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泉

　　一

　　1976年夏夜，听梁大虎讲土行孙和木子美的爱情故事听得近乎痴迷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梁大虎白天必须抽空阅读的那本残缺不全的书籍竟在我家堂屋的阁板上存放了许多年。

　　这本书最初放在我的一个远房伯父卢善铭家。

　　卢善铭只是附庸风雅，做做样子，家里确实放了几本这样的被岁月染黄了的破书，但他并不关心书的内容和种类，更不用说版本什么的了。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一次也没有翻阅过它们。

　　我的父亲和他堂兄略有不同的是，小时候他和地主家（打铁的祖父交的一个体面朋友）的孩子一起在学堂里识过几个字，这为他后来几十年每逢刮风下雨日子的看书消遣打下了稀松了了但却挺像会事的基础。

　　父亲看书总要念出声，有时是唱，母亲没少奚落他，说父亲害牙疼或驴叫唤，母亲在对父亲反反复复的奚落中肯定也得到了不少快乐。

　　堂姐卢桂桂四岁没了母亲。

　　她母亲的死是那个时代那种苦难日子的必然结果，作为标志性事件，后来写进了山北头村的村史。

　　山北头村东靠蒙河，土地肥沃，有山有水，算得上方圆三十里内的好村庄，但我伯母的娘家万元村就差多了（后来我去过那个村子，站在干干巴巴的土地上，那一刻，我想起了早夭的未曾谋面的漂亮的伯母）。

　　1959年青黄不接的日子，娘家庄上的人成群结队地来到她门上，连吃再拿，一拨又一拨，后来吓得她大白天都不敢开门，就连邻居梁荣和老婆捏着鼻子拍着门板说出的几句与万元口音风马牛不相及的话，都能把她吓个半死。

　　有一天夜里，大风大雨，她听见门外有人喊门，哆哆嗦嗦地穿衣开门，一看什么也没有，上了床又听见喊……闹腾了一夜。

　　第二天大病一场，不久就呜呼了。

　　大伯那时在西山里的一个兵工厂上班，伯母死了之后，他就逃了回来。

　　不知为啥他没再续弦，咬着牙养大了三个女儿。等卢桂桂长大了，他才稍稍轻松了一些。

　　那本书后来到了我的手里，前面有十几页掉去了多半边，封面上的字也残缺不全，能看清的只是大小不等的“寸神木”三个字，中间的“神”大，两边的“寸”和“木”小。

　　卢桂桂的记忆中肯定有多次被从天而降的破书砸头的经历。

　　有一次飞扬的陈年老土迷疼了她的眼睛，她不停地朝自己的手上和地上的那本书上吐唾沫。

　　她父亲在很早以前告诉过她这样做能消祸免灾。

　　我的父亲像她的父亲抑或所有的父亲一样也告诉过我这样的话。

　　那次在我家的阁板上，已到我家多年的那本《寸神木》再次找到她披散着一堆黄毛的头顶，准准地落下来砸疼她的时候，赶上前去给她吐唾沫的就是我父亲。

　　据不完全统计，那本书一共砸到卢桂桂头上11次，在她家7次，在我家3次，在她出嫁后的新家里1次。

　　然而，卢桂桂到老也没能领会到这本书对她煞费苦心的人生意义上的警示。

　　她根本就没去注意过，每一次挨这本书砸的时候，都是刚刚见过或想过那个男人。

　　有一天中午我去梁大虎家找他打听晚上还讲不讲土行孙和木子美，看见他正在读那本书。他目不斜视，聚精会神。

　　站在他身后，不知为何我浑身颤栗。

　　我怕打扰他，连问也没问，就悄悄地转身往外走。

　　卢桂桂追上我，朝我手里塞了一块肉疙瘩。我用年轻的牙撕咬了一下午才将它咽到肚子里，弄得浑身是骚味。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只牛睾丸的外皮。

　　梁大虎出事那天，人慌马乱中我顺手牵羊拿走了那本《寸神木》。

　　这本书散发出来的出乎意料的骚味，让我联想起那天吃牛蛋时的情景。

　　这本书上的骚味，其实与那只牛蛋是没有一点关系的。

　　多少年之后，我听已经退休的小学教师戴怀远说，当时全村的旧书都被集中到小学校的厕所里，梁大虎用一包丰收烟向站岗的民兵换走了一大抱。《寸神木》肯定就是里面的一本。

　　可惜里面的繁体字我一看就眼晕，只好将它用我家多得不计其数的《人民日报》包了一层又一层，然后塞到我屋子里一条隐蔽的墙缝里。

　　刚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了半年，我就觉得对付踅伏在老家墙缝里的那些繁体字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了。

　　著名古语言文字学家滕舒贤教授的课深深地吸引着我，与我从前对墙缝里那本书的恐惧是有一定关系的。

　　放了假回到山东老家，找到那本书一看，它竟然成了一堆烂麦糠。

　　我失望过度，气恼地骂了一句：孬种！

　　原来在我怕它的同时，它也在怕我。

　　二

　　在梁大虎的嘴里谁也杀不死土行孙。

　　土行孙第一次被擒后，由于他个子小，滑溜溜的，人家就把他的头夹在胳肢窝里，抓住他的黄毛头发用刀抹头，结果他的脚一触地，人就不见了。

　　第二次再抓住他，就用捆天绳捆他，把他高高地挂在旗杆上，结果好心的监斩官一句话又让他给跑了。

　　在最后时刻，监斩官例行公事问他：“土行孙临死你还想干点什么？说出来看着合适就答应你”。

　　他说渴死我了，快给我点水喝吧！

　　只见碗里的水一半进了土行孙的嘴，一半化成了云彩，那云彩接天连地，把一切都罩了起来。

　　等云开雾散，旗杆上只剩下了一根绳子。

　　第三次是要酒喝，跑了。

　　第四次是来了一阵雨，几个雨点又让他跑了。

　　还有一次是他驾着一阵大风刮起的尘土遛了。

　　土行孙一共让对手杀了63次，每一次都是眼看必死无疑了，但每一次还都是让他逃脱了。

　　小飞统计的是61次，我没理会她，她缠着我不放。我说你肯定有两次没听到，她反咬一口说我听得不认真，要不就是记忆不好。听得不认真？嘿嘿嘿。好男不和女斗。少一次总比多一次强！我想就凭土行孙的本事，再杀他63次也动摇不了他一根毫毛。

　　梁大虎讲得最多最生动的就是土行孙怎样去偷看木子美洗澡。

　　那些年木子美天天洗澡。

　　梁大虎说山北头人都知道木子美的武功要强于土行孙一倍，但土行孙会行土遁。木子美拿土行孙一点办法也没有。

　　土行孙不但会行土遁，而且还会七七四十九变。

　　他一会儿变成树上的鸟，一会儿又变成了在石头上爬的蚂蚁，有一次还变成了一只虱子，但变得最多的就是水里的蝌蚪和泥鳅。

　　变成泥鳅那一次，他钻进了木子美的下身，半个时辰才出来，痒痒得木子美把一潭清水翻了个底朝天。

　　后来他们俩好了，常常是几天几夜抱在一起，等想分开的时候，发现两个人长上块了。等偷来了解药，才又成了两个人。

　　送解药那一段是最急人的，各路神仙送来了无数批药，但都是假的，好容易来了真的，结果又被一阵大风刮跑了。

　　最后，土行孙只好带着一夜之间神秘地加重了上千斤的木子美行土遁挤进爱神宫才找到了隔离草。爱神宫的门缝是那样小，他们两个被门缝挤成了888米长。真是受尽了磨难。

　　土行孙和木子美的爱情，让全村的听众神魂颠倒。

　　那一年，山北头村发生了多少乱七八糟的事情啊。

　　这些乱事的发生，当然与那年全民性的防震（夜晚在搭在山坡上的简易棚里睡觉）有关，但如果没有梁大虎口若悬河、扣人心弦的爱情故事在其中推波助澜，我想绝不会发生这等离奇这等糟糕的事情。

　　到1977年麦季前，山北头村共有14位19岁以下的姑娘怀上了野男人的孩子。

　　我和小飞偷吃了禁果，但没有出事，可见有了事但没出丑的还要有上那么几对（后来我才知道，一对男女仅仅是亲过几次嘴，还根本算不上偷吃禁果）。

　　小飞和梁大虎好上是我那一年里最最悲伤的一件事情，那一年悲伤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好在这件事情在开始不久，就草草地落下了它火红的轰轰烈烈的序幕。

　　在上大学、研究生、博士生，以及以后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教授小说史的那些漫长的时日里，我几乎一直在一堆堆古籍堆里翻找和土行孙有关的书籍，力图为他和木子美的爱情故事找到依据。

　　但所有努力，其结果都是一样令人失望。

　　也许那本最终在我家里被老鼠变成一堆麦糠的《寸神木》里面会写着我所苦苦寻找的答案。

　　多少年我都在为曾经没保管好那本书深感遗憾。

　　有一天——前几年的一天，我站在山北头村村南的高山上，俯瞰着这片起起伏伏的大地 ，突然间我的头脑就那么开了一下窍。“寸神木”三个字不就是“封神榜”吗？前边的“圭”和后边的“旁”同掉去的那半边纸一块丢掉了。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想法给我带来的是绝望。

　　多少年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世界上共有《封神榜》版本113种（截止2004年1月16日下午7时），但无论在哪一种版本里都找不到木子美这个人物，更何况她和土行孙的那些子虚乌有的爱情了。

　　三

　　小飞有个外号叫超人。

　　她的身高不到1米8，但看上去却要比1米9的男人还要高。

　　一头秀发飘起来，她就像一棵会移动的树一样不停地走动，在村庄里形成了一种力量和威慑。

　　她的姨父在那年的一次秘密的中苏边界冲突中受重伤，部队派人接去了她的姨妈姜红花。

　　由于她姨父是副连长，加上又立了战功，组织上就安排知青小飞从她插队的村庄来到她姨家照看三间草屋和栽有17棵大杨树的院落，但最主要的任务是喂养那头又脏又瘦奇丑无比似乎永远也长不大的黑猪。

　　我比她仅仅小几岁，但站在她面前，就像矮半截。

　　她从不叫我的名字，而是叫我“二分之一”（也许是我常常叫她超人的缘故）。我数学课不好，一听“二分之一”就有一种畏惧感，另外也觉着这个名字挺深刻的——具有数字学上的意义，就接受了下来。

　　我们虽然长短不一，但在一起却能够从许多方面取长补短，玩得格外快活。

　　在蒙河两岸一望无际的大树林里，她常常让我用双手从前边勾住她的脖子，她直起腰，把我吊在半空，然后这里那里地走。

　　她高声大笑，吓得树上的几十种鸟一群群地飞起又落下，叫声异常，更加婉转。

　　她特别喜欢亲吻。我们站在一起，我够不着她的嘴，她驯服地弯下腰。

　　有多少次，我憋急了眼，想把嘴挪开，但都在她的紧得无法挣扎的拥抱中不得不继续下去。

　　有时我累了，她就把我抱起来亲。

　　两个人都累了，就躺在沙滩或青草地上亲。

　　和她这样亲吻，有一种恐惧感一直伴随着我。我怕和她长在一起，找不到隔离草 ，再也分不开。想到两个人一起在大街上走，招来那么多人围观——那比游街还要难堪的情景，我的幼小的身体就止不住地发抖。

