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1868）_新浪教育

媒体（1868）

http://www.sina.com.cn 2004/11/17 10:58 新浪教育

　　第十六章

　　媒体（1868）

　　七月的一个晚上，七点钟，亚当斯和莫特雷一家顺着库纳德汽轮的船舷下船，到了政府派来的驳船上，在一个叫北河的船码头顶端上了岸。当时，天一片漆黑，热得要开锅，就像热带雨林一样。如果他们是公元前1000年时的提尔商人，刚刚从直布罗陀开来的狭长划船上登陆，那他们一定不会感觉自己是陌生人，进入了一个已经变化得与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的新世界。那位研究荷兰史的历史学家，现在已经是一位外交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了，他跟这位已经成为影子公民的私人秘书走进了一条不为人知的街道，想找到车辆将这两家人送到布里沃特大厦。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车辆。快到半夜的时候，他们再次在自己的家乡找到了居住地。

　　这个地方已经或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们并不能完全了解，只能部分地感受其变化。在这方面，当地人也不比他们了解更详细。美国社会总在像蚯蚓一样盲目地试图意识和理解自身，试图追上自己的大脑思考的速度，试图扭曲身体以便咬上自己的尾巴。社会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漫长的车队形象，松散地朝草原铺陈过去，少数几位领头人远远走在队伍的前面，后面跟着上百万的移民，有黑人，印第安人，他们远远跟在队伍后面，留在远古时代的某个地方。美国社会似乎是在朝一个方向移动，相对欧洲来说就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在当时，欧洲正在努力同时朝多个互相矛盾的方向挣扎前进。但是，每当欧洲或亚洲应当予以偏转或重新引导以便朝向同一个目标的时候，美国都很容易失去其首领作用。这期间，新加入的人都需要悄悄地在车队里找到一个尽量靠前的位置，而且最需要明白可以在哪里找到领头人。

　　人们可以相当接近地预测这股力量位于什么地方，因为过去十年已经让位于巨大的机械能量了，包括煤炭、铁、蒸汽，这种能量上的优越性比旧有的产业元素大得多，比如农业、手工业和学习，但是，这次革命给五十年代的一位幸存者带来的结果，很像是蚯蚓的行为。他在扭动，徒劳地扭动着身体，想回到自己的起始点。他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尾巴了，他已经成为迷失的家畜，成为船难之后漂浮的残骸和废物，成为饮酒误期者，成为马修·阿诺尔德式的学究。他的世界已经死灭。不是刚刚来自华沙或克拉考的波兰犹太人，不是还在发出贫民窟臭气，用一口怪异的意第绪语对一名海关官员吼叫不停的逃亡中的雅可布或艾萨克。他有更敏锐的本能，更密实的能量，有比这种人更灵活的一双手，他是美国人中的美国人，他的身后不知道有多少清教徒和爱国者，他接受的教育需要一场战争才能弥补其代价。他从不抱怨，也从不跟自己的时代过不去。有些印第安人被他们自己的同胞从种族的遗产中排斥出去，他们的水牛也是一样，跟他们比较起来，他的境况要好得多。但是，他坚持认为，他本人并没有过错。失败不因他而起，也不因为比他优越得多的敌手引起。有人不公平地将他挤出了跑道，因此他必须尽一切努力返回跑道。

　　有一种快乐是他可以彻底享受的。他可能完全不适合做摆在他面前的这份工作，但是，他只需要看看他父亲和莫特雷就可以明白，比他更不适合这项工作的大有人在。所有人都是来自四十年代的幸存者，都来自路易·菲力普的时代。他们是一些设计师，是一些教条主义者，是属于殖民时期建筑的一些装饰品，但是，他们在德布诺斯大街或第五大街并无多大价值。在任何一项现代产业里面，他们一天的工资很少能够超过5美元的。那些获取高报酬的人，他们跟平常一样，并不属于装饰行业的人。哪怕准将范德比尔特和杰依·高尔德也缺乏社交魅力。无疑的，这个国家需要一些装饰，而且非常必需，但是，国家对能量的需求更大，而且最需要资本，因为国家的供给跟国家的需求失衡的状态已经到了荒唐的程度。在新的能量范围内，仅仅让这个大陆适合文明人居住这一项事务，都需要立即增加支出，而这笔支出极可能让全世界破产。但到目前为止，除开西欧的小部分狭窄的地区以外，世界的任何一个部分都还没有得到说得过去的便利与安逸生活的基本要素。要使整个大陆具备公路和基本的体面生活，那就会耗尽我们整个星球的信用资源。这样一个估计，在一名热爱天生贵族的简朴生活的德克萨斯议员看起来，属于公然挑衅的话，但是，仅仅提到他的头上悬着一颗太阳这句话，都会使鼻尖挂着一盏灯笼的这条深海游鱼的自尊受到莫大挑战。自从铁路铺设以来，生活一直都在铺张浪费中度过。

