟他与一个均变论世界之间的一道巨大的裂缝。如果冰川期是统一的，那么，突然巨变又是什么呢？在他看来，查尔斯爵士不辞劳苦地暗示或借用来解释冰川时期的两三种猜测不能证明什么东西，作为像地质均变论这样规模巨大的一个超结构的论据，这些猜测是相当不可靠的。如果人们能够像在神学研究当中一样，自由自在地在一门科学当中也采取不严格的姿态，并且从一开始就假定有统一性存在，那么，人们不妨这样去说，就跟教会一样，而且也不会因为看上去证据缺乏而遭受攻击。很自然，一位完全无知的年轻人不能够这样对查尔斯·莱耶尔爵士或伊萨克·牛顿爵士说话，但是，他被迫申明查尔斯爵士的观点，而他觉得这样的观点作为假说是无力的，而作为证据也是没有价值的。查尔斯爵士本人看来也很担心这些证据。亚当斯暗示了自己的异端邪说，但属于白费力气。最后，他只好依靠他所说的大胆实验，在文本中插入了一句话，意思是招人来修正。“（刘易斯·阿加亚斯）介绍了这种新的地质动因，但是，这个介绍初一看与查尔斯爵士的论点不符，迫使他承认地球上事实上早已经存在着一些动因，这些动因能够造成比我们这个时代可能看到的更为巨大的地质变化。”这个暗示并没有产生效果。查尔斯爵士没有说一句话，他就让那个段落留在那里，而亚当斯从来也不知道，那位伟大的地质均变论者对他自己的教条是严格的还是松散的，但他产生了怀疑。

　　对一种思想有杀伤作用的反对意见，对另一种思想可能是一无是处的，就那篇文章所及，事情就停在那里了，尽管冰川时代在这位年轻人的达尔文主义者心中仍然是一头雾水的一片领域。假如那是唯一的一片未知之地，他本不必如此烦恼的。但是，均变论经常会有奇怪的作用，有时候完全不是作为自然选择而发挥作用的。亚当斯发现自己根本都找不到一个可以证明自然选择法则的证据，因此颇感失望，就去找查尔斯爵士，请他拿出已经纪录在案的均变论最简单的例子。让他万分吃惊的是，查尔斯爵士告诉他说，某些物体的形式，比如穿孔贝类（Terebratula），在地质年代里从头到尾都是一成不变，总是同一个样子的，由于这里面涉及的均质论太多而选择的意义太小，亚当斯就放弃了从最开始处着手的打算，转而决定从末尾开始，那就是他本人。他相信脊椎动物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因此请查尔斯爵士介绍他了解最初的脊椎动物。让他困惑的是，查尔斯爵士告诉他说，最初的脊椎动物是一种特别值得尊敬的鱼类，那是所有化石中最古老的一种，当初它是有生命的，其骨骼现在仍然安放着，就在亚当斯自己最喜欢的温洛克艾奇修道院的底下。

　　到此时，也就是1867年，亚当斯已经相当熟悉斯洛普郡了，那是他的外交教育中他最喜欢的一部分。跟《诺桑杰修道院》中的凯瑟琳·奥尔雷一样，他也别无所求，只渴望能在一所十三世纪的修道院里感到自在，或者造访十五世纪的修道院长的房舍，他在温洛克能够找到这两种乐趣。不管有没有同伴，他都乐此不疲。在里肯一带骑马，或者走访从鲁德娄堡和斯道克塞到波斯柯贝尔和尤里康尼亚姆的历史遗迹，或者沿罗马古道行进，或者在修道院的废墟里刮擦，一切都让人愉快，都有自己特别的风味，就像罗马平原一样。也许他最喜欢在艾奇一带找个夏天的晌午散步，掠过边界地区遥望威尔士的群山。那样的风景有特别的韵味，它与进化的缺乏有某种关系，它在埃及留下了更好的标记。在时间顺序变得可交换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感受到这样的韵味。人的直觉会拒绝时间。当一个人躺在艾奇的斜坡上，睡意朦胧地透过夏天的薄雾朝舒兹伯利郡、凯达伊德里斯、凯亚卡拉多克或尤里柯尼亚姆方向望去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暗示有一种秩序存在。罗马古道与铁道是一对双胞胎，尤里柯尼亚姆跟舒兹伯利郡有同样的价值，温洛克和彼尔德沃茨比布里奇诺斯优越得多。卡拉克塔库斯或奥法的牧人，或者是彼尔德沃茨的修道士们，假如他们走近他躺下去的草地的话，一定会拿他当作另一名威尔士的盗贼，只不过更温顺一些而已。他们在那一片现代的风景里不会发现任何让他们惊讶的东西，只不过多了远处的铁路线上冒出的蒸汽。人们不妨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把时间的用语混淆起来，或者把当前随便塞进哪一处历史，转而用法尔斯塔夫的舒兹伯利钟测量时间，根本都不会引起太大的谬误，就如同人们在太平洋上也可以使用这样的计时工具。但最令人欢喜的是沿着艾奇朝南看，看看人最初的祖先和亲戚的住所，那是硬鳞鱼，根据赫胥黎教育的意见，硬鳞鱼的名字是Pteraspis（鳍甲鱼属），是鲟鱼的近亲，根据罗德里克·默奇森爵士的看法，这一科的鱼类称为志留纪鱼类。生命从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在那个地平线的背后，就只有寒武纪动物了，除开少数甲壳类动物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形式的有机物存在，也没有脊椎动物。在寒武纪更远的边缘上，晶质岩高耸起来，所有有机物的痕迹都从这些晶质岩上抹掉了。