　　那时我还不知道去抚摸她的身体。

　　对于我来说，恐惧和不安一直多于和她相爱的快感。

　　梁大虎的架子有时比老虎的架子还要大。

　　人们盼望着他天天夜里讲土行孙，但他有时不高兴了，即使天上布满星辰，即使南岭风口上的风凉得就像凉水和风凉话一样凉，他也是说不讲就不讲。

　　半个村子的人汇聚在南岭的风口上就像等一年轮一次的电影那样等他，但他有时就好像是故意让人扫兴。

　　我喊他姐夫，再加上我父亲是比他还要高大、强壮、闻名四乡的铁匠，还是村支书，鉴于以上优势，选代表去请他时，每一次选中的都是我。

　　选我就对了，另一方面，我还特别积极踊跃，嘴也会说。去请了几次，虽然是费了不少口舌，但梁大虎总算赏脸。他高大的身影闪了几闪就出现在南岭上那堆等得心急火燎的人群中。

　　小飞也许就是那时对我产生了感情的。

　　梁大虎一落座，小飞就不知从那里冒出来转到我的身后，用手轻轻抚摸我的头发和耳朵，摸得我浑身燥热，迷迷糊糊，直至把自己当成了土行孙，把她当成了木子美。

　　四

　　那天出事后，小飞就悲痛欲绝地离开了山北头村。

　　我们刚刚开始的爱情也车到山前嘎然而止。

　　那场大火在秋天的中午轰轰烈烈地燃烧起来。

　　全村人都出动了，正是吃完中饭还没下田的时刻。几百人整整救了近两个小时，才将火救下来。

　　小飞姨家的三间草屋成了灰烬，那头黑猪在惊惧中不停地叫唤。

　　梁大虎和小飞赤条条地冲出来的时候，大火已经上了屋顶。

　　也许是他们太累，相互搂抱着睡着了。

　　也许早就发觉着了火，但看见外面围满了人，害羞不敢出来。

　　山北头村大多数人的这种猜测是有历史依据的，18年前几万人在距此不远的大谷镇修水库，半夜工棚着火，慌乱中有几个姑娘找不到棉裤，那时又不兴穿内裤，可怜赤身裸体的姑娘们怕被成千上万的人看到自己的光身子，再也嫁不出去，强忍着大火没有冲出来，而活活被烧死。

　　卢桂桂从人群里冲出来，其凶恶状绝不亚于一只疯狗，她一头扑向赤裸且惊恐万状的小飞。

　　我从后面试图抓住卢桂桂，但努力了几次都被她带倒在地。

　　那一刻我是多么矛盾，既恨着小飞，又怕小飞吃亏。

　　在我酸溜溜的犹豫中，小飞猛地振作起来，一把推倒卢桂桂，尖声叫着冲出人群，跑到一家邻居的院子，关上了大门。

　　卢桂桂疯了。

　　她朝那家院子里扔石头，用脚踢门，朝墙头上爬，爬了几次，眼看快要爬上去了，又不知怎么地掉了下来。

　　等小飞穿好了衣服，翻过了村前的那座山，站在停车点等车的时候，卢桂桂还在一次次地爬墙头。凡她能找到的石头，都被她扔进了那家倒霉的院子里。

　　这时走来了一群民兵，有持枪的。

　　两个民兵上去摁住了卢桂桂。

　　卢桂桂像一堆破布片似地躺在地上。

　　民兵将狼藉不堪的失火现场保护了起来。

　　人群被驱散。但一会儿又涌上来。

　　围观的人群里有不少人戴上了黑纱，村庄的上空涌动着凄惨而悲凉的雾气。

　　人们记起来，明天就是为毛泽东开追悼会的日子。

　　梁大虎那天下午在他家的厨房里用自己的布腰带就着低矮的木梁把自己过于草率地吊死了。

　　我随着人群涌到他家。

　　梁大虎还吊在那里。

　　我挤到最前面，跟着几个老人进了屋。

　　死者的脸朝里，脚几乎没离地，差不多就像站在地上。但那截小小的距离还是被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

　　我哭了，忘记了夺走小飞的仇恨，哭着喊：“给他水喝！给他水喝！”一会又喊让他的脚贴着土。

　　我知道那一会儿我是把他当成会行土遁的土行孙了。

　　第二天村里举行了两场空前绝后的葬礼。

　　一场是没有遗体的葬礼，一场是有遗体的葬礼。两场葬礼几乎合成了一场。

　　尽管都知道这两场葬礼是那么地不同，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将自己巨大的悲哀清楚地分作两份，一份给毛泽东，另一份给梁大虎。

　　多年之后，我从复旦大学回家过第一个暑假，急二火三地找到那本《寸神木》的时候，惊奇地发现，那张《人民日报》只是被老鼠打了一个小小的洞，毛泽东的遗像除了有点发黄，仍是那样完好。

　　那本倒霉的书就不行了，前面已经提到，它碎成了一堆比麦糠还要碎的可怜的碎片片。

　　那场大火因为是在特殊的背景下烧起来的，因此，在后来的几天里，被县上派来的一群公安干警当作大案件追究了又追究。

　　最大的怀疑对象是卢桂桂，但有几个人同时证明着火时卢桂桂正在大队部用从全村集中起来的不多的几台缝纫机缝制第二天开追悼会用的黑纱。

　　当调查到我时，我想提供一个有关卢桂桂的重要线索，但想了想，她是我的堂姐，这人的一生怪可怜的，丈夫刚死了，再说我还刚从她家拿走了一本至关重要的书，因此，我就没有如实地说。

　　其实，卢桂桂在着火之前的几天，就经常围着小飞姨家的房子转，有时还趴在墙头上朝里看。就在当天中午，我看见堂姐郁郁寡欢地朝靠近那座房子的方向走，她看见我装没看见。她的异常举动，被我当成正常现象看了。那几天全村人没有一个脸上带喜色的。

　　既然那么多人证明她没在现场，也许是我看走了眼。

　　一个地主分子因此被关了三天三夜。原因是有人在失火现场看见他在短短的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换了三次衣裳。他对公安人员的解释也是漏洞百出。但他至死不承认是他放了火。

　　那个人后来跑到了东北的漠河，一去就是十几年。

　　至今山北头村的人（除了放火者）恐怕谁也不知道那场大火到底是何许人放的。

　　卢桂桂后来的日子一塌糊涂。

　　接连找了几个丈夫，可一个个身强力壮的男人都是在结婚或同居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死掉了，并且在哪一家还都失了一次或大或小的火。

　　据说卢桂桂曾经亲自向外透露过，这些火失得格外蹊跷：每次失火前的那个夜晚，她都做梦着了火，但无论第二天怎样注意，那火还是无可避免地烧起来。

　　我一直怀疑着这些说法的真实性。

　　不是亲眼见的，我是不会轻易相信的。

　　五

　　2003年秋天，我应普林斯顿大学之邀赴美作短期讲学。

　　在飞机上我与小飞邻座，不，应是小飞的女儿红雁。

　　红雁和她妈妈当年长得简直一模一样，要不我不会第一眼就把她当成了小飞。

　　我和红雁在一个城市生活了5个月，她常常邀请我出去吃饭，但我一次也没有去。

　　后来她就到大学里来看我，我清楚地感觉出了她对我的那份好感和依恋。

　　我找了一个机会把和她母亲当年的那份幼稚但美好的感情告诉了她。

　　我此举的目的不外乎是想打消她对我的那份朦胧的感情，不料听后她却哈哈大笑，毫不在乎地说：看来我们之间太有缘分了，今世你没成为我的父亲，不妨做个我最亲爱的人啊，我相信缘分！

　　我后悔我做了一件傻事。

　　大教堂

　　一

　　“读下去。朗读下去。”

　　“所罗门差人去见推罗王希兰说：‘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分别为圣献给他，在他面前焚烧美香，常摆陈设饼，每早晚、安息日、月朔，并耶和华我们神所定的节期、献燔祭，这是以色列人永远的定例。我所要建造的殿宇甚大，因为我们的神甚大，超乎诸神。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的，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吗？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现在求你差一个巧匠来，就是善用金、银、铜、铁，和紫色、朱红色、蓝色线，并精于雕刻之工的巧匠……又求你从黎巴嫩运些香柏木、松木、檀香木到我这里来，因我知道你的仆人善于砍伐黎巴嫩的树木。’”

　　“嗯，读下去。”

　　“所罗门仿照他父大卫数点住在以色列地所有寄居的外邦人，共有十五万三千六百名。使七万人扛抬材料；八万人在山上凿石头；三千六百人督理工作。”

　　“读呵。”

　　“在殿前造了两根柱子，高三十五肘，每柱顶高五肘。又照圣所内链子的样式作链子，安在柱顶上；又作一百石榴，安在链子上。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前，一根在右边，一根在左边；右边的起名叫雅斤，左边的起名叫波阿斯。”

　　“读，荣荣，我还想听。”

　　“所罗门作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神殿的府库里。”

　　……

　　夏荣荣的朗诵标准极了，根本不亚于市电视台的播音员。梁正木双眼微闭，渐渐地陷入沉思。

　　梁正木的头顶上，这些日子，不断地响着叮叮当当的声音。他看见了一片繁忙的建筑工地。是幻觉，又不像是幻觉。

　　二

　　“我没想到让自己相信上帝竟然这样难！”梁正木在结束和夏荣荣的谈话时这样说。

　　夏荣荣笑笑。

　　刚才的争论是有点激烈了，她想，但又有什么结果呢。自己所有的意图和努力，似乎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

　　夏荣荣博士毕业后选择到这座城市工作，主要是因为这里有一条大河，还因为多山，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这座城市注重建筑风格。

　　茶馆建在山坡上，类似湘西的吊脚楼，木结构，淡绿色。茶馆作为一处风景，被风景包围着。四周全是树，绿得密不透风。

　　“我一直说服不了自己”，梁正木说，“别人，还有我看过的书，也不能够。这些年，我没少和自己斗争了。”梁正木的话，引起夏荣荣对他产生了一点同情。这种同情越来越多，越来越沉重。

　　“有上帝多好，不管我们在哪里，在干什么，他都看着我们，我们做错了什么，他就慈祥地——像父亲那样——不是父亲发脾气的时候，给我们说：‘做得好’或者说‘孩子，这样可不行’。在我们最危险或最幸福的时刻，上帝他显现，和我们分担或分享。可是，”梁正木说到这里，脸上又露出痛苦的表情，看上去浑身都不自在，“可是，上帝在哪里？多数时候，我都是把自己当成上帝，自己一个人自言自语。一个人仰望天空，看到的却是云朵，或星星。渴望看到上帝，可天上空空荡荡的。一个人在深夜里走路，心里害怕，可自己清楚怕的是人，而不是魔鬼。没办法，没办法……。”

　　夏荣荣信任地看着他。她知道不能打断这样的叙说。这些话与其说是说给她听的，不如说是他梁正木自己说给自己听的，他在梳理混乱的内心。

　　夏荣荣一会儿看着梁正木，一会儿在看远方的那条大河。大河那儿只是一片空旷地，看不见水的颜色和流动的气势。但一点也没影响她对那条大河的崇拜和爱意。就是看不见，她每天也要想大河几次。大河是神秘的，上帝来到这座城市，多半是停留在大河的上空，她这种固执的想法，已经有很多年了。自从她第一次经过这座城市，她就这样想了。