　　就这样，这位因饮酒而迟到的狂欢者在黑暗中登上了德布诺斯街的渡口，他发现，仅仅为了看到自己的身长就耗费了不少的精力。他属于新一代美国人，而新一代美国人就应该为自己创立一个世界，不管自己适不适合那个新世界，都必须创立自己的科学、社会和哲学，必须建立自己的宇宙，他们必须在那里修筑自己的公路，甚至必须学会自己挖铁矿。他们没有时间进行思考，除开每天的日常工作以外，他们已经和能够看到的事物并不多。他们对自己身外的宇宙所抱的态度，就属于那种深海游鱼的态度。总起来说，他们自然和强烈地不喜欢别人告诉自己做什么事情以及如何做，尤其不喜欢根据历史、哲学或神学的抽象说教来理解他们的那些人。他们对自己的世界有着足够多的理解，知道那是一个充满能量的世界。

　　所有这些，这位新来者都明白，也加以接受了，因为他不得不明白，美国人跟新来者一样，能够自助的东西非常有限。但是，他知道得越是多，得到的教训就越是少，这个事实仍然没有变。社会所知道的不过如此，而且似乎有意要吹嘘这一点，至少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但是，产业领袖很少流露出自己的感情，不管是受欢迎的还是不受欢迎的。他们利用自己手头上掌握的一切工具，没有犹豫的时候。1861年，他们曾被迫避开，把大量能源用在解决一千多年前就已经解决，而且又不可能再次激活的问题上。他们花费巨大的代价，用纯粹的强力将阻力破解开来，打翻了除能源的事实以外的一切，因为别的任何问题都找不到一个解决方案。竞争与思想都是无法企及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清除了道路上的障碍物，社会又回头开始自己的工作，并着手解决最紧急的问题：道路。天地无比广阔，完全超过了其临时控制的能力。除开称为铁路系统的这一小部分问题以外，社会放弃了处理别的任何一个问题的想法。这是其任务中相对较小的一部分，但是，任务之繁重仍然需要整整一代人的努力，因为它需要用到能够建造的所有新机械设备：资本、银行、矿山、熔炉、商店、发电站、技术、大量技术人员，还有社会和政治习惯、思想及制度的稳定结构，以便适合新的规模和新的环境。1865年与1895年之间的那一代人，他们已经抵押给了铁路，除开这一代人本身以外，别的任何人都不太清楚其中的滋味。

　　不管亨利·亚当斯是否了解此事，他都足以明白应该做出懂得其中道理的样子。他再次去了昆西，准备重新开始。他哥哥查尔斯已经下定决心在铁路上大干一把了。亨利准备向媒体出击。他们准备做些对彼此有利的事情。他们有巨大的需要，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人可以一同下手。他们发现一种所谓的教育全然无用，因此必须要去发现，一种所谓的社会关系也没有很大用处。没有哪位年轻人有比亨利·亚当斯更多的熟人和更好的人际关系，但是，他找不到一个能够帮助他的人。他摆在那里供销售，就在公开市场上。他的许多朋友也是如此。全世界都知道此事，而且人人都明白，他们的价格很便宜，只需要花一个技工的价格就能买走。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的，没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大加幻想的。他和那些朋友没有一个抱怨什么的，但是，有时候，他会感到一阵惊讶，就他所知，在劳务市场上寻找人手的人当中，甚至都没有谁想到要问一问他们是否适合做某件事情的问题。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缺乏一致性的状况，看来就是美国社会的现象。年轻人被要求按照通常的商业方法展露自己，这是必须为他们的长辈做的一件事情，以逼迫他们购买他，把他当作一个投资对象。亚当斯的感觉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随时准备好接受讹诈。在后来的生活中，有很多年轻人在他面前抱怨说自己有过同样的体会，这在他本人上了年岁以后，成为一个引起好奇心的思考题。良好社会的劳务市场组织不当。

