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欣

　　近代名家与丹凤街

　　丹凤街自古便留下了不少文人墨客的踪迹,比如今天丹凤街中段的唱经楼,便是南唐后主李煜忏经诵佛的地方,而距此不远还曾有一座焦状元楼,那是明代南京著名的学者焦竑的宅第,他曾是万历已丑年的状元。到了近代，这里更是和许多名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先是大画家徐悲鸿，1928年徐悲鸿来中央大学执教。当时的中央大学就位于今天的东南大学，初到南京的徐悲鸿便被暂时安排住在学校附近的丹凤街52号中大宿舍。虽说是暂住，但徐悲鸿在此一住便是四年多，两间不大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书籍和字画，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徐悲鸿利用课余时间，历时两年多，创作了取材于《史记》田横故事的大型油画《田横五百士》。徐悲鸿在丹凤街52号一直住到了1932年12月，才搬去位于傅厚岗6号的新居居住。

　　徐悲鸿搬走后，这里又来了著名剧作家田汉，与徐悲鸿不同的是，田汉来南京是被抓来的。1935年春，田汉因在上海参加左联活动，遭到国民党当局逮捕，不久即押来南京，关押在宪兵司令部,饱受折磨,后经徐悲鸿、宗白华等著名人士出面,才将田汉保释出来,但不能离开南京。于是，田汉便在徐悲鸿的帮助下，住进了丹凤街的中大宿舍。虽然田汉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但他依然笔耕不错，坚持创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身处陋室的田汉先后创作了《黎明之前》《洪水》《械斗》《卢沟桥》等多部抗战题材的优秀作品，充分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对日不抵抗的反动面目。

　　在三十年代的丹凤街，除中大宿舍这里聚集了大批的文人、学者，还曾有一位大作家居住在丹凤街，那就是以《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作品斐声文坛的张恨水。张恨水是因与友人合办《南京人报》而来南京的，初到南京的张恨水便住进了丹凤街的一处老式民居中，这里店铺林立，茶馆热闹，一派市井繁华景象，张恨水每日穿行其间，日子久了，便有了那部以丹凤街的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丹凤街》。

　　如今，人去楼空，丹凤街早已旧貌换新颜，成了南京著名的手机一条街。今天行走在这条街上的人们，大概已无人知道那些曾经同样行走在这条街上的名家们了。

　　南京的文化"先锋"

　　南京，自古便是人文荟萃之地，早在清代，南京的书店就多达数百家，冠于全国。但是，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南京的书店业却形成了新华书店一股独大的局面，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对于南京，这座六朝古都来说，未免有些单调，于是，一座全新风格的书店应运而生了，这便是坐落在广州路上的先锋书店。

　　提起先锋书店，在南京的文化圈和知识圈里，恐怕很少会有人不知道。起初，先锋书店与其它的私营小书店一样，只是太平南路上的一个很小的门面。不过，"先锋"的钱老板，却是一位极精明的商人，他从一开始就为"先锋"定下了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那就是只经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这在南京当时的小书店里，可谓独树一帜，很快，"先锋"便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购书群。

　　搬到现在位于广州路上的新店址，是"先锋"的一次重要转折。精明的钱老板早就看中了这处新店址，因为这里地处繁华地段，周围又坐落着多所大专院校，特别是以文科见长的南京大学与这里仅一墙之隔，文化氛围浓郁，与"先锋"的定位完全吻合。这时的"先锋"，定位更加准确，来此购书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也正是在这时，结识了"先锋"。那时，我在南大上学，"先锋"对于我们这些买不起书的穷学生来说，是最好的观书场所，因为，这里的书总是比别的地方新，而且还有沙发和茶水，所以那时我只要一有空，就会来这里看书，有时下午没课，我竟会在"先锋"坐上一下午，现在想来，那时抿一口茶，看一本书的悠闲生活，真是太"奢侈"了。

　　前面说到"先锋"的书总是比别的地方新，确实，这主要是因为"先锋"的进书渠道要比别人快一步，要不怎么敢叫"先锋"呢？但是，"先锋"之所以敢叫"先锋"，更重要的是它在思想上的"先锋"，许多在当时不被看好的书，别的书店都认为没人会买，便不敢进，怕赔钱，而"先锋"却敢进。有先锋的书，自然也就会有先锋的人，"先锋"的钱老板就是一位先锋的人，钱老板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也是一位文人，他早年曾求学于南大中文系，经商成功后的钱老板，依然不忘当年的文学梦，在他的帮助下，一些小型的文化活动、讲座经常在"先锋"举行，在这些活动和讲座中，各种先锋的思想在这里碰撞、交流，每次总能使我受益良多。