　　有一段时间，他们都在沉默着喝茶，谁也不理谁，给了自己一点时间，想了想自己的心事。时间很短，但感觉很长。

　　“说说爱情吧，咱们的爱情”，夏荣荣用二十五岁的眼睛看着梁正木，似乎在挑战一种软弱。

　　“我必须回避，说什么对你都会造成伤害。”梁正木看着窗外的树。一对小鸟，非常小，像两片槐树的叶子，在相互梳理着羽毛，不时地鸣叫。“爱情也是宗教，我相信爱情，可是……”他又不说了，像每一次一样，说到节骨眼上，他就这样停下了。

　　“哎，你这人，”夏荣荣有点嗔怪他，“你不爱我吗？”说到这里，夏荣荣真想打自己一个耳光。这句问话，她都问过梁正木几十遍了。没办法，像电脑里设计好的程序，到时候就要说出来。她突然感到，每一天都是另一天的重复，做着同样的事，说着同样的话，有着同样的心思和苦恼。

　　梁正木很苦恼。他爱夏荣荣，这没什么疑义，但他清楚地感到，除了爱夏荣荣，他的爱还会落到其他女人身上。爱无法专一，还叫爱吗？他以前没想过这样的问题，现在不了，自从认识了夏荣荣，他不知多少次逼着自己安静下来，好好地来想这件事。

　　他多么想和夏荣荣在一起，给她爱，给她一切。但是，在他的脑海里常常会出现好多的女人。这些女人，包括他的前任妻子，她如今去了哪里？听说去了加拿大，是真的吗？有天夜里，他喊着她的名字醒来，感觉自己的下半身粘糊糊的，他知道自己还忘不了她。那天临睡前，他只是随意看了一眼过去的一张全家合影。在想女儿的时候，他有时候会看看那张照片。甚至他还会想起小时候，他们村庄里一个最风流的姑娘，那时他不过十多岁，肯定在成长的烦恼中，有过对那个姑娘的爱的幻想或寄托。还有很多，这些年他认识的女人够多了，那些爱情都是瞬间的，一会就过去了，根本来不及有什么结果。但有一些人，会让他猛然想起，或在重逢时，又有了当年的感觉。他在行动上，却是一个极为严肃的人。他曾经和他最好的朋友讲过，除了和妻子，他没有睡过其他女人。了解他的人大都相信他的话。但也有一些表示怀疑，说他虚伪。但他自己知道，他的心里，对爱情的想象是格外丰富的。对性爱的渴望也比较强烈。这样的人，只好压抑自己。他知道这样不好，但无法改变。压抑已经成了习惯。

　　二十五岁的夏荣荣怎么能够想到年近四十岁的男人会有如此复杂、隐秘和矛盾的内心世界。

　　如果没有那一次夏荣荣的问话，事情也许会是另一番样子。

　　那一次，夏荣荣问他：“假如我要嫁给你，你会答应吗？”

　　“我什么都不要，只要爱情！”夏荣荣在稍一停顿之后，接着说。

　　这句话像刀子一样，插进了梁正木的心里。男人也需要纯洁，在对待女人上，梁正木感到自己已经不那么纯洁了，并且怕是永远也不会变得纯洁了。

　　而夏荣荣则就像是一座刚刚打扫干净的圣洁如宫殿的房子，像一朵刚刚开始绽放的花朵——整座房子就是一朵花，他那行走在风雨中的沾满污秽的双脚，怎么能够走进去。他不忍心践踏。

　　他仿佛看到了红地毯上鲜血的涌动。

　　他对夏荣荣的感觉是不仅有牵挂，而更多的是身体的要求。他让另一种力量，像几股钢丝拧在一起的绳子，把自己拉到远离夏荣荣的地方，时刻拉着，决不松动。

　　在自己不能全身心地去爱她的时候，在自己不能把自己的心灵打扫干净的时候，他痛苦地想，就不要去招惹她，永远不要。

　　他试图和她保持那份纯洁的友谊，但他清楚地感到那是艰难的，也是痛苦的。清醒的时候痛苦，糊涂的时候更痛苦。

　　“我想让上帝来帮助我，”梁正木说，他挣脱了出来，累了一身汗。

　　“我无法给你上帝。看见你的那篇《圣经里的大姑》时，原先那股要想拯救你、要想给你一个上帝的劲头，一点也没有了。没有了。”有一滴泪，从夏荣荣白皙如瓷的脸上流下来。她仍是显得那么娇嫩。梁正木看着，看着，心就软了。

　　他的身体里伸出了数不清的手，像宗教中的千手观音，要去抚摸她，拥抱她，但那根从天而降的钢铁绳子，一下子把他拉走了。

　　三

　　大姑有两间屋子，一间是圣经，另一间是天堂。

　　大姑还有一间屋子，在她的乡村里，它的名字叫苦难。

　　蒙河在她的脚下流淌。柔软的沙子，清澈的水，宽广的河床。大姑听不见河水流淌的声音，大姑听见了远远近近传来的痛苦的呻吟。那些黑乎乎的村庄，迎来了大姑，迎来了光亮。

　　大姑的歌声是忧伤的。山冈是忧伤的，杨树林是忧伤的，走在田埂上的牛是忧伤的，冒着黑烟的拖拉机是忧伤的，贫苦的乡亲是忧伤的。

　　河水洗亮大姑的眼睛。阳光、月光、星光、灯光、萤火虫的光——一切的光，让大姑的眼睛那么亮，我听见有一条河在大姑的眼睛里流淌。

　　大姑，你是谁的孩子？这片土地，这座座大山，这条河流共同生下了你。

　　大姑，你是谁的母亲？玉米、小麦仰望着你，洁白的羔羊呼喊着你，村庄里的炊烟缠绕着你，数不清的兄弟姐妹等着你。

　　大姑，你是谁的大姑？善良、云朵、诗歌和永远，一起迎接你，他们一齐喊着：大姑，大姑！

　　大姑提着一盏灯笼，从这边的黑暗走进那边的黑暗。走进村庄，你就是一间屋子：明亮、温暖；走进屋子，你就是爱和粮食；走近痛苦的身体，你是一碗飘香的中药。大姑，你饿吗？你渴吗？你的小小的脚，疼吗？

　　大姑喜欢走在路上，喜欢拉着你的手祷告、诉说，喜欢送给你歌声和微笑。大姑一直在行走，她那是在替上帝行走，那么多村庄，上帝多么累呀，大姑去了，上帝也就去了。大姑不累，因为大姑常常得到上帝的赞扬，大姑和上帝一起走在世间的路上。

　　如果我们是从山上滚下来的石头，那么大姑就是一块美玉。她是那样的不同。我们看不见她的光芒，感觉不到她的高贵，但大姑让黑暗退却，大姑把荒凉和冷漠藏进了草尖上的露珠，藏进了头顶上的花朵。大姑是苦难的孩子，一生苦难，她把苦难背在身上，提在手里，你的忧愁，我的疼痛，都被大姑装进了自己的心灵。卑微的大姑，伟大的大姑，她看不见自己的皱纹和白发，她忘记了自己。上帝看见了她，也就是她看见了自己。我的大姑，跪在大地上，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声音那么小，但她自己听得见，她崇敬的那个人听得见：让他（她）好了吧，让他（她）别疼了吧，让他（她）牵住你的手吧……大姑，大姑，上帝在很远的地方，上帝那么忙。你是不是怀疑过上帝，对上帝曾有过失望？哦，不，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上帝。上帝是万能的，他总是在合适的时候，给你送来什么，或拿走什么。

　　大姑不怕屈辱。大姑知道世上还有好多有罪的人，大姑知道自己也有罪，这些屈辱能够抵减那些罪行的重量。面对不解，面对谩骂，面对毒打，面对亲人的唾沫和厌恶的眼神，大姑微笑着，并不尴尬。大姑低下头——想回忆或沉思一下，大姑忍受着，她说：让上帝原谅他们吧。有时大姑流泪了，她又成了一个弱小的女人——女儿、妻子或母亲。大姑，圣经里的大姑，苦难的大姑，光芒四射的大姑……弯下腰，拾起一根生锈的钉子，扔到别处。

　　大姑，在深夜的人间，我想念您，回忆起和您在一起的一些片断。凌晨二时的济南，那么安静，我听见了您走来的脚步声，像树叶在晃动，像心在跳，像泪珠在喘息，像蒙河在远方的月光下颤栗。

　　大姑，那是我几岁的时候？您搂着我，给我讲上帝的故事，教我唱：“耶稣你来了/手拿灵宝剑/杀净魔鬼和撒旦”。

　　一遍又一遍，我记住了。

　　您是那样高兴，把我举起来，高高地举起来。您说，要让上帝看看我。

　　接着，您拿出粮食缸里的三个鹅蛋，给我做了一顿一生中最香、最难忘记的晚饭。

　　我上高中的时候，您给了我两元钱，那双手哆嗦着，说：“孩子，别嫌少，姑穷，我就带来了这些。”

　　大姑，我是一个多么不懂事的孩子，那是你买盐的钱，那是你偷偷地积攒了几个月的钱。大姑，我常常想起你递给我钱时的那双手，那双手常常出现在空中，但我握不着，我无法把我的幸福——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幸福，塞到您的手里。

　　大学快要毕业的那年，我想要您那本精装的《圣经》，您听了我的话，那样高兴，又说又笑。大姑，您在心里是不是这样想：这孩子，终于懂事了。因为那之前，我一直反对大姑信教，那时我们全家人都反对她，包括她唯一的弟弟——我慈祥的父亲。

　　但大姑你哪里知道，那时，我只把您生命中的《圣经》当作一本普通的世界名著。

　　大姑是带着苦难走的，她含冤的双眼，那么纯真——真假的真，真诚的真；那么蓝——河水的蓝，天空的蓝。

　　不知那个扼杀她的人，是否看到了这样一双眼睛。她（那个可恶的女撒旦）肯定听到了雷声，在不安中度过余下的夜晚。她不知道，大姑早已原谅了她，大姑的血迹和白发飘在天上，那白的是白云，那红的是红霞。

　　今夜，一闭上眼，我就看见您提着一盏灯，在村庄里行走，灯光，一闪，一闪，您仍然活在那里，活在您帮助过的那些人的心中。

　　您的灯，让我看见了那么多的黑影。大姑，你不是太阳，你只是一盏灯，你驱散的只是一小部分黑暗，你无法赶走那些夜晚，甚至无法赶走一间屋子里的潮湿和阴冷，还有，你心中的凄苦，是否一直在那里沉浮？

　　但我看见了灯光，在你走过的那些地方，一盏盏的灯亮了，亮成一片。

　　乡村的灯光，那么遥远，那么小小的一片，但那里响起了歌声，那些唱歌的人和您一样卑微。他们认为自己有罪，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拿给上帝看了。他们轻松了，快乐了，歌声里掺进了那么多笑声。

　　那是一个怎样的画面！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世间有什么能让这些卑微的人，贫穷的人，生病的人，好人和坏人，男人和女人，这样手牵着手（离得那么近，那么亲），这样坦然，这样满足，这样富有和美好，这样充满信心……大姑，你看到了这一切，我也看到了这一切。

