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　羽

　　一

　　那个夜晚，子孑疯了。真的疯了。那个夜晚是一周的结束，另一周的开始——那是星期五的夜晚，星期六的凌晨。子孑在那个夜晚突然发疯。她的疯狂的、绝望的嘶喊、狂吼、恸哭以及可怕的身体语言，震动了身边的所有的人。全楼的人，全院的人，一致认为她的父母应该把她送到N城脑科医院精神病科去。她的父母，差点这么做。但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一周以后，子孑又忽然像换了个人似的，变的正常、平静、温婉。眼神由混沌转为清澈，仿佛被什么有灵气的东西洗过一般。她是在见到苏克以后恢复正常的。苏克到N城弗恩大学尚美学院做当代文学报告的那个夜晚，在子孑的眼睛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激烈起来，像一团雾化的影幻。热气腾腾的，潮汐般的集体的疯狂。世界变得怪诞、不可理喻，世界上各个部分的人们为着各个不同的主题忽而疯狂，忽而冷却，忽而集中忽而松散。开始，人们仿佛都忙着奔向目的地，最终却仍然是盲目的。在子孑眼里，世界是变形的、扭曲的。夜晚是疯狂的，夜晚的人群也是疯狂的，真实的疯狂。可是所有人都觉得，一切很正常，他们因为模糊而兴奋，因为兴奋而模糊。子孑也兴奋，异常的兴奋。苏克的讲座与她不相干，但苏克这个人却与她息息相关，她这么想着，很明白的想着。所以，苏克使N城弗恩大学尚美学院几百人疯狂和疑惑的那个夜晚，子孑却恢复了理智。而且她相信只有她内心的隐秘力量是清晰的，是一种理智的疯狂。她喜欢这种反差。

　　二

　　星期五与星期六的临界点上，十二点钟，子孑在直播室艰难而努力的说完最后一句话：“亲爱的朋友们，结束今天的节目，也结束这一周的节目，在最后的时刻里，在语言已经苍白的日子里，子孑仍然把这句话送给你，无论你是否喜欢；‘把我的右手放在我的左胸前，默默的祝福你，祝你一切安好’！”然后，她咽下一口气，直播室里温暖的空气与自己的在垫乐衬托下通过耳机传入耳朵的回音，使她感到一阵无来由的恐慌，她赶紧收拾东西，离开了直播室，离开她日常生活中工作的地方——电台。

　　子孑在零点以后的寒夜里骑着单车，驶进尖锐陌生的寒冷中，冬夜的风犀利如刀子一样，令人畏缩。冬夜的黑暗，阴冷，更使人恐慌。子孑骑车，飞快的穿过沉静下去的马路，街巷，义无返顾的向家的方向狂奔。她心里的阴郁和惊恐和悲凉比这深冬的夜色更加沉重，像风一样在她体内狂野而迷乱。当她骑到院落门口，在寒风中，用颤抖的手，打开铁门，推车进去的时候，她的思想又回到令她焦灼到要疯狂地步的事件上来。那就是，她的那篇新写出来，预备投到《收获》去的短篇小说《秘密》遗失了。是那张装《秘密》的软盘坏了，在电脑中出现了乱码。想想吧！一万四千字，折腾了几天几夜，花了一百多块钱才在电脑公司打好的稿子，竟然没了。子孑对小姐说：“有一个字和一个标点符号错了，所以必须再修改一次，一定不能有任何错误。格式，字词，标点符号。这篇小说我要投到一流刊物去的。”小姐把软盘插进电脑，用手按着鼠标，给电脑命令。但，显示屏上出来的全部是乱码。“你这个不行哎，出不出来。”小姐说。“怎么可能呢？！怎么会变成这样？你这机子是不是Word97？！”子孑紧张而急迫的说。“按道理是能打开的，系统是一样的，但就是不行，你看，出来的全是乱码。”小姐重复操作了一遍给她看。“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机子出问题了？”子孑瞪大眼望着屏幕上的乱码嗫嚅着说，心急如焚，焦恐扭曲了她柔美的嗓音，使它发颤，发粘。“机子好好的，是你的盘子坏了，出不出来，肯定是坏了。”小姐慢条斯理，胸有成竹的说道。“坏了！这——这怎么可能？！这是新盘呢！你再看了，是不是别的什么问题，你再打开试试。”子孑坚决不相信。小姐不耐烦了，说：“告诉你坏了，就坏了，不信拉倒，反正我打开了是乱码，这稿子我是调不出来。”

　　“那怎么办呢？！”子孑竟然手足无措像孩子般讨好的求援的口吻。

　　“硬盘上的文件已经消了，我们也没办法。”小姐很自然的说。子孑的头“轰”一下，差点晕过去。那个时候是十点，她的节目在夜间十一点开始。她只有强忍着，坚持着自己，因为无论任何一种关于自我的形象，她是不可能不顾及的。她把这突如其来的致命打击暂时压在了心里，去上节目。它成了一枚随时可引爆的定时炸弹。

　　这会儿，她下了节目，她进了宅院，把铁门锁上，正一步、一步往家门口走去。正当她走到门栋，第二道铁门门口时，那炸弹突然爆炸，把心炸碎。她感到一阵猛烈的巨痛穿透心房。一种难以逾越的无助感将她击垮，她哭起来，在她的家门口哭起来，在深冬凌晨十二点半的夜色中哭起来。哭出声音。开始还是微弱的抽搐，然后声音就逐渐强大起来。接着，那声音以一种质感的尖锐刺入夜空，像一根带倒钩的针一样从人们的耳朵里猛的拔出，顿时，那只耳朵鲜血淋淋，那种痛是会使人发疯的。因恐惧而发疯。“子孑？子孑？——你怎么了？啊？怎么回事啊？”一个男人的声音传入子孑的耳朵，那声音她认识，那声音充满焦虑，关怀，是她近些年已经听不到的声音。无论在她平稳时还是绝望时；健康时或疯狂时，没人给她一丝安慰，能看见她这种状况的人只有她的父母，而他们总是不予理睬。顺其自然。那个男人走近她，他不是陌生人，他是她的邻居，是她父亲的过去同事的丈夫。而她宁愿那是个陌生男人，如果他是个陌生男人，还这样问她，她就会不顾一切扑进他怀里痛哭。但，那一刻，她不能，她痛不欲生的蜷缩在那里，任凭那温情的男人对她说什么，她都不理会只是哭，一味的哭。男人关注着她，替她把防盗门打开，她进去后，在最后的家门门口哭……门栋里没有灯，一片漆黑。她仿佛找不到最后这道门的钥匙，继续用声音哭泣。尖细，悲绝，在夜里听上去让人恐慌。男人在二楼停下来，一手扶着楼梯、弯下身来看着她，男人想帮她，关怀她，但因遭她沉默方式的拒绝而不知所措，最终他通过电脑门通知她的家人，她父亲。他说：“哎，子杨啊！你快开一下你家的门，你女儿找不到钥匙进不去。”“啊？怎么回事？！她干什么呢，她？”子杨夹着烦躁与粗鲁气息的声音隔着门从房间里传出来，传进子孑的耳朵，从那一刻起，她就疯了。她人进了家门，心却留在别处。不确定的不知何处的地方。她疯狂的叫喊、哭泣、放纵的宣泄，无论子杨怎样的追问、指责，她一样的嘶叫，绝望中用把菜刀割破手腕，很深的一道裂口随着刀刃被割开，细长的刀口裂成一条缝。白色的、细腻的肉里慢慢的汇聚了粘稠而鲜艳的红色液体，瞬间溢出伤口，流淌出来，越流越多，越流越快，子杨猛的夺过了她手中的刀，强行替她包好伤口。这就是他对她最大的安抚。然而她依然绝望，只是一时不能以死亡来克服它，只能声嘶力竭的恸哭。那一夜，她一声声的抽噎，到达失控状态后忽高忽低；连续一夜，一声连着一声。直到她哭累了，头疼得要裂开，神经长时间高度紧张，人几乎虚脱了，才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已是黄昏。她的眼睛肿了，脸肿了，心也肿了，肿得很厉害。她跑进卫生间，把门插上，看自己的脸，又红又肿，简直不堪入目。镜子里的人，是一个绝望的女人：一件蓝色夹绵长袍敞开着，里面是光裸的颈子和丝薄的内衣，披头散发，有几根发粘在被泪水浸湿的面颊上，眼神是混沌而呆滞的。左手手腕上是四、五道新鲜的崎岖的刀痕，一夜过来，残留的血迹褪了色，成为封干了的粉末状的咖啡色的物质粘在伤口旁。

　　子孑在镜前站了很久，她突然感到惶恐，她也突然清醒过来，在卫生间橙色柔和的灯光下清醒过来。这个女人难道就是自己吗？这样一副恐怖的形容，没有美感，没有矜持，没有女性的温婉华美。她用手把头发理理好，把睡衣扣好，再用湿毛巾轻轻擦去脸上的泪痕，用毛巾擦掉腕上的血迹。那一刻，她像一个恋人般的心疼起自己来了。她还年轻啊！她毕竟只有二十一周岁，她也一直是个有着很多人歆羡的秀欣的身材，姑娘家东方女子均匀体形的年轻女人。还有一张典型的瓜子脸，尖下巴，大眼睛，性感的、微厚的双唇，以及两道浓眉和一头越肩的长发。是那种光华、垂直，有坠感、豆沙色的长发，而且她头发的颜色是那种在国内流行了五、六年的豆沙色，时髦女郎最喜欢染的那种颜色。有很多人以为她是花了大价钱，才染的这么自然。她每次到发廊去洗发，设计师总要问她：“小姐的头发作过颜色吧？一定是在‘王子’作的吧？那么自然，纯粹。”N城染发最贵的发廊就是“王子”。一次至少要收两千元。可是，她总是轻轻一笑：“我的头发是因为怕油，常洗变得不黑了。”“你没染过？天生的豆沙色？”设计师从镜中现出惊愕的表情。子孑的长发是从来没有折腾过的，她在头发的尺度、法式和颜色上面，崇尚的是自然，而不是时尚。

　　那一刻，子孑，望着镜中的自己，想起一周前曾看过的一部西片，一个发生在二战时的故事，说一个法国女人赴德执行反抗组织的秘密任务。她的情人，一个深爱着她的兽医，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一直跟随她、保护她。她拒绝他介入自己的工作，她要独自完成。在一次遇险被她的情人救了后，他劝她放弃这个任务，与他一起到瑞典。她虽然惊魂未定，但仍坚持要完成那个相当危险的任务。那男人就说：“你是个女人，那么漂亮，那么优雅，那么体面。你是不应该去做这种危险工作的。没有一个正直的男人会让女人替他去死。女人生来就是为了生活的，为了恋爱和美的。”

　　子孑记起那一段话，她记得那部片子中只有那段话抓住了她，刺激着她的心灵。如果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能够得到那些东西：宠爱，美丽、优越、舒华的生活。她想，即使做一个“尤物”，又有何妨？问题是，在脚下这片土地上，有这样超然的懂得欣赏女人宛若欣赏一件艺术品，懂得享受生活犹如享受成就感和烟、酒和性一样的男人吗？子孑觉得，她生错了时代，也生错了国度。这既不是一个生活的时代，也不是一个生活的国度。至于“爱情”那是要在摆脱生存斗争，摆脱物化，生活优越甚至奢华后才能考虑的事情。那才可能是她想要的享受，恋爱与美丽。

　　站在镜前，子孑陷入了幻想与回忆，她突然明白了小的时候在生活中拼命寻找的东西是什么？而她如今开始写作，并且要以此为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本质方式，正是因为她明白了她的寻觅在现世中是没有结果的，而她又是如此深的依恋着，幻想过、理解过的那种生活，那部片子中男主人公说的那种生活。因此，她要写作，要在另一个世界中寻找和经历和感知这一切。那么，她怎么能疯呢？又怎么能在现在就死去呢？二十出头的年纪，至少还有十年的时间可以努力，可以不断的发现、创作、幻想、营造。十年中，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会不会有奇迹呢？只有活着才知道。

　　三

　　在子孑出事两天之后，是新的一周的开始。星期一的早晨，太阳是新的。

　　弗恩大学97级文编班，早上有课。八点钟的课。子孑应该六点半起床。但是，她请了病假。她还没有调整好，不愿意面对人。现世的人。所有的人。这几天，她仿佛一个得妄想症的人，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幻想，听音乐。一个人，不见人。不做任何事情。父母亲已经准备送她去住院治疗。但周一的下午，她从床上起来，穿得整齐而淑雅，吃完饭，到弗恩大学去了。她是想回到正常生活中去的。她去上课，但没按时，去的时候，课已经结束了。

　　子孑坐在公共汽车里，坐在平时最讨厌的人群之中。下午的冬阳透过车窗抚慰着她，温暖的阳光和冰冷的微风透过窗一起刺激着她的皮肤和纤弱的神经。她于是感到自己离现世太遥远了。自己若想正常的生活下去，与现世的关系最好是：若即若离。因此，人群、噪音、灰尘这些东西也不能完全没有，它们似乎是阳光、空气，风和空旷、安宁的另一面。前者象征着物化的现世，后者象征着梦幻与理想。前者已经存在，后者有着无限的可能，但仍然虚幻。她在车上的想象一直延续到下车后的宽阔的马路上，路上车水马龙，子孑感到自己完全在它们之中，又完全在它们之外。这种感觉很好，正是与它们——现世的恰当距离。她带着这样的感觉来到弗恩大学。艺术院校的氛围离她的内心世界更近了一步。她进去，在弗恩的门口碰见了自己的同学，一群唧唧喳喳的女生，她们面向她跳跃着过来，摆着手，嬉笑着对她说：“子孑，转身，向外走。今天下午没有课，我们白跑一趟。”其中一个扎马尾辫的最活跃的女孩子用手指指着校园大门，热烈的对她说。她笑着回答：“噢？是吗？那没关系，我去交假条，上午的课我没来。”“上午的课又没点名。”女同学说。“哦？那最好了，那我先走了，再见啊！”子孑说。“再见！”她的同学们一起说。

　　子孑径直向学校里走去，身后是几个女生热烈的声音，这热烈让她感到生活的气息，现世生活的气息，偶尔如此，她也很喜欢。因为这样的热烈，如今在她身上已经没有了，荡然无存。