　　就在这里，在时代的温洛克艾奇边缘上，一位仅仅在寻找少许乐趣的年轻美国人竟然发现了一条合法的家系，很现代的一个家系，就跟刚刚在脚底下的塞文河里捕捉到的一样，这个家系令他吃惊，就好像他刚刚发现了达尔文本人一样。用进化论的尺度来衡量，一个脊椎动物与另一个脊椎动物之间并无差别。就他或别的任何一个人了解的范围来说，在进化过程当中，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部分属于Pteraspis之后或之下的东西。对于正在寻父的一位美国人来说，这位父亲是在用肺呼吸，或者是在鳍上行走，或者是用脚行进都没有太大关系。思想的进化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且属于不同的科学，但是，一个人到底是从鲨鱼还是从狼那里找到自己的家系，这在甚至道德范围里也是微不足道的。这件事情已经讨论过好多年了，根本没有得出科学的结论。拉封丹和其他一些寓言家认为，哪怕从寓意上讲，狼也站在比人高的地方，而且，考虑到刚刚过去的内战，亚当斯在道德进化的事实上也有自己的疑虑：

　　‘Tout bien considere, je te soutiens en somme,

　　Que scelerat pour scelerat,

　　Il vaut mieux etre un loup qu’un homme.’

　　(经过深思熟虑，我总体支持您的意见，

　　与其以暴易暴，不如干脆当个恶人。)

　　极可能是这样的！不管怎么说，事情总还没有发展到鳍甲鱼问题的程度，因为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自然选择的证据还没有完全到可以在鳍甲鱼的时代发生的程度，而在鳍甲鱼出现以前，地球上是永恒的虚空。在那里没有找到任何一种脊椎骨动物的痕迹，只有海星、甲壳类动物、水螅或三叶虫，人类曾与这些东西友好的后代一起沐浴于水中，那是在小时候，在昆西湾的河边上。

　　说鳍甲鱼和鲨鱼是自己的表亲、曾叔父或曾祖父并没有让他产生一点点不安，但是，说其中任何一方或者双方都早于进化发生的过程却让他困惑不解。假如他把问题简化一下，可以在突然之间翻斤斗回到昆西湾，寻找他称为马蹄的那种让人惊奇的东西，它有巨大的驼背，有尖尖的尾刺，在他小的时候，那东西让他十分惊恐。但是，他不能够简化问题。他明白，在志留纪学说中，罗德里克·默奇森爵士称那种马蹄为鲎鱼（Limulus），这当然也帮不了任何人的忙。无论是鲎鱼属，穿孔贝属，还是虎鲨属，人们都无法比鳍甲鱼属更容易想像到一位祖先，但是，如果人们必须要找到一个的话，选择就无关紧要了。亲戚关系有局限，但是，没有人掌握了足够多的知识来确定这样的亲戚关系。当脊椎动物在志留纪消失的时候，它是立即和永久性地消失掉了的。椎骨、鳞片或爬痕都不再出现了，向更低级类型的攀升或退化痕迹也不再出现了。脊椎动物从鲁德娄页岩开始，跟处在有机进化柱最顶层的亚当斯本人一样完整，在某些方面还更完整：而神学也拿不出任何一份证据来说明他曾经是别的任何一种东西。他尽可以思考此事，但他在查尔斯爵士的学说中看不出任何东西，仅仅只是一些纯粹的推论，正好跟帕雷的推论是一样的，就是说，假如有人找到一只表，就一定能推断有一个制表匠。他在自鳍甲类以来的生命中能够检测到的进化，绝不会超过他在自修道院建立以来的建筑中找到的进化。他能够证明的一切就是变化。煤炭动力一项就能够确立进行，是能量的进化，只有通过暴力行为才能够确定类型的选择。