　　波士顿看来并没有为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开设一个市场。波士顿总是一个奇特和令人困惑的混合物，尽管它在十年时间里已经变化了许多，但是，十年之后它的复杂性并没有丝毫的减轻。人们不再在两点钟吃饭，人们再也不能够在封闭海湾溜冰了，人们听到大家经常谈起身价五百万美元的波士顿人，而且不以为奇。但是，这个地方看来仍然很简朴，比起以前来并没有显得格外躁动不安。在亚当斯选择的道路上，他最需要得到媒体的帮助，但是，闪现出来的这一线希望之光立即消失了。人们跟波士顿的媒体距离越远越好。所有报业人员在这一点上都是十分清楚的。在政治方面也是一样。波士顿意味着商业。波士顿人在修建铁路。亚当斯也想帮着修建铁路，但他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他不适合干这一行。

　　他就这样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拜访社会关系，重续往日的友情，研究时下的局势。人到三十如果还在研究局势而没有做成别的任何事情，这个人多半已经废掉了，或者差不多荒废了。他在局势当中看不出任何有利于他的事情。他的朋友从局势当中得到的东西也不比他多。他兄弟查尔斯过了三年的文职生活，比他本人也强不到哪里去，但他已经结了婚，因此对收入的需求比他还要紧迫。他哥哥约翰已经成为极聪明的一位政治领袖，但处在错误的政治派别里。没有人成功收复战争失地。

　　他去了纽波特，希望做一个时尚的人，但是，哪怕在1868年的简朴生活中，他也无法追上时尚的步伐。他在伦敦花费极大气力学来的所有派头，在美国一无用处，因为美国有不同的一套标准。纽波特很迷人，但是，它不需要人们有任何教育，也不给人任何教育。它给予人们的东西要开心得多，美好得多。人们极喜欢这座城市。但是，在那个社会里，友谊是一种社会伙伴关系，就像哈佛学院的班级一样，不是教育，而是教育中的课程。所有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对于未来也在询问同样的问题。没有人能够帮上忙。社会看来建立在这样一条规则上：一切都有利于在纽波特最好环境里生活的最优秀的纽约人，只要会跳华尔兹舞，所有年轻人都能够致富。这是新版的《蚂蚁与草蜢》。

　　三个月结束以后，在他遇到的数百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对他说过鼓励的话，或者表达过对他所做的事情有所了解的意思，此人就是爱德华·阿特金森。波士顿人对儿孙辈很冷漠，不管是不是浪子，也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下定决心为他们做点什么事情，这部分时间是已经三十出头的亚当斯根本拿不出来的。他没有勇气，也没有自信心到州立大街去租办公室，而他的很多朋友正是这么做的。他不敢在里面独自一个人打瞌睡，外面是风雪交加，里面是一片空虚，在房间里等待命运之神来敲门，或者希望发现命运之神在电梯里面睡着了。或者说在楼道上吧，因为当时电梯还没有投入使用。这一节课是否为他提供了最佳的机会，他本人并不知道，那是实际教育中大多数人都需要清晰理解但从来都没有能够理解的多个要点之一。他父亲和母亲本可以很高兴地看到他跟自己处在一起，然后再次开始阅读布拉克斯通著作的，但他突然之间扭断了已经存续了很长时间的家庭纽带，因此没有显示出足够的孝顺品行。毕竟，也许对于他的生活目标来说，灯塔大街跟别的任何大街一样好，也许他最简便和最确切的道路是从灯塔大街到州立大街，然后再返回来，把全年所有时间都用于从事这样一件事情。谁知道呢？哪怕后来的生活都过去了，这样的疑团还是不能够明确驱散。

　　他在这样牺牲自己的遗产时，走的只是一开始就引导他前进的老路。波士顿有他的很多兄弟，他从儿童时代起就已经明白，放逐是他与生俱来的特别权利。只要想到要在维隆山大街重新开始生活就会使他的心跳减缓。这是一个讲教育的故事，不仅仅是生活的教训，因此，有了教育之后，严格说来，气质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尽管在实践中，它们彼此是有紧密联系的。无论从气质还是从教育的角度来看，他都不适合波士顿。他曾流浪到很远的地方，也落在他的波士顿同伴之后。没有人信任他的气质，也没有人相信他受到的教育，他必须动身了。