　　没有课让她感到轻松，同时，失落感也升起来，紧张的生活突然没内容了。变得空洞、旷达。她正准备去教务处把假条交了后回家，再决定做什么。结果，路过校园里的展览橱窗，一张醒目的海报吸引了她的全部视线。“苏克”的名字在上面。鲜红的两个大字立在海报正中间。那红鲜得像血，令她晕眩。她没有读过苏克的任何作品。连那个被拍成电影的最著名的小说《丫头》也只看过片断。有些印象。但并不强烈。强烈的是大半年前，她刚开始写小说的日子里，在另一位作家那里谈文学，谈心时听他说：“一会儿苏克要来找我打球。”就是这样一个印象，在她脑海里被海报上鲜红的两个大字唤起，互相关联。引起她的兴奋的原因是多重的，最深的原因不是苏克，而是他打球的对象，她一年前偶然知道并主动认识的那个人——“风华”。那时她并不知道风华是谁，她还年轻的很，在生活中想象和寻觅。一段生活的风波促使她写成一篇小说，她想让它发表，然后与这段生活告别。像演员那样走下台去换一套衣服，从二十年代的旗袍更换成九十年代的太阳裙。一次偶然，她翻阅一本文化杂志，上面有一个栏目叫做《小说至高点》。每期介绍一位作家。刊登他的一篇小说，一张照片和简介。从来没有一期引起她的注意，那一期刊登了风华，他的照片首先引起子孑的注意，她觉得似曾相识，他很英俊，清秀，而且成熟，还有一种古典悠远的神秘感，这些都是她从照片上他的眼神中读出的，再一看介绍，原来他就在N城一家杂志社任职，于是，子孑惯性一般的决定在日常生活中作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充满神秘和美的事。而且她完全不了解文学家的生活，中国的文坛。她对这个领域的认识是一片空白充满幻想。但她从来就是这么生活的，随心所欲，跟随感觉与想象，从孩童时一直到长大成人，伴随着永恒的幻想，她在生活中所想的奇怪的事，从小到大，只要去做了，无一不实现。因此，她的生活也是光怪陆离的。她已经很自如的进入了一种角色，以一种感觉的经验按照地址写信给他，并用她已经认识的P城一位很有知名度的女作家的语言评价他的小说。然后在信中谈自己的内心世界，并提到了自己的小说。当然附了一张电台节目主持人的名片。接着，她熟练而机械的做着一些事。打‘114’查询那家杂志社电话号码，查到后，再打电话到那里，找他，他不在，别人接的电话，她就以记者的身份说要采访他什么的，轻而易举的获得了他的传呼号。她的A型血注定她能在外人（陌生人）面前自如的将真话与假话混合起来说。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在生活中投入的游戏着。又像一个清醒的老者，在生活之外静静的观看。她总是同时扮演两种截然相反的角色。后来，她觉得这与自己的星座有关，书上说：“天蝎座的人总是在等待奇迹的发生，并且热爱神秘的事物。”

　　在这样的心态下，她如愿的与风华见面，与他谈心，把小说给他看。他原来是文坛上赫赫有名的年轻作家。六十年代风华正茂的“新生代”一流小说家。子孑是不懂得这些的。她认识了那么多名人却没有那种对名誉的敬畏心理。子孑只懂得在她自己感觉中的某些内质的东西。也只崇敬，甚而是迷崇那种东西。比如睿智，比如神秘，比如优越，儒雅，比如成熟，比如敏锐，比如美妙……子孑就是想在生活中体验这一切。于是从初次见到风华，她就与想象中的完美男人对比，发现风华是最接近的，他比过去她经历过的任何男人更接近她的想象。而且，的确，子孑是被他的那些细节吸引的，他的外表，包括动作，说话的方式，语态，神情，穿着和谈话的内容。然而，她是个女人，在尚未感受到有什么比生活本身更重要的阶段，他当然也被她后来才明白的他的名誉，他的现实环境，以及他的小说所吸引。她的虚荣心也因此而膨胀。但首先吸引她的确是不涉及其余一切的单纯的他的人的气息，然后才是别的东西。风华原本可以把子孑引向任何一个可能的方向，因为对于他而言，子孑是一张白纸，她几乎没有真正意义的关于文学，社会，信仰，文坛，名誉等等的观念。她与他谈这些，只是因为她被他吸引，然后越来越遁入想象的空间。与他在一起，谈这些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也是为了表现她的“成熟”，“别致”。她并不成熟，但她的确是特别的。她做这么多，并不是想要成为一个“作家”，而只是想去爱一个她能够爱的男人，无论他是什么“家”。子孑是“资产阶级”的女人，她爱奢华的东西，她爱那种有光泽的东西，她本质上是虚荣的，是女性的那种真切的虚荣。所以，她爱的男人必定要是个什么、什么“家”，要被他所处的现世认可。就是说，她只能去爱一个比自己优秀许多的成功的男人，她只能去爱一个健康的，良好的，幸运的男人，有才华，才能，坚强有力的男人。她喜欢崇拜，她会因为崇拜而愉快。

　　风华原本可以把她塑造成一个单纯的生活中的女人，他对她有着绝对的驾驭权。到最后，她是把自己的所有都交给他了。他完全可以使她成为自己“私生活”里的一部分，在不妨碍他什么的情况下。因为，他们的关系原本有着无限的可能，当然，他是个成功的男人；有家室，事业，名誉。他可以把她变成自己的一个情人，因为她爱他，为了他，她可以抛弃一切，可以放下一切，他完全知道的。但是，直到她主动提出这一切，他都不愿这么做。她并不是灰姑娘似的人，她是“红色贵族”。她是不愁吃穿的那种女孩。但她忧郁，敏感，脆弱。结果他把她引向了文学，引向了写作。她原本只想把那篇小说发表（完全是小孩子的虚荣心理）。然后做一个节目主持人，然后哪怕一辈子作他的情人，只要他爱她，即使这种爱只能分得十分之一，她也心甘情愿。只要他不离开她，她就会永远自足的生活着。恋爱是她的宗教，她就像信徒那样虔诚的执著的信奉着它，她愿意为她爱的人献身。这是真的，所以她可以把所有的才华全部投入到这种恋爱中来。但是，他不要，他对她很好，很温柔，却引着她，走向“写作”这非常艰难的事业。正如子孑看的那部电影，女人一旦投身于生活之外的事业，受到那种高于生活具有神秘性事物的诱惑，就会把她们对待爱情的宗教般的执著献给这个事业。女人天生是为了爱而活着，但因为找不到爱的承载与对象，才寻找别的替代物，比如宗教，比如事业，甚至艺术，而子孑就只有写作了。因为他不接受她作为女人的爱。因为她爱他，那么疯狂，执著。而他的事业是写作，他也让她写作，帮她推荐作品，使她在一年中发表两篇小说。所以，她必然要“写作”。爱屋及乌。子孑，最后因为太渴望赢得风华的爱了，又明白不能如愿的成为他的真正意义上的情人，于是把感情推向了极致。她向他表白，想向他索吻和献身。那么，她的承诺就是，从他眼前消失，自己独立投稿，她终于得到了他的拥抱和吻，却失去了他，失去他，正如失去信念和精神支柱一般，如同从心里挖去了一个内核，致命的痛在空洞中蔓延，而且，是她自己断了后路，她在写作以后，认识的所有作家，名流，P城的，N城的，其他城市的，只有风华一人，而且是最著名的一个，亲自帮她推荐作品。可她，却只是一个任性而不谙世事的孩子。风华一直唤她“孩子”。“你是一个孩子，我是你的长辈。”这些话她当时觉得新奇，后来想起来就想哭。感动，因为深味现实中那些残酷的东西后，与他比较而感动，而伤心，而觉得自己当时太冲动，太不珍惜他所给予的一切。难能可贵的一切。风华那么善良温绵的样子，一直烙在她心灵的深处。

　　这个时候，她已经与那些编辑们打过多次交道了，发觉自己缺乏那种社交能力。发觉自己是柔弱的。当看见了苏克的名字，以及他要到弗恩尚美学院作当代文学报告时，她的目的更加明确了，她要发表小说，要在一流刊物上发表，她要像爱风华一样爱写作。要像风华那样成为一个作家。当然成为一个女作家，哪怕再痛苦，再孤独也无所谓。她不能再把恋爱当宗教，仅仅做一个女人存在在这世上。于是，她决定，来听这个周末晚上七点钟的讲座。苏克的讲座。她要认识他，她要使苏克愿意帮她推荐作品。她自信自己是有写作才能的。但她的作品难以被大众理解，就像她本人。因此她认为要被社会承认，被现世认可，就要寻找捷径，就必须认识一批当代文坛的“名流”，得到他们的赏识，并由他们帮助推荐作品，然后发表。

　　四

　　子孑记下了海报上的内容，暗下决心，在周末晚上七点钟到学校来听讲座。她今天仿佛就是为了来看这张海报的。她的目的很明确，她要认识苏克，认识他是为了写作。写作现在是她活下去的唯一的理由，没有其他原因。

　　周末到了，子孑变得沉重而质感，对苏克的想象重叠着对风华的回忆锁定在她的脑海中，使她的思维与感觉深度忧患，并激活了她所有的潜力，最终支配着她的行动。

　　周末是凡俗中人修整自己的日子，放松的日子，娱乐的日子，寻找刺激和享受的日子。城市的生活越来越紧张了，节奏越来越快了，人们脸贴脸的擦肩而过，对方的样子在记忆中却越来越模糊。天越来越冷了，街上到处都是人，都是尘土，都是噪音，人群如潮，拥挤在每一个角落，包括街道，购物商场，公共汽车，单位，娱乐场，茶社，酒吧甚至是家，但是疏离感在那些天生敏锐的人的心中，却越来越深。冬天冷了，大部分的人麻顿了。因此，周末应该是尽情的日子，大多数人尽情的喝啊，跳啊，吃啊，谈啊；一部分人，尽情的狂欢，尽情的宣泄，当然也有人坐在电视机前面消磨时光，也有人尽情的思索，带着某种欲望思索，行动。按照脑海中的设计去行动。子孑正是那最后一类人。她的周末是这样的：女朋友朱朱打电话来邀她下午逛商店，晚上去听张卫健的N城演唱会。她说不行，晚上有事。女友朱朱就说，这是他们电台内部发的赠券。子孑依然说，不行，晚上有事。朱朱就说，你现在接触文坛上的人了，成了名流了？傲的很嘛！张卫健不也是明星吗？子孑想，如果社会是一个人，歌星是它的器官，而作家，则应该是它的血液。所以她就对朱朱说，对不起，我不喜欢歌星。我喜欢作家。朱朱“哼”了一声随即把电话挂断。子孑不以为然，但她并不觉得愉快，她不愿与生活中的任何人发生争执，磨擦。她想她宁愿作个隐形人，就因为如此，子孑把寻呼机关掉了。但她因为自己的工作，在下午不得不去见一些广告客户，谈节目里的赞助问题。所以她的时间非常紧张。在结束了最后一件事情以后，时间已经是下午五点钟了，她猛的一惊，急忙赶回家。一回家，她就说：“我要洗澡，我要洗澡，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这会儿洗澡，你发神经啊！马上吃饭了，你洗什么洗？”她的妈妈正准备做饭，很难理解她的行为。

　　“我得去听苏克的讲座，晚上七点钟的，我得先洗澡，换衣服，然后还得赶到学校去，真的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子孑一边慌忙的找内衣，一边快速的解释着。“听什么讲座，这么晚了还要跑你们学校去，还要洗澡换衣服？！”母亲更加费解她了。“苏克！著名作家苏克到我们学校美术系讲当代文学，我一定得去，我要了解文坛，更重要的是应该认识他，这样会对我的写作有极大帮助，为了写作，我一定要这样，写作对我太重要了！可是我穿这么邋遢的衣服怎么行呢？整个人太糟了，得换衣服，见苏克得换成最典雅的样子，不为了别的，只为了写作。”子孑一边急速的在屋里转来转去，从房间走到卫生间，一趟又一趟。拿衣服，推取暖器到卫生间，插接线板，开热水器……；一边自言自语式的对她妈妈说，试图让她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和她现在这样急迫状态的合理性。可是母亲说：“你一天到晚还有没有正常日子啊你，啊？昨天晚上写了一夜，早上课也不去上，一夜没睡你不吃饭，又要跑那么远去听苏什么？什么人？”“苏克”子孑道，“噢，苏克讲座，你晚上再赶到电台去做节目，还要不要命了你？！”

　　“现在写作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最重要，是第一位，苏克是文坛的大家，名流，得到他的指引，对我的写作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必须去，而且必须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别无选择。”子孑说。

　　“你呀，你就糟蹋你自己吧，到最后身体垮了，什么也干不了，写作的人都要像你这样，那还要不要生活呀？还要不要过正常日子啊？我不管你，你自己作贱去吧！”妈妈说。

　　子孑心下一片寒冷，她赶紧到卫生间去开水洗澡。水淋在身上，都是冰冷的，零下两度的冬日黄昏，她的神经崩得紧紧的。她在浴室里双手抱住胸前，赤裸着身体，瑟瑟发抖，“妈！水凉了，怎么回事啊？——妈——你听见了没有啊？水是冷的，冻死我了——！”她在浴室里大喊，一种无助感油然而生。

　　“这个时候洗澡，家家都在用煤气烧饭，能不冷吗？哪有热水？！赶快关了吧，擦擦出来算了。明天再洗吧！”隔了一会儿功夫，母亲的声音从厨房那边传进浴室。

　　子孑沉默着，忍受着。她僵僵的站在白磁塘的浴缸中间，离淋喷头的水柱大约几步的距离处抱着前胸，半侧着身。她在心里对自己说，“哪怕洗冷水澡，我也要洗完。”这个念头刚一出来，水忽然热了。她说了一声：“感谢上帝！”于是很快在温暖的水柱里沐浴起来，并很快洗完了。时间是六点钟，于是擦身，梳头，化妆，穿衣服，吃饭，（面包夹鸡蛋，她的妈妈临时作好给她充饥的。）等她结束这一切，时间又过去半个小时。她还要乘公车去弗恩大学，大约也要半个小时，因此来不及了，她便急急忙忙的冲出家去，然后骑自行车到车站，等上了车后，她才稍稍平静了下来。

　　子孑坐在每天早上都必然要乘坐的第十一路车到弗恩去。因为是夜晚，车上人少多了；也因为是夜晚，尤其是冬夜，寒冷的冬夜，人们即便交谈，也是轻柔的。而且车上有空座，子孑一上车就坐上去了。她还在车上画好了紫色的口红和眼影。她拿着小镜子，在颠簸中一颤一颤的修补完了在家里仓促间画的不够完美的妆。她感到时间的紧迫，觉得自己仿佛在和它赛跑。她相信自己是最珍惜时间，珍惜生命的人，尽管她常常会想到死亡。