　　乡村灯光，乡村灯光——雨天，雪天，大风的晚上，也不消失的灯光，歌声里的灯光，大姑的灯光，遥远的灯光，上帝（原谅我，大姑，至今我还不相信上帝。但我知道，我没有上帝，并不等于大姑就没有上帝。您是有上帝的，一定有的，大姑！）的灯光！

　　四

　　建一所大教堂的想法，在梁正木的脑袋里，已经存在很久了。但他一直没有说出来。因为这个想法太大了。他实在是拿不准。

　　他和夏荣荣都是山东人，但却是在梵蒂冈相识的。这很有点意思。梁正木常常想起这个问题。梁正木想，夏荣荣在自己的未来中，除了朋友，还能扮演怎样的角色呢。答案是没有的，正因为答案的不确定，才使得这样的猜想无穷无尽。

　　在圣彼得这座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前的广场上，夏荣荣一眼就认出站在面前的这位同胞必是山东人，并且必然是搞建筑的。

　　她主动上去搭讪。果不其然，和她预先猜想的一样。

　　他们就这样相识了。

　　夏荣荣是学宗教建筑的，这之前已经有《世界著名大教堂的建筑语言》一书出版，无论在国内的宗教界还是建筑界，都有一定的知名度。

　　梁正木正好看过这本书。

　　二者一见如故。当天下午他们彼此推辞掉了各自的安排，相约走进罗马市中心大街靠右首的一家中餐馆。

　　那一晚，他们的话题几乎没离开教堂建筑艺术一句。夏荣荣从建筑艺术和美学的角度，对世界上包括瓦希里博拉仁诺夫大教堂、圣马可大教堂以及巴黎圣母院在内的几十座著名大教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说，中国要有自己的教堂，现存于中国大地上的老教堂，都是外国人用自己的眼光去建的，尽管是中国的劳力，中国的石头、木头，但仍不算中国的。中国的教堂应综合已有的世界教堂建筑艺术，注入中国文化内涵。它的样子，应该是从未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的。

　　夏荣荣神采飞扬。说着话，她把眼睛微微地闭上，多了一副幻想的神态，这应算是女孩最美的神态了。

　　像梁正木这样的刚刚步入成熟巅峰的男人，看在眼里，乱在心里。

　　不知怎的，他突然想起了今天下午在大教堂里看见的两尊雕塑。

　　当时，听夏荣荣介绍，《母爱》是著名艺术家米开朗琪罗二十五岁时的杰作。“这才叫艺术家呀，他几乎把一生都用在了这座教堂的建筑上，看那个穹顶，你有没有想升天的感觉？啊，我是不是已经不存在了？在这里举头仰望，真是奇怪，尽管挤在人群里，可每次却都有孤独一人站立天庭的感觉。你不觉得这个穹顶的恢宏吗？它的周长是71米，他没有完成就去世了，后人在他去世二十六年后才将其最后完成。二十六年！想想自己真是天天在虚度光阴，人家二十五岁什么样，我二十五岁又是什么样？”夏荣荣的话梁正木还记得清清楚楚。

　　但当时他却把圣母玛丽亚看成了夏荣荣，怎么看都是夏荣荣，圣母怀抱里的伤者也不是耶稣，却是他，是他自己，没错，是一对恋人，在异乡，痛苦，绝望，无奈。那用上了力的右臂，轻巧地揽着伤者，左手摊开着，一个没有重量的手势，留给世界的是宽容和道路。而那目光无疑是坚定的，没有责备，静静地看着向她涌来的人群，和所有的光亮自然地汇合成

　　一体。

　　在贝尔尼尼的《圣水钵》下，他似乎听见了那两个可爱的小天使唤他的声音：爸爸，爸

　　爸。

　　他又想到了夏荣荣。怎么了，这是？他强令自己停止这样的联想。停止。停止。

　　罗马中心大街的下半夜，仍是灯火辉煌，有不少人在大街上走。

　　他送夏荣荣回她下榻的饭店。在楼下，她伸出手。她的手凉凉的。这种凉意起初仅存于他的手指上，后来先是进入他的血液，后又潜入他的灵魂，好久好久，直到回国，直到现在那丝沁凉还在刺激着他，提醒着他。

　　不能说出来。

　　她会笑话的，会说我是疯人说梦。

　　我能行吗？

　　中国大教堂会是什么样子呢？不能是天安门的样子，不能是孔庙大成殿的样子，不能是山海关的样子，不能是岳阳楼的样子，不能是布达拉宫的样子，不能是阅江楼的样子，不能是人民大会堂的样子，不能是天坛的样子，更不能是道观、寺庙的样子，如果像故乡大瓦房的样子也不行。

　　那该是什么样子呢？

　　应该是天堂的样子。谁见过天堂呢？没见过好呵，想什么样它就该是什么样。中国人上天，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用梯子，二是用翅膀。那样，中国的大教堂，就应该有这两种东西。把教堂建成无数架梯子并在一起伸向天空的样子，是最合适的了，梯子下宽上窄，到高处相交到一起，形成一个尖顶。教堂的里面和外面，要雕刻上数不清的飞天，敦煌壁画上的飞天就可以作为样子，不过要有男有女，有大人有孩子。

　　大姑，我要为你建教堂了。正木余下的半生，要做好这件事情。

　　教堂的地址就定在蒙河的转弯处。河的对面是你的坟墓。

　　到那时我要整修你的坟墓，把坟墓的周围铺上光滑的大理石，蓝色的那种，周围种上百合花。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坟墓的尖土堆上，秋天种上麦子，冬天发绿；夏天栽上菊花，秋天金黄。在坟墓的前方，竖起用汉白玉雕刻的十字架。坟墓不会太大，大姑，生前你的所需不多，死后，用你的说法，或者你的理想，你已升天，所有的一切铺张，你都不会同意，或漠然不问。

　　修建这样的坟墓，大姑，不会在这几年。因为村庄里还有不学无术的孩子，即使没有了不学无术的孩子，还有他们的不学无术的年轻父母。他们会趁没有人看见的时候，用他们那双奇痒难耐的双手，举起一块石头，或者举起一把随手握着的锤子、一把镢头，砸向脆弱、单薄的十字架。“哗”地一声，就成了一堆碎石头。要等若干年。若干年后，大教堂建成，你的坟墓就成了配套建筑。我要为你立碑，并用我生花的妙笔和绝世的才华，以及对你的越来越纯越来越浓的怀念之情，写你的碑文。并请国内最著名的雕刻家操刀。

　　五

　　“我把《圣经里的大姑》寄到《蒙南县报》编辑部，他们的退稿信是这样写的：‘本报周期长，纸张小，2000字以上散文概不登载。’当然我没写我的真名，用的是笔名，不然他们肯定会登载的，并且在登载了以后还会拿着报纸来拜访我，让我回故乡看看，让我顺便去报社指导工作。关键的是，让我顺便施舍一点。这样的事我干过不少了。

　　“《蒙沂市报》的退稿信是这样写的：‘贵先生：因为大作中宗教色彩和个人化情感太重，不适合在党报副刊发表，望请谅解。’

　　“他们都有道理。我太天真。不该投稿的，就是发表了，大姑也看不到了。让别的人看了，又有何意义？

　　“荣荣，你把这篇散文的意义和艺术性夸大了。他是我随意写的，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他不会好到哪里去。是的，这是我唯一的一篇文学作品，也许只是我的一次自言自语，是不小心被谁和一支笔记录了下来。

　　“荣荣，你说的对，大姑是伟大的。可苦难伴随着她的一生。在中国的宗教史上，应该写上她一页。是的，应该，可大姑去了天堂，去了很远的地方，她不管不问世事了，写了对她也没用。是的，大姑应该是一位民间宗教家，你说的对。不说了，荣荣，我只是感到对不住大姑，我们所有的人都对不住她。可惜，在她临走之前，我没有见识，也没有机会说出这样的话。”

　　六

　　大姑的故事，必须要讲了。

　　所有的好故事，都要顺风流传。

　　听了大姑的故事，你就会说：大姑是所有人的大姑。

　　大姑是一个白皮肤的姑娘。脸比雪还要白，比棉花还要白，比白瓷碗还要白，比麦子的面还要白。比白还要白。“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

　　大姑的漂亮，你可以随意想象。

　　大姑因为生孩子得了一种病。几天没有吃饭了。昏迷不醒。没有救了。都说没有救了。

　　胡同口。几个木匠把一堆木头，一页一页地解开。一页一页的木头，不断地缩小自己。它们翻转着，靠拢着，渐渐地显现出棺材的模样。

　　第七天的时候，棺材已经打好。

　　这时，胡同里进来了一个讨饭的，他以要水喝为借口，硬要走进大姑家的大门。有人告诉他：家里有重病人，已经搭好灵床子了，外人不方便进入。

　　他问明白了病人的情况，接着面向西方跪下，嘴里念念有词，能听清的是“杀”

　　和“鬼”两个字。过了一会，他站起来，要往里冲，被人拦住后，再次跪下，重复一遍刚才的做法。这样几次后，大姑在灵床上睁开了眼。

　　面对奇迹，全家人连同来帮忙的邻居都傻了眼。

　　大姑当天晚上就吃下了一碗小米稀饭和两个煮鸡蛋。

　　那个神秘的乞丐就这样留了下来，住在大姑家，继续“帮助”大姑。他不停地唱歌。心灵手巧的大姑学会了很多。“耶稣你来了，手拿灵宝剑，杀净魔鬼和撒旦”就是那时学会的。

　　乞丐说：“我走了，这些歌留下来，许多许多人需要你、需要这些歌声。”

　　大姑说：“恩人，什么时候再来？”

　　“不会回来了。从一个陌生的地方到另一些更多的陌生地方，就是我的一生。我不在，姊妹兄弟在，上帝在。”

　　“恩人！”

　　乞丐回过头，看见了大姑泪水纵横的脸。

　　“你还是没有体会好这些歌的意思，需要十年、二十年。不慌不忙。”他说着转过头就走了。

　　一个黑黑的男人。一个瘦瘦的男人。一个乞丐。一个受尽冷眼的人。

　　他在乡间小路的尽头消失了。

　　接下来，大姑的一生，几乎就是从这家到那家，从这个村庄走进那个村庄。在无数个村庄里，她一遍遍地唱着跟那个男人学会的歌，把她的歌声送给了所有需要她“帮助”的人。

　　《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样板戏。红色的声音笼罩大地。

　　大姑的歌声就像蚊子的叫声，从一条细小的缝隙里漏出来。黑黑的，像粪堆里流出的污水，映照得大姑格外苍白。大姑比小偷还要小心。大姑夹着尾巴做人。

　　所有的人都敢欺负大姑。大队书记、副书记、会计、小队队长、副队长、公公、婆婆、丈夫、大儿子、小儿子、小学校校长、小学校打钟人、烧茶的、民办教师、贫协主任、插队知青、宣传队员、红卫兵、红小兵、拖拉机驾驶员、粉碎机机房工作人员、大队和小队干部的家属……后来的大儿媳、小儿媳，每一个人都是大姑的敌人。他们想尽了法子，时时刻刻和大姑过不去。他们根本不拿大姑当人。