　　由于还没有哪一条道路自动呈现出来，他就只好坚持自己加入媒体的计划了，并选择华盛顿作为通往纽约的最短距离，但是，在1868年，华盛顿仍然处在社交的栅栏之外。还没有哪一位波士顿人去过那里。他本人只好宣布自己是一位冒险家，是一位找工作的人，是一个判断力差到可怜程度的人，而且这样的说法也是符合事实的。说最好的情形，人最后在贫民窟里找到安身之所的可能性也不能说没有。在亚当斯的情形中，这样的风险更大，因为他并不十分清楚自己到了那里之后准备干什么。他必须重新教育自己，他必须研究全新的东西，而且必须在对他原来的教育充满敌意的一个氛围里开始学习，这是唯一确切可知的事情。但是，他该如何做，如何把洛丹露的一个游手好闲者改造成首都的一名政治说客，对此他一点主意也没有，也找不到谁来教他。对于一名美国青年来说，除非结了婚，否则，钱的问题对他来说很少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且钱的事情对亚当斯来说，从来没有比对别人来说成为更严重的问题。这倒不是因为他有多少钱，而是因为他没有钱也可以生活下去，就跟华盛顿的大部分人一样，他们仅仅靠砖瓦匠的工钱就能生活下去。但是，不管有没有钱，他都有这么一个困难，就是说，为进入媒体而去了华盛顿之后，他有必要找到一家媒体才能够维持下去。正式的工作，他可以指望《北美评论》，但是，这家杂志谈不上是什么媒体。关于时事讨论与通信，他可以依靠《纽约国家报》，但是，他真正需要的是纽约的一家日报，但是，没有哪家纽约日报需要他。亨利·J·雷蒙德去世后，他失去了自己的一次机会。霍拉斯·格里雷领导下的《论坛报》因为政治和个人两方面的原因而不可能进去，再说，怀特罗·雷德已经占据了那个风险极大的位置，而且那份工作本身也一定会让亚当斯忙得不可开交。查尔斯·丹纳使《太阳报》成为很成功也十分有趣的一份报纸，但是，他这么做的时候，连自己的社会地位也损害了，亚当斯十分自重，心中有数，知道不可能让丹纳和自己同时高兴起来。哪怕有良好的意图，他也必须以一个恶棍的形象失败，而且在那个时候，浓厚的恶棍风潮正是《太阳报》的生命所在。至于《纽约先驱报》，那是一个霸道的帝国，除开本纳特之类的人以外，根本容不下别的任何一种有性格的人。这么一来，纽约的日报一时还没有什么领域可供他选择的，只有威廉·库伦·布莱恩特领导下的、作为自由贸易圣地的《晚间邮报》是个例外，除此之外，就只有为高德肯与《国家报》所占领的《新耶路撒冷报》这一片刚刚露出头来的平地了。尽管亚当斯很喜欢高德肯，也跟高德肯一样高兴在《晚间邮报》和《国家报》的阴影下面爬行，但是，他非常清楚，他只会在那里找到跟自己在《北美评论》那里找到的同样一批读者。

　　前途看起来甚是暗淡，但他拥有的也只有那一点希望了，而且在华盛顿，除开跟当总检察长并且生活在那里的伊瓦茨先生有私人交情之外，他会生活在一处孤独的环境里，很像自己1861年生活在伦敦的时候。伊瓦茨做了该做的事情，是波士顿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热心做的事情，他向这位年轻人伸出了援手。无论波士顿跟萨勒姆一样是否真正排斥外来者，也不管伊瓦茨甚至在纽约算不算一个例外，他都有一种社会直觉，而这是波士顿所不具备的。伊瓦茨天生一个慷慨者，乐善好施，很喜欢年轻人，是天生的享乐主义者，随意取舍，无所顾虑，他接受这个世界的一切，不害怕，也不滥用。他的智慧是他的社交吸引力中最小的一个部分。他谈起话来内容广泛，天马行空。能够大笑的时候他都会开心大笑。能开玩笑的时候一定会开玩笑。他对朋友讲求真实，从来不发脾气，也不流露任何恶意。跟所有纽约人一样，他决非波士顿人，但是，他是人们不妨称其为新英格兰人的那种人，就跟谢尔曼将军一样。他是行伍出身的另类者。在人生的旅途中，在彼此相差甚远的不同国家，亚当斯总是对一些并不欠自己任何东西，他自己也很少能够拿出回报的一些人充满感激之情，也许，这其中有五六个人的人情债他终生都无法偿还，哪怕六个人就生命的期限来说是相当大的一个人数。但是，善心很少有以比1868年10月更开心的方式到来的时候，那时，伊瓦茨先生带他去了华盛顿。