　　在车上，在夜晚乘车感觉是良好的。她觉得夜晚真是适合自己的，它使人们变得安静，变得清爽，这安静这清爽又给她带来一种闲暇，感觉中短暂的固定了自己的存在，感觉着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和谐起来便可以轻轻的放松一下过度紧张的神经。她是喜欢夜晚的，她属于它。

　　由于子孑的注意力过于集中而感到时间的飞逝，车子在飞逝中瞬间似乎就到了。六点五十。她下车后还得走一段挺长的路。这时，她与马路邂逅了。与夜晚马路上暗黄的灯光、稀疏的人流、车流平行。夜对她而言是一种平静、从容、自由和安宁。她穿着天蓝色较薄较瘦的长呢大衣走在华灯初上的城市马路上，走在不繁华也不冷清的街道上。踏着一个二十一岁年轻女人的步伐，清晰而坚定的步伐走向弗恩，走向苏克，走向心中朦胧而又执著的目标。她的长发迎风飞舞；冷风的刺激，她很喜欢，使她兴奋还不迷乱，热烈而不焦灼。

　　五

　　夜晚的弗恩空旷，阴郁。子孑迎着风，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绷紧身体，迈着稳定稍慢节奏的步伐向目的地尚美学院走去。在那条路上，骑车的，走路的，大部分独自一人（与她一样）奔向共同的目的地。他们神色匆匆，他们兴奋紧张的内心隐藏在那些严肃匆忙的身影中。

　　“……哎……哎……哎，进不去了，进不去了，不让进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呢？”从一楼到二楼，尚美学院挤满了人群，子孑挤了上来，看见有几十个人堵住了礼堂的门口。人群里传出疑惑和抱怨的声音。

　　二楼尚美学院小礼堂门口的人群，一层又一层，小礼堂内已经坐满了人群，黑压压的一片，座位四周，讲台边上，站着的、坐着的人群已经占满了这间小礼堂的几乎所有空间，楼梯上还有一些人，楼下的人群在不断的往上挤。子孑奋力的挤进礼堂门口的人群中去。抬腕一看表，才刚到七点。她正纳闷，怎么这么多人？而且那么喧嚣，激烈，躁动。到处都是声音，什么“苏克，是苏克，那个写《丫头》的作家……”“什么东西，影视红星吧？作家也成这样了！”她被挤到边缘，很自如的往身后的栏杆一靠，而后用手撩拔了一下头发，不屑一顾的笑着听到身边几个男生的放肆不忌的议论。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涩感，想赶紧进去，想这场面赶快结束，她好与他单独谈。“哎，是你啊！子孑？你怎么也来了？！”突然，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并且这声音很熟悉。她回头一看，才知道是自己班上的一位女同学。她有些局促，上午的课都没来上，这晚上与专业并不相干的文学讲座倒是来了。于是她含糊其辞道：“是啊，来看看，好玩嘛。”

　　好玩？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相对于大部分年轻女人也许是适用的，但对于她却是不能承受之轻。于是，她的目的是那么明确。只是想省掉繁冗的过程。但她毕竟是挤进去了，站在能看清前面整个讲台，能够看清苏克脸上表情及动作的地方，抑制着强烈而有力度的情绪，冷静的，笃定的，站在那儿，没有动摇。

　　“哎，苏克，礼堂太小了，到外面来讲，换个地方，听见了吗？”一个男生在拥挤的门口大声喊道。

　　门口的人接踵擦肩，簇拥在一块儿。凑热闹的学生只不过是好奇，陌生而浑浊的从众心理以及与“文学”与“弗恩尚美学院”相关联的词语刺激着他们年轻的虚荣心。

　　子孑进去了，挤进门内。她看见了礼堂内座椅上人群的脸，那是些有别于门口人群的脸，皱着眉，眼睛睁得很大，有些人用手托着腮，视线集束式的投于前台。明晃晃的灯光下的正在讲话的人——苏克。

　　苏克的脸是一张圆润而厚实的娃娃脸，平头，头很大，人很宽，浓眉大眼。子孑站在后排，隔着距离望着他，觉得他很粗犷，很强悍。她只看过他的《丫头》。那种柔和古典的色泽并未出现在他脸上。“他的粗犷像北方人。”她想。

　　“哼，谈到当代文坛，我觉得它目前是中国最正常的时候。什么样的作品都有。什么样的写作方式都存在。它应该是，就是指当代文学噢。是最具活力的时期。也是最正常的一个躯体在那里呼吸。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文学创作的。”苏克在这个座无虚席，站无空缺的礼堂内面对几百双不同的眼睛，滔滔不绝，抑扬顿挫的谈当代文学已经两个多小时了。子孑进来时，看见他在找夹克衫上的微型话筒。他的声音由于过于厚实，从礼堂后面音响传出来后显得浑浊不清。好像大舌头，咬音不清。苏克发现自己的声音通过话筒礼堂后面的音箱里传出夹带着沙哑和“滋滋”的电流声飘荡在诺大的空间中，显得异常刺耳，因此他低下头，一边继续说话，一边用一只手去调整那支小话筒，调整好了，他看了看台下，说：“几点了？不早了吧？！”台下离他最近的那一圈人说了几句话，没人听见。子孑在后面更听不见，就感觉着一段强大的空白。“再讲啊？”“哪，哪，那好，行，行，那我，这样吧？我一个人长篇大论，我也不知道讲什么，这样好了，你们有什么问题，递字条上来，我来针对具体问题解答，这样比空泛的谈要好一些。”

　　又一段空白后，白字条如雪片一般飞了上去，台下一阵阵骚动着，台上堆满了字条。一张条子就代表着一种声音。几百条各式各样的声音。苏克只挑选了其中的一部分回答。

　　他低头拿条子读上面的问题，他的样子在子孑的视线里是一种高度，一种随心所欲，当然那也是一种比较严肃的姿态。子孑只是想风华的俊秀内敛是苏克无可企及的。

　　“噢，来看一下这位同学的问题：苏克，你刚才说当代文学创作活力丰盛那么为什么没有出现十分有影响的作品和作家，你觉得中国当代文坛与过去能比吗？哎，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中国文坛的现在我刚才说了，创作力极其丰富，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作品都有，那是浩淼如烟啊。你要读严肃的作品，你爱读轻佻的，轻佻的写得不错的也有。可以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搞得眼花缭乱，而八十年代中国文坛出现了一种文学的虚假繁荣啊。那个时候整个是文学的时代，是最辉煌的。但这很奇怪，很不正常啊。那时候，人们好像整天都在看小说，要是有一篇什么什么小说出来了，人们就互相奔走相告啊！我记得那个时候什么现在看来简直不入流的东西，当时就不得了了，中学课本上都有，一个姓王的写了几篇当时就红得不得了，这个人到现在根本就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所以，我认为现在文坛上的创作力是最旺盛的，是我们国家空前的旺盛。这一旺盛，作品种类繁多，必然不会像以前那样确定一种绝对的价值标准。这就像现在其他领域一样，像市场你喜欢什么你买什么，那小说你愿意读什么就读什么好了。我们为什么就非得要确定一个什么所谓经典，让最好全国的人都表示一致肯定呢！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我看现在这种情况对一个国家来说才是最正常的。而八十年代的文坛出现的那种虚假繁荣，倒是极特殊的。”子孑看着苏克在台上兴奋得说着这些问题，她焦急的不停的看表。这些内容并不是她所需要了解的。对她而言，诸如此类的信息全部是重复的，多余的，浪费时间。她需要的只是某种实质性的东西，她为此而忍耐，等待，继续听下去。

　　“写作是很痛苦的，你是否想过没有痛苦和绝望的心灵体验，对一个作家而言就不可能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那么你如果经历了这种痛苦，是否会想摆脱呢？有痛苦，不摆脱，我承受它。”苏克果断地回答。

　　“苏克，《丫头》是你的成名作，评论界由此把你看作是一个传统的作家，你自己怎么认为呢？另外你是否经历这书中主人公的生活呢？如果没有怎么写出来这种一夫多妻制的生活呢？哼，这位同学很有意思啊！其实我一直被他们（评论界）说成是当时的先锋作家。后来是马原跟我说，哎，要写一篇古典的东西，他那时一直说要写，要写，但最后还是没写成。那我可能就是受他这个想法的影响，我后来就写了《丫头》。这是我第一次用那种极笨拙的笔调，白描的写法来写小说。反正那篇东西里面是所有传统题材的要素都有了。我写作只不过是表达一种对“传统”的怀念而已，没什么其他用意，我也不可能就因为一篇《丫头》就成了什么所谓传统的了吗？”苏克皱眉，发出不屑的声音。

　　“苏克，你对现在‘先锋’文学怎么看？‘先锋’这个词在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到了，那是在‘伤痕文学’以后提过一段时间，最初的原因是因为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在当时具有新观念的与他们过去一代作家的思维和写作方式完全不同的一批作家。那么为了表示这种不同，把他们称为‘先锋’。就跟现在提那个什么‘后现代主义’差不多。但那只是一种表达方式，没有哪一位作家会被这种套子套住。它只是评论界为了把一批作家联系在一起评述方便而下的一些定义。”苏克仿佛答记者问。

　　“你对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怎么看？”一个女生的字条被读出来。“我觉得他们都很小，也已经形成了他们自己的观念，这很好。”

　　“你在以前不用电脑写作，现在呢？如果用了是不是担心被新的东西淘汰？我觉得我不会被一种物质抛弃，我可能会被一个人抛弃，但怎么可能被一种物质抛弃呢？”

　　“苏克你是否经历这些作品中的生活，你是否认为一个作家应该愤世嫉俗，离群索居呢？这个给作家下定义的习惯不只是你一个人，大部分人都喜欢把人与作品对号入座。我们应该看到，一个人的生活层面是多方面的。假如一个孩子从七岁就被关在监狱里，一直关到八十岁。你不能说他就没有生活，一个人的生活可以是与现实世界的交流，也有可能是他的内心世界，他还可以通过阅读等这些间接的方式获取信息，他的营养是多方面的。当然，有些人他比较喜欢倾诉，他不仅在生活中喜欢倾诉，在作品中也一样。那么他如果喜欢描述自己现实中的生活，也没有问题。这种生活是可以被描述的。但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只能够描写这一种生活。那么第二个问题，我认为问得很好，一个好作家它可能与他生存的环境保持良好的关系，能够和谐相处。但也有可能躲在一个破屋子里，那么孤僻，神经质的一个人写了那部《追忆似水年华》。我想在座的同学不一定读过但可能听说过，当时没什么影响，但现在谁读了这篇作品能不说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呢？所以，作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完全是个人的问题。”苏克一口气说到底。

　　……

　　大约九点半左右的时候，子孑快要喊起来了，她看着那么多白花花的字条，听着苏克滔滔不绝的耐心的讽刺着几乎是每一个问题。她感到苏克与人群是多么的和谐又是多么的不和谐啊。和谐是因为苏克一个人的声音在台上贯通在几百个人的耳朵里。而不和谐是因为他们根本无法与他交流。每一个问题都是以被否定或概念被推翻而告终。苏克仿佛今晚就是为了肃清所有被很多人认为“是这样”的概念。子孑突然觉得，自己混在这些人之中，孤独极了，可笑极了，像个傻子，傻子和木偶。她甚至感到自己毫无存在的必要。她既不是表达者，又不是倾听者。她是一个刚刚开始写作的人，一个没有位置的人。就这样耐着性子等待这种在她看来没有任何意义的交流方式赶快结束，好使她从公众中单个挑出来与苏克交流，私下里个人的交流去实现她实质性的意义。

　　终于结束了，苏克说时间不早了，今天就到这儿。于是人们开始络绎走出礼堂。很多人又一拥而上，举着笔记本，书，还有人干脆伸出手去让苏克签名。一窝蜂扑上去的人群围的苏克死死的不见人形。子孑坐在人群走空了的空旷的一排桌椅间，注视着找苏克签名的几十个人，仿佛观摩一幅画，她用了一种玩味的目光去克服内心的焦灼不安。那些人像苍蝇一样淹没了苏克。她静静的等人群散去。但还有人问他单位地址，身边还有这次讲座的组织者若干。她感到礼堂里灯光太亮，人也太多，太显眼，于是跟着苏克他们走，走出礼堂，在黑暗的路上，她微微隔了一段距离跟在后面，一个十字路口，又一批人走掉了，还剩下三个人在他身边，他们往校门口走。她跟着。她一步一步的、十分紧张的走着，每跨一步，张张嘴准备喊苏克的名字，但当另一支脚跟上来时她马上又缩回去了，她的高跟鞋走起路来‘咚咚’有节奏的响着。她与前面的苏克只隔半步远。路很长。苏克拍着一个陪伴者的肩说：“我他妈的现在也不怎么玩了，什么麻将啊什么的，我现在游泳。”然后突然一个转身，半侧过脸来，啐出一口痰。那痰迹就落在她的脚尖前那块地面上。苏克回头时一定看见了她，但她一直没说话，仿佛陌路人一般在那条细长幽暗的小路上行走，一直沉默而冷然。只有高跟鞋与路面摩擦的有节奏的“嗒嗒嗒”的声音。直到出了校门。她看见他们在道再见，她看见苏克拦了一辆的士，他坐了上去，门还没关，她赶紧追上去，正欲开口，就在这个瞬间，门关上了，车子“哗”的一下子走了。她保持着一种微欠身的体态站在马路边上，嘴还没来得及合拢。她的书包里是几十万字的发表与尚未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带来准备给苏克看的。它们沉甸甸的压在她的肩头，让她快要窒息。

　　几十秒后。她在茫然的夜色中突然变得很平静。决定从此自己投稿。

　　她只是在寻找一种最恰当的方式介入……

　　她也在寻找一面最标准合适的镜子……

　　而她走在路上，看着都市一路闪烁迷离的夜景，觉得身体在流浪，感情在流浪，连同月光也在流浪……什么都看见了，什么也看不清。有重影。模模糊糊的楼房，模模糊糊的街道，人群，城市……像一幅年代久远的水墨画，线条轻浮迷乱，色彩褪却。