　　大姑那时还没有《圣经》，还没有十字架，没有教堂，大姑只有歌声。哼，千万别忘了，我们的大姑还有上帝！

　　有一年，才到锄二茬玉米的时候，大姑就被大儿媳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打了十七次。据说大姑的脸上、身上遍体鳞伤。

　　大姑受伤的消息不断地从西欢乐村以五花八门的方式，捎到山北头村的铁匠梁善良家。

　　梁善良就是梁正木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父亲。

　　梁善良一家在山北头村，就像它的当家人每天举起又落下数百次的铁锤那样，可谓铿锵作响，要头有头，要脸有脸。

　　这口气实在是不能咽了。

　　“欺负娘家没人！”送信人刚走，梁善良把饭碗呼地一下扔到院子里。鸡飞狗跳中，平时言语不多的梁善良，在早饭桌上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或者可以说是下达了战斗命令。

　　大女儿梁秀云正当着村里的团支部书记和民兵副连长，是一位一呼百应的人物。

　　上午在田里锄着地，梁秀云就找好了二十几位义愤填膺的姑娘。中间休息的时候，队伍浩浩荡荡地穿过山北头村和柳家官庄村之间的七里青纱帐，穿过有一千人口的柳家官庄村空空荡荡的上午十点的大街，然后进入蒙河南岸密不透风的杨树林，队伍出了杨树林，在金黄、宽广、柔软、火热的沙滩上走了十多分钟，然后涉过清澈、凉凉的河水，河水里一群群的小银鱼打着姑娘们的腿，仓皇逃窜，接着，又是沙滩，又是杨树林。

　　这时，姑娘们的笑声已经飘出了密不透风的杨树林。大表嫂在家里。她刚烙完一盆糊子的煎饼，打扫干净了灰烬，正坐在院子里一边凉快，一边梳头。这阵别样的笑声，她确实听到了，但她哪里知道这阵阵欢笑，正是从已经在路上行进了好久、离她越来越近的只有一个任务：专门来收拾她的队伍中发出来的呢。

　　从这些笑声的清脆程度上可以听出，她们是多么年轻。这样的笑声，怎么能不勾起大表嫂对自己做姑娘时的一些浪漫、一些好处、一些辛酸的联想呢。想着，心里不免就多了几丝惆怅。她刚要叹息一声，那“哎”字还没哎出来，自家的大门就被乱脚踢开了。

　　面前的这群姑娘，马上由天使变成了恶魔，笑从脸上消失了，若是仔细地去看，还能看出有些脸的边缘上仍带着笑过的痕迹。

　　大表嫂呆了。

　　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院子里的棍子、农具、刀、剪子、绳子都变成了武器，就连她刚刚扫到墙跟下的草木灰，也被派上了用场。有的姑娘干脆手脚并用，又拧又踢。惩罚像雨点一样覆盖了大表嫂。

　　她躺在地上，哭不出声，动不动肢体。天旋地转。脸还被抹成了魔鬼的样子。

　　一群姑娘从天上飞走了。

　　事件之后，大姑的日子并没有好过多少。大表嫂对她的仇恨越来越深。虽说大表嫂在痊愈后，并没像人们担心的那样采取什么过激行为，但她送给大姑的谩骂、诬陷、明枪和暗箭、冷嘲和白眼，一直伴随着大姑的白天和夜晚。

　　我必须代表我们全家向大姑忏悔。要大姑的天堂之灵首先原谅我的无知。

　　“《圣经里的大姑》就是一种忏悔。”夏荣荣说。

　　“我知道忏悔，还没有多长的时间。一个无神论者的忏悔，很难达到一种深刻。”梁正木说。

　　我们家对于大姑来说，应该是世上最温暖、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了。可是那时我们对大姑并不太好。我们都歧视过大姑。

　　大姑一年来我们家三、四趟。

　　说不准哪天她就来了，用一双小脚板走路，十里路，她会走上整半天。一到我们家，打过招呼后，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厨房里祷告。跪在地上的她，嘴里念念有词，能听清的仍然不外乎是“杀”和“鬼”二字。

　　父亲站在大姑面前，像一个腼腆的小男孩，对着大姑的方向亲热地叫一声姐。但如果大姑在祷告的时候正好被父亲撞上，父亲会气得“哼”地一声，极为厌恶地转过头去，好久不再理睬大姑。

　　父亲的态度，给我们这群小孩子，树立了极坏的榜样。

　　我们做孩子的比父亲似乎还要激进，从最大的梁秀云，到最小的梁正南，一见大姑在那里跪着，就像对待五类分子那样没好气地斥责道：“又躲在小角落里搞封资修！”大姑无论怎么热情，我们的脸仍是冷如冰霜。

　　大姑尴尬地站在那里，微笑着，一副讨好我们的架势。

　　母亲的态度看不出来。她一直是中间派，不欢迎，也不反对。

　　我们家的人谁生了病，如果大姑在，她会坐在你身边“帮助”你。这一点最烦人。你让她走开，她硬不走开，直到你翻了脸，她这才笑着讪讪地走出屋。那时的大姑似乎很委屈。她坐立不安的样子，让我们更加厌烦她。

　　“唱唱歌就好了。”有一次，她走到我的身边，小声地说。

　　“那还要医院医生干什么？”我一点也不示弱。

　　大姑一脸干笑，竟说不出一句话。

　　我胜利了。

　　“以后少用你的迷信来毒害我们青少年！”

　　大姑的脸红得像猪肝，腰板软下来，一下子老了许多。她显然是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有水平有份量的话。大姑在不停地转悠，像要找个洞一头钻进去。

　　大姑在我们家遇上的最伤心的一件事，我想应该是那年大姐梁秀云将大姑的《圣经》悄悄地偷走，连同父亲藏在里屋阁板上的几十册唱本，被她作为争当红卫兵队长的有力表现，一起送到了“横扫封资修”现场会会场。山北头村的人都知道，接着这些书就被泡进了小学校的尿池中。

　　那一夜大姑不停地咳嗽，不停地祷告。一夜的泪水，打湿了枕头和那床破被子。

　　可能是母亲实在忍受不了那种潮气了，白天她抱出去晒。我亲眼看见大姑浑浊的泪水，哗哗地从那堆破布乱絮中淌下来，在我家堂屋的坑洼处汇成了几个小水汪。母亲的衣服也被洇湿了。她咬着牙恶狠狠地吐出了两个字：“作孽！”

　　这件事我负有一号的责任，大姐本来找不到那本《圣经》抱着父亲的唱本带着很有一番成就的样子趔趄着往外走了。在家门口遇见我，她顺口问了一句：“大姑的黑书你见了吗？”

　　“我知道！”说着，我飞身进屋，从盛玉米的瓷缸里一挖就挖出了那本像《新华字典》一样大小的《圣经》。大姑不识字，对于她，这本书只是一个象征。也许是象征上帝的存在。

　　那是大姑的第一本《圣经》。

　　七

　　走进茶馆，只有夏荣荣起身迎接我。

　　三位陌生人，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度：孔子来自鲁国，雨果来自法国，耶稣来自天国。

　　耶稣：中国的天空布满我的道路，一天更比一天密集。我关心的是密集，而不重视宽广不宽广。中国是该有自己的教堂了。

　　雨果：修建中国大教堂时，一定要避免法国的错误。巴黎圣母院存在许多缺陷。

　　孔子：卡，卡，有点感冒。我说两句吧。最近我走访了一些教堂，那才叫金碧辉煌。我家的大成殿，我很少进去，太压抑，在里面工作不舒服。但我已经知足了，要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是住在茅屋里的。

　　夏荣荣：今天把各位先辈请来，主要是讨论中国大教堂的选址、建筑的可行性、建筑的风格和规模等几个问题。

　　梁正木：耶稣先生我想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我的大姑她好吗？她在天堂里每天都干些什么？

　　耶稣：这位先生与本教有缘，我要感谢。你的大姑是中国三百年来，最虔诚的教徒之一。上帝对她厚爱有加。她如今是天堂唱诗班的主将之一。山东一带的民歌经她改编大放光彩，在天堂里天天能听到蒙河两岸的民歌曲调。《沂蒙山小调》是最著名的一首。上帝赞美曰：这是人民的音乐。

　　梁正木：真的，我太高兴了。教堂建成，大姑会来吗？

　　耶稣：肯定会来的。教堂是天堂的分支机构，哦，这样表达也许欠妥，但至少可以这样说：教堂是升天的起始处，通天的道路都要从教堂开始。

　　雨果：圣母完全可以换上中国的面孔，你大姑的样子你还记得吗？她生前留下了照片吗？她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任何有生命力的宗教，都是因为它注重了地方化。

　　夏荣荣：那耶稣就换上孔子的面孔吧。

　　耶稣：这？这？不太合适吧。我是唯一的。

　　孔子：我也是唯一的。

　　夏荣荣：梁正木，你在《圣经里的大姑》里提到的那个女撒旦是谁？

　　梁正木：我不想说。我想大姑早已原谅了她。（他的头靠近夏荣荣，用压低了的声音责备她：这样的问题就不能放到其他场合问？）

　　耶稣：上帝知道她是谁，上帝会惩罚她。刚才我查了，早已把她列进下一批地狱人员的名单了。

　　梁正木：中国缺少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博拉其特、小莎迦洛这样的艺术家。我担心这座教堂在艺术含量上会比不过巴黎圣母院，更比不上圣彼得大教堂。

　　雨果：不，梁先生不必担心，东方古老的文明集于中国，如今开放二十年，就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学贯中西的学者和艺术家。天才不可求，但人才可教，一座教堂乃百年、数百年之事，不可灰心，不可操之过急。

　　梁正木：耶稣·伽诺里茨，你恨彼拉多总督吗？他曾让一个哲学家带着他那和平的布道稿命赴黄泉。

　　耶稣：不。

　　梁正木：你感觉巴拉巴免于一死，比你要幸运吗？

　　耶稣：的确。

　　梁正木：你恨犹大吗？

　　耶稣：不！他们都是善良的人。

　　夏荣荣：我一直不明白一个问题，耶稣在十戒的3和4中明确说过：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层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但是，巴黎圣母院的正面“门顶上二十八座列王神龛一字排开，组成精工细雕的束带层”，这座主教座堂的如此建筑是否意味着已经违背了耶稣的戒诣呢？

　　雨果：我是这样记载过，巴黎圣母院也确实是这个样子。在此，我不便于多说什么。

　　耶稣：多数时候，我和上帝是重合的。除此，再没有别的神。你们中国的教堂，可以出些新的花样，比如把屈原、秦始皇、今天在座的孔子，还有李白、诸葛亮、毛泽东或者邓小平这些人物雕刻成像，尽管他们目中无我，我认为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都是善良的人。我想这并未违我戒诣。

　　梁正木：大师高明，天广地阔。

　　夏荣荣：呵，呵……

　　孔子：嗯？

　　耶稣：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我们一同拯救他们。

　　夏荣荣：命运！

　　孔子：时间盲目，人类愚蠢。

　　耶稣：厥状钜宏，见者怀惧。

　　雨果：未竣之工悬而待决。

　　在夏荣荣转身加水之时，雨果、孔子、耶稣三位大师隐身而别。

　　而陷入沉思的梁正木，好像什么也没有发觉。

　　八

　　梁正木躺在黑暗中，他想到了前妻，接着他想到了另外一些女人。女人，女人……走开，走开！

　　“我感觉越来越爱你！”夏荣荣的声音。

　　“你爱我吗？”夏荣荣说。

　　“我还是不能回答你！你是一个好女孩，爱你的人必须没有一丝杂念，荣荣，我正在努力，我在收我的心，我在整理，我在清洗，我也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上帝会帮助我们的，我可以等！”夏荣荣的话那么轻柔，又那么坚决，不可置否。