　　亚当斯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接受了好客的主人安排的卧铺，因为第一次与卧铺的斗争使他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享受普氏列车文明的价值，但是，他更感激伊瓦茨先生为他在H大街安排的住处。H大街就在第十四大街的拐角处，他很安全，很满意地住在那里，直到他在一个没有房间可言的村庄里找到房间为止。对他来说，那个村庄看起来一点也没有变。假如他不知道一场大战和八年惊心动魄的运动刚刚在这里进行过，那他一定不会注意到任何看得出发生过变化的东西来。跟原来一样，房子很少，房间更少，就连这里的人也都是一样的。没有人看上去很怀念文明早已经习以为常的安逸享受，亚当斯很高兴自己能够摆脱这些东西，因为他最好的机会仍然留在十八世纪。

　　第一步当然是赶紧交结熟人，而第一个熟人关系自然也就是总统了，一个有志于媒体的人向总统表达了正式的敬意。伊瓦茨立即带他去了白宫，并将他引荐给安德鲁·约翰逊总统。会面的时间很短，主要是一些国王对臣仆式的普通谈话，使得这名年轻人看上去比他实际的年龄还要小。这年轻人感觉上比他看上去的样子更年轻。他再也没有见到过总统了，从来也没有感觉希望见到他，因为安德鲁·约翰逊不是他这种年仅三十岁的改革家，接受过两三种外国教育的人带着极大的热情很想见到的。但是，多少年之后，他把这次会面看作是一场教育的课题重新思考，禁不住重新想起总统的样子，总统与众不同的特征使他深感惊讶。那位老派的南方参议员和政治家坐在他书桌后的椅子里，看上去相当自重，是确有价值的自信。没有人对此产生过怀疑。有很多人都是了不起的人，但有些人就是比另外一些人更伟大，这一点不用怀疑，但是，所有人都是政治家，所有人都得到了别人的支持和提拔，都有合乎道德规范的确切保证。对他们来说，宇宙是严肃的人，甚至是庄严的，但是，那是他们的宇宙，是南方的权利概念。拉玛尔常说，他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南方制度的可靠性，直到发现奴隶制经受不起战争为止。奴隶制只是南方制度的一个部分，而这一切中的生命力，那种活力，那种诗意，却是其对自我道德的肯定。南方人不能够怀疑，这样的自信不仅仅给了安德鲁·约翰逊一个真正总统的模样，而且还实际上使它当上了总统。亚当斯后来回忆此事，他很惊讶地意识到，1868年的行政部门是强有力的，也许是他见过的最强有力的行政部门。很显然，他再也没有发现自己得到过如此之大的满足，也没有再享受到如归家园的感觉。

　　苏亚德仍然是国务卿。虽然已经显出饱经风霜的痕迹，但他远远还没有到老态龙钟的程度，在过去的八年里，苏亚德先生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他还跟过去一样，只是有一点点不同。也许，他和亨利·亚当斯不一样，他终于得到了一次教育，也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也许他让自己习惯于没有这一切。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虽然他的姿态跟以前大致相当，他的谈话也跟以前一样流畅，但是，看起来他已经关闭了与公众接触的渠道。他似乎不再关心什么事情了，他无所求，无所给予，也不请求得到任何人的帮助。他很少谈论自己，也不轻言别人的事情，他只等着自己卸任的那一天。在他当政和风光得意的最后一些日子里，亚当斯很乐意跟他在一起，晚上经常去他家，假如他能够肯定他是在打惠斯特牌的话。最后，当结局到来时，有一天晚上，他请苏亚德先生去他的房间共进晚餐，并在那里打惠斯特牌，就跟他每天在家里玩的时候一样，这么做是为了感受这位了不起的人——他作为一名志愿者服务过的唯一的领导——是否还承认某些私人交情。苏亚德先生来了，也打了惠斯特牌，亚当斯大致记得他告别时说的话：“这是通情达理的一种娱乐！”这是他唯一请求苏亚德先生的一次，也是他唯一接受要求的一次。