　　第二天，她又从镜子中看见了一个全新的自己，一个恢复正常的脱胎换骨的新人。

　　归 途

　　　　灯光——黄色的。

　　　　温度——湿热的。

　　　　钟表，指针走动的声音，规则的、持继的、稳定的。

　　　　远处有一种擦破沉寂、厚重之夜幕的声音传来——那是一列火车通过城市边郊时，发出的最强烈的信号——那久埋于我心灵历史幽深处的信号——具有强烈穿透力的仿佛来自世界之外的神秘时空的鸣叫声；对于这一切，我都是如此的熟悉，就像熟谙冬夜刺骨的冷风，亦如习惯独处时伴随思想单向前行的时间恒定的脚步声一样。人们最能接受的，总是记忆中最熟悉的东西——因为那可能是最初次的一种关于生命本来面目的思考，最单纯的思想的火花。我喜欢这一切，因为我那柔弱而又执着的生命，从最初就充满了忧患意识，忧患感来自于外部世界（那声音、那风、那神秘的时空）对我本体或多或少的刺激，也来自于我内心深处本然的思索。我是一个同时对世界和自我充满了虔诚的幻想和强烈质疑的、不知疲倦的思考者。我总是处在紧张激烈的、无止无尽的庞大而纷乱的思想体系中，并且总是千方百计的企图梳理它们，渴望清晰的面对滚滚红尘中的万事万物和活跃而慌乱的自我内在的精神世界。可想而知，自幼年开始，我就注定远离沸腾的外部世界，远离使我无法独自反省和沉思的热闹的人群。

　　　　这安宁的夜，那些或远或近的、给我一种极度单纯甚至可以说是纯净之感的声音，原本是令我快乐的。可以身心放松，在这种纯净中，心是真实的，它应该有一种归属感。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听到了睡梦中不受中枢神经和大脑控制的毫不掩饰的、粗鲁的呼吸声。它们也是有节律的，可这样的不连贯的、时强时弱、忽高忽低的声音，在我的感觉里与那种纯粹的“嘀、嗒、嘀、嗒”和长长的轰鸣声是有区别的。它们不纯净，甚至让我感到一种反差极大的粘稠和因厌恶而产生的恐惧。

　　　　这样的声音强烈地回荡在我此刻所在的这间房屋中，充溢在我周边的空气里，围绕着我。它从本质上摧毁了我的意志，消解了我的快感——我的沉溺于自我深广厚重的精神世界的勇气。因为我觉得被占有、被侵略、被割裂、被窥视。我为此感到深深的不安和压抑。

　　　　这是一间缺少封闭感的屋子，一间卧室。里面拥挤的容纳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三个人。除我之外，另外两个人都是生活中很亲密的人——我的祖母——我的母亲般的年迈的“保护者”和“爱者”，和这段时间生活的陪伴者——这个大家庭里的小丫头，一个以这里为“职业场所”的女孩子。她是我这一个星期在生活领域里为我提供一切我所需要的物化服务的人。而且，心甘情愿，自然而然。

　　　　这里不是我的家。这里是我祖母的家。这间屋子不是我那用厚窗帘和永远关闭的隔绝外部世界的大门营造的“私人空间”。我那为我守住私人隐秘的空间啊！——那似乎是一个永远最安全、最吸引我的地方。只有在那里，我才不会担心自己隐秘的内心生活被我之外的任何一位“他者”偷窥而识破；才不会感到恐慌，才有安全感和真正令人放松的归属感和温馨的亲密性和自由度。那空间里没有别人，只有我和一只柔软而有弹性的海绵制成的玩具狗相依为命。十多年了，它虽然少了一只耳朵，但仍然是我最贴心的“闺中密友”和最私密性的“宠物”。我宠爱他，是因为他温柔，他静谧，他从不妨碍我，又总是伴随着我——肉体和精神。他在我的世界里永远是一个纯粹的听者，一个由我设定的安慰者、陪伴者，一个永远不会背叛我、抛弃我、伤害我的相濡以沫的“恋人”。我给他起了一个十分可爱的名字——叫愣愣。这个名字让我觉得他是个天使，使只属于我一个人的永远的孩子和“情人”。

　　　　我离开那间充满我自己的小屋子和愣愣——那只只有一只耳朵的“情人狗”已经七天了。七天——七个夜晚，我很不舒服。离开了几千个夜夜相拥而眠的柔软的“身体”——海绵作的“身体”有一种极度的孤独虚空。分离和寄托物的消失让我失去归属的感觉和安定的体验。

　　　　一个星期以前，我从家逃了出来，我在狰狞的面目和语言里即将崩溃。我是被父亲的权力所控制的，为一件极小的事的争论最终导致毁灭性的战争的爆发，在密集如雨点般的语言和行为上的不堪忍受的伤害中，我只有离开家，逃离我的灵魂的栖息地，我的天使——唯一的天使和另一半的自己——精神的一部分。

　　　　那个夜晚，受伤后，面临崩溃。极度混乱的我把自己交给了这间有别人的呼吸声的屋子。作为一个人，在那一刻，我只有最低限度的要求——生存和安全感。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我以为在终极意义上揭露了人本质的脆弱性。人的需要是层层递进的。而作为一个一直渴望达到最高层次的需要——自我实现的人来说，突然间连最低等的需要都可能得不到满足时，她该是怎样的惊恐、自卑和绝望呢？

　　　　不过，生存，安全，尊重甚至表面程度的归属都在这里、这永远的“摇篮”中得以满足、恢复。

　　　　我是在今夜才意识到这一点的。所以，不安全的我，本质上追求最高层次的需要——自我实现——精神世界的实现——已经成为不可拖延的迫切的需求。

　　　　因此，我又一次跌入了痛苦的深渊——在这迷离、凄凉的雨夜，雾一样巨大的困惑使我刚刚苏醒的灵魂感到空虚，感到被暂时遗忘的生命中原始的抑郁再次浓烈，就像深广的马路，因是雨夜、人群的疏离而空旷。

　　　　我奋力挣脱密不透风的试图不留一丝缝隙的占有所有精神、物质空间的祖母的爱——真荒唐，一个极度缺乏“爱”的人，竟然要逃出爱的占有，逃离没有私人空间的空间，逃脱自己的逃脱，——我对不同层面的自我感到困惑，难以把握和陌生。

　　　　我独自一人，在黄昏那郁结的“丝网”里撑起一把黑伞，是无法阻止我出门的老人给我的。这种爱同样令我绝望。

　　　　独自走在雨夜里，思想的脚在路灯发出的奇异的绿色光线于湿润清亮的柏油路面的映照下走着，显得分外华丽、奢迷、娇娆和神秘。我以为那样的结合是一种梦幻的色彩，走在冒着一种我不知道是什么气体的霓虹灯泛射的朦胧中，我仿佛体察到了一种思绪的延伸，一种情绪跌荡起伏后疲倦的清醒，一种纯精神的安宁的忧郁。

　　　　雨滴的冰亮，让我看到一个贵族气质浓郁的忧愁女子，她穿梭于微雨中的一盏盏明晃晃的华灯魔幻的虚影里。——那是我自己于黑夜中的投影。Z君的出现，使我感到自己的活力——隐匿的激情和压抑了的某种渴望的重新抬头；渴望燃烧的活着，渴望淋漓尽致的渲泄式的倾诉，甚至渴望得到哪怕最最短暂的炽烈的激悦。

　　　　Z撑着一把青白色的油布伞，穿一身黑呢长大衣；他，站在G大校门口——我们于几小时前在电话里约好的地点。他就那样站在凄冷的雨夜里，冬夜的雨像刀子一样冰冷而锐利。打在皮肤上，立刻会泛起那种短暂的灼痛感。他那白色油布伞与身上的黑大衣，与整个迷黑的夜色，形成过分鲜明的对比，使他的形象更加明显而立体的被我发现。

　　　　他的眼睛仿佛望向与我相悖的方向，那种期待，是孤独的我最敏锐的捕捉。

　　　　我那两只黑雨中的脚尖和脚后跟，踏着迷蒙的泛白的水雾深深浅浅的迈向了他——那个含附着浓厚学者气质的G大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Z君，斯文的有点象欧洲中世纪的人，那一副绅士的打扮……

　　　　“啊，终于来了。真让我等的心急如焚！”Z君等我走到跟前，他那颗硕大头颅上的一双眯着的小眼才从厚厚的镜片后面看见了我。

　　　　“噢，你好！真对不起，Z ！我来晚了。约好八点钟准时到的，现在已经超时将近二十分钟了。”“我很惭愧。”我抱歉的对他微笑着说。

　　　　“你来了多久了？”为了表示心中的不安，我这样问了一句。

　　　　“应该有二十多分钟了吧！我以为迟到是你的长处。”他故意摇了摇伞，有水珠滴在我的脸上。冰冷的，直抵心里。我的情绪依然很糟，一如这漆黑的寒冷的夜，无边无际，无所依托、无所归从。但现在，见到了Z，突兀地感到一丝微朦的光亮。

　　　　“去哪里呢？”Z 的声音里透出惯有的明亮，阳光的色泽。很积极，更显出我的颓废悒郁。

　　　　“哪儿都行。只要能躲开这潮湿的世界。”我约他出来是为了谈心，为了排遣弥散整个心灵空间的忧虑。为了摆脱孤立无援的心理际遇，我又一次以一位倾诉者的身份面对Z君，感觉很复杂，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藏于灵魂深处的忧惧和慌乱。

　　　　“那么，去D酒吧吧，那儿还不错。很静。音乐柔和，便于交谈。如何？”他望着我，理智的目光审视着我，象审视一个异己或称“他者”。

　　　　“随便你，我到哪里都行。”我心不在焉的回答他。

　　　　D酒吧，的确很不错，环境十分幽雅，算得上精致了。这里我来过一次。它靠G大很近。我来这里的时候是几年前，我还不认识Z，也不熟悉G大。那是一个英俊的高个男孩，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语来形容他，应该叫作“CRUEL”“酷！”。他扮演了我那个时候的“男朋友”这一角色，我们也是坐在这里——靠窗的两人座位上，那个时候我总是会依附于生活中的某种角色感和定位，仿佛热衷于作英俊男子的“女友”，和现在这个时候的感觉太不一样了。

　　　　想到过去的那一幕，我大约是有些走神，坐在对面的Z把茶单推向我，陈旧的塑料薄膜触到指尖，有一种冷硬的刺痛感，我本能的缩回了放在小方桌上的那只手。Z 望着我，有些疑虑的问：“你不打算点茶么？”从他的眼神中知道他还有话，但只说一半是他一贯的作风。一位笑容甜蜜的小姐立在身边，用同样甜蜜的噪音问道：“请问小姐喜欢哪种饮料？”我烦躁的顺手指了指茶单上的几个字：“锡兰红茶”，示意小姐的询问可以结束。不知为什么，我很不喜欢两个人以上，尤其是三个人在同一时空说话的感觉。

　　　　小姐走了，端上了茶，我点的是红茶，Z 点的是绿茶，我和Z 一人啜了一口茶，沉默着、等待着。

　　　　“你，现在怎么样？！”Z终于先开了口，阳光般明亮的噪音却有着一份沉抑的语气，让我无法释然。

　　　　“我，现在很糟，但我决定了一件事，准备以此来改变这种状况。”我直截了当的说，把谈话跳过了铺垫阶段，直接进入了主题。

　　　　他果然如我所料的惊讶了，他那厚镜片后面研究一切事物的眼睛也顿时睁圆了，原来他的眼睛睁大了，我是这样熟悉，那么过去为什么一直没有发现呢？过去我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他的语言上，因为他的语言是传达他的思想的理所当然的工具。而他的思想就是他的精华，他的财富正如英俊的人那张脸和那副身材是自身的财富一般。可是，今天，我看见了Z 的眼睛——这双睁大了的眼睛，我很熟悉，那熟悉不在别处，记忆中仿佛就在枕边，那是我的“情人狗”的一双极单纯、极明亮，充满关怀，有时也似乎对一切都充满怀疑的眼睛，这是令人无法想象的。Z君——理论上的先行者，“情人狗”——生活中的“愣愣”，他们俩的眼睛竟会迸发出同一种光芒。而前者是活人的器官，后者是一双塑料作的假眼。我的感觉令自己吃惊。

　　　　“那么，首先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你是否可以详细的告诉我。其次，你决定了一件什么事，是否也能告知，并且其一其二究竟有那些联系，你又是否能够一一阐明？”Z的语言里总是充满了“首先，其次，再次，总之，其一，其二。”诸如此类的关联词语，在我的感觉里很像古代私塾里开口闭口“之、乎、者、也，”的老先生。我曾经很讨厌这种感觉，认为这是腐朽而没落的古风。但现在它让我觉得厚重，有质量，也熟悉。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记忆的产物，这份熟悉来自于我的童年，儒父的教导，来自于心底那部关于自己民族的辽远的、生硬的认识。

　　　　“我，离开了家；我准备离开这喧哗浮躁的尘世，”“那你的意思是……”一向沉稳的Z有些不解。“我的意思是，去作修女。”Z 的眼睛更圆了，更像我的“情人狗”了。

　　　　“那么，是否可以告诉我，这是为什么？”Z的口吻始终不痛不痒，让我绝望。于是我开始了这样的叙述。

　　　　“还记得吗？你曾在信里说我是个多少有些疯狂的女孩子。你也说过我将有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成为你的敌人。你还说过让我改写‘心城’，是吗？”我实质上在把他带回过去，带回半年以前。

　　　　“是，没想到你全都记得。我说的疯狂指的是在我们现代社会里，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完全不受文化模式影响的非主流人群的自由的人，并没有任何贬义，而你说什么敌人之类的话，我想我一定没说过，即使真的说过，那也肯定是有一定的语境的。而让你改写‘心城’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的。你很明白，你当时给自己的定位是背离整个社会的，它从我初见你时的谈话中，及我看到的你的文章中都十分鲜明的流露出来。你对一切都很清楚，你原本就是一个极其敏锐的随时都能意识到自己的生存意义及位置的人，我让你改写‘心城’那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的，但你拒绝了，并且是那样坚决的，毫不犹豫的拒绝了。我没有机会了，正如我信中所说：‘我那可怜的爱情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夭折了。’，那样自主性极强仿佛要与全社会为敌的你，对于我是十分遥远的，不可接受的，我只能表示尊重和理解。”

　　　　听完Z 流畅的语言，我用微笑掩饰心底的一种酸楚。在并不遥远的半年前，我的确是一个尖锐的，十分自信的，并以“边缘人”自居的激进派。可是人生是一盘下不完的棋，谁也无法预料下一步会把自己逼到何等境遇！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我坚持文章是写给自己看的，我坚持用我的孑然孤立的姿态来抗拒世界的倾斜和留给我的脆弱。我的酸楚不仅来自于我的软弱流露在Z 的面前，更因为我感到被抛弃的致命的疼痛。