　　最后再多唠叨几句，南京的书店很多，除了本人极力推荐的先锋书店外，位于新街口的新华书店（中山东路店）和南京书城，也是值得一逛的，这两家书店是属于那种大而全的综合性大书店，其它并无特别之处。如果你想买便宜书，那最好去位于山西路的长三角图书批发市场，这里的书零售均可打八五折，是不少淘书者的乐园；爱好古籍的朋友，可去太平南路上古籍书店，那里的古籍和文史方面的书十分全面，有时还会有古籍善本出售。另外，南京还有不少专卖旧书的小书店，这些书店主要集中在朝天宫古玩市场和南京大学周围，如果认真的淘一淘，这些小书店有时也会给你带来意外的惊喜。

　　杜牧与金陵杏花村

　　唐代大诗人杜牧曾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清明》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一千多年来，伴随着这首诗的广泛传播，关于杏花村的具体地点，也被人们争论了一千多年。山西汾阳、湖北麻城、安徽贵池、江苏徐州等地均称自己是杏花村的出处，其中尤以山西汾阳说和安徽贵池说流传最广，但其实杜牧诗中所指的杏花村却是在南京。

　　先看文献上的记载，据北宋初年编纂的《太平寰宇记》在昇州（金陵）江宁条下记载："杏花村在县城西，相传杜牧之沽酒处。"这是古代文献中关于杏花村的最早记载，它十分明确的表明了杏花村就在金陵。另据清嘉庆年间陈文述编纂的《金陵历代名胜志》记载："杏花村，杜牧沽酒处，牧之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夜泊秦淮近酒家'，皆在金陵……"书中还有附诗一首："江南春雨梦无限，沽酒旗亭白下门，一自樊川题句后，至今人说杏花村。"樊川是杜牧的号，此诗后两句正是说，因为杜牧在金陵写了这首《清明》诗，才使人们至今还记得杏花村。此外，李渔在《笠翁对韵》十三元中为杏花村注解时，也说杏花村"在金陵"。还有明焦竑《重建凤游寺碑记》、清陈作霖《凤麓小记》、民国《首都志》等文献均记载南京杏花村为杜牧沽酒之处。

　　再看杜牧的行踪，杜牧一生当中曾数此游历金陵，其中有明确记载的就有两次，一次是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年）春，另一次是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秋。前一次杜牧是由宣州赴扬州上任时路过金陵，那年杜牧31岁，正是在这次路过金陵时，杜牧创作了《泊秦淮》、《江南春》、《清明》等佳作。当时，正是清明时节，诗人冒雨出游，面对六朝故地，目睹了曾经繁华的六朝金粉地已成断垣残壁，不禁触景生情，为已日落西山的唐王朝感到忧虑，于是，来到杏花村，借酒浇愁，并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清明》诗。

　　那么，杏花村究竟在南京哪里呢？据载杏花村"在新桥西信府河，凤凰台一带，与古长干相连。" 此处，绿水环绕，山清水秀，远眺大江，近邻秦淮，历来就是文人骚客的游览胜地，除杜牧外，李白、吴敬梓、曹雪芹等大家都曾来此游历。到南唐重修南京城时，将杏花村、凤凰台一带圈入了城中，因此，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杏花村应该位于南京城西南隅的秦淮河边，即今天的集庆门附近。

　　如今，时过境迁，当年那曾令无数文人骚客向往的杏花村早已难觅踪迹，这里现在只是一片拥挤的居民区，再不见当年的清山秀水，也没了当年的宁静和闲适。只有巷口的一块石碑还在向人们述说着这里往昔的辉煌。

　　走近赛珍珠故居

　　在中国大概有三处赛珍珠故居，镇江一座，宿州一座，南京还有一座，位于镇江登云山上的赛珍珠故居，已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一处旅游景点。最近又听说宿州的赛珍珠故居也在搞旅游开发，不知开发出来又会是什么样？与前两处相比，位于南京大学校园内的赛珍珠故居，却是养在深闺人未知。

　　一个飘着雨的下午，我撑着伞走在校园里，不知不觉又来到了位于校园深处的赛珍珠故居。和以往一样，这里依然是大门紧闭，我仰起头，透过迷茫的雨雾，又一次仔细打量着这幢建筑。这是一座并不出众的二层小楼，典型的欧式建筑风格，最有特色的要算门前那四根西方古典风格的圆形立柱了，这四根立柱支撑起来的门厅，曾目睹了在这里出入的文坛巨将和达官显贵们。门厅之上是一个阳光充足的露台，这露台之上也许曾承载过赛珍珠与徐志摩那段不为人知的恋情。我走上台阶，又看见了大门上的那面铜牌，铜牌上写着这样一段文字："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S BUCCK 1892-1973）1919年至1934年居住于此，时任金陵大学英语教师，并著有《东风，西风》、《大地》三部曲、《母亲》、传记《异邦客》、《战斗的天使》，译作《四海之内皆兄弟》（《水浒传》），于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这面铜牌上，我似乎又看见了这里曾经的主人，看到了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在这里，赛珍珠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她的处女作《放逐》和成名作《大地》都曾创作于此。后者曾使赛珍珠获得了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并给她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但是，这部"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史诗般描述"的作品，在中国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客观的说，这部作品并没能真正的反映出当时中国农村的现实，不过，这却是 "为中国题材小说做出了开拓性贡献"的一部作品。