　　对于真正的达尔文主义者来说，这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对查尔斯爵士来说，那只是地质纪录上的一个小小缺陷。查尔斯爵士花费苦力，仅仅只是堆积了进化的一些证据，他希望堆积起这些证据，直到其数量庞大到不可抵抗的程度为止。有了这样一个目标以后，亚当斯很高兴地研究并努力帮助查尔斯爵士，但是，在时代的教训之后，他很清醒地看到，在地质学，就如同在神学中一样，他能够证明的只有进化论，就是没有得到进化的进化论，是没有统一性可言的统一，是根本没有选择过的选择。对于其他的达尔文主义者来说，除开达尔文本人以外，自然选择看来只是一个教条，这个教条是准备用来替代圣阿瑟内修斯教条的。那是一种形式的宗教希望，是最终完美的许诺。亚当斯不可能希望有更好的结果了。他以极大的热情同情这样的目标，但是，当他自问到底信什么的时候，倒觉得自己没有信仰了。因为每当有新的爱好出现时，他一定会猛然跳出达尔文主义，如同猴子从树枝上跳下。一种形式，一种法则，一个秩序或一个序列的想法，对他来说其价值还不如什么都没有的好。他最珍视的是运动，而能够吸引住他的思想的就只有变化。

　　心理学对他来说是一门新学问，也是教育中的一个灰暗的角落。他躺在温洛克艾奇的草坡上，羊儿在身边啃草，跟它们的祖先或更高级的动物一样啃草或啃任何能够吃到嘴里去的东西。在志留纪的鳍甲鱼属王国里，他似乎已经在进化中滑到了比鱼类奇妙得多的一个地方。他不喜欢这样的状态，他不能够解释这样的事情，而且他决定终止这一切。自从他的鲎鱼属祖先以来，从来还没有任何一个上辈想到这样的事情。在他数以亿万计的祖先中，一直回溯到志留纪的软体动物那里，每一个上辈都在并不会使他开心的真理的幻觉中生生死死，而且从来也没有产生过变化。在无数世代的上辈中，亨利·亚当斯也许是第一位发现和承认自己并不关心真理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人。他甚至也不关心要不要证明是真实的，除非这个过程是新的，令人开心的。他是一位达尔文主义者，但主要是为了开心。

　　有史以来，这样的态度一直被贴上了罪犯的标牌，甚至比犯罪还要严重，那是窃取圣物的行为！社会对此实施严厉而公正的惩罚，完全是为了自卫。做父亲的亚当斯先生认为这是一种道德软弱，使他很是不快，但决没有讨厌到他儿子的程度，因为他儿子不需要从哈姆雷特那里吸取教训，在无论大小的事情上注意苍白无力的思想造成的致命后果。他无意让自己的行动趋势被这种形式的良知弄错方向。对他来说，他这个时代的潮流就是他的潮流，应该冲向哪里就冲向哪里。他将心理学封存起来。他坚持维护自己的绝对标准，坚持追求终极的统一。他想要处理所有问题的每一个方面，要探视每一个窗户，要打开每一扇门，这样的偏执对其在社会中的实际的有用性来说是致命的，蓝胡子就是这么明智地告诉他的多名妻子的。人们不能够停下来转头去追逐怀疑，就如同它们是一些兔子。人们没有时间去涂抹或填塞法律的面孔，哪怕法律的外表已经千孔百疮，糜烂之极。这名年轻人的生活就夹在1867年和1900年之间的那一代人之间，对他来说，法律应该是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论，是大量原子的堆积，是统一性中的多重性的浓缩，是秩序中的无政府主义冲动。不管这样的进化指向哪里，他都会迫使自己去追求，尽管他必须再牺牲五百亿金钱和一百多万条生命。