　　　　“Z，我一直渴望一种关系的存在，从幼年时我就渴望有人引导，智慧、才华、道德、情感都超拔于常人的优秀的长者的引导，开始我希望他是一个比我年长至少十岁以上的男人，他最好是一个怀才不遇的学者，一个沉稳、善良而忧伤的人，一个琼瑶小说《窗外》里的男主人翁式的人物。后来，我的生命里一直有不同的被我强套上这层光环的男人的出现，最终，我发现真实的人与理想的人总是相去甚远，后来不断的幻灭、背离、甚而受到严重的伤害，我的等待不再在乎性别了，即使是女人，即使是年近七旬的老者，只要他能作我的引路人都可以。我从幼年就培养起来的对情感的宗教般的信仰使我的情感体验超乎寻常的极致，而幻想的破灭也必然导致重创后久久无法愈合的伤口。Z，我一直渴望那样一种关系的存在，极度的理性，以纯粹的理念把握二者的感情，当然我更愿意那个人能够驾驭我，能够引导我，完全的、彻底的了解我，使我成为他思想世界情感领域里的一部分，一种辉煌的延续。真的，我只希望这样。你虽然年轻，但你的理性似乎已经达到了我想象中的高度。”我望着白纱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水中的世界，自语式的独白着。

　　　　“我想，我已经完全了解你在向我不断表达的情绪了。你是一个恋父的女孩子，而你的家庭显然极深的压抑了你这种原本健康的、自然的情绪，使正常的爱与被爱的需要及表达的路径被封死，你那极强烈的被压抑的情感只有想方设法的通过其他途径得到渲泄和满足。但是你一直未曾忘记深烙于你心中先验的父亲的形象，包括你自己所幻想的父亲的形象：必须比你年长很多，必须在各个方面以一个成功的成年人的角色把你当作未成年的孩子加以引导与呵护，并且爱你。另外更深的一个层面，便是你对社会的主流的理解也是通过父亲理解的。父亲是有象征意义的，他代表了这个社会主流人群的总的集合，而你一直希望获得整个社会的接纳。当你发现，从父亲那儿难以获得认同感时，你的自尊和情感都受到强烈的伤害，你的很深的被压抑的情感无法渲泄，必然要另寻他途，于是你自诩为‘边缘人’，你背对社会，背对主流与传统，都在表现对父亲的冷漠轻视态度的抗争。但你在背离的同时，还是在生活中自觉不自觉的寻找‘父亲般’的恋人。因为谁也不是那个真正的父亲，因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感到幻灭。这又使你在今天渴望回归。而你也说过，你所有的恋人，异性朋友，你父亲都非常反感，除了我。那么，你从我这里似乎又能找到以你父亲为核心的那个集合——X集合的认同感。你本质上是希望自己的一切思想乃至情欲的社会化和合理化的。在你眼中，我是大多数，是主流，是你父亲那个集合里的。获得我的认同即获得父亲的、全社会的认同。因此，你的理念与情感是完全统一的，只不过是绕了一个大圈子而已。”

　　　　Z独到精辟的见解令我感觉好象作了一次精神分析。我的眼睛胀极了，有一种液体在往外涌。我低着头，眼光专注的落在茶杯里，手捏着一把小银勺，一遍遍搅动着杯里红色的液体，就像搅动着一湖心事。

　　　　他的剖析对极了，他是这么有洞察力。这么多年了，我那些情感的突触，把我一次次引向情爱终极深渊的“父亲们”呢？！令我痛苦、令我幸福最后是绝望！！

　　　　“文学终究是要助益于他人的！”大约十几分钟的沉默后，我缓缓的说出这样一句不着边际的话。

　　　　“‘从文学是表达自我的，只属于私人的’，到‘文学是助益于他人的’，这中间变化有多大？你自己想过吗？”Z问。

　　　　“想过了，想过了。因为我永远不会再等待谁来作我的父亲了。我要成为自己的父亲。”我毫无逻辑的语言并没有像我所想象的那样吓倒Z。他淡淡的笑了一声，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柔的声调对我说：“我从不认为我有资格和能力作你的父亲或是师长，但我认为我有资格和能力作的你的朋友，私人的朋友。”Z 的声调沉稳，有力。

　　　　突然间，这声音含盖了一股令人惊恐的穿透力，我急忙站起身对他说：“对不起！太晚了！我要回去了！”说着，不等他有任何反应我冲回了那个有祖母和小保姆的房间，一路在雨夜中狂奔。我以为永远干涸的泪腺又不断溢出咸咸的、一颗颗透明的珠体，混在雨水里，让人觉得松弛，无所顾忌的奔流。到了祖母家，我已经成了“落汤鸡”，也成了一个“泪人”，只是躲过了祖母的注意。

　　　　有呼吸声和火车轰鸣声伴随的夜里，我总是想起Z 的那双明亮的大眼睛，睁圆时像极了我的“情人狗”。只是狗是“假”的，Z是“真”的。

　　　　临入睡眠的最后一个清醒的意识便是“我明天要回家，回我的私人空间，回到我的‘愣愣’身旁”。

　　　　……你在幻想着

　　　　幻想在破灭着

　　　　幻想总是把破灭宽恕

　　　　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

　　状 态

　　一

　　我现在又是一个病人了，我患有严重的自闭型悒郁症，这是我婶婶告诉我的，她是N城一个挺有名气的心理医生。

　　我今年二十岁，我在家里呆了足足半年，过去的我是一个正常的女孩。只是有些敏感，孤僻。但就在半年前，我是被G大劝退的。

　　事情是这样的，一年前我在G大读书时，同时在N城的省级广播电台兼职作少儿节目主持人。我迷恋那样的环境，那样的声音，我在一次意外中认识了N城市广播电台的一个男孩子。他是一个作科技节目的主持人。那时我十九岁，他比我大四岁，我们是在一次偶然的电话串线中认识的。我们一直通电话，两个月后见面，三个月后进入热恋，四个月后，当我狂热的感受着幸福的时候，他及时的抽身而退。事情在广播电台很快传开，我在传言中扮演了他的“崇拜者”这一角色，因此，我丢失了在N城省电台的工作，也丢失了一个少女仅有的尊严。

　　那一天，他说：“我们分手吧，你的感情太浓烈了，我无法承受。”他的声音依然那么动听，他身上依然有一股青春的锐利，一种膨胀的骄狂。

　　第二天，在G大的语音课堂上，课间休息时，有人放了一首流行歌曲，叫作《雪人》。那是我在专辑上市前，就录在自己制作的一盘诗与音乐合成的磁带里：送给那个恋人的。

　　“好冷，雪已经积得那么深，Merry Christmas to you !我痴痴，痴痴地等……”大约听了几句歌词，我禁不住恸哭起来，我带着耳机，伏在课桌上，大声的放纵的恸哭……，录音机被人关掉了；音乐没有了，笑声没有了，教室里的喧闹瞬间消逝；一片沉寂。所有的眼睛都不约而同的齐刷刷的望着我，投来惊奇、费解或者嘲讽的目光。从那以后，有关我的流言在G大漫延开来，而我的憔悴，不能集中精力上课，以及行为的失常；最终导致校领导通知父母把我接回家，进行监护（他们把我当成了疯子）。

　　退学回家的那段日子，是记忆中最可怕的。每天我被反锁在家里，常常出神地坐上一整天，然后默默的流泪，我不想见任何人，除了父母和医生是必须去见的。也不说话，除了吃药后的大量的睡眠，清醒的时候，我只是一个人坐在房间里，不出门。别人看到的我是一块“木头”，可是只有我自己明白，在安静、冷漠几近凝滞的外表下，我身体内部的狂热从未平息过，虽然我不再伤害自己，也不再痛哭，但那股强大的破坏欲望却愈发深沉的留在了心灵深处。

　　后来好一些了，我开始了一些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我开始阅读听音乐；再后来家人也不反锁我了，我可以自由的出入；直到有一天我活生生的感到自己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不再服药，开始了正常的生活。我的婶婶也说我已经恢复了，她要送我去N大读心理学，她说我有这方面的潜能。我很庆幸，庆幸自己没有在那次打击下变成一个废人。并且，在这半年里，我阅读了大量有关精神分析方面的书籍，我对心理世界发生了空前浓厚的兴趣。

　　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在我将要完全摆脱过去，甚而忘掉自己的时候，“过去”再一次的包围了我。

　　二

　　记忆的深处穿过了一片空白的原野，我又一次感到了那无边的寒冷与孤独，

　　在今年冬天最后的日子里，我去看望病中的女友，婷。我走进婷居住的那间简陋而拥挤的只有四平米左右的平房，婷正坐在书桌前专注的写着一封信。她沉醉在内心的世界里，在我眼里与那张淡蓝色花边的信笺，与那狭小的陋室一起构成一副和谐的画面。而我只是一个画外的欣赏者，婷的目光里始终没有我。

　　“婷，你好吗？”我还是忍不住扰乱了和谐。她轻微一震，迅速站了起来，一边用一本旧书挡住那信笺，一边僵直了身子，挤出一丝笑容答道：“哎！是你，你什么时候来的？”

　　“刚来，你的门没关，我就站在门口，看你什么时候能注意到我。”看见她似乎有些紧张，我故意以诙谐的口气说着话。

　　“哎呀！我的贵客到了，我都不知道，快，快进来，我去给你倒水，你这种人呢！总是神秘莫测的，我们这种庸人怎么能知道你的行踪，来无影，去无踪，像个幽灵，哈！哈！哈！”她笑着走出约摸四平米的小屋，到前院倒开水去了。婷原本是这样一个开朗，善良又热情的女孩子。她是我高中时代亲密的女友。我走进那小屋，屋子里比起有阳光的外面，显得有些阴冷，但窗台上一个破铁筒里插着一把新鲜的菊花，使这陋室在清寒中平添了一丝温柔与生机。我走进来就坐在靠窗台写字台很近的一张木床上，随意的翻了翻婷放在那写字台上的书，我一翻，刚才被婷用书刻意掩盖起来的信露出了它的真面目。这张信纸原来是很令人赏心悦目的。淡淡的蓝如浅海的颜色，几朵碎花蓝得浓重，很厚实。婷的字迹是清秀的黑色，规整而有力度，我凑近一看，只见几行这样的字迹映入眼帘：

　　“麦田：

　　你好！

　　在你柔和而凝重的音乐中，我孤独的守着我的小屋，我的世界，我听到你的名字，和你的大段大段有关自我生活片段的投入的，执着的描述，我想到了那个‘守望者’……”

　　“哎！你不要看，别看，真是的！”婷倒好了水进来了，并一把从我的手中夺走了信，我心中好奇，以了然的口吻问她：“给谁写信？刚才我站在门口就看你写得忘我了。‘麦田’”我顿了顿，“是谁？怎么叫这么个怪名字？”

　　婷的脸上略显出几分羞涩，她欠了欠身子眼皮垂下，望着水泥地，轻声说：“没谁……”

　　“真的吗？你别骗我了，老实坦白吧！是不是节目主持人？”我决定问清楚。

　　“是呀！是市台做夜间《子夜有缘》节目的。他是一个新手，才做了两个月。”婷说。

　　“可是你！你怎么会这么幼稚？你给什么人写信不好，给电台的男孩写信，你疯了吗？那他妈是个什么地方，那些人你知道是什么人？！你，你真是疯了！”我的隐痛被触及了，自己也发觉有些口不择言。

　　“你才疯了呢！现在在家呆的时间长了脾气可真大啊，都学会说脏话了。我也没什么别的意思。不过是写写信有什么吗？”婷辩解道。

　　“你知不知道，这些人都很糟糕，不要被他们的表象迷住了，什么音乐，什么语言全是虚假的。他们是诱惑者，广播的艺术是个陷阱，你懂吗？”我高声说道。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你呀！只是自己经历了一次伤害，就一竿子打倒一船人，麦田是从那座小城市来的。和N城的那些人不同。”婷说。

　　“怎么不同，你怎么知道不同，你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幻想，强加给别人，送一个光环给别人。你又没见过他，又不了解他。你别寄这封信，好吗？”

　　“若暄，你？怎么了？我又没有做什么，再说就算我喜欢他，那也是我自己的事呀！好好的，我们别谈这些了，好吗？”婷说。

　　我看得出来，婷那少女的天真和不曾受过伤害的温和的激情。于是，我默默点了点头，沉默了。

　　“这个房间挺特别的，你住这儿显得很有情趣。”大约两分钟后，我转移了话题。

　　“这房间不是我的。”婷说。

　　“哦？那是谁的？”我问。

　　“这是我的一位阿姨的。她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单身女人，二十三岁时看上了一个有妇之夫，家里闹得厉害，没成。男的也没离掉，她就一直没结婚，也没有恋人。”婷说话时，眼睛一直盯着那把菊花，几乎，有点儿出神。

　　有些女孩子没有恋爱的经历，也没有受过伤害，却体验到了“落花”的悲情。那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呢！我宁愿在幻想的美好、幸福中死去，即便是伤痛吧，至少我还拥有痛苦。可是，婷的眼神却像一个青春正在慢慢凋落枯萎的妇人眼里常有的那种光茫，然而她明明是一个怀春少女，我突然间意识到那封信，是的，那封信对她多么重要，她是那种永远要为了别人（父母兄妹）而生活的女孩，是那种无力与环境抗争的女孩，她也就是幻恋，写写信，还是匿名的。高中时，她暗恋过我们的语文教师，有家室的。那时她才十七岁，比现在热情，有胆量。想到这儿，我后悔自己刚才那样激烈的言辞，试图拽她到现实，就等于打破她的幻想，使她幻灭。我的残忍，是因为我的自私吗？我变得疑惑。

　　“走，我请你去吃饭，从春节到现在，这么久了，我们才第一次见面，以后我又要实习，又要忙着找工作，真的是没有时间了，趁现在还有几天假，去享受一次吧！”婷用手重重的摸了一下短发，五根手指同时插入发团内，仿佛费力的赶走了所有的沉重。

　　我们来到“麦当劳”，点了丰盛的一餐，食物和环境使我们又活跃起来，我们吃着，谈着……充满活力。

　　“你不是要去N大上学了吗？”婷边啃汉堡包，边问。

　　“是呀，我想去读心理学专业。这是久病成医呵！”我吸了一口果汁，拖长了音节说道。

　　“瞧你，别总是回忆过去的事了，想想从G大到N大，这不是‘失不偿得’吗！而且金融专业你原本就不喜欢，不在行，你哪是那种人呢！一天到晚心事重重的人做生意！不亏本才怪！你没数字概念。不过心理学和文学很近，又比它实在，很适合你，怎么样？什么时候去呢？”她热情洋溢，与在家中完全不同。