　　因此，作为智慧的师长，经过二十年的示范后，苏亚德先生从一个人的生活中退出了，而亚当斯也失去了本应该是自己最密切的盟友的人。但实际上，国务院已经不再是他的兴趣中心了，财务部已经替代了它的位置。财务部长是刚刚从政的一位新手，是胡夫·麦库洛奇，报界新成员认为他将来会成为讲求实用的政治家，在他们眼里，胡夫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但是，大家都还是很喜欢他的，不过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位补缺者，而不是什么实力派人物。假如他们知道财政部对未来一代人能够给予多么大的支持，他们一定会就自己对麦库洛奇的估计思考很长时间。亚当斯注定会看到许多部长的迁移，远远超过他想去操心的程度，但是，到最后，他还是觉得麦库洛奇是其中最好的一位，尽管他看来代表着人们最不喜欢的一切。他不是政治家，他没有党派，他也没有能力。他不合时尚，也没有装模作样的时候。他是一位银行家，亚当斯对于银行家有很大的偏见，就如同农奴对监工也存有偏见。他知道自己必须服从，他知道，无助者只有在通过嘲弄来减缓屈从于别人的压力的时候才显出自己的无助。1865年之后的世界变成了银行家的世界，没有哪一位银行家会信任逃离了州立大街，怀着说不清道不白的目的或者根本值得可疑的目的到华盛顿去的人，因为他无法提供足够多的担保物去美国任何一家银行借出5，000美元来。银行家永远也不会信任他，他也不会信任任何一位银行家。对他来说，银行家的思想是可恶的，这样的厌恶之情使他更加惊讶地发现，麦库洛奇是华盛顿心怀最宽广、思想最自由、态度最温和、办事最讲求实际的公众人物。

　　这一点不容怀疑。财政部在当时的压力是非常之大的。整个金融系统都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它的每一个部分都要求改革，最丰富的经验、策略和技巧都无法使这台机器平稳运转。没有人知道麦库洛奇是如何办到的，直到他的继任者接管财政部，并试图修正他的方法之后，人们才明白过来。亚当斯没有足够多的知识欣赏麦库洛奇的专业技术，但是，他被麦库洛奇对年轻人的公开和慷慨的姿态所打动。根据亚当斯的经验，在所有罕见的品行当中，这一条是最为罕见的。一般来说，官员都害怕冲突。最强有力的人往往最讨厌冲突。任何宣称对其公职的讨论人人都有平等权利的人，都会感觉这是一项美德，几个月或几年之后，他便会厌倦于这么做了。身居高位的朋友是一个容易失去的朋友。这个规律差不多是绝对的，从实践中可以看出，差不多都不存在例外。但明显有例外存在着，麦库洛奇就是例外之一。

　　麦库洛奇身上没有无节制的自私和孩子气的嫉妒，而这两项却是早期的政治教育中更为常见的结果。他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可以不理会自己的同伴。亚当斯发现他的周围都是国内一些积极和有智慧的年轻人。他们充满信念，不知疲倦地工作，盼望着改革，有活力，信心十足，有能力，学得快，充满旺盛的斗志，同样乐于捍卫或攻击，他们是一些不自私的人，甚至是诚实的年轻人。他们多半来自部队，有志愿者的精神。弗兰克·沃克、弗兰克·巴娄、弗兰克·巴莱特都是这一代人的典型。大部分媒体，大部分公众，尤其是西部地区的人都是他们一样的想法。没有人否认改革的需求。整个政府从上到下都因为被废弃的东西而呈现老态，都因为需要改善的东西而不稳定。货币只是一个例子，税率是另一个例子。但是，整个构成都需要重建，就如同在1789年的时候一样，因为宪法已经成为跟北方联盟一样古老的东西了。一场休克迟早要来，越往后推就越危险。内战事实上已经造就了一个新的制度。国家机器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予以重新组织。

　　人们也许能够无限制地讨论到底哪一个政府部门应该得到最紧急的改革，所有政府部门都需要快速改革，但是，没有人否认金融机构是个丑闻，也是经常遭人唾骂的一个部门。税率更糟糕，虽然有更多的利息在保持它。麦库洛奇怀着极大的善意和心甘情愿的同情感面对改革问题，这是他为人的高尚之处，他处在党派之外，在工作之外，在讨价还价之外，在市政当局之外，也在任何形式的阴谋之外。这样的人亚当斯再也没有见过了。

　　混乱时常会滋生生命，而秩序却会导致习惯的养成。内战滋生出生命。军队滋生出勇气。志愿型的年轻人并非总是处在控制之下的温顺者，但是，发生争斗的时候，他们往往是顺手的工具。亚当斯极高兴能够成为其中一员。他发现自己很喜欢跟这样的一些人处在一起，比他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更感到自由自在，也比以后在财政部的时候更为舒心。他并没有强烈的党派热情，感觉好像自己和他的朋友都拥有这届政府似的，而在这个政府消亡的过程中，除开他们之外，既没有朋友，也没有任何未来。