　　这条路走到最后的时候，牺牲的东西远不止这些。但在当时，他觉得自己所说的代价已经足够高了，他无法预见到，科学和社会在付出这样的代价时让他失望了。他至少还接受了作为诚信的达尔文主义者的教育。教会没有了，职责变得暗淡无光，但是，意志会取而代之，并在利益和法律中深深地扎下根来。这是在英国的五六年的成果，这个成果具有如此明显的英国特征，差不多就等同于牛津大学的文凭了。

　　他对此非常认真，并且立即着手工作。亚当斯让自己关于地质学的思想处在一片混乱之中，明显是为了讨查尔斯爵士的喜欢，因为查尔斯爵士连代表这个意思的野外用指南针都留给他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商务，并立即着手解决棘手的硬币支付问题。他的原则使他确信，重新占有支付款的诚实办法是限制货币。他觉得自己也许会在国内的投资人和政治家那里赢得一个名声，告诉他们这样的事情在英国是如何完成的，也就是在1797-1821年之间著名的悬疑时期。他为自己确定了一个目标，要研究这个让人困惑的时期，他在卷帙浩繁的册子和辩论集中艰难跋涉，直到自己困惑地发现，英格兰银行本身和英国最好的财经作家都认为，限制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发现对于贬值货币的最佳处理办法是任其发展，就如英格兰银行实际所做的一样。时间和耐心才是最好的办法。

　　发现这一金融原理带来的震惊是非常之大的，比穿孔贝类和鳍甲鱼类对地质学原理造成的震动还要大。进化论上犯一个错误并不会致命，关于硬币支付的错误却会使州立大街最后的一线就业希望永久性破灭。如果他不发表研究结果，那六个月耐心的劳动就会白费，同时，他为自己谋求成为一名讲求实际的商业人士地位的全部计划也会泡汤。如果他真的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他如何告诉州立大街的那些讲求效率的银行家，说他们持有的那些抽象真理的道德和绝对原理与此事没有任何关系，说他们最好把那些东西扔在一边呢？很自然，地质学家都是一些谦卑和无能为力的人，无法回复科学对他们的鲁莽态度，但是，资本家却从来都不会忘记或原谅任何人。

　　他花很大力气，本着小心谨慎的态度发表了一篇长文，评论1816年的英国金融，又发表另外一篇文章评论1797-1821年的英国银行限制政策。他将这两篇文章放在一个邮包里寄到《北美洲人》杂志供选择。他明白，这两篇厚重和技术性的金融研究文章以这种方式砸到一位编辑的头上，最后也许会退回给作者，使其信心遭受重创。但是，年轻人的大胆在成功应用的时候往往比他的无知更值得同情。这位编辑两篇文章都采用了。

　　邮差送来这封信的时候，亚当斯看着信件，好像他是一名负债人，正在请求债主延期执行。他跟负债人一样大松一口气，慢慢地看着信件，就好像那封信又给他带来了一笔贷款。这封信使这位新作家有了文学上的级别。从此之后，他就有了在媒体界出入的自由了。这些文章发表在关于波卡洪塔斯及莱耶尔的文章之后，并使作者永久性地列在《北美评论》的工作人员名单上。这个名号到底有多大的价值，这不是他可以回答的问题，但是，在五十年时间里，《北美评论》一直都是一驾四轮马车，载着波士顿的文人们进入出人头地的文学殿堂。很少有作家想到三十页以上的文章，但是，对于已经想到的作家，只有《北美评论》一家愿意提供这么大的篇幅。一篇文章所占的篇幅很小，但要求做至少三个月的工作，而且每页的稿酬最高才只有五元钱。甚至在英国和法国都没有多少人能够写一篇长达三十页的好文章，而美国基本上没有一个人看这样的文章，但是，有少数那么几个人，主要是在找可以偷窃的什么东西，他们会浏览文章，从中抽出一个想法或一项事实，是那种无规则的游戏，一条竹荚鱼或水鸭，价值五毛钱到五元钱。报纸作家总盯着季刊上的挑选物。《北美评论》的发行从来都没有超过三四百本，从来都没有捞回过极大的成本。但是，它站在美国文学期刊的最高峰，那是一个欺骗工作者的建议来源，它深深地渗入原来并不知道还存在这么一份刊物的社会各阶层。那是一份值得玩味一番的刊物，在亨利·亚当斯的想象当中，在未来某个不甚明朗的时期，它会发展成为一份纽约的日报。