　　“大概下个月开学吧，这种日子总算是熬到个头了，天天盯着空空的屋子，无所事事，好人也要发疯呢！有时候在屋里呆坐一天，电话铃骤然响起，我才感到自己的存在。再不上学，我都快忘记自己是谁了。”我叹了口气。

　　“哎，这一点，麦田好像和你一样，他也曾在节目里说，他从宿舍到电台的一段路上，就感到自己不存在，他说在汽车上，有个老太太对他说话，说的是N城方言，他听不懂，于是想起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婷兴奋的说着。

　　“卡夫卡”、“变形记”和“存在”，这一系列词语进入我的脑海中立刻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在那痛苦的几个月中，我曾阅读了卡夫卡、余华等人的一些作品。它们使我的心灵震撼，使我已经死亡的精神世界复活。于是我望着婷问她：“他还说过什么吗？提到过余华和他的《活着》吗？”“他提到过的，而且他说他曾经在外地度过一种住一个小茅屋，下雨的时候水都淹漫上来，只剩下三块钱过三天的艰苦的生活。他的生活经历很多。他已经二十七岁了。但是充满激情，作节目他不像别人那样引导别人说自己的事情，他是，哈！只说自己的事情，暴露自己的很多生活内容。他这样作节目，肯定是不行的，太真实了！太激烈了！”婷仿佛有些激动。

　　“你觉得他是个好节目主持人吗？”我问。

　　“我觉得他不是的，他与环境格格不入，太自我了。但是，就因为这一点，我才觉得他特别，才听他的节目。”婷说。

　　“婷，告诉你，我这几个月来，一直在读余华和卡夫卡的书，我认为电台的人是不会读这些书的，我无法想象麦田会是一个喜欢这些东西的人。”我的心有些触动后的摇晃感。

　　“他是读那些书的，他说他很喜欢，但他说他没有上过大学，我觉得他很自卑。”婷说着，望了望我，我避开她的眼神，吸了一口果汁，然后装作不经意的说：“我今天晚上打电话给他，看看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如果可以交谈，我向他提你的信让他注意，再给你回信，你看好吗？”我说。

　　“你说什么？你怎么打电话？打到哪里？你怎么和他交流呢？有把握吗？”婷很紧张又十分惊奇。

　　“放心吧，如果我觉得你那么样在意他是值得的，我一定让他给你回信，至少有一个开始，一个过程。有把握的！”说最后一句话时，我用力握了握婷的手，算是鼓励。

　　三

　　不知道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拨通了电话。一直以为是为了帮助墨守成规，甘于忍受平常生活却并不平常的女友——婷，使她获得一次真实的感情。后来才知道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给自己内心世界发生变化找到的一个最合适的借口，真正的原因是模糊的，又是明确的。

　　那是N城市台音乐台《子夜有缘》的热线号码，我根本没有打开收音机。在零点，直接拨了号。

　　“喂？”电话那端传来一个亢奋而浑厚的男子声音。

　　“喂！你好！请问你是麦田先生吗？”我以最简捷的语句，最清亮的声音，最标准的语音以及最良好的，放松的甚至是高傲的心态对他说话。这是一年来,第一次对一个说普通话的作节目的,男主持人说话。因此,这对我显得特别重要，我只想证明自己的遗忘和恢复。所以我可以面对与那曾经我所熟悉的声音一样动听的口音，充满磁性的，温柔而熟悉的语言。直接的面对，不假思索的交流。

　　“嗯，是的！”他回答。

　　然后他既没有问我是谁，又不再说什么，因此有那样大约五秒钟时间的沉默。

　　“你好，我听说你在节目里说过卡夫卡的‘变形人’，想和你谈谈余华和卡夫卡。”

　　“是《变形记》，不是‘变形人’，看看，还说读过！你是谁？是中学生吗？”他的声音和口吻突然跳跃起来，不像刚接电话时那么沉稳。

　　“我是谁这并不重要，我只是知道卡夫卡；读过他的一些作品，很感兴趣，想和你谈谈，我并没有读过《变形记》。我也不是中学生。”

　　“噢，是吗？你的声音很年轻。”他说。

　　“那么，你愿意谈谈吗？”我平静的问。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是听节目吗？”他问。

　　“不是，我从不听广播。”我强调着这一点。

　　“那你怎么知道我的？”他问。

　　“是一个朋友告诉我你喜欢余华和卡夫卡的作品，她听你的节目，并且还写了信给你。”

　　“我怎么没收到？”他截断我的话问道。

　　“她还没寄呢！她对我说你常在节目里透露自己的生活内容，你是从果城来的？”

　　“是的。”他说。

　　“你有一次在节目里提到，在你从宿舍到电台去的路上，好像是汽车上，一位老太太对你说方言，你听不懂，你才发现自己的存在。你想起了卡夫卡的‘变形记’，是吗？”

　　“不是，那天我身上就剩一块钱了，只能坐公车。我是说过感到自己消失了。我经常是这种状态。你们怎么会注意这么多细节？”

　　“不是我，是我的朋友。你看过很多哲学书籍吗？包括《本雅明思想肖像》吗？”我问。

　　“我一直很喜欢这书，但一直没买到。在N大那儿有个什么书店，听说有这本书。但我不知怎么走，你看过这本书吗？”

　　“我正在看，还有那本《单向度的人》。”我说。

　　“你借给我看吧！”他的语气里夹带着一种幽默和情趣。这是我似曾相识的。

　　“那么，我希望你给我的朋友回信，我到N大的“执着”书店去买来，寄给你。”

　　“什么意思？是交换吗？我不作交换。”他严肃的说。

　　“我只不过希望你回复一个在意你、愿意了解你的纯真女孩子的信，这个要求不过分

　　吧？再说这世上，有人愿意倾听你，了解你，理解你，难道不足以令你感到愉快吗？”

　　我说得很认真，仿佛是无路可退，理由必须充分。

　　“你是N大的吗！”麦田问。

　　“我不是。”我答。

　　“就这样吧！好吗？我得作节目了，再见。”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冷硬。

　　我的心没来由的沉重起来，本想就这样结束，但是顿了顿，仍然慢慢重复了一句话：“给她回信好吗？”

　　“那过一会儿，两点钟我下节目后，你再打过来吧，再见。”他要求我挂断电话，于是，我挂了。

　　电话放下后，我的心一直不能平静，脑海里回旋的声音是我熟悉的深沉，有磁性；那语言是我熟悉的骄狂、跳跃、任性和执着。

　　我打开了收音机，那里面传来大陆歌手老狼的那首《流浪歌手的情人》。

　　“我恨我只能给你我的小阁楼，和一扇朝北的窗，让你望见星斗。你是我，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歌声弥漫了整个的房间，也弥漫了我的心田，勾起了许多往昔那伤心缠绵的记忆。

　　一股无奈的，毫无着落的激情从心底迸出来。我终于明白，这一年来我所埋葬的并不是对一个人的记忆，而是整个一段生活的记忆。以及在生活里包容着的所有的幻想，所有的信念，所有付出的和感受到的痛苦与幸福。

　　可是，如今的世界只是一片空白。

　　“朋友们，你们好，在一首《流浪歌手的情人》过后，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话题。我是麦田。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依然怀念我的家乡，但是我也深深的爱上了这里，这座有些暧昧却很沉静的城市。N城。我知道我依然很孤独，但我又不再孤独，因为你们，你们每一个听到麦田声音的分担者与分享者，让我们共同来建立这夜色里的心灵的契约。”

　　他的声音从广播里传出是极美的。也是极真实，真实的接近虚幻，那层美丽正是我所深谙的一种对虚无的，脱离现实的某种境界的执着相信与渴求，隐藏在那样温情、忧柔和平和的声音表层下。我明白的知道这就是我说给婷听的那种假象。可是我依然抵挡不了它，情不自禁的沉醉。我的情绪已经不能自持，被音乐，被声音，被自己缠住了，死死的缠住了。

　　两点钟的时候，我终于再一次拨通了那个电话。

　　“喂？”他的声音听起来比第一次通话时低沉了许多，是那种真实的，颓废的，无所期盼的声音。我知道这声音只属于夜晚，与我的心灵相通。

　　“你好，麦田！我是零点时分给你打电话的那个人，你还记得吗？”我轻轻的说。

　　“记得，你还要和我谈余华和卡夫卡吗？”他平淡的问。“不，不是，只想和你聊聊。”我说。

　　“好的，你说吧！”

　　“我感到很孤独，我听你的声音想起了生命中的一段经历，十分强烈的痛苦，一切都这样似曾相识，却又那样遥远而又陌生。”我已经进入了一种内心的状态，和夜色相吻合，开始了对一年以前生活片段的叙述，在我的叙述中，着重提到了那个曾使我自杀使我生病的恋人。他的职业，他的声音。在我与麦田之间他成为一种媒介，于无形中存在在那根电话线间，而他的声音却又成为那媒介的主要形象，在我与麦田之间发生了作用，那是多么强烈的，令人震憾的作用呵，它起自于我的某种情绪，夜晚的情绪，通过那电话线传达给了他，那个陌生的只是以声音形象存在在我的意识里的灵魂。

　　我们谈到的大部分都是情绪以及那些与声音作为媒介相关的生活片段。我感到我的沮丧，甚而是绝望，当我把这些情绪在那个夜晚以描述这种形势传达给另一个灵魂——麦田的时候，因为我是严肃的，认真的，并且完全的确信和投入，所以他也就相信了。这正是我所需要的，那个夜晚的谈话是兴奋的、深入的。我记得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使我们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我说：“我只喜欢幻想，在我的生命里只有幻想和爱是真实而且美丽的。我渴望有一天去一个边远的山村，一个偏僻的地方，和心爱的人一起去种田，去写作，去生活。”这完全是埋藏在我内心深处的、真实的想法，却从不与人说，在白天和那些熟悉的面孔可以谈生活，谈事情，却无法谈这内心深处的幻想，只有在这样的夜晚，独自进行内心生活的夜晚，在这种游离的情绪之下，即使与一个陌生人，与一种叫作“美丽”的假象，才可能交流，而且是这样无遮，不设防。

　　“我也想和你一起去种地了。我们一直在那儿找真实，可是谁也没有找到，如果有一天我们俩个人碰在了一起，那么谁也不会再为找不到真实而痛苦了，因为真实就在身边。”这是他的话，直到现在回忆起来，我也不能否定当时他说这些语言的真实性。

　　那个夜晚 ，是不眠的夜晚，他说了很多很多自己的生活，过去在果城的生活，在果城电台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以及他内心的许多情绪体验：或激烈、或平常、或明显、或隐秘。在我的脑海里，他零乱、跳跃的语言形成了一幅斑驳杂乱的画面。在接近凌晨的时候，我要挂电话了，他说：“你不要挂，我现在一分钟也不想离开你，我真怕这根线断了，就再也找不着你了，把你的电话号码留给我，好吗？我打给你。”

　　也许是一种惯性，总之我给了他家里电话的号码，他还怕是假的，但最终证明那是真的。在我挂断后，他打了过来，又聊了两个小时，在凌晨五点钟的时候，他说：“这个电话太危险了，我差点就喜欢上你了，我会再打电话的，你给我的触动太深了。还有你给我念的诗，我不知道怎样用语言表达我的感觉，太不可思议了，你一定要写信过来。”

　　就这样，我以为他的触动是生命本真的那种触动，我以为，他爱上了我。他的激情，他的惊奇，他的那样强烈的反映和敏锐的对自己的把握，那种状态正是我渴望的。正像一年前那样，是我渴望的！我仿佛又一次体会到了埋在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狂热，那种危险强烈的狂热。

　　从挂断电话的那一刻起，几乎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处在与他交流的、回忆的兴奋，和对未来期待的紧张状态中，我特别在意的是他那些具有明显表征的语言，把这些当作情绪的导引。当然凭我的直觉，我也隐隐感到某种忧虑，那是不可解决、无法把握的，以及那些虚幻、不确定甚至是欺骗和妄言。这使我焦虑、不平静，却更加加深了我渴望验证它的欲望。

　　果然，我没有等到我需要的答案，就像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一样，时间是证明一切，改变一切的唯一权威。第四个夜晚我带着质疑听他的节目。 他在节目里议论“真实”的准确定义，他的节目依然是和夜的颜色一样，无目的的美，令人不安。他的声音多了一种华丽，是我不喜欢的。但是我仍然听下去了。只有两句话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痕迹，他说：“昨天，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带给我很大的触动。她会写诗的，她给我念自己写的诗，我很羞愧，因为我竟然有两年没有读诗了。回宿舍后赶紧翻看以前看过的我最喜欢的诗人——海子——的诗。……”

　　我想知道那一天晚上的那一切，还算不算数，我强烈的必须面对他，发生一种碰撞，了解就是碰撞的产物。

　　我再次拨通了电话，他的声音极其冷淡，充满鄙夷。我说：“是我，麦田。”他说：“嗯，我知道。”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后，他以那种不屑的口吻说：“说吧，说！”

　　“你没打电话给我！”我尽量压抑着情绪，控制着声音。

　　“是的，我今天在节目里一直在强调真实，可是真实是什么？我想了整整两天。那天挂了电话，我就一直在想，想你说的话，其实你那种状态是刻意营造的，我明白的，一点都不真实。”他语气里充满了批判和高傲。

　　我觉得谈话无法再继续下去了，陷入了完全非理性、蛮横却表面理性的抽象之中。可是由于我的自卑和渴望，并没有挂断电话。我只是说：“是吗？那我还能说什么？”

　　后来，记不清是怎么回事，话题转由他控制，他又开始了大段大段自我宣告式的个人生活的叙述，但非常散乱而且无序。思维是跳跃而混乱的。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听者。因为他的话完全没有针对性，只是为了说而说的。但终于他开始描述对我的感觉，说希望读到我的信，那更真实。

　　于是，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他，在信中我用了那种虔诚而悲凉的态度。

　　“麦田：

　　你好！

　　终于，在这黑夜的光明里，忘记了白天的那个自己——在白天，我的名字叫沉默的黑暗，到了夜晚，我的名字叫阳光—— 我与自己，最稚嫩，最渺小，最感性和最脆弱的自己相撞了，无奈的手，软弱的写下你的名字，你的从梵高‘死亡’世界中 ‘偷’来的名字。