　　这还不是惟一的盟友。整个政府的各个部门到处都是这样的一些人。就在那个时期，最高法院准备接手法定货币的案子，已经请了蔡斯首席大法官来为政府在和平时期树立一个人为的价值标准的宪法权利做辩护。伊瓦茨急于确定一个辩论线索，以便有机会抵制蔡斯首席大法官的观点，而且他不知道应该如何从事这件事情。他不知道应该先迈哪一只脚。寇斯法官是马歇尔派的强硬法官中最后的一个成员，跟他做斗争的时候，他并不需要冒极大的风险。人处在怀疑中的时候，清理思路最快的办法是讨论，而伊瓦茨也有意迫使人们进行讨论。一天接着一天，开车、吃饭、步行的时候，他都在挑动亚当斯，希望为他的立场进行辩护。他需要一块铁砧来锤炼自己的思想。

　　亚当斯因为充当了那块铁砧而受宠若惊，因为无论怎么说，铁砧总还是比锤子结实一些的。他并没有感觉自己非得十分尊敬伊瓦茨的论点，因为伊瓦茨本人对他的观点也不是十分尊敬的。因此，他十分随便地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跟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属于纯理论家类型的人，而那个问题不管怎么说都有更多的历史或政治意义，较小法律上的问题。通过争论，他可以轻松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所要求得到的权力一直都没有给予，也不可能存在切实可行的宪法理由使政府有权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推翻那个价值标准，尤其是在和平时期。争论本身对他没有太大意义，哪怕是作为一种教育，但是，争论导致他必须从首席大法官本人那里借用看待问题的方法。按照写给《国家报》的信件以及写给《北美评论》的文章所讨论的主题，亚当斯慢慢与这位首席大法官混熟了，而那位大法官也是无奴隶制党最老和最坚强的领袖之一，他的说法关系到他个人的尊严，因为古老的无奴隶制党人越来越少了。跟所有强硬派与自信的人一样，蔡斯先生也有自己的品位上的过错。他从来都是一个难以驾驭的人，也是不太容易把握住的一个人。他清楚地看出什么是错误的，也并非总是允许比较正确的事情存在。他爱权力，就好像他还是一名参议员。他对于法定货币的立场是相当糟糕的。如果作为财政部的部长，他一直都算是一位发起人，但作为首席大法官，他成了它的敌人。法定货币的问题并没有在一位报纸记者的总体生活中造成巨大的快乐或痛苦，但是，这件事情可以起到作为信件主题的作用，而首席大法官也极愿意在报界赢得一位盟友，可以按照他愿意的方式讲出他的故事来。对蔡斯先生住所的熟悉进展得极快，而这样的同盟对于在华盛顿报界拼命挣扎着的一位冒险者的快乐来说，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不管一个人对他的政治观点或脾气有什么样的看法，蔡斯先生都是一位心甘情愿性的人物，他有很高的参议员级别，当然也有他的参议员错误。他是一位有价值的盟友。

　　有些事情迟早都是会发生的，而这件事情果真就发生了，有一天，亚当斯在街上碰到了查尔斯·萨姆纳，并立即驻足向他问好。就好像中断了八年的联系是发展友谊所必须的自然要求一样，萨姆纳大喜过望，并立即恢复了一位英雄人物面对一个学童的关系。亚当斯很高兴地接受了这样的关系。他当时有三十岁，而萨姆纳已经有五十七岁了。他看到的世界已经超出了萨姆纳能够想像的程度，而且他感觉到有一种又喜又好奇的成份，竟然希望再次受到一个小孩子的待遇。在最好的情况下，修好已经中断的联系也是一件令人紧张的事情，而在这个例子中，此事变得很棘手，因为萨姆纳与亚当斯先生的争吵并不是他中断的联系中最微妙的一部分，他必须格外谨慎，必须保持波士顿人都不能时常挂在脑海里的谨慎。但是，这事让亨利·亚当斯产生了很大兴趣，他很兴奋地把它当作一个新的政治人性学的研究对象。这位年轻人知道，这次会见迟早会来的，也为此做好了准备，哪怕作为报纸的需要也行。但是，对萨姆纳来说，这事来得十分惊喜，跟亚当斯预料的情形一样。他观察萨姆纳的行动，感受到了某种东西，那是值得努力观察的实践教育。他看得出来，许多想法在自己的脑海里穿过，当然大部分是令人不快的念头，因为他并没有问及亚当斯一家的近况，也没有提及他的任何一位朋友或在海外生活的情况。他只谈当前的事情。对他来说，在华盛顿的亚当斯多少应该是一位评论家，也许是一位间谍，一定是一位密谋者或冒险家，就跟其他很多人一样。可能是一位无党派的政治家，一位无原则的作家，一位肯定要求得到支持的寻求职位者。从他那个角度看，所有这些倒也是真的。亚当斯对他没有用处，反倒有可能对他的权力造成损害。亚当斯接受了这一切。他准备好保持一定的距离，承认其中的理由是说得过去的，公正的。他极其惊讶地看到，萨姆纳主动要求重修旧好。他发现自己差不多受到了对方的信任。他不仅接到邀请，欢迎自己去他在拉法耶广场的家里享受小小的美餐，而且还获准去他的参议员书房，并得以了解他的观点、政策与目的，有时候，这些内容比他奇怪的隔阂或无所不知能力的消失更让人惊讶。