　　“上帝，上帝……”梁正木的话，像一阵沙沙的脚步声，在黑暗里响起。

　　九

　　小说读到这里，亲爱的读者，你已经累了。我突然想到了南京一位作家向我说过的略写方法，不妨在此一试。

　　让我们一起来偷偷懒。

　　五千四百字的原稿竟然也可以这样写——

　　当中国著名民营企业家梁正木投资四点二亿人民币修建中国大教堂的消息在因特网上公布后，在海内外引起一片反响。献计献策者有之，大加称颂者有之，要求公布基金会账号、地址者有之，踊跃捐款捐物者有之。

　　昨天下午，梁正木先生在济南南郊宾馆会见了一个捐助者。这名捐助者叫西尔（名字有点不中不西吧），他是一位著名脑科医生。他的求见，除了商谈捐款一事，据他本人称另有重任在身，他在电话里说。原来他的家父不久前在美国去世，老人留下了一个遗愿和一大笔遗产。家父一生都在做一个梦，忙一件事，那就是在中国建一座中国人自己的大教堂，让基督深入更多中国人的内心，让上帝到来。交谈中，西尔无意中说出了一件令家父生前无比牵挂的事情，说多年以前，大概是上世纪的五二年或五三年，他云游到一条大河边，见一棵三千年的大银杏树铺天盖地地座落在一道河湾里，他停下了脚步。第二天，他饿了，涉河走进了对岸的一个村庄。见一户人家正在打棺材，有人告诉他说家中有快要死的妇人。他用祷告迎来了上帝，妇人得救。那位妇人是美丽、善良、聪明和虔诚的，于是，他把上帝的声音和旨意留给了她。多少天后，他重新回到那棵大树下，大树下多了一只坛子。他知道这是上帝的意思，他需要坛子，上帝就送来了坛子。于是，他挖坑，把大教堂的图纸装入坛中，深埋于树下。

　　梁正木惊喜异常，他说出了大姑，还告诉西尔，那棵三千年的大银杏树如今还好好地生长在他的家乡。

　　后来，果然在那棵大树下，挖出了一只装满图纸的瓷坛。

　　关于建筑大教堂的事，在图纸上，以及图纸之外的说明中，都有详细记载。就连大教堂的地址也定好了，就在这棵大树的后边。这和梁正木的打算出奇地相似。

　　教堂的规模如下：长249米，最宽处150米，穹顶高159米，穹顶周长191米，直径52.38米，一次可纳集会教徒58000人。建筑期限暂定56年，可适当延长。

　　夏荣荣一读出这些数字，在场的专家马上吁声四起：哦，哦，这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无疑……

　　这个方案，经多方专家审阅、研究，一致认为基本可行，但仍需做大量的删节和补充。毕竟过去了五六十年。六十年之前的事，难道不是已经很久远了吗？

　　在说明文字的最后一行里，是一句让所有在场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话：放长线钓大鱼。

　　大教堂的筹备工作开始了。

　　总指挥梁正木每天都要工作十六个小时以上。由于疲劳过度，在一次例会上，他晕倒了，大脑有微出血。

　　需做手术。

　　手术是西尔做的。

　　像这样一般的脑科手术，他做过170多例了，无一失败。然而，梁正木的手术却有些蹊跷：打开他的脑颅，红色的积水（明显地不是血液）汹涌而出，一直流淌了整整111分钟。红水浩浩荡荡地流下海西医院的外科大楼，然后穿过院子，流向大街，一直流进了黄河南岸的污水加工厂。

　　但手术是成功的。

　　一睁开眼，梁正木说出的第一句话，竟是：“上帝有了！”

　　梁正木惊喜地告诉夏荣荣，他感觉到上帝了，那么清晰，无所不在，像光芒，沐浴着他的身体、灵魂和想象。

　　十

　　夏荣荣终于有机会向梁正木说了她最想问的一个问题：“你爱我吗？”

　　“爱！”

　　梁正木的声音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声音很古老，也很有力——是那种远远而来，呼呼生风，迅疾不及掩耳地穿透了什么的力量……

　　女司机

　　刘德东一下车，就感到这座曾经令自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城市陌生了。陌生感也许缘于它的繁华。

　　手机响了，是信息。

　　海花来的：“在哪？速寄三千字散文一篇。保重。”

　　“我在蓝海车站。”

　　“骗人……”

　　“真的。来接我？”

　　二十分钟后，他们就坐在一家饭店的单间里了。

　　海鸥厅。

　　刘德东记起来，三年前他考上复旦大学博士生临走的那天，这家日报的副刊部主任携全体编辑记者为他举行的欢送会就是在这里。主任是他大学的同学。喝着酒，主任一个劲地感谢刘德东这些年来对报社的支持。老同学的猛然转变，弄得刘德东一时摸不着头脑。以前都是刘德东求着他，为发几篇散文没少了请他喝酒，没少了说巴结话。

　　刘德东感到闷在心里几年的废话，似乎在那个晚上都倒了出来。身上突然轻松起来。

　　他的对面，坐着一位姑娘，微黑的脸蛋，闪着光亮，不时地看着他笑。娘娘扎着两条长长的辫子，看上去有些别扭。他们没有说话，好像也没有互相敬酒。

　　“为了忘却的纪念，为了海鸥厅，干杯！”女编辑海花的头发短了，但变得复杂了，那么小的一块地方，有四支刷子错落有致地翘在那里，像展翅欲飞但又一时不知道往哪里飞的小鸟，让人显得更调皮了。

　　三年没见面，一落座就有这样的氛围，应该感谢手机和电脑。

　　开学不久，他就收到了海花的短信，先是问候，再是约稿。后来自然地就有了“想你”的内容。那次，刘德东喝多了酒，晚上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突然想起了海花，心就那么一软，在手机上打出了“想你”，发给了海花。第二天，海花生气了，说没想到他会这样不成熟、不理智，凌晨四点，四点啊，她特别强调了这个时间。她说，如果让老公不小心看到了，会是件要命的事。他没想到她会发这么大的火。他有点想不开，好久不再理她。

　　大概过去了两三个月，海花沉不住气了。她用真诚的道歉打破了两个人之间的沉默。

　　这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发展很快。已经到了“我爱你”的地步了。这在过去是很危险了，但现在似乎没有人怕。刘德东和海花谁也不怕。

　　两个人的眼睛里，埋伏着很多东西，目光越来越复杂了。酒，作为借口，一口口地流进嘴里。肯定要有故事发生了。故事正走在路上。故事走到楼下了。故事走到海鸥厅的门口了。故事来到海花的嘴唇了。故事来到刘德东的手指上了。故事的喘息声传过来了。

　　海花拿起电话，接，报社要她马上回去。她说：“是副总编，说是要换篇稿子，哎，都编好了，过两三个小时就印出来了——那我一会儿去，对不起！”

　　他们抓紧喝酒，抓紧吃饭。海花的脸红红的，抬头看了刘德东一眼，脸更红了。

　　副总编的电话又来了。只好走了。

　　只好走了。谁也没说。是长在海花耳朵附近的眼睛说的。那双会说话的眼睛还说，抱歉，抱歉，下次好好请你。

　　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

　　刘德东抢到前边的座。

　　海花在后边说：“女士！”

　　“什么女士？”话一出口，刘德东就发现司机是女的。

　　刘德东要把海花送回报社，然后再去找下榻的宾馆。在车上，刘德东和海花谈到了上海的王安忆。海花说王安忆是她最喜欢的中国当代女作家。她问刘德东认不认识王安忆。刘德东说，认识，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听报告，另一次是在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其实是三次。刘德东不说的原因，是那次相见很不雅观，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后的一条小路上，王安忆问他去女厕所怎么走。王安忆没有把他认出来，只把他当成了一个随时一用就扔的人。可见前两次的相见，也就等于没有见。

　　“你们有学问的真有意思，不像我们！”女司机插入了谈话。这让两个人都有点意外。

　　“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刘德东说着调皮话，猛然顿了一下。是女司机的声音。那声音有点粗，沙哑，凉，应该说还有些激情或热情什么的因素藏在里面。声音非常特别，也非常熟悉，所以就格外让他吃惊。他一直在回想，在吃惊。

　　海花的话：“这位既是博士，又是作家，标准的大学问，而我则算不上。”刘德东好像没把海花的话朝耳朵里放。谈话中止了。而两个女人还在继续说。

　　司机：“你哪的？”

　　“我蓝海日报。”

　　海花在蓝海日报楼底下走出出租车，绕过车头，把手伸给刘德东，说：“再见，握握你的手。”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肌肤之交。

　　车子往前去。司机见刘德东愣怔怔的，就没问什么，直接往前开，行驶了好久，都快出城了，才问：“要不要去海边看看，你好久没回来了吧？”

　　“嗯。”刘德东已经没有了思想。

　　楼房越来越少，车辆也稀疏下来。不多会，就进入郊外的黑暗中了。

　　滨海大道是去年才修的，女人说，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爱情大道。

　　听见涛声了吗？女人说，感觉凉爽了，我在没生意的时候，偶尔会开车过来疯疯，前边是著名的槐树林，再往前是著名的大沙滩，去年秋天才开放，沙很干净，也很柔软。

　　刘德东的心似乎有一半跟着海花走了。

　　海滩上并不怎么吓人，那里整夜都有人，一对一对的，游一会，上来躺一会，有的到天亮，都是本地人，外地人不知道这里的好处，女人说，嗨嗨，你也算外地人了。

　　说着，她就忸怩起来，就女孩子味起来。

　　刘德东一直不说话。但浑身都是挺亲切、挺顺从的样子。不说话的原因，是他正在想着两个女人，一会儿是海花，一会儿则是遥远岁月中的一个女孩——有着女司机同样的声音的女孩。

　　桔枝是小学校打钟人的女儿。

　　小学校民办教师刘德华经常把桔枝带到家里吃饭。

　　刘德华的母亲教桔枝做各种各样的农活。教得最多的是做农家饭。她叫桔枝为俺闺女枝子。后来全村人都跟着她叫桔枝为枝子。

　　刘德东也叫她枝子，有时就直接叫她桔枝。都不叫了，只有他自己这样叫，显得怪怪的，很亲切。

　　刘德东喜欢这个比自己大一点的小姑娘用男孩一样的声音唱歌。她说是妈妈教的。说起妈妈她就愣一会。因为她的妈妈在刚刚过去的一次运动中上吊死了。

　　村里经常开斗争会。有一次，打钟人也被押上了台。他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枝子挤在人群里哭。民兵围上来，说她分不清阶级阵线。她说她想妈妈，想着想着就哭了。

　　打钟人打钟、烧水、扫院子。但这些活都是悄悄做的，很少有人遇见他。后来的斗争会上也没见他上台。枝子和父亲相反，她很少有在屋里的时候。她很快就成了小姑娘们的头领。她的发式、衣着，没用几天就被村里的姑娘学到了身上。尤其是唱歌，连刘德东都会唱六七首了，小姑娘们唱歌甚至连嗓音都是假的，为了和枝子唱得一模一样，唱歌有点男孩的味，她们肯定费了很多功夫。