　　我把信纸压在我的将要寄给你的一篇小说上，我把我的尊严和命运甚至孱弱的生

　　命压在了那张薄得令人想哭的信纸上。

　　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的名字，你的声音，你在那天晚上如洪水般泻给我的无数，无数的音节。但是我是一亩田，一亩似乎永远种不完的田，被你种下的陌生和熟悉满满的占据了，我不害怕你的真实，正如我不害怕寂寞、黑暗和疼痛一样。我甚至可以看见你的关切的声音和情绪后面隐藏着的东西，是的、是的我不会戳破它，但是我看见了，在那样一种年轻而脆薄的华丽后面是一种不可控制却又收发自如的能量，像黑夜里灿亮的手电打出的一束光，到了阳光明媚的白天就熄灭了。另一个夜晚也许是另一束光，另一种颜色，另一种体验，这原是多么平常的规律呀。然而，灵魂的对话即使没有了载体，也可以神圣的发生。那个夜晚它发生了。我们的体验是否一致我不知道，的确，它发生了……”

　　应该说，在写这一封信时，我的情绪及感觉属于一种绝对的、神圣的狂热，当然这神圣也许是虚无而抽象的。但我急切的渴望和信念，是他的内心应该对信上的每句每字，如那个夜晚电话里那样引起同样强烈的反映，引起共鸣和理解。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另一个夜晚使我陷入了彻底的绝望之中。

　　在第三次打电话的时候，他大谈中国社会，他说那是阴暗的，不合理的。中国没有工业，也没有革命，他听着摇滚乐。渴望着“革命”后真正“自由”的到来。他说：“人需要两样东西。一支枪和一朵玫瑰：枪代表革命，玫瑰代表爱情。在他说完这样零乱而虚无的激情与理念后已经接近凌晨四点了。他说。“再见，我要休息了。”然后我只能挂断电话。

　　那一夜我没有入睡。第二天黎明时分，我睁开眼睛，感到绝望，心里面有一种东西死去了，于是我也想死去。追忆那未曾丢失的感觉。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我穿着那件灰色的宽绰的长大衣，戴着一条拖到小腿的白色的围巾，一个人独步于N城护城河边，我静静的伫立在河岸将近四个小时，（其实，时间仿佛已经停滞了，一切思绪都似乎失去了重量……）。有一瞬间我想跳下去，我感受着“麦田”这个名字，把我生命历史的厚重感激起后又压碎了，这名字让我的身体失去了重量，失去平衡，我一直被淹没在回忆的卑微和痛苦中。软弱的泪水冲洗了绝望的快感。

　　我凝神阅读了河水和冷风，有人在身边阅读我，劝解我，我只是背向他，背向世界，也背向爱情，缄默着。我成了河边的一处独特的风景。

　　终于，我走回了我的世界，我只是抛弃了心底那份决然的神圣与狂热的执着，我知道不会再为此认真，如果说是“心灵死亡”，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它也许还是会恢复的，也许再也不会。

　　按常理而言，故事到这里，应该算是告一段落了。但它没有结束，正是它的变化使我以为已经死亡的心灵很快的，再次的复活，疼痛感却更加强烈和深入，它弥漫的是每一寸肌肤，使人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以后的几个月中，我偶然在深夜打过几次电话给他，他开始变得平和，变得温存，有时也充满激情，他和我什么都谈，谈他在写小说，甚至谈他的隐私，而我却抱着一种游戏的心态，不再以真纯的态度对待。找到了一种叫作“轻松”的感觉。至少这是我尽力做到的状态。

　　四

　　那一天，我坐在明亮的镜子前，昏黄的灯光下，冰凉的剪刀贴着我的后颈“咬断”了那垂至腰际的深栗色的、浓密的秀发。握剪刀的男人是一个英俊而温柔的男人，他认识我，他为我修这头长发已经三年了。从我十七岁那年开始，因为喜欢他漂亮的脸孔，忧郁的眼和那双苍白修长、挥舞起剪刀和梳子又格外果敢而熟练的手，包括他为我理发时那优雅的体态。一年前我要去剪发，他说：“我不会为你剪的。你为什么要剪？”我说：“因为我需要换个样子！”他说：“我不会破坏美丽！”

　　那一天，我知道他的反应不会改变，于是我说：“我失恋了。” 我说的极其平淡，仿佛随着耳后头发的飘落，一切都会烟消云散。

　　这一次，他用那双美丽而空虚的大眼睛凝视着我，一句话不说。他站在我身后，我们的目光透过那一面干净透明的大玻璃镜交接了，我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动作极其沉缓，以此表示我已经经过了深思熟虑，表示了我剪发的决心。

　　于是，谁也不再言语，那些飘落的长发在空中飞舞着，它们在我的身后、我的眼前欢快的、毫不畏惧的面对 “死亡”。它们曾经如一潭纯净而清丽的瀑布从我的头顶飞泻而下直到腰际，它们曾吸引住无数的倾慕的眼神，它们曾让我赢得恋人的称赞与爱抚……

　　经过那个男人——理发师——迈克的手，我的样子彻底变了。镜中的我不再是多愁善感的纯情少女。那额前的碎发遮住眉梢，留在腮边，而脑后则削得薄薄的，齐耳。这显然是一个女人，一个成熟的、性感的小女人。

　　“你哭了？你，还是哭了！”迈克的声音温柔而包含着一股歉意。

　　“没有，这只是伤感，依恋，不是哭。”我用手拭去脸上的泪珠，淡淡说。我很平静，这样浅浅的几滴泪不代表伤痛或者更糟的情绪。其实，那会儿，我是兴奋的，在平静的外表下，我看见了一个新的自己，一个女人，为此我掉下眼泪。

　　“若暄——”迈克叫我的名字，声音拖得很长。

　　“什么？”我从镜中望他。发现那双我喜欢的空洞的大眼睛正望着我，于是我笑了，笑得很魅惑，很有内容。

　　这一笑，他立即会意了，其实那并不是我所在意的方式——他邀请我晚上一起吃饭。不假思索的，我同意了。

　　我剪短头发的那个夜晚不是一个平常的夜晚。那是一个我所在的这个国家群情激奋的一个夜晚，这个国家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组织的导弹炸毁了。有三名中国记者丧身，这是事发后的第二天，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平静随着这一消息的传播而被打破，仿佛炸弹扔在了每一个国人的心里。随着报纸、电视、新闻的公布，消息和悲愤传遍了这古老而博大的国土。

　　那天晚上，我身边是迈克这个漂亮男人，我们相约骑着单车穿梭在夜晚的马路上，准备去饭店吃饭。当我们正准备穿过一条马路时，我看见了一支长长的队伍。他们激昂的、愤怒的穿梭在N城各条大马路上，他们喊着：“打倒侵略者！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不可欺侮的！”这样的口号，他们挥舞着拳头，一遍遍的摇旗呐喊。

　　队伍从远处渐渐近了，众人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清晰，马路边的人纷纷驻足关注。这个时候，我身边那个漂亮男人突然回头骑车走了，我没有喊住他，我只是默默地在街的这一面注视着渐渐清晰的游行队伍和街对面渐渐远去的迈克的身影。刹那间，我无力极了，感到自己的渺小，轻若羽尘。

　　队伍从身边走过了，迈克又回到了我身边，他说去买了一包烟。

　　我们的谈话是乏味而空洞的，除了那张漂亮的脸，和他的一双传神的，忧郁的眼睛，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触不着。

　　他向我叙述了现代都市人颓废、麻木的感觉，他说：“今天我看他们游行，看了三四遍了。”

　　我说：“你毫无感觉吗？”

　　他说：“心里有感觉，不一定要表现出来。我不喜欢政治。”

　　“这是政治问题吗？你的国家主权，你的民族同胞遭到侵犯，遭到伤害，你竟然说这是什么政治问题！”我愤然站起来，准备离开。

　　“若暄！你别走！我只是力不从心，我又不是政府官员，又不是学生，我又能作什么？我的工作是为你这样美好的女孩子服务，为你的头发服务，我只想过着一种简单的生活，对不起！”他拉住我，一连说了很多话。

　　我原谅了他，因为他只是个理发师，而我却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感觉有民族意识，有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与种种观念的女人！如此年轻却已经老去的女人。而我，又能作什么呢！如今，我既不是政府职员，新闻从业人员，也不是学生。我是个社会青年，是个普通的中国女人，一个远离战火的中国女人；远离集体，甚至生活的病态的女人。可是我，依然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激情。

　　分手时，他说：“让我抱抱你，你真美，不是漂亮，是美。”说话时，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星月般烂亮而柔丽的光辉。

　　我，没有拒绝，他的拥抱，他的亲昵，可是我既不嫌恶、也不兴奋；既不排拒，也不渴望。就这样，我们拥抱，分手。

　　回到那十平米的小屋，始终不能平静，脑海中一遍一遍浮现着那个场面，那支从远处走来的游行队伍，那强烈而神圣的呐喊！

　　渺小、疲弱和卑微的感觉一分一秒蚕食着我，和我那毫无着落的激情。

　　打开收音机，全部都是靡靡之音。于是我拨了点歌电话。

　　“喂？这位朋友，你好！”麦田的声音平静的传入我的耳朵。

　　“喂，你好！是麦田吗？”

　　“是的！”

　　“我想点歌。”我说。

　　“这位朋友，想点什么歌呢？”他问道。

　　“《义勇军进行曲》”我答。

　　“嗯，对不起！我今天没有准备这首歌，是我的失职，换一首吧，《别去糟踏》，好吗？”

　　“不好！那是摇滚，不是我需要的。”

　　“那对不起，我没有准备。”说着，他挂了电话。而我没有挂。（我打过去的，我不挂，电话断不了）。我等待着，等待着他接完另一部电话，结果那个电话在接进广播的时候断了，他没办法，只好把我的电话接进去。

　　“喂！这位朋友，你好！”他说，语调婉转。

　　“喂，你好，我想点歌。”

　　“点一首什么歌呢？”麦田轻问。

　　“《再见亦是朋友》”我说。

　　“为什么点这首歌呢！”他语调柔和，充满关切，于是，我冷冷地说：“因为我现在渴望听到有力量的音乐，你没有准备，我只有听伤感的歌曲了。”

　　“啊！这位朋友，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没有准备这首歌，但我送上的这首歌，相信你听了，就会感到它是有份量的，就是黑豹的《别去糟踏》，好吗？”他说。

　　“好的”。我没有为难他。

　　“……好，朋友们，今天是个特别沉重的日子。刚才那位朋友说的话虽然很含蓄，但我也能够听出她的意思，今天我没有准备《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这是我的失职，请大家原谅，只好先请你们听这首摇滚歌曲《别去糟踏》，尽管有些人会觉得今晚听它不太合适。”

　　“……别去糟踏……他们的家乡，那些孩子……”话筒里远远的传来这样的词句，仿佛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沉重、郁闷、压抑而且含着仇恨。“喂？”麦田的声音打断了音乐。

　　“喂，你好！”我说。

　　“好了吗？”他问。

　　“没好，我想听听这首歌。”

　　“你听收音机，不好吗？”

　　“我没有收音机。”我故意这么说。

　　“嗯，那，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好吗？”说着，我听到话筒里传来“噼噼啪啪”的声音，然后音乐声就大了起来。

　　“听到了吗？”他问。

　　“是的。”我回答。

　　“……别去糟踏……他们——他们的家乡……”

　　歌曲完了，又传来麦田的声音：“我猜到你今天可能会听节目，但又觉得你可能不会听，但你还是听了。”他说。

　　“麦田，我想见你一面，只是一面，可以吗？”

　　“可以，什么时候呢！”

　　“反正，越快解决越好。”

　　“什么叫‘越快解决越好？’”他嗔怪的问。

　　“对不起，说错了，不是那意思。”我解释。

　　“那就明天吧！”

　　“真的吗？”我问。

　　“真的”，他说。“真的”这两个字，他说得的很真诚。

　　“那太好了。”我说。

　　“你能告诉我你长什么样吗？”麦田问。

　　“我无法描述。”我说。

　　“那你能告诉我，是长发还是短发吗？”

　　“以前，是长发。”我告诉他。

　　“现在呢？”他问。

　　“剪了。”我简洁的回答道。

　　“为什么？”他继续问，我停顿了一下，原来想说：“因为你。”但终于忍住。只是说：“没什么，只是想剪，就剪了。”

　　他的节目结束时，是凌晨两点钟。从一点五十五分开始，我们聊天，一直聊到凌晨三点的时候，他突然说：“明天见到你，会是怎样的呢！感觉会消失吗？如果是那样，我宁愿永远和你通电话。”

　　我不知道他在说的是什么感觉，自从那次从护城河回来后，我就再也没有过那种“感觉”，只是我今天心绪纷乱，才下意识打电话给他。

　　“你从什么时候起有了某种感觉，你担心什么？”我试探着问他，

　　“你给我的印象很好，这已经很久了。”他说。

　　“是吗？”我故作惊讶的问。

　　“若暄，如果明天，我爱上你，你会怎么样？”他一字一顿的说道，听得出来，这句话很严肃。我感到难受，想哭，又被这难受激活了情绪，我不甘示弱地说：“那不可能！”“为什么？”他有些惊奇地问。

　　“因为，我们俩在很多方面很相似。两个相似的人不会有交点。”

　　一阵沉默后，他说：“你要告诉我，如果我爱上你，你会说什么？”

　　“我不知道，现在我无法想象，对于末发生的事情，我无法回答。”我说。

　　“你真理性。”他低低的说。

　　“那不好吗？”我轻柔地反问。

　　“不好。”嗔怪的语气。

　　“为什么？”我平静地问。

　　“我喜欢也习惯感性。”他说。

　　时间过得很快，当我们约好第二天晚上七点三十分在N大门口见面时，天已经快亮了，他说“这一夜过的真快，好好休息吧！明天见！”

　　五

　　“明天”终于到了，而且是晚上，是傍晚。

　　时针指向七点钟了，妈妈说：“我们去舅舅家，你舅舅、外婆、外公还有小妹都在，一起吃顿饭，晚饭也省得去做了。”

　　虽然，还有十分钟左右的路程，虽然在我空空荡荡的心里除了与麦田见面，此刻没有别得了，可是我仍然耽于幻想的孱弱，正如不肯违背妈妈的“难得”显现的好意。我想暂时忘记自已。和人群在一起。我感到“自由”和“疯狂”来临之前的紧张、孤独和兴奋，我需要更平静，更温和的生活，来消解这突如其来的的激荡的情怀。