　　在这里，赛珍珠将《水浒传》翻译成英文，介绍给了世界。在她的《水浒传》中没有了朝廷的招安，只有罗宾汉式的绿林豪杰，他们是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公民，所反抗的是邪恶的势力和无道的社会。

　　在这里，赛珍珠与她第一任丈夫布克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也是在这里，赛珍珠与徐志摩相识、相恋。这段恋情是如此的短暂和隐密，以至于后人足足争论、猜想了半个世纪。

　　在这里，还曾留下了老舍、林语堂、梁实秋、胡适，这些文坛巨将的足迹。也是在这里，当中国人民处于最危急的1937，贝德士、麦卡伦、费奇，这些国际友人冒着生命危险救助着中国难民。

　　在这里，还有……但当这里的一切，都成了过往云烟的时候，留给赛珍珠就只是难以释怀的回忆了，晚年的赛珍珠曾在大洋彼岸充满深情的回忆道："我住在南京的一所旧砖瓦房里，房子的四周是一座我喜欢的大花园。在那里，我种树栽花，我丈夫培植蔬菜。我们在花园里工作，夏天在这里进餐，朋友们带着孩子同我们一起在这里游憩……"

　　雨渐渐停了，我的思绪却仍停留在这所房子里，我一直在想：是什么造就了赛珍珠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带着疑问，我走下了台阶，一滴清亮的雨珠正巧落在了我身旁的泥土里，哦！我似乎明白了，不正是这江南的水和土，养育了这位异国的奇女子。

　　日本，是中国的友好邻邦吗？

　　近两年来，无论是齐齐哈尔毒气伤人事件，还是钓鱼岛问题，日本方面均表现的极其冷漠。由此想到慰安妇、南京大屠杀、中国劳工索赔、历史教课书等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日本方面均没有任何谢罪和赔偿的表现。再看看今日的日本，右翼势力横行，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不断扩充军备，频频向海外派兵。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日本，是我们的友好邻邦吗？

　　其实，只要仔细分析一下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便不难回答这个问题。长久以来，很多中国人一直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即认为日本同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史，两国的关系一直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在唐朝，两国交往十分密切，只是到了近代，才发生了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即便是在被认为中日两国关系最好的唐朝，两国关系也是暗流涌动。

　　虽然传说早在秦朝，中日两国便有交往，但中日两国的第一次正式交往却是在战场上，公元七世纪中叶，朝鲜半岛正处于三国时代，日本认为有机可乘，便派兵渡海攻击新罗，而大唐正是新罗最坚定的支持者，于是，两国便在海上爆发百江口之战。战争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弱小的日本根本不是大唐的对手，据史书记载："大唐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日本对大唐的第一次交往便是这样收场的。日本在领教了大唐的强大后，终于学乖了，此后，日本不断派遣遣唐使，来学习大唐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但这并不表明，日本对大唐没有任何的企图，只是因为大唐对日本来说实在是太强大了。所以与其说这一时期两国关系是友好的，不如说是大唐以其强大的国力震慑住了日本，同时又以宽宏的胸怀接纳了日本。

　　唐以后的几百年，日本一直处于幕府的统治下，国内局势混乱，无力对外扩张。但到十六世纪末，丰臣秀吉曾短暂统一了日本，于是，对外扩张又被提到日程上来。丰臣秀吉曾狂言："我已统一了日本的66个州，接下来还要拿下中国的400个州"并制定了所谓的"三点计划"简而言之，第一点朝鲜，第二点中国，第三点世界。这于三百多年后的"田中奏折"是何等的相似！可见日本的扩张思想是一脉相承、根深蒂固的。只可惜丰臣秀吉打错了算盘，算错了流年，虽然当时的明朝已十分腐败，但日本仍不是明朝的对手，在中、朝联军的强大攻势下，丰臣秀吉很快就被赶回了日本，不久便在悔恨交加中死去。

　　直到近代，中国衰落了，而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迅速的崛起，这使日本终于有了向中国挑战的资本。于是，被压抑了一千多年的日本开始了疯狂的报复，"南京大屠杀""用活人做细菌实验""慰安妇"这些在现代战争史上最卑劣、最残酷的一幕幕都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手中上演。战后，日本始终没有正式向中国人民谢罪和赔偿，五十多年过去了，日本留下的毒气弹仍在害人，一系列的历史遗留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前，日本还不能算是我们的友好邻邦。