　　他看着编辑来信，自问还能够做些什么事情使其效果更好。从整体来说，考虑到他无望的状态，亚当斯觉得他跟自己的邻居做得一样好。没有人能够猜出，在他的同代人当中，有谁最有可能在这个了不起的世界里一试身手。华尔街上的一位精明的预测能手也许能够让彼尔庞特·摩根记住自己的名字，但是，这样的人很少能够引起洛克菲勒、威廉·惠特尼或怀特罗·雷德的注意。没有人会选威廉·麦肯雷、约翰·海依或马克·汉纳当政治家。波士顿不知道将要为阿列克·阿加西斯和亨利·希金森准备好的职业。菲力普·布鲁克斯还处在无人知道的境地里，亨利·亚当斯的名字还没有人听说。霍韦尔是新人，理查德森和拉法格还在为起步努力。无论列出其名声越过当世纪的任何二十人的名单，1867年还只有三十岁，并且正在寻找一个开端的那些人，当时还没有任何过人之处，没有任何能够让人引起特别注意的举动。参军的人大多去追求军阶。假如亚当斯准确预见到了他所看到的未来，那他也不会更聪明一些，也不可能选择更好的道路。

　　这么一看，在英国的最后一年反倒是他最快乐的时候。他已经精于伦敦的社交，而且属于志留纪地平线上的人物。威尔士王子来过。迪斯雷利先生、斯坦雷勋爵和未来的萨利斯伯里勋爵都已经将帕麦斯顿和鲁塞尔的回忆抛到脑后去了。欧洲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英国人在美国内战期间的行为是他们最不愿意回忆的一件事情。自1861年以来的革命已经差不多完全了，在人类历史上，美国人第一次感觉自己差不多跟英国人一样强有力了。他还有三十年要等待，那个时候，他会变得更为强大。这期间，就连一位私人秘书也能够高兴起来了。他的老式教育已经完成，他的新式教育还没有开始，他又虚度了一年，感觉自己就快要到终点了，因为那是一次漫长和令人焦急的旅行，沿路有不断的急风暴雨，但最终还是到了目的地，之后还有另外一次旅行，其间还隔着一道夏天的海洋。

　　能够利用的他都利用上了。1868年2月，他跟朋友米尔尼斯·加斯凯尔一起回到罗马。他花了一个旅行季节的时间，骑马穿过罗马的草原，或步行走过中世纪的罗马，再次坐在阿拉凯利的石级上，这已经成为他的一个差不多是迷信的习惯，就如同特雷维的喷泉之水。罗马依然跟过去一样充满了悲剧色彩和苍凉悲壮的气氛，这里有中世纪气息的社会，是一些艺术、文学和宗教团体，对自己相当认真，就如同在拜伦和雪莱的时代一样认真。在那个地方，长达十年的偶然教育对他来说一点也没有变化。他在1868年就知道的东西，并不比1858年时知道的多。他没有学到任何使罗马在他看来更容易理解的东西，也没有学到使生活更容易处理一些的手段。回到伦敦，走完在伦敦的最后一个季节时，情况也没有明显改善。伦敦已经成为他的恶癖。他喜欢自己经常去的地方，喜欢他的房子，他的习惯，甚至是他的汉萨姆马车。他喜欢跟英国人一样怒吼，喜欢去他一个人都不认识的地方，而且完全不用操任何心。他跟自己的朋友们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的生活，知道他们爱什么，对什么失望。当他发现自己再次回到利物浦以后，他的心因为离别而痛苦，他只是机械性地移动，一点也没有激动的样子，但是，他并没有得到更多的教育，不如他1858年11月踏上艾德尔菲旅馆石级的时候受到的教育多。他只看得见一个巨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完全是在多年形成的。伊顿大厦不再能够刺激他的想像力，甚至切斯特的建筑也只是引起他昏昏欲睡的兴趣。在英国贵族阶级的气息中，他感觉不到任何一种刺激，但主要还是对经常去乡间别墅的那些人习惯性的厌恶。他已经英国化了，到了能够分享其小小的社会分层的程度，到了彼此厌恶和产生偏见的程度。他对英国不再抱有年轻美国人的敬畏感，他只是产生了穿破旧衣服的习惯。就他所知，这就是英国人所谓的社会教育的全部内容，但是，无论怎么说，这也都是自己在伦敦七年得到的全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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