　　由于枝子常常跟在刘德华的后头，村里很快就有了风言风语。

　　母亲说：“枝子好是好，在四外庄找不到重样的，只是她那父亲……”

　　父亲一直不说话。

　　“她父亲怎么了，父亲是父亲，还搞连坐呀？”刘德华的脖子向母亲一伸一伸的，像发了怒的鹅。

　　刘德东已经在私下里叫枝子嫂子了。每次，枝子都嘻嘻哈哈地追着他打。

　　尽管没有人在正式场合宣布什么，但是村里人谁都知道枝子成了刘德华的对象。

　　母亲为了让枝子和刘德华高兴，就说：“我都有四个闺女了，就算生了五个吧，不多这一个。”看来母亲是舍不得不要枝子。

　　刘德东想。娘真会吹牛，娘生的闺女全加起来，也比不上枝子一个好。

　　我亲眼看见刘德东小小小钻进了我的笔。无疑，我成了那时的刘德东。接着我就站在刘德东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了。刘德东一直感到，也就是我一直感到，我们家对不住枝子。枝子没有错，我们家错了，我们全家人都错了。不，也许只有我不错。

　　又想了想，我也说过对不住枝子的话，看来我也是帮凶。

　　哥哥在最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他问我：“你说，要还是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

　　“你爱她，就要她；不爱她，就不要她。”那时我已经知道什么叫爱情了。爱情。爱情。爱情。

　　但是就在这时，枝子出了事。枝子被大队粉碎机房的皮带打折了左胳膊，已被大队部的拖拉机火速送往蓝海医院。

　　嘿，机子房。我至今还记得河湾村第一台12马力柴油机和第一台粉碎机被接到村里时的盛况。举村上下出动。

　　12马力柴油机的烟筒，像打敬礼的手，一条红绸子缠在上面。右边的大轮子，像一只大耳朵，似乎什么都能听得到，似乎在城里时它就听到了河湾村此时海潮、松涛般的喧闹。

　　和一边的粉碎机相比，一看12马力的柴油机就是男性的，标准的就是一个铁疙瘩。矮小、结实，心狠又毒辣，它叫起来，大地都震动。停下来的时候，又是那样老实，一声不吭，谁都可以蹲下去看它、摸它。

　　而粉碎机却是另一种样子，整个头是一张大嘴，下边的口，穿着一条白裤子，粮食就是从上面进去，从下面出来的。进去时有模有样，出来时则成了一摊白面面。也够狠的，肚子里有什么样的牙呀，比阶级敌人还狠呢。这点定了。肯定比美帝苏修狠多了，比石荣三、梁秀花（村里最大的地主的儿子儿媳）也狠，比枝子的父亲也……不能说了，枝子是我的什么人？不能说，不能说，千万不要说了。粉碎机的红绸子挂在脖子上。

　　它们两个配在一起，俨然就是一对刚结婚的新娘和新郎。铁打的新人。

　　夜里，它们在一起都干些什么呢？机子房在夜里一片黑咕隆咚，除了壁虎和老鼠，就剩下它们俩了，还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白天它们两个是被分开的，柴油机在一间小屋里，隔壁是一间大屋，里面安装着粉碎机。中间的墙上挖出了一个方洞，连接着它们俩的宽皮带，就是从这里穿过的。一连上，先转动起来的柴油机，就让粉碎机也疯狂地转动起来。好像是它们俩昨天晚上在没人的时候，偷偷地说好这么干的。听声音，能听出它们俩的那股高兴劲，一个“噔噔噔”，一个“刷刷刷”，很有点夫唱妇和的味道。

　　很壮观。河湾村的全体人民，或称全体社员同志们，也可以叫全村上下，都来看过这激动人心的场面了。谁都说过，这是无产阶级的胜利。

　　在机子房工作的人，是全村最幸运的人，据说也是最危险的人。机器随时会出问题，发生爆炸，粉碎机和12马力柴油机粉碎了不说，工作人员也剩不下。

　　工作人员共六名，一是开机器的，二是挑水的，三是记账员兼挑水的，四是过秤的，五是在粉碎机房负责放粮收面的，六是粉碎机房的副手。

　　前些日子我回故乡，当看见老家人如今把整个“机子房”放在一辆普通的排子车上，随便一个什么人就可以拉上它走村串户的时候，我就想三十年前河湾村的机子房弄得是有点过于庄重了。

　　挑水工最累，因为12马力柴油机一天不停地工作，它里面的循环水，很容易变热。热了，就换出来当洗澡水。村子里，只有有头有脸的人才能够争取到去机子房洗一次澡的机会。

　　我的记忆中，是去机子房洗过一次澡的。那水滑溜溜的，热乎乎的，咸滋滋的，浑不溜球的，上面还漂着一层五颜六色的油花。当然是走枝子的后门。当然是在苏东平那小子生病了或相媳妇了这样的关键时刻去洗的。

　　热得快，挑水就要多。苏东平和枝子两个人负责挑水，但枝子同时又是记账员。村革委会有明确规定，苏东平一天挑二十四次水，枝子挑十二次水。革委会主任曾说，这是保证粉碎工作顺利完成的前提，也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重要一环。但枝子和苏东平的工作，都是在嘻嘻哈哈中进行的。挑水的路二里多长，他们俩的歌声笑声到处飞扬。枝子，你不该这样。真的不该这样。一个比你小几岁的孩子都知道你不该这样。

　　我们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我也参加了。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哥哥说，我不去医院看。姐姐们也都说不去探望。枝子和我们家里人的仇恨看来已经很深了。

　　我提醒过枝子，但枝子不但不重视，反而还告了我的密。

　　苏东平那小子在郑家巷子的拐弯处遇上我，见前后没人，薅住我的头发，硬朝我的嘴里喂吐沫。我拼命躲避，拼命骂，他才没能得逞。要不，我不会对哥哥说那样的没情没义的话。

　　枝子要不去大队的机子房上班就好了。

　　枝子记账、挑水。

　　挑水要经过我们家门前，水井在槐树林那边。

　　在河湾村我们家只有一家仇人，老苏家。大姐三年前和老苏家的大儿子苏东坡离了婚。他们家的人见了我们家的人，都是气嘟嘟的，绕着走。见了大姐和我，还要骂几句。大姐是直接责任人，而我可能是人小好欺负吧。我看不起老苏家的人。

　　枝子是有点划不清界限。你是刘德华的对象就应该站在我们家这边。但她偏不，她和老苏家的小儿子苏东平一起挑水，从我们家门前过，又说又笑，有时简直就是打情骂俏了。我们家的人谁也看不下去。哥哥刘德华肯定更是看不下去。他在私下里不知同她交涉过多少次了。但效果不好。

　　槐树林，枝子的声音，槐树林，首届槐花节，人山人海，全国挂号的歌星来了四个，谁都忘记了冬天里面才吊死了一个人，他上访，上访，都九年了，对不起不该说这样的话题。

　　大海滩还有四公里，枝子的声音，那里有好多的人，没有什么怕的，好玩得很，王安忆是女的吧，我们公司有个王安忆是男的，副队长，喝多了酒老是打老婆，去年下岗了，也开出租车了，下午我还遇见过他，脸上有伤。

　　大海滩还有三公里，枝子的声音，大海滩上成双成对，一夜情在蓝海市流行，好多乘客和我谈起过一夜情，我说，我理解，但不实践，落后，落后，他们说，出租车司机是城市的神经，我听不懂，你说我落后不落后。

　　落后。落后。落后……

　　海水涌向岩石。在黑暗中发出声音。海越来越近了。

　　车子向海冲去。冲。冲。冲。

　　我开车有点快，枝子的声音，快吗？我可以慢一点，像散步一样慢，我想和你散步，慢慢地走在沙滩上，听你给我讲上海的故事，上海的王安忆漂亮吗？嗨嗨，副队长，王安忆，脸上的伤……

　　枝子蹲在山坡上采野花。露水打湿了她的手和鞋子。我捉蚂蚱，用草杆串了一串。一只蚂蚱飞到她的头发上，像一支绿色的发卡。她的领口那里，露出了一对小乳房。准确地说那只是一个侧面，像银子或白面馒头的光芒，一闪，一闪。

　　她抬起头，发现了我的异常。忙用双手去抓那两片领子。

　　“我看见了。”我说。

　　“这样不好。你看了，我会失去贞节的。”她说。

　　“我是你哥哥的，我要给他一个完整的我。”她又说。

　　那一年我十四岁。她的话，确实深奥了一点，我感觉是听懂了，其实是没懂。

　　大海滩还有两公里，枝子的声音，不要怕，不收你的钱，今晚免费拉你，我没文化，我就喜欢亲近有文化的人，听你们说话，哎你不喜欢说话，坐在我的车上说话最好，有学问的人说越多越好，我没上大学，社会是大学，又不是大学。

　　大海滩还有一公里，枝子的声音，那女记者真有风度，她的头发好奇特，四把刷子，一看就不一般，像外国女孩，看得出她对你很崇拜。

　　刘德华迫于全村人的压力，不得不去了一趟蓝海医院。枝子激动得流泪。她挣扎着用另一只胳膊去揽刘德华的脖子，但刘德华躲开了。我好不了啦，你还要我吗？枝子的声音，带点磁性，沙哑的，男孩子味的声音，还要我吗？

　　刘德华说：“你好好养伤，我走了，”他回过头见枝子的眼里有泪，于是又多说了一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自己也觉得怪怪的。这是毛主席的话，不能随便说的。刘德华那会就想说一句毛主席的话，但毛主席的话他就记住了这一句。后来想起了好多，但用不上了。走在乡间小路上，刘德华只好对着广阔天地一句一句地朗诵。

　　“槐树林，大树枝

　　刘德华，咔，咔，咔

　　咔，咔，咔，刘德华”

　　梁巧巧的话把刘德华吓了一跳。

　　梁巧巧躺在一张大渔网上。渔网系在两棵大槐树上。

　　织网专业队队员都回家吃午饭去了。梁巧巧在值班。刘德华没敢说什么，因为梁巧巧的父亲昨天在高音喇叭上讲话了。他夺权取得了胜利，成了河湾最高行政首脑。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梁巧巧手里拿着一张崭新的《人民日报》，“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声音突然升高。

　　刘德华跑出了槐树林。

　　他到家门口的时候，槐树林里还响着“刘德华，咔，咔，咔”。

　　梁巧巧乘虚而入。近日对刘德华展开了游击战。刘德华到哪里，她就“咔咔咔”追到哪里。

　　梁巧巧简直就是一只小狐狸，精，媚，灵巧。

　　她父亲当了十年的护林员，她跟着父亲在大树林子里转悠了十年。在树林子里长大的孩子，你想，她会是什么。还有一点，白，苍白。长大了她就加入了织网专业队，还是没走出大树林。

　　梁支书当护林员，以稳、准、狠著称。要不也不会一当就是十年。关于他，有很多传说，说他以大树林为掩护，以树枝子、蘑菇、葛条、山药、柴火为诱饵，周围村庄爱占小便宜的女人被他俘虏了不少。