　　我决不否认在中日两国两千年的交往史上，两国人民曾有过十分友好的交往，但我们通过这两千年的历史也应该清楚的看到，历史上只要有机可乘，日本便要对外扩张。所以，当我们教育下一代要与邻国友好相处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告诉他们：提高警惕，时刻提防着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历史在这里凝固

　　我已不知曾多少次走进这座巨大的皇陵，记得幼年时，家就住在紫金山下，经常到明孝陵玩，那时，明孝陵留给我的唯一印象就是断垣残壁，而这些断垣残壁正是我和小伙伴们捉迷藏的好地方。到中学时，在中学语文课本上读到一篇课文--《梅花岭记》，这是一篇记录明末抗清名将史可法事迹的文章，文中记录了史可法在危急时刻，曾对自己的后事做了这样的安排："吾死，当葬太祖高皇帝陵之侧，不可，梅花岭可也"。那时，我不明白为什么史可法在危急的时刻仍念念不忘要葬在明孝陵。于是又来到明孝陵，想看看这里究竟有什么吸引着史可法，但看到的仍是断垣残壁，不过，这时的我已有了一些以前不曾有过的感受，同时，面对这谜一样的巨大皇陵,我心中又涌起了一个又一个的疑问，这些疑问促使我翻阅了不少书籍和资料 。几年后，当我再次走进这座巨大的陵园 ，再次面对这些熟悉的断垣残壁时，涌上心头的却是对历史的思考和感悟。我似乎感到了历史仿佛在这里凝固,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曾见证了一个王朝的兴衰, 明孝陵的历史，便是一部大明王朝的兴衰史。

　　当朱元璋定鼎金陵，建立大明王朝后，这位当过和尚，又讨过饭，白手起家的农民皇帝，便开始为自己的后事考虑了。传说早在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便亲率徐达、刘基、汤和等文臣武将到东郊堪察地形，最后选定紫金山下玩珠峰的蒋山寺为万年吉地，据明张岱《陶庵梦忆· 钟山》记载："钟山上有云气，浮浮冉冉，红紫间之，人言王气，龙蜕藏焉。高皇帝与刘诚意、徐中山、汤东瓯定寝穴，各志其处，藏袖中。三人合，穴遂定。"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孝陵正式开工。次年,马皇后病逝,谥"孝慈"，遂"命所葬山陵曰孝陵"。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死后，与马皇后合葬孝陵。但是明孝陵的建造并没有结束，直到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孝陵的建造工作才全部结束。前后历时32年，耗银数百万两，动用人工200万人以上。明孝陵工程之巨，持续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极为少见，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力作支撑，这样巨大的工程恐怕只能永远停留在图纸上了，所以说明孝陵的兴建是伴随着明王朝的巩固和强盛展开的，它见证了明王朝在朱氏父子手中，励精图治，一步步走向辉煌的历史。

　　但是，这里在见证辉煌的同时，也见证了一段骨肉相残的历史，朱元璋死后不到三年，燕王朱棣便以"靖难"为名，杀到南京，将建文帝赶下皇位，自己取而代之。可是后来，朱棣自己也对自己皇位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于是想到要在明孝陵前立一块空前绝后的巨碑，来彰显自己对父皇的大孝，来宣扬自己作为太祖高皇帝嫡子继承皇位的合法性，于是，便有了汤山那永远拖不走的巨型碑材。有人说，朱棣也许压根就没打算拖动那巨大的碑材，只是做做样子而已，说的也许有道理，但不论怎样，都只苦了那些没日没夜凿石的工人们。

　　朱棣最终还是没能为父皇竖起那块巨碑,于是，只得在竖起一块"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后匆匆离去。朱棣以后的明朝皇帝大多昏庸无能,他们没有兴趣也没有精力回江南来拜谒祖陵,于是,明孝陵便在寂寞和岁月的侵蚀中逐渐沉沦。但是到明朝末年,明王朝处于内忧外患的时候，许多人又想起了明孝陵，首先，崇祯皇帝想到了它，但一块"禁约碑"又怎能挽救风雨飘摇的明王朝，抗清名将史可法也想到了它，但一句"吾死，当葬太祖高皇帝陵之侧"也成了永远不能实现的奢望，还有郑成功，征战之余，仍不忘拜谒孝陵，以至贻误战机，功亏一篑。

　　一个王朝的兴衰在这里竟如此的凝固在一起，展现在我们面前，明孝陵仿佛是一位历史老人，向我们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如今，时过境迁，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明孝陵，已经焕然一新，迎来了它的第二次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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