　　整体来说，亨利重续起来的这层关系是最奇怪的一种。他喜欢萨姆纳，也很崇拜他，但觉得他的思想是一个病理学的研究对象。有时候，他很想认为萨姆纳先生能够感受到他的孤独，而且，在政治的荒野中，他渴望遇到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但是，这并不能讲完全部的故事。萨姆纳的思想已经到达了心如止水的境地，能够接收和反射图像，但再也不能够吸收它们了。里面除了思想自身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从外面获取的图像，通过感官而机械地感受到的目标，都是出自礼貌的原因而存在的，直到思想的表层产生波纹，但永远也没有能够成为思想的一个部分。亨利·亚当斯并没有唤起任何情感，如果他唤起的是一种不好的情感，那他可能早就停止生存了。思想一定会机械地予以拒绝，就如同它曾机械地承认了他一样。并不是说萨姆纳比起其他议员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了，比如跟康克林相比，而是说在他那方面，疾病已经影响到了他的思想。那是一种慢性病，是绝对的疾病。而别的大部分参议员都是患的急性病。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萨姆纳才是一个报人更有价值的熟人。亚当斯发现他极有用，也许是作为报业全部生财工具的所有那些权贵人物中最有用处的一位。那是一个志留纪时代积存下来的工具。再过几个月或几年，这些人全都消失了。1868年，他们就如同华盛顿本身，一直都在变化，但一直没有形成变化。拉法耶广场就是社会。在克拉克·米尔斯先生为安德鲁·杰克逊的坐骑修的纪念碑几百码远的地方，人们能够看到所有的熟人，还有旅馆、银行、市场和中央政府。过了广场就是一片田野的开始处。没有哪一位富有或时尚的陌生人发现那个城市。没有哪位文学界或科学界的人，没有哪位画家，没有哪位没有官职或职业的绅士在那里生活过。那是一片乡村，它的社会是原始的。里面很少有人了解大城市的生活。波士顿的伊瓦茨先生、山姆·胡柏先生，还有也许一两位外交家混在那一圈人当中。那个快乐的村庄不知道有俱乐部存在。F大街通往国会山的路上，劣等的电车足够交通之用。在宾夕法尼亚车站的每一个愉快的春节的早晨，社会各界人士相遇，彼此向朋友互相道别，各自踏上那惟一的快车道。国务院就坐落在第十四大街远处的一个婴儿收容所里，而穆莱特先生也在白宫旁边修建他自己有建筑意义的婴儿收容所。房地产的价值自1800以来都没有变化过，道路泥泞难行。所有这些都有利于一个想来这里成名的年轻人。在二十四小时里，他能够认识所有人。在两天时间里，人人都会认识他。

　　经过七年艰苦和不成功的努力，他还是没有弄懂伦敦社会的边界，但是，华盛顿的世界却提供了一个便利和令人开心的休息场所。他站在伊瓦茨家屋顶安全的阴影下环顾四周，看着他将要与之一起工作的那些人，心想必须要承认，他已经获得的教育十之八九都用不上了，而另外的那十分之一也许还是有害的。他可能只好从头开始了。他必须学会跟西部的议员们谈话，要把自己以前的事情隐瞒起来。这个任务执行起来很让人觉得好玩。他看不出有任何东西妨碍他高兴这么做，对于以前已经过去，或者后面即将到来的所有人都可以表现出随意的冷漠。议院的休息室构成了一道壮观的风景，差不多可以说风景如画。巴黎舞台上很少有人比老山姆·沃德更逗乐和更有戏剧性的，因为他比政府所有部门加在一起还更了解生活，包括参议院和史密森学会。社会并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奉献出来的，但它拥有的东西，一定会坦然地捧出来。有一阵子，政治活动不再打乱社会关系了。所有人都混成一团，在平潮一样的水体里搅成一堆。政府很像亚当斯本人在教育中遇到的事情。已经走到前面去的一切一无用处，其中一些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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