　　终于，在中央电视台的“最强烈抗议声中”我离开了舅舅家，离开了人群，去赴那个 “如此重要”的约会。内心里有一股火焰在熊熊燃烧，如一股奔腾的岩浆，几乎要将我淹没，一路上我骑的飞快，因为时间在我有意识的延宕中只剩下几分钟了。

　　N大门口，终于到了，一眼望去，人群之中，我看见了他——我确信那是麦田。但又不取相信，那个“少年”就是麦田。

　　他的样子格外的清秀，极瘦，穿着一件灰白色的牛仔长衫，里面衬着一件蓝白相间的横条纹海员衫。下身一条带很多口袋的肥肥的军绿色裤子。背着一个咖啡色的帆布方型大背包，他身上散发着一股浓浓的书倦气。

　　我微微犹豫了一下，终于走近他，他也看见了我。走到跟前，我说：“请问，你是麦田吗？”他一脸肃穆，纯净的样子简直令人惊讶，以至于我惯常的见陌生人的表达方式都变了：“请问您是X X先生吗？”那“先生”两个字怎么也吐不出来。他就像是一个从二三十年代校园里走出来的文弱，忧郁而极富诗意和才情的少年。第一眼就令我震撼，那久久埋藏于生命底处的，魂牵梦萦的感觉虚飘飘、虚飘飘的飘来，不知从何时何地飘来，竟然飘进了眼前这个男子躯体里去，是那样的贴切，那样的吻合。这怎能不使我惊奇？狂喜？又怎能不使我感动？忧虑？！

　　“是的，你是若暄？你好。”麦田很自然。

　　“呵，我来晚了，让你等，真不好意思。”我十分紧张，生怕被他看出什么。

　　“没关系，我也迟到了，三十五分到的。”

　　沉默。两个人一起茫然朝一个方向走去。

　　“你现在，什么感觉？”突然的，他偏过脸，这样问道，表情依然纯净、肃穆。

　　我的心一颤，突然收住了脚步，面向他，很不自在地笑了一下，然后用手佛过前排流海委婉地说：“呵，我们到N大前面“相聚缘”茶社吧，那儿安静，很好的，我们应该朝那边走。”说着，我转过身向相反方向走了两步，他追上来说：“不是去“绿亭”吗？该往那儿走呢？”（前一天夜里约好去“绿亭”茶社的）“噢，对，没错，没错……我，真糊涂。”我急急忙忙地说。

　　“你还没回答我呢！”他说。

　　“回答什么？”我躲不了了。

　　“刚才的问题。”他说。

　　“什么？”我依然退却着。

　　“你的感受？”他斩钉截铁地问。

　　“请允许我坐下来以后再告诉你，行吗？”我低头看着地面，淡淡地说。他沉默了。

　　“我很难过。从昨天到现在。”一分钟后，我自言自语似地打破沉默。

　　“怎么了，为什么？”他问。

　　“因为觉得自己渺小，无力。”我答。

　　“不渺小。”他说。

　　“真的渺小，尤其昨天晚上面对那些游行的人群。”

　　“哈，‘商女不知亡国恨’！”“你说什么？”我怒问。“啊，对不起！我不是说你。”他急急辩解。

　　又一阵沉默后，我说：“没什么，你说得对。”虽然我不是‘商女’，但我的确‘不在其列’。我若有所思，深沉而伤感的说。

　　“什么‘不在其列’？”麦田抓住了我的痛处。

　　“‘不在其列’就是说我不在队伍里，不再任何一个集体中，我是旁观者，我是浮萍，到处飘，没有根。”我依然那样幽怨而伤感，我沉醉在那首诗的意境中：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尤唱后庭花。”

　　由此，我又想到了与周树人同一年代的郁达夫，那个破碎的年代中，那深沉，郁闷而又敏锐、执着的文人。文弱的执着，那是让我着迷的，那是让我揪心的，疼痛的，那是久久、久久迂回的徘徊在我最深的心底，如一首缠绵的古曲，一生的节拍一定都是那样低回而壮烈，那屈辱中的绝然，那是多么神圣而高贵呵！而如今的我，对这种境界却是望尘莫及。

　　我们终于进入了“绿亭”。我们在二楼靠窗的地方，临窗面对而坐。坐在狭长的角落里，四周墙壁挂着仿制的油画，画的是一个个穿旗袍的女人。典雅的音乐，昏黄的灯光，以及服务先生那古板的红色礼服衬出这环境那古旧的奢靡气息。

　　坐下来，点了茶，进入了谈话的状态，直到这一刻，灿亮的金属黄色灯光的映照下，我才有机会看清这张脸。浓密而平直的眉毛，柔软平和的头发，高鼻梁，单眼皮，薄嘴唇，清秀而单薄的近乎一种病态的美。但看得出，他是狂热的、自恋的，执着的——在那一层清秀与忧郁的遮盖下。

　　他吸烟，我也从包里拿出烟，烟很细，白色。我用黑色细长打火机点燃，吸了一口。

　　他说：“你不像那种会吸烟的女孩。”声音极柔和。“为什么？”我喷出一小口烟雾，躲在它后面淡淡地问。

　　“我刚见你时，觉得你是一个纯情少女。”麦田望着我拿烟的手，淡淡的说。

　　“现在呢？不纯了，是吗？”我笑了。

　　他也笑了，笑得很憨，像个孩子。他说：“才不是呢，是多了一种妩媚，况且你吸烟的姿态很好看。”

　　“你说话像个少男。”我说。

　　“我已经二十七岁了。”他说。

　　“有的人很小就老了，有的人一辈子都是孩子，到三十岁，你如果还这样就别想长大了。”我说。

　　“哎，那太好了！我可以赖着不长了，我最怕长大了！”他笑着说。笑得很天真、无邪。

　　“我有一个朋友，他叫海洋，他和你一样追求纯粹，我觉得他有一点资产阶级味道，我不喜欢资产阶级。”“我在果城作节目时，认识了一个女孩，她长得很美，她喜欢我，她是坐台小姐，她天天给我我打电话，说她爱上我了，我感到很难过。她到电台去找我，我说我有毛病，生理有问题，……”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他一如既往的，大段大段描述着那让人应接不暇的故事和人，当然主人公是他自己。

　　我无心倾听，在想着自己的心事，我手扶窗帘，心不在焉。他怎么会知道，那心事正是他。

　　“你怎么了？”他终于注意到了。

　　“呵，没什么，你继续说。”我说。

　　他接着谈了自己对“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轰，三个记者身亡。”一事的看法。他说：“他们炸死的是三个人，是人！”“你是关注人性的人吗？”我问。“我是平民阶层，我又希望接近中国知识分子。”他几乎用了一种倨傲的口吻这样说。

　　我听着他的话，用手抚弄着窗帘，吸着烟。

　　“我在想，这样的窗帘在二十年代也许是很时尚的，可是今天看来，它已经过时了。而这个茶社的时尚正是这种过时的时尚。等到许多许多年以后，我们今天的流行音乐，时装以及一切代表时尚的东西也成了那时候人们复古时才去欣赏的旧时尚。”他转换注意力的速度之快、思维之敏捷，令我惊讶。只是我觉得这跳跃的思维方式和语言都是极不成熟的表征，我进入不了这样零乱而浅薄的内心世界。于是我说：“麦田，你说的这些东西，我认为很多人都会想到，其实很大众化，只不过别人不说出来，因为我们没有必要把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细节、尤其那些表面化的细节都展示给人看，那毫无意义，不是吗？”

　　他顿住了，突然问我：“你过过每天只剩一块钱的生活吗？”我知道，他认为我没有生活，我笑了笑说：“那证明不了什么！” “你见过那些穿着补丁衣服的民工吗？”他说。表情很严肃。

　　“是，我没过过穷日子，可这并不表示我是一个不懂得生活，只知挥霍和空谈的白痴！” 我激烈起来。

　　“你是贵族——血统里的，我是说你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感。而我是平民化的，我一直很自卑，我对女人的感觉，是想去依靠，但又靠不上。”他这席话触动了我，我感受到一种真实，同时感到自己的卑微。

　　“好吧，告诉你，向你坦白，麦田，我，是一个游戏人间的人，我喜欢去体验，体验热恋的感觉，我用自己做实验，短暂的激情后我就离去。你，你让我震憾、让我内疚、让我不能不结束、不能不坦白。我每天约一个不同的男人，出来聊天，我是这样的。”我说的不是事实，除了迈克，这半年我没接触过别的异性，而且我没约他，是他约我，离开是因为我没有产生爱的感觉。可是我这么说了，这才是个真正的实验。

　　“先生，你过来一下，这里有一张CD，很轻的一支曲子，请帮我放一下。”麦田叫来服务先生，把一张唱片从他那大大的书包里拿出来。交给他。我不明白，困惑的看着他。

　　一会儿，音乐响起，是一支深沉的情曲。他突然凝视着我，轻轻的、温柔地说：“从来没有遇见过你这种女孩，我认识的女孩很多，我刚才也说了不少，但我从不给她们听自己的唱片，JUST FOR YOU!（只是给你！）……”突然间，他脱口而出这句英文。记得他曾告诉我，他小时候因为痛恨一个虐待孩子的英文教师而从此拒绝学英语。所以，他只会一个英文单词：“crazy（疯狂）”。

　　然而，这一刻，这一句“JUST FOR YOU！”发音是那么标准，“FOR”念的重而且慢。他那动听的嗓音沉下去，沉下去，让这句话听起来是那样真挚而动情。我不敢看他，烟灭了，仍然捏在手中，沉默着。

　　“我想亲吻你！”他炯炯的目光包围了我。他的语言又穿透了这层包围。

　　“对不起，太晚了，我要走了。”我下意识地把身子向后一靠。遇见他的目光，有一种我一看就懂得的情绪。

　　我坚持付了帐。于是，我们融入了黑夜。

　　一路上我沉默，他继续地说笑话，说自己的生活以及对未来的设想，那份连绵不断的激情让我可望而不可及。

　　终于，我不愿意再继续作一个听者了，在他的世界里，我知道我只能是个听者。或许在我的世界里，他也能作一个听者。但是，该说的、能说的都已经说尽了，界线已经十分的清晰了。我不能再拖延了。

　　于是，走到一片小树林边，我说：“好了，你不用送了，我自己可以骑车走了，你回去吧，我知道你那儿挺远的。”

　　“不行，我一定要送你回去，因为路上有‘大灰狼’。”说着他做了一个很可爱的动作，把双手装作动物的双爪蜷缩在胸前，脸上带着顽皮的笑容。

　　“你知道林黛玉为什么不喜欢聚会吗？”我问。

　　“不知道。”他说。

　　“因为，有聚必有散，不聚也不散，最好。”我说。

　　“当然，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至少我可以送你回去的。”他说。

　　“真的不用了，谢谢你。”我说。

　　“你那么客气干什么？我一定要送你的，你总得让我认认门儿吧！”他依然顽皮地说。

　　我沉默，扶着车，站在那儿不动。他摸摸头发说：“哎，走吧！我再给你说个笑话！”

　　“麦田”我望着他，叫他的名字。“啊？”他茫然望着我。

　　“我要走了，真的，就在这里分手，来，握手——告别——”说着，我伸出了手，他愣愣地望着我，不动，我有些尴尬，手垂了下来。

　　“干什么呀？这么沉重！好像生离死别似的！哈，走吧！”他又一次掩饰过去。

　　“我必须走了。”说着，我骑上车子就要走，他一把拉住了我，说：“那我最后问你一句话。”“你说吧。”我轻柔地说。“你是不是毫无感觉，我对你的感觉没变，而你对我的感觉——已经消失了，是吗？你很失望，是吗？”

　　我望着他：他清秀的脸，那高鼻梁，单眼皮，认真的神态，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感到危险，想逃跑。“你真的要画句号吗？”他问。“是！”我说。“那我给你一个号码，你可以找我——”

　　“不用了，我不会找你的。”我粗暴地打断了他。

　　“你以后都不再打电话给我了吗？”他的语调里压抑着一种东西，隐忍着、按捺着，平静的说。

　　“不打了。”我说，只想赶快逃走，忘记这一切。

　　“为什么？因为失望吗？”他问。

　　“因为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我们谁也进入不了谁的世界……”说着，心中一阵刺痛，泪水竟然夺眶而出，再傻的男人也能看出，我想走的理由不是因为扫兴。

　　“你，怎么哭了？！你别哭，我最怕女孩子哭了，我没带手绢——是不是因为你从前——”

　　“别说了！”我喝道。沉默。

　　大约两分钟后，他用一只手指擦掉一颗流淌在我脸上的泪珠。动作很轻，那轻微的触觉让人特别的软弱。我无力转身离去。过了一会儿，他悠悠地说：“等我从上海录完节目回来以后——”“别，别说以后，我不要听！”我又一次粗暴的剪断他的话。他望着夜空，迁就、温柔而认真的说：“好，那就不说以后，说现在。”说到这儿，他突然顿住了，望着我，专注而凝神地说：“让我亲你一下，可以吗？”他的眼睛和他的唇一起说了这句话，像一个孩子、一个纯真而善良的孩子想喝一口清泉。我不能拒绝，但事实是，我可以拒绝的。只是，我不想拒绝。于是，我低下了头，他轻轻弯下腰，先吻到我的耳边，我紧张得闭起眼睛，他很迅速地吻我的唇，柔滑的舌伸进我的口中，瞬间一股强大的幸福从唇间通遍全身。他的吻，几乎将我融化，也几乎使我崩溃。“别走了，我觉得好幸福！”他说。

　　我清醒过来，突然意识到我不是原来的那个长发女孩了。我哭着说：“对不起，我必须走！”“你别走，我最怕的就是分别，你知道吗？我的朋友一个一个都离开了我——”“对不起，我得走。”我坚持。

　　“你如果走了——我——会——哭——的！……”那声音——让人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

　　我奋力挣脱了他的手，飞快的骑上车子，大量的泪水像决堤的江河奔涌而出，飞奔时，我哭出了声。

　　我留给麦田的是那样一个转瞬即逝的背影。他留给我的是那个吻、那副面庞——忧郁少年的美。

　　我亲手割断了情丝、欲念以及幻想。我割去的是自己心灵的一部分，那从久远生命的记忆中走来的激情、温柔、深情！我再一次崩溃了，和一年前一样为了恋着的一个男孩子，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是我亲手斩断了自己的情丝。

　　“你走了，我——会——哭——的！”那低低的、沙哑而绝望的声音，久久、久久的萦绕在我的耳畔，回荡在我心灵的深处，念念不忘！

　　我“抛弃”了他，因为，我绝望的、爱上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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