　　他有个外号叫“二百斤”，是专指他裤裆里那东西的。

　　有一次，外村来了个卖肉的，梁支书买了一斤，他左看右看觉着不够斤两，加上他好欺生，就骂起来：“操娘的，鸟这么一点也够一斤？”

　　那人五大三粗，又是杀猪的，你想他害怕?就反问梁支书：“你那鸟有多大？”

　　“二百斤，像你这么大！”

　　“二百斤”就这么叫起来了。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这样叫。不管怎么说，这样一个绰号，让那些不大着调的女人，很是想入非非的，有的慕名而来，钻入大树林，故意把树枝子折得叭叭响。

　　刘德东在我的笔管里，一再强调，一定要好好写写枝子这个人物。把这个人物，把她在河湾的那段经历，特别是她和刘德华的那段恋爱经历，要当成历史去写，要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和勇气，拨除一切乌云和迷雾，让历史人物还原，还原，再还原，要对桔枝负责，要对历史负责，要对未来负责，要对河湾村的广大人民负责。

　　最后刘德东告诉我，你就是刘德东，刘德东就是你，把你亲眼见的，以及听到的，推理出来的，全部写出来。不要以为你是谁，你是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嘿，历史学家？十三亿人伸出了大舌头。

　　在我的记忆里，桔枝这个人物，并不是清晰的，相反是恍惚的。

　　她从一座南方城市来到河湾村，只在了六年。她的父亲总是沉默寡言，深入简出。她父亲的路，她父亲的话，她父亲的快乐，都交给了她，由她代父亲去完成。可以说，河湾村里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她。她成为我的嫂子，也属偶然，要不是刘德华这小子在小学校教书，换了我，或换了任何一个小伙子，都会和她理所当然地好上。

　　除她在河湾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谁也不知道她的过去。顶多知道她母亲是上吊死的。我哥哥刘德华也没能知道得更多一点，无论怎么问她，她都不吐露一句，问急了，她会想法子机智地绕开，有时是用尖尖的硬硬的舌头堵住刘德华那长满黄牙的大嘴。

　　我嫂子枝子从医院回来时，刘德华已经差不多叫梁巧巧“咔咔咔”挺了。我亲眼见过，他和梁巧巧在中午的大树林里，抱在一起，在草地上滚打撕咬，然后就听到了梁巧巧浪声的大笑。

　　枝子钻进我和刘德华住的小西屋，不出来，一整天不吃不喝，就问一句话：“还要不要我？”枝子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好像她的天就要塌了，但刘德华一点也没有同情和帮忙去顶的意思，无论她如何央求。

　　她正在遭遇一份绝望。

　　我趁刘德华上厕所的空挤进屋里，叫了她一声嫂子，随着轻轻的一声应答，她很感激地看了我一眼，那忧伤里夹着柔情和无奈以及自责以及求助的目光，像不讲道理的蚂蚁狠狠地在我脸上咬了一口。我记得，当时我是哆嗦了一下。她脸上的笑，那么干燥，像贴上去的一层揉皱了的银白色薄纸。

　　不论谁怎么说，我都不会做那种让枝子难堪的事。所以，姐姐们那时对我很失望，异口同声地说我是狗屎抹不到墙上去。

　　枝子在我们屋的时候，天太晚了，我就随便躺在姐姐们或父母的床上睡着了。除了父亲，所有的人到了睡觉的时候，就晃我、咯吱我，让我快醒醒快醒醒，说：“你自己有床，快滚，快去赶走那个骚货。”我装睡装死，怀着无限的怨愤，忍受着折磨。

　　一天黑，姐姐们就去叫刘德华出来，轮番的，循环往复的，一会一个，没完没了。枝子用上所有的力气，拉住刘德华，说，你走我就死在你家里。哥哥不敢出来。直到母亲出来叫了，枝子才捂着脸流着泪走出来。

　　她在胡同口停下来，还是问那句：还要不要我。

　　刘德华显然是矛盾的。他从骨子里喜欢枝子，但又忍受不了她的那种性格。关键的还有一点，那就是梁巧巧的乘虚而入。

　　“二百斤”一天在大喇叭上要讲几次话。早上讲：“今天我们抓革命，去运粪”，中午讲：“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晚上讲：“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老三篇要当饭吃”。

　　夜很深了。大喇叭像一只怪兽，黑乎乎的，高高地蹲在树杈上。代替大喇叭的是偶尔的几声狗吠。

　　枝子和刘德华还在胡同口。母亲的头像胡同口被脚踩动的石碓，一次次抬起来听。快到半夜的时候，她就在床上喊了：“刘德华，回来，关大门，回来，关大门！”一连喊几次。声音很大，半个村子都听得见。

　　这时候，我就格外恨我的母亲。很想用一块泥巴把她的嘴给堵上。

　　我们一家人都快成了什么？也就我还好一点，但又什么也说了不算。落井下石，是乡下人最看不起的一种缺德行为。可我们家里的人正在这样做。

　　枝子在我们家，也就好了开头那一段，这主要得力于她城里人的那种天生丽质般的漂亮。她的漂亮让我们爱虚荣的一家人好好地过了一把瘾。

　　枝子那段时间几乎成了我们家的人，像我的第五个姐姐。

　　她和刘德华怀孕那件事，对她的打击是致命的，包括身体的和心灵的。她不敢让父亲知道。在我们家她每天都要喝一壶中药（药方是母亲找接生婆讨来的，里面竟有最令人恶心的癞蛤蟆和蚯蚓）。

　　当孩子从她身上流下来的时候，她就像换了一个人。

　　“我真想死。”我亲耳听见她在胡同口和刘德华这样说过几次。

　　刘德华你给了枝子什么？

　　我们家又给了枝子什么？

　　又过了好久，才听见我家大门上闩的声音。

　　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晚上都是这样。

　　突然有一天，枝子没来我家。

　　上午没见她，下午仍没见她。我母亲到西屋里看了四五次，仍是连枝子的影子也没见到。到了晚上还没来。

　　我母亲不知道，枝子和她的父亲今天早上已经离开了河湾村。是她父亲去请求了上级。他们俩是悄悄走的，谁也不知道，可能在天亮前就已经走了。

　　在学校放假的时候，按例是每天打三次钟：早上六点，中午十二点，下午六点。但今天没有打。早上没有人发现，到中午就有人发现了。有些老太太坐在胡同口闲聊，等钟声响了好回家做饭，可一等不响，二等还不响，眼看，太阳都偏西了，西墙下都有了影子，钟声还是没响。打发小孩子去学校看，枝子家的屋子空了。

　　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心里还是“格噔”了一下。但随即就像当年生下我时那样，她突然有了一阵说不出的轻松。

　　我感到怅然。心不由己地跑到西岭顶上，朝西看。乡村公路很快就被村庄、庄稼地以及那些连绵无尽的青山翠岭挡住了。直到天黑我才回家。

　　晚上，刘德华很晚才回来。关大门的声音，吱吱悠悠的，响了好一会。那声音，像两个人在争执，在哭诉。那是木头和石头的语言，它们有时模仿人类的悲伤、狂喜、狡猾，并且模仿得是那样惊人的逼真。在这样深的夜里，它们的出色表现，招引着一些失眠者，去做各种各样的联想。

　　昨天晚上的月亮有点奇怪。

　　它就挂在我家大门口左侧的那棵老榆树的上空。一会儿有一朵小云彩来遮挡它一下。一会儿，一朵。一会儿，一朵。看一会，就不怎么像遮挡了，倒像是抚摸。擦拭。爱抚。

　　昨天晚上的枝子多么需要爱抚呀，而刘德华那小子简直就是一块木头加孬种。枝子都说了几遍：吻吻我，都说了几遍：摸摸我的脸，都说了几遍：抱紧我，但刘德华还是无动于衷，把一双肮脏的手背在身后。

　　枝子用那只好胳膊弯着绕着去亲近刘德华的手，而丧心病狂的刘德华竟动用了几十种办法进行有效的躲避。

　　枝子的另一支胳膊，仍然吊在脖子上，很悲壮的，像受伤的女游击队员。

　　这样的悲壮景象，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我们这地方常见，常见的。我二姨就打过三年的游击，轻伤十七次，至今还有一粒子弹睡在她臀部深处的一块骨头里。后庄的刘二奶奶就是著名的“沂蒙七飞天”之一，又称刘红嫂，和山东省沂南县马牧池乡用自己的奶救活伤员的“红嫂”明德英并驾齐驱。很悲壮的。

　　我敢说，刘德华那时的心思，肯定飞到梁巧巧那小妖精那里去了。

　　喜新厌旧的刘德华对落水鸡一样残的枝子说：“我不能那样你了，因为我不爱你了！”

　　“你怎么说不爱就不爱了，当初你多么爱我，你这样让我受不了。德华，我的好德华，我不好吗？我是多么地爱你，我是多么地好，德华，你会后悔的！”

　　我躲在我家东院墙的后面，听见了他们的谈话，他们俩最后的谈话。透过石头墙宽大的缝隙，还看见了一些不该看见的场面。

　　我真不想用“谈情说爱”来形容他们的这次对话。他们的声音很低，但却掩盖不住语言的激烈。

　　完了，彻底完了，我想枝子完了，刘德华完了。这样美好的爱情，都能说完就完，天下还有什么不完的呢。

　　如果没有那天晚上的“隔墙有耳”式的偷听和偷看，我不会在这篇小说里描写得如此真实，如此细微。历史学家，委实不敢当，但我自信已经“原汁原味”地把自己那晚上的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我只是一个见证者。

　　那真是一个漫长的夜晚。月亮，从老榆树的上空挣脱出来，越走越远，远远地，很悠闲地打量着那棵曾经让它纠缠不清的老榆树。

　　老榆树细密的、奇形怪状的枝柯越来越渺小，越来越模糊。

　　枝子终于哭着走了，像一位在紧要关头失去亲密战友的战士，或被革命误解甚至被抛弃了的女战士，带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和心灵，踏上了另一条道路。

　　刘德华站在那里没动，这小子，铁心了。

　　我怕枝子害怕，更怕她出事，于是就飞也似地爬过西墙，从另一条胡同，迂回曲折地穿过去，悄悄地追上了她。

　　那晚我是多么重要。顺便在这里记上了。

　　要不历史就会忘记了我，忘记了那个夜晚。

　　在不到七百米的路上，枝子遇到了三只狐狸，十九只黄鼠狼，一只野猫，四条蛇，一条狼。这些野物，全部都曾经试图悄悄地靠近枝子，然后再拦住她，但都被我用适时飞起的石头打破了它们的无耻阴谋。

　　枝子不明白石头的事，弄不好，她还以为是刘德华在暗里想置她于死地呢。她的心肯定是碎了，烂了，血流如注了。

　　回望三十前的夜晚，感到很悲凉。已经很遥远了，三十年前的枝子，三十年前的河湾，三十年前的老榆树，三十年前的月亮。

　　可三十年前的我，还是一个少年，一个善良、清纯的少年。

　　然而，多么无奈……是不是很无奈？

　　“嫂子！”

　　“你说什么？”

　　“对不起，我想起了另一件事，不关你的。”

　　女司机的一只手，从栅栏那边伸过来，抓住了刘德东的手。

　　三只手握在一起。

　　刘德东吻着这只有点粗糙，还有点咸味的小手。

　　大海滩就在前边，枝子的声音，大海滩快到了